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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奴》:又一顆“蒙塵的鑽石”

作者:光明網

作者:中國傳媒大學戲劇影視學院碩士 郝瀚

不同于中國電影第四代的本體覺醒和第五代的影像革新,第三代“紅色導演”扛鼎的“十七年電影”往往給人以工具性過強的刻闆印象。但幾乎三個時代的導演都貢獻出了《小城之春》式的電影,如同“一顆蒙塵的鑽石”,閃耀過漆黑的夜空。李俊是從延安走出來的“中國第三代電影導演”。他在1963年拍攝的《農奴》雖然未跳脫出曆史的禁锢,但其對于影像本體的高度自覺可以說超越時代,足以成為“紅色經典”,堪稱又一顆“蒙塵的鑽石”。

《農奴》:又一顆“蒙塵的鑽石”

《農奴》海報

十七年電影中,尤其以革命曆史題材為甚,大多貫徹1942年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所确立的“新中國文藝”标準叙事範式,即一種典型的“白毛女式”叙事:具有抗争性但又思想落後的勞工、農民、士兵在黨的詢喚下成為被拯救的對象,随後自覺走向革命正途。《農奴》正是遵循這一叙事模式的産物。影片主線叙事建立在強巴一家、蘭尕等為代表的底層農奴們與以朗傑、土登為代表的上層農奴主、僧侶的階級性二進制對立之上。在解放軍的感召下,強巴在進步中成熟并走向革命正途,成長為一名合格的無産階級革命戰士。《白毛女》中“新社會将鬼變成人,舊社會将人變成鬼”的叙事母題在此又得到升格叙寫:“沒有解放軍就沒有新強巴,沒有解放軍就沒有新西藏,沒有共産黨就沒有新中國”。

強巴在影片中被塑造成一個因仇恨而拒絕說話的“失語者”形象,少年時父親被奴隸主迫害緻死,還被征收侮辱性質的“收屍稅”,抗争的種子就此埋藏在強巴心底。但這種反抗一如其身份一樣,是無效的、無聲的抗争,直到解放軍的拯救才使得強巴的抗争走向正途,逐漸變成有效的、帶有話語權的抗争。語言的失落與重獲成為權力崩塌與建構的象征,是支撐強巴革命行動的動力。影片最後,強巴在病榻中醒來,面對作為“拯救者”的工廠黨員蘭尕,幾乎聲嘶力竭的呼喊出第一句話——“毛主席!”,這代表了以強巴為代表的西藏底層、奴隸階級的話語權建立。

《農奴》:又一顆“蒙塵的鑽石”

《農奴》劇照

影片通過平行蒙太奇的方法叙述了另一個“盜火者”——女性角色蘭尕的命運。蘭尕與強巴同命相憐,不但映襯強巴的成長之路,還是強巴苦難命運的見證者,兩人的情感建立在對于舊秩序的共同仇恨之上。蘭尕作為強巴的映襯者,在影片前半部分突出其反叛者形象,并集中展現于“少年強巴偷吃白度母貢品”這一叙事段落:白度母之地位相當于漢傳佛教中的觀世菩薩,少年強巴因饑餓難耐偷吃供在白度母前的供果。此時蘭尕的旁白響起:“替我拜拜白度母,她的樣子那麼好看,心眼兒也一定很好……”然而強巴卻随即被鐵棒喇嘛抓住,遭到活佛的毒打。導演反複利用白度母視角的俯視鏡頭與強巴的仰視視角進行視線縫合,産生一種衆生受難,佛祖無言的延宕感,宗教信仰的缺席使此刻的強巴精神崩塌,進而順理成章的成為革命者。

《農奴》:又一顆“蒙塵的鑽石”

而在影片的後半段,蘭尕卻由妥協的形象轉變為啟蒙者的形象,并且先于強巴由“被拯救者”成長為“拯救者”。蘭尕的轉變展現在這段包含西藏式神秘主義和意識形态性的對白中:“東方出現了個頂紅頂紅的太陽,太陽裡站了個頂高頂高的菩薩,他什麼都看得見。他看見這世界上……這世界上最高的地方,有人在受最深最深的苦。菩薩的手一指,菩薩兵就越過了千山萬水……來解救人們的大苦大難,每個菩薩兵的頭上都頂着一顆五個角的紅星星……”至此,蘭尕的屬性逐漸轉變,成長為《紅色娘子軍》中吳清華式的女革命家形象,又如《五朵金花》中養牛、捕魚、采礦的社會主義新婦女“金花們”一樣,承載以往男性具有的政治地位和啟蒙作用。總體而言,從人物塑造來看,《農奴》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十七年式”嫉惡如仇、激情四射、苦大仇深般的主人公,片中的強巴、蘭尕一如藏地的大川大河,沉重無言,孕情于心而更耐人尋味。

《農奴》:又一顆“蒙塵的鑽石”

此外,《農奴》中極度風格化視聽語言堪稱“十七年電影”中最大的“異類”。從影像造型來看,片中的強巴、蘭尕本就是藏人,具有刀劈斧削、棱角分明的五官,兩位主要人物又多以特寫或占有大畫幅的近景出現,面龐充斥整個螢幕,輔之以極具表現主義風格的高光,使人物産生古希臘雕塑式的沉重肅穆感,映襯了整個影片緩慢凝重的節奏,也帶領觀者逼近人物的内心世界。

在故事講述上,影片采用真正的電影化叙事,盡可能跳脫出因二進制對立式叙事而陷入傳統中國電影“影戲感”的禁锢中。影片幾次轉場極富創意與詩意,對于電影切割時空的獨特魅力把握得精妙無比。例如開篇奴隸主虐殺強巴之父後,強迫強巴之母上繳“收屍稅”,奴隸主将皮鞭扔在地上,鏡頭給予特寫,此時一片陰影撒過,鏡頭上拉,景别擴大,已由奴隸主家華貴的莊園轉到強巴家昏暗肮髒的草棚。

再有便是對于蘇聯蒙太奇學派的本土化,影片幾次運用隐喻蒙太奇迎合主題。例如利用特技攝影表現老農奴坐在巨大的佛掌中塑金身,隐喻宗教統治下任何奴隸都難以跳脫被控制的命運。影片中還出現過幾次極端構圖,即極大景别中占極大畫幅的天地與渺小的人,令人不難想起那部第五代影像美學的扛鼎之作《黃土地》。總而言之,《農奴》在視聽上的超前,在電影化叙事與中國民族化的結合上,恐怕也隻有《小城之春》能夠企及。(郝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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