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洛》整部影片圍繞着塔洛身份的确認展開
在極其有限的排片面前，為了不錯過萬瑪才旦的新片《塔洛》，早起趕了影院的第一場。取票的時候，售票的小夥說，這片子賣得還不錯，有四個人看。看來，消費者和影院人士，對這類影片的票房，本質上都沒什麼期待。
《塔洛》開場，一個藏族男性用誦經腔十足的國語背着毛澤東的《為人民服務》，十來分鐘的固定機位，黑白畫面，無趣且冗長，挑戰着觀衆的忍受能力。但回頭一望，這個片段卻意義非凡。影片男主角塔洛就上過國小，在他人生中對“知識”不多的記憶中，可能就隻有這篇《為人民服務》，在他常年的記憶與背誦中，“為人民服務”和“重于泰山”之死逐漸演化成了他的人生信條。也正因為此，他才能多年如一日的，為他人放羊，并且在現代化的過程中，逐漸被遺忘成了一個沒有身份的“Nobody”。
《塔洛》整部影片，也就圍繞着塔洛身份的确認展開。電影開場在派出所，所長和塔洛就着“身份證”對話，平常又富有意味。塔洛樸素的人生哲學裡，我知道自己是誰就行了。但這種邏輯在現代社會顯然無法行得通，在都市的宏大架構中，每個人并不全然地屬于自己，個人身份的明晰，很多時候，對他人更有意義。有段對話很有意思，所長問塔洛叫什麼，塔洛說小辮子。所長說真名，塔洛說叫塔洛。所長說塔洛，這個名字很美。塔洛腼腆地笑了，說已經很久沒有人這麼叫我了。于是，小辮子和塔洛，成為眼前這個藏族男人的二重分身，前者是隐匿的傳統和自我，而後者成了小辮子需要去追尋和确認的身份。
小辮子帶着拍身份證照片的任務，來到了縣城，開始了他的都市浪蕩記。他在照相館“漫遊”了北京和紐約，幕布背景成了全球化的一種象征，不費氣力對世界主義的一種感覺，讓任何偏遠地區、任何民族的居民，都有可能與世界、現代共存。塔洛和他的羊，以懵懂、怯懦的形象出現在縣城，一種相對的現代化場所。坐在照相機對面的他顯得不安，依然是固定中景的攝影機凝視，引導觀衆審視熒幕上的這位男性。帽子、雜亂的頭發、脖子上的護身符等等，都成為被審視的奇觀，是與現代格格不入的、急需被改造的。于是，在照相館老闆的引導與勸誡下，塔洛又來到對面的理發館洗頭發，在這裡，他遭遇了人生的又一次“啟蒙”。
叫楊措的藏族姑娘，理發館裡貼着的是SHE的海報，梳着藏族姑娘少有的短發，還抽着女士香煙。她成了一個現代性的誘惑，主動挑撥塔洛的身體與意念，她化身成了一個邪惡的啟蒙者，與縣城一起為塔洛制造了幻景，一個有女人和都市拉薩的美夢。塔洛開始對自己的身份又了更多的想象，影響了他作為一個放羊人的職責，最終被人打着耳光訓導：你隻是一個放羊的。但欲望開啟後的塔洛，顯然不再滿足于這個身份，他賣光了自己的羊，帶着十六萬的現金和重獲身份的夢想找到了楊措，卻最終黃粱一夢，楊措找不到了，錢與拉薩的美夢也随風而去。
做一個本雅明筆下的“都市浪蕩者”，顯然是要資本的。塔洛并不夠格，他以為自己可以與楊措帶着錢去拉薩，卻不知道都市浪蕩的前提是對自我身份的認知和對都市的審慎。塔洛對現代化都市中的人并不設防，妄想了化身成現代自我的美好生活。但實際上在萬瑪才旦的鏡頭中，他始終和現代生活是隔離的。即便與他有了身體之親的楊措，銀幕上他們總是恰好地處于鏡像的兩端，大多數場景都是被分離的。而在另外一些場景中，塔洛又總被置于畫面的極下方，似乎總是被壓制着。是以，塔洛自始至終都沒法在現代社會中做一個自由人，始終被規範、引誘、被勸導，名義上是尋找身份，實質上卻是在喪失身份。對塔洛進行規訓的，是一個個鮮活的人，所長、照相館老闆、路遇的警察和楊措，但潛藏在背後的，卻是現代社會背後的權力運作機制。
是以影片結尾，當小辮子既沒能成為塔洛，又失去了自我象征的辮子的時候，他就徹底成為了一個Nobody，在廣袤甯靜的青藏高原上，他再一次失去了身份的蹤迹，成了無處可去又無處可歸的人。這不得不說，是一場現代性的悲劇，沒有技能、沒讀過書、甚至于好記性都喪失了的塔洛最終被抛棄了，他既不屬于過去，也不屬于未來。
萬瑪才旦的鏡頭文法依然冷靜，卻又無所不在地醞釀着構思。長鏡頭和固定場景的大量使用，傳統與現代的融合與沖突，民族文化的逐漸式微，黑白畫面的儀式感，讓整部影片洋溢着冷靜與沉思。但客觀言之，影像符号的過多植入，角色本身的蒼白無力，對楊措/女性的片面描繪，以及二進制并置的思維，無疑還是削弱了影片的力度。但在當下的電影環境中，《塔洛》又無疑是一股清冽的力量，值得每一個愛電影的人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