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之下，塔洛在縣城和派出所中被各種線條切割，面部也被壓迫到了整個視域的邊緣。
【文化譚】
獨特的文化身份和文學創作經驗，讓萬瑪才旦對于由生活細節構成的人物内部沖突特别敏感，并擅長用簡單的叙事構造傳遞出具有層次感的主題。不出意外的話，《塔洛》在院線上映的時間大概不會超過兩周。随後，它會在一些準藝術院線中獲得更長的電影生命，在表達藏人生活和精神世界的同時，為這個飛速變化的時代提供有價值的人文反思。
導演的鏡頭語言精緻而完整
在大片紮堆、刺刀見血的賀歲檔中，《塔洛》就像一頭闖進房間裡的大象那麼不合群。它沒有得到太多的排片，也沒有引發大衆的熱捧，但仍是當下中國電影創作中無法忽視的作品。
塔洛是一位藏族的牧羊人，孤零零地生活在荒山裡，沒有任何親人，隻有羊群、牧羊狗和一台老式收音機陪伴。也許正是這樣簡單極緻的環境，讓他的記憶力好得出奇。在影片剛開始的一條長鏡頭裡，他用誦經般的語調完整流利地背誦了一遍《為人民服務》。曆史對于這個與世隔絕的獨特個體來說，仍然是現實的一部分——直到他走進縣城的照相館，試圖通過拍攝身份證照片被動地融入到現代社會。
鏡頭事無巨細地呈現了塔洛第一次前往縣城的完整經曆。看似波瀾不驚的流水賬之下，現代觀念給人物帶來的情緒波動，在長鏡頭營造出的現實主義氣氛中得到了細緻的呈現，也為後面整個故事的轉折奠定了堅實的情緒基礎和情節鋪墊。
然而，影片又嚴密地控制了對于塔洛在縣城經曆的視覺呈現方式。他的身體和存在，絕大多數都沒有被攝影機-人眼的系統直接觀察到；觀衆需要通過鏡像反射、玻璃窗投射和照相機鏡頭這些的視覺中介，來觀看身體和場景的某個局部。
毫無疑問，這和電影提供給我們的觀看塔洛在自己生活環境中的方式是完全不同的。故事的中段完整地呈現了塔洛自己的生活節奏。不論是大醉酩酊還是辛勤勞作，塔洛和周圍環境的關系都比較完整，展現出自足的實體世界和精神世界。相比之下，塔洛在縣城和派出所中被各種線條切割，面部也被壓迫到了整個視域的邊緣。對電影創作者來說，鏡頭中的一點一滴無不在傳情達意，萬瑪才旦在《塔洛》中探索出屬于自己的精緻而完整的電影語言。
萬瑪才旦反對刻意美化的叙述手法
萬瑪才旦是我國藏語電影的開創者，是一位有着顯著的作者風格和文學氣質的電影導演。他的系列作品，一直在思考和追問民族傳統和身份認同與現代社會經濟結構的碰撞。雖然藏語電影起步較晚，但從世界電影史的角度來看，民族題材的電影，從上世紀20年代的《北方的那努克》（由羅伯特·弗拉哈迪于1922年出品的紀錄電影）時期就已經走向成熟。這類影片往往刻意屏蔽西方和現代文明的要素，集中展示民族在生産、生活和信仰等方面，與自然界之間的對立統一的關系。雖然不直接展現傳統與現代之間的沖突，但對于民族淳樸生活的詩意呈現，卻為現代社會提供了伊甸園的意象。
然而，人們也逐漸意識到此類“自然史詩”式的叙述本身的缺陷。歸根結底，這類影片呈現的并非是真實的民族和他們實在的生活；它本質上是由西方和現代文明，出于自身的需要而想象、建構出來的一種叙事和視覺呈現。在大多數影片中，民族成了一種符号化的工具，他們本身被呈現得光鮮亮麗、恍如仙境；社會、經濟和文化不平等帶來的問題反而被忽視和遮蔽了起來。
60年代之後，随着影視技術的逐漸普及，民族電影和村民影像等新的影視實踐開始出現；當地人自己拿起攝影機，通過電影表達自己對于生活和世界的了解。雖然傳播制度和資本力量對這些獨特的表達仍然多有壓制，但電影創作者們仍能不時地穿透商業電影營造的大衆夢境，傳遞出對于曆史和社會的深層思考。
萬瑪才旦的電影創作正是上述反思浪潮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他通過自己的創作在傳統與現代這樣一個全球性的話題中，探讨了藏人當下的具體經曆。影片也是以同時具有了普遍性的主題意義和特殊的社會文化價值。從《靜靜的嘛呢石》（2006年上映）開始，萬瑪才旦刻意地扭轉對于藏地世外桃源式的叙述方式和視覺美化，并且堅決地将“當代性”作為影片的整體叙事核心。
獨特的文化身份和文學創作經驗，讓萬瑪才旦對于由生活細節構成的人物内部沖突特别敏感，簡單的叙事構造往往能夠傳遞出具有層次感的主題。不出意外的話，《塔洛》在院線上映的時間大概不會超過兩周。随後，它會在一些準藝術院線中獲得更長的電影生命，在表達藏人生活和精神世界的同時，為這個飛速變化的時代提供有價值的人文反思。
□梁君健（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