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英缺錢，想着家裡還有一匹憨馬，打算賣了救急。那馬兒雖憨，卻也任勞任怨、有情分，超英舍不得。“我不賣了！”超英後來知道，買家是專門宰馬冒充驢肉的，他倒貼了錢，把馬兒贖了回來。憨馬賠了錢，超英心裡反而高興。他有一副仁義心腸。
超英是華北平原上的農民，也是電影《平原上的夏洛克》裡的一名“偵探”。他攢了錢，要蓋新房子，老朋友樹河、占義都來幫忙買建材、和水泥，新房子的瓷磚立面上要有“幸福家園”的圖案。
但樹河被車撞了，昏迷不醒。肇事者逃跑，并且現場沒有攝像頭。超英沒說二話，把建“幸福家園”的錢拿出來，送進醫院。要不要報警？城裡人覺得理所應當的事情，到村裡成了問題。說是意外，“新農合”可以報七成。報警說被撞，抓不到人，就不給報帳。這是導演徐磊在自己村裡遇到的一樁真事。
徐磊老家在河北衡水深州鄉下，離縣城二十多公裡。他小時候幹農活，天天澆地，看西瓜。一個親戚被人撞了，肇事者逃了，幾個老頭一湊合，也想去找肇事者。茫茫人海，談何容易，現實中的“追兇”是不了了之。但在電影裡，它有了另一個結局。
拍這部電影時，徐磊很羨慕家裡親戚多的導演——親戚多，能用的演員就多。徐磊父親徐朝英飾演超英，一位叫張占義的親戚飾演占義，片中其他演員也都是親戚朋友。
《平原上的夏洛克》中的所有演員都是導演徐磊的親戚朋友。 （資料圖/圖）
超英和占義咽不下這口氣，一定要找出肇事者。他們找到村裡的神婆，這對華北平原上的夏洛克與華生，有他們對待世界的方法和邏輯。神婆指着一個方向，說出了一條線索，他們的“調查”就從神婆手指的方向開始。這一幕也許看上去荒誕，但透着真實——幾個農民，沒有社會關系，怎麼找到肇事逃逸者？
帶着村裡人的仗義和神婆的直覺，超英和占義進城追兇，碰到的是城裡的規矩。城市對于他們來說，似乎是一種特别的存在，隻是那輛偶然從城市邊緣經過的轎車，将他們編織進城市的羅網。一開始，徐磊隻是在劇情上表現城鄉差異——要不要報警？要不要求神婆？超英和占義都給出了與城裡人相反的選擇。
他們莽撞、不懂規矩，去學校裡找車，為了躲避保安，偷穿了校服；潛入私人小區找車，偷穿了外賣員的衣服。他們不得不冒充各種身份，潛入城市的角落，和各種規矩玩捉迷藏。沒錢的時候，就想起要賣那匹憨馬。
村裡一個親戚被撞後，超英和占義踏上了進城偵查之旅，他們決心找到肇事逃逸者。 （資料圖/圖）
超英和占義的進城之旅使該片看起來就像一部混搭的類型片。徐磊不否認寫劇本時暗合了一些類型片元素，比如兩人的換裝。“打動我的是那種身份的反差，他們為什麼要轉化身份，是生活的壓力給的，生活的壓力會使人異化。”
電影的另一面則是随着超英和占義的旅途逐漸顯露出來的華北農村社會。徐磊是土生土長的華北農村人，在村裡念完了國小，盡管後來遠離了農村社會，但他仍然記得農村的人情觀念。“現在我們提及人情社會總覺得這是一個貶義詞，人情社會真的有那麼糟糕嗎，人情社會是不是比無情社會好一點，這是我一直想讨論的問題。”
“人情社會”在影片中成了一個中性詞。超英和占義因為熟人的關系在城市中獲得了僅有的線索，卻又因為人情社會的各種掣肘讓真兇難以伏法。徐磊認為自己無法呈現抽象的人情社會或者無情社會，隻要是具體的、微觀的，那就一定是多面且複雜的。
城鄉差異多次被并置于同一鏡頭之内，荒誕感由此産生。徐磊選擇2.35：1的畫幅來表現這種荒誕。傳統與現代、農村與城市共生于同一畫面之内，演員們的“遲鈍”進一步強化了這種格格不入。素人演員的滞澀，被徐磊真實地記錄了下來。一場戲結束了，演員們還愣在那裡，甚至有點不知所措。
電影在西甯FIRST電影節放了三天，有一天的放映效果特别好，觀衆笑得徐磊都“有點發毛”。他問制片人，“你們是不是找托了？”
“那些人沒有被一個規則框着，特别樸素、生猛，就是那種東西打動我。”徐磊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超英身上那股講仁義、認死理的勁兒，其實也是父親徐朝英身上的東西。母親對徐磊說，“這片子賣不出去也沒事兒，畢竟你給你爸拍了個電影，等他老了還能看看。”劇本原來的走向是超英在壓力之下變成了壞人，但徐磊不忍心，還是改了，“舍不得讓他黑化”。
超英和占義始終沒能黑化，身上仍然帶着老派村裡人的人情味兒——他們就是要找到那個肇事逃逸的人，他們認為撞了人，就要擔責，這是天經地義的事。
南方周末記者 王華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