因為有“鐵血宰相”這個稱号，很多人印象中，俾斯麥是一個好戰、冷酷的人，更有人說他是希特勒的精神教父，但其實普奧戰争和普法戰争，都不是俾斯麥挑起的，而是被動應戰，在戰後也盡力避免與奧地利和法國的仇恨加深，這都是一個資深的政治家的深謀遠慮，和希特勒的主動挑動戰争完全不是一個路子。
德意志民族在普法戰争後的崛起和統一，使得民族情緒高漲到了他完全無法控制的程度，而國内政治形勢，讓普選權又過早實作，并不懂得政治的大衆，完全被民粹所操縱，戰争的熱情和民族的自豪感不斷膨脹，這為後面的一戰和二戰的發生埋下了禍根，而人們卻完全沒有意識到巨大的危險和災難就在眼前。這對我們中國的也很有啟發意義，珍惜和平的環境，是每一個人的責任。
這篇我們聊聊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假如你是俾斯麥，你有沒有辦法做得更好，進而避免德國的毀滅；
第二個問題是，俾斯麥和希特勒有沒有關系。
<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7">民族主義情緒</h1>
可以說，俾斯麥對由外部環境的惡劣，會導緻帝國滅亡的這個悲劇性的結局，從一開始就有清醒的認識。是以，他的對外方針就是三個字：不擴張。不僅不在歐洲尋求領土擴張，也不搞海外殖民地，以免與英法産生沖突。可是，俾斯麥的退卻，并沒有起到什麼作用。
從神聖羅馬帝國時代開始，德國和法國就是世仇，而普法戰争中戰勝法國之後，德皇威廉一世，甚至包括俾斯麥本人，都很難控制住飄飄然的情緒，而且德國全境民族主義情緒高漲，南德主動要求加入，在當時的情緒下，如果不順應這個民意，無異于政治自殺。
是以，打赢普法戰争之後，不管俾斯麥願意不願意，德意志第二帝國的成立，就無法被阻擋了。
<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11">選舉制度</h1>
如果德國在1870年就啟動政治改革，從皇帝擁有實權的君主專制政體，轉型成為英國式的資産階級議會民主政體，是不是就能避免後面的悲劇呢？
在普魯士，代表國王和貴族的保守黨，在議會裡赢不了代表資産階級的自由黨，是以俾斯麥1867年就在普魯士推行了普選制，讓農民投票支援國王。但從1840年開始，德國開始了工業化程序，農民大量變成勞工，勞工階級的黨就越來越壯大。德國的政治主角就成了國王＋農民的保守派，與勞工階級政黨之間的對抗，而代表資産階級的自由黨，根本成不了氣候。如此一來，英國式的議會政治，也就成了水中月鏡中花。
在英國，底層群眾對政治的參與過程，一直受到精英階層的引導和控制，就沒有産生嚴重的政治對抗。這和法國和普魯士不一樣。這兩個國家，普選權是一下子實作的，這導緻了兩個國家民粹主義的泛濫，而民粹主義，群眾變成是一群烏合之衆，隻能看見眼前的利益和跟随最極端的思想。
是以，普法戰争一打勝之後，當時的外部環境，幾個強大的國家如英國、法國、俄國、美國都陸續成了德國的敵人，而自己的盟友又太弱小且離心離德，這就注定了德意志第二帝國必然毀滅的悲劇性結果，這已經不是俾斯麥能夠左右的了。
<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17">俾斯麥和希特勒</h1>
接下來，我們來說說第二個問題：俾斯麥和希特勒是個什麼關系？
一直以來，德國史學界的正統觀點是：俾斯麥用民族主義、軍國主義和獨裁政體這三樣東西，組成了一個四處征伐的混合體，這個路徑，決定性地誘發了納粹。是以，俾斯麥是希特勒的精神教父，是他的引路人。
諾恩完全不同意這樣的觀點。因為，這兩個人實在是沒有一點共同之處。
首先，希特勒主張的是大德意志，也就是，德國在能力範圍内能支配多大的歐洲和世界，他是全力擴張的；而俾斯麥追求的是小德意志，也就是“普魯士能控制的德國”，他是堅決反對擴張的。
俾斯麥說過這樣一句名言：“争奪世界霸權是德國負擔不起的事情”。俾斯麥1862年上台，1890年被解職。其間普魯士雖然打了好幾場大仗，但沒有一場是俾斯麥主動發起的。
再從對德國的态度來看，俾斯麥雖然内心很悲觀，卻仍然殚精竭慮，努力為德國争取一個最好的結果。而希特勒在敗局已定時，下令毀掉德國所有的物資，聲稱“沒有完成曆史使命的民族，沒有資格生存下去”。從這個角度來看，還要堅持說俾斯麥是希特勒的精神導師和同路人，那就很說不過去了。
如果拉開一點距離，把俾斯麥放在更開闊的曆史背景下重新審視，他跟我們之前想的不一樣，他其實是被動地成為了一個“鐵血宰相”。而令人感慨的是，回望19世紀，當時的人對20世紀的必然悲劇，渾然不覺。
好，諾恩的《俾斯麥：一個普魯士人和他的世紀》，就介紹完了。
下面是前三篇文章的連結，歡迎閱讀：
《俾斯麥》1：俾斯麥面對君主制與民族主義的兩難
《俾斯麥》2：是曆史統一了德意志，不是俾斯麥
《俾斯麥》3：統一後的帝國，怎麼這麼多麻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