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龍與毛主席第一次見面時，整整40歲，毛主席43歲。兩人都是大高個子，都是儀表堂堂，隻是毛主席更瘦更高一些。淵博、睿智的毛主席，渾身充滿着領袖的氣質；威猛、忠勇的賀龍，處處洋溢着帥才的幹練。
賀龍還有一個非常響亮的别稱，叫“嶽飛嶽鵬舉”。意曰“精忠報國”的民族英雄。而且這種稱謂早在“八一”南昌起義之前，早在中國工農紅軍誕生之前。也就是說共産黨稱他“嶽飛”，國民黨也稱他“嶽飛”，可見賀龍被稱作英雄的寬泛性。
具體來說，“紅軍之父”朱德是這樣稱贊賀龍的：“賀龍同志又高又壯，真是強壯得像老虎一樣。我在長征中，一次也沒有看見過他顯出疲憊的樣子。好幾次，他還背着負傷的戰友呢！”
毛主席十分欣賞賀龍在威猛中帶有的平和寬厚氣質。的确，如果從賀龍的外貌看上去，他的全身，從頭到腳，都充滿躍動的活力。他那充滿俏皮的眼睛，總含着笑，仿佛在尋找幽默的好材料。喜動不喜靜的他，行走動作都和他那聲如洪鐘的南方鄉音一樣令人矚目。他的個人嗜好同樣也具有魅力，喜歡用煙鬥，胡須濃黑而整齊。
毛主席對賀龍很寬厚，連他留胡須的樣子也喜歡。賀龍曾對毛主席說：“我開始留胡子的時候，還是一個趕馬的娃子。那時，也隻有地主軍閥才留胡子，我就想，不相信為什麼農民就不能有胡子。是以，我就留了胡子。”
毛主席聽後哈哈大笑：“老總留胡子都有一段反潮流的故事。”
在猛将如雲的解放軍将領中，留胡須的人并不多，一個是賀龍賀胡子，另一個是孫毅孫胡子。一方面他們是從舊軍隊中過來的，另一方面顯示出毛主席對他們的喜愛。
賀龍的一生充滿着傳奇色彩。1896年3月22日，他出生于湖南桑植縣洪家關。父親賀士道，以裁縫為生；母親王金姑，務農。家境很窮，儀薄田3畝。按家譜，父親給賀龍取名賀文常。盡管家裡窮，但要強的父親仍然咬牙讓5歲的賀龍入私塾讀書，取學名賀平軒。
賀龍好像與生俱來就是一個鬥士。生于湘西大山的他，一方面傳承了先輩們善良純樸的特質，另一方面又把山民們打拳防身路見不平的個性發揮到極緻。賀龍4歲學拳，5歲讀書，6歲下水田，7歲會遊泳，8歲打堂勇，12歲打翻武秀才，13歲當上“騾子客”，白己謀生糊口。在山惡水險，盜匪叢生，強人明奪，稅警豪搶的艱難險峻的生活之路上摔打成長。
賀龍參加有組織的活動，最早始于16歲時參加“反清複明”的民間秘密組織“哥老會”。18歲時，他由執教于桑植高等國小的留日學生陳圖南介紹，加入孫中山上司的中華革命黨，投人反對袁世凱複辟帝制、賣國求榮的鬥争。20歲時，賀龍做了幾件大事，一是帶領鄉鄰20餘人，搗毀芭茅溪鹽局稅卡，繳槍12支，擔任桑植讨袁軍總指揮。二是任湘西護國軍左翼第一梯團第二營營長。三是到長沙與中華革命黨取得聯系，并正式改名賀龍，繼續參加革命鬥争。
就是在長沙，賀龍知道了毛主席。有趣的是，賀龍敬佩毛主席是從他的筆名開始的。賀龍聽朋友說，在整個湖南非常著名的長沙第一師範有一個學生叫“二十八畫生”，個頭瘦高，儀表堂堂，精通文史哲，堪稱曠世奇才。賀龍很好奇，覺得有意思，第一次聽說有這樣的名字。
朋友讓他猜這個名字的來曆，賀龍怎麼也猜不出來。朋友便解釋，二十八畫剛好組成一個名字，叫“毛澤東”。賀龍恍然大悟，啧啧連聲道：“奇思妙想，奇思妙想，果真是曠世奇才，平常人怎麼也想不到這樣取名字。”從此，粗通文墨的賀龍對毛主席這個秀才的敬佩油然而生。
1917年到1927年的十年間，毛主席在政治領域裡縱橫裨阖的時候，賀龍則在槍林彈雨中獨步穿行。他從湘西護法軍遊擊司令做起，先後擔任湘軍營長、團長，川軍旅長、師長，國民革命軍師長、軍長，直至中國共産黨上司的八一南昌起義軍總指揮。他從一個反封建的鬥士轉變成為一個真正的革命者，一名信仰馬列主義的中國共産黨黨員。
1917年底，賀龍在自己的部隊被吞并的險惡情況下，毅然返鄉重建武裝。在石門、慈利交界的兩水井，他和吳玉霖用兩把菜刀，繳槍2支，組織18位夥伴與湖南援鄂的護法軍一起，入鄂與北洋軍閥部隊作戰。
1922年，孫中山的愛将陳炯明在廣東發生叛變，迫使孫中山避難上海。時任川軍第九混成旅旅長的賀龍立即派參謀赴滬晉見孫中山，表示竭盡全力支援革命事業。孫中山複函慰勉，稱其“邊徽久戍，艱苦逾恒，而壯志不渝，忠誠自矢，此真可為子城之寄”。
1923年，賀龍任四川讨賊軍第一混成旅旅長時，讨賊軍内部分化，陣線瓦解，重慶失陷，讨賊之戰失敗。由此，他開始對孫中山依靠舊式武裝進行革命産生懷疑，認為：“孫中山是個偉人，可是，他依靠的還是軍閥隊伍，早晚是靠不住的。革命，要有本錢，不是經商，可以借錢做買賣。”
同時，賀龍得知長沙街頭貼出了湖南省長趙恒惕懸賞緝拿“過激派”共産黨員毛主席的布告，感歎道：“看來革命還是要我們這些更年輕的人來幹。”
1924年，賀龍讀到許多關于國共合作情況的書刊後，極為興奮地說：“确實這樣做，那在政治上就确實找到了出路。”并與共産黨人多次接觸，商談國是。
1925年，“五份”慘案在上海爆發後，湖南各地形成聲勢浩大的愛國反帝運動。賀龍作為湖南澄州鎮守使，親自向長沙、上海等地學生、勞工發出支援電報，捐助3000銀元，予以支援。這時，趙恒惕不滿賀龍在澄州所為，下令讨伐，兵圍趙州。賀龍笑道：“前年通緝毛主席，今天讨伐我賀龍，看來這個腐朽的政府要垮台。”同時，賀龍立即率師轉移至貴州銅仁、松桃一帶，并通電全國，闡明是非。
1926年，時任國民革命軍第九軍第一師師長的賀龍向共産黨員周逸群提出參加中國共産黨的要求。請求中共湘區省委派人來幫助開辦政治講習所。
1927年7月，已升任國民革命軍第二十軍軍長的賀龍，在武漢首次會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來。賀龍向周恩來表示，我認定共産黨是最好的，我服從共産黨的上司。
7月23日，賀龍率部到達九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譚平山就中共中央決定在南昌舉行武裝暴動，征詢意見，希望賀龍率第二十軍一起行動。賀龍當即表示：“感謝黨中央對我的信任。我隻有一句話，贊成！我完全聽從共産黨的訓示。”
7月28日，周恩來到第二十軍，告之起義計劃，并征詢意見。賀龍表示：“我完全聽從共産黨的指令，黨要我怎麼幹就怎麼幹。”周恩來說，中共前委任命你為起義軍總指揮。
8月1日，賀龍與周恩來、葉挺、朱德、劉伯承等在南昌指揮起義。
9月初，起義軍南下途中，在瑞金，賀龍由周逸群、譚平山介紹，加入中國共産黨。周恩來出席入黨儀式并講話。出席儀式的還有李立三、恽代英、譚平山等。
10月7日，南昌起義失敗，賀龍和劉伯承、葉挺、林伯渠、吳玉章等從陸豐抵香港。又從香港到達上海，并會見周恩來。周恩來對賀龍說：“中共中央安排你去蘇聯學習。”賀龍很高興。後來被敵人發覺，遭到通緝，未能成行。
11月中旬，在上海等待中共中央安排工作時，賀龍通過周逸群，向周恩來請求，願去湘鄂邊重新組織武裝。賀龍對周恩來說：“不出三年，我一定為共産黨再拉起一支像二十軍那樣的隊伍。”
從以上簡練的時間表不難看出，賀龍是一個在黑暗中追求光明的人，一個為尋求真理而不知疲倦的求索者。
賀龍是一個言必行，行必果的人。從1928年初，中共中央常委會同意他回湘西組織武裝的要求開始，不到三年時間，賀龍果真為共産黨拉起了一個紅二軍團。當然，其中的艱辛自不必說。
1月11日，賀龍與周逸群、盧冬生等離開上海趕赴武漢，與中共湖北省委書記郭亮接上了頭。郭亮緊緊握着賀龍的手說：“你一來，我們如虎添翼。武漢三鎮要搞年關暴動，定在臘月二十三，你有号召力，當我們的總指揮吧。”
根據中央的訓示，決定組成中共湘西北特委，由郭亮任書記，賀龍、周逸群、徐特立、柳克明為委員，發展湘西工農武裝，開展遊擊戰争，造成割據局面。
賀龍是一個善于動腦筋的人，一個敢于接受教訓的人，他在欣然同意的同時，又說：“要接受南昌暴動千裡遠征的教訓。武漢暴動如果成功當然很好，如果失敗了，應快快離開，分散到農村去。可以到鄂南、鄂北。還可以到湘東，那裡有毛主席搞的秋收農民暴動。毛主席很有思想，他寫的(中國革命各階級的分析》是一篇好文章，他指出中國無産階級的最廣大和最忠實的同盟軍是農民。我相信這一點。我們南昌起義勝利後的南下行動，沒有把農民發動起來，是以，我們失敗了。這次，我是決心回到老家湘西農村去，把農民發動起來，把武裝搞起來。”
後來，臨近暴動時，因那家為暴動印刷智語的印刷所被敵人破壞，緻使省委的全部暴動計劃都落入敵人手中，暴動夭折。
1月14日，按計劃，賀龍和周逸群去湘西繼續組織武裝。途中，他們與賀龍的堂弟賀錦齋上司的洪湖遊擊隊意外相遇。緊接着，他們與石首中心縣委接上頭，把各路遊擊隊負責人召集起來開了一個聯席會議。決定成立中國工農革命軍第四十九路工農革命軍，由賀龍任總指揮，賀錦齋為軍長，下轄3個大隊。革命軍的第一個行動就是搞荊江兩岸年關暴動，把當地的土豪劣紳、惡霸土匪教訓了一頓。老百姓紛紛說：賀龍到了洪湖，是活龍得水，要乘雲上天。
1928年2月20日，賀龍把鄂西的農民運動發展起來後，就去湘西桑植縣老家組織武裝。回鄉不到半個月功夫，賀龍便拉起了一支3000人的隊伍。經過整編，建立了工農革命軍，賀龍為軍長，周逸群為黨代表，賀錦齋為第一師師長。
4月份，周逸群奉命再傳回鄂西開展工作。7月份，中共湖南省委訓示，撤銷湘西北特委，成立中共湘西前敵委員會，賀龍任書記，并正式編成工農革命軍第四軍，賀龍任軍長。
賀龍回鄉鬧革命，引起了敵人的恐慌。入秋時節，第四軍遭敵人多次襲擊，傷亡巨大，全軍僅餘200來人，賀龍被迫率餘部轉移至湖北鶴峰縣堰娅一帶大山中，陷入彈盡糧絕的境地。
為堅持鬥争，他在困難中進行整頓，遣散老弱病殘和政治上不堅定分子，紅四軍僅剩91人，72條槍，但形成了黨的堅強上司。正在艱難度日之時，被賀龍派往山下尋找黨組織的盧冬生回來了。賀龍喜出望外。
盧冬生帶來了周逸群寫給賀龍的信，信中介紹了洪湖地區開展革命鬥争的情況，傳達了半年前中國共産黨在蘇聯莫斯科召開的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決議精神。随後，盧冬生又把毛主席、朱德上司的中國工農紅軍在井岡山會師，建立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情形說了一遍。
賀龍聽了，很是興奮，他激動地說：“朱、毛做的對，仙鶴還有個灘頭，幹革命就是要有個山頭。要向朱、毛學習，避開敵人主力，找個地方建立根據地。我們應到敵人勢力較弱的鄂西地區活動，會合鄂西遊擊隊，發展武裝，建立革命根據地。”
1929年初，賀龍率紅四軍僅剩的90餘名骨幹，直奔鄂西，占領鶴峰，隊伍一下子又發展到300餘人，成立了蘇維埃政府和中共鶴峰縣委及農民協會、農民自衛武裝，建立了湘鄂西第一個革命根據地。到4月份，紅四軍的人馬已發展到一千餘人。
5月，賀龍率紅四軍襲擊了桑植縣城，消滅陳策勳保安團等地方反動武裝，将桑植、鶴峰兩地連成一片，湘鄂邊根據地初步形成。接着，賀龍指揮紅四軍在南岔和赤溪河渡口，以1000餘人迎擊進犯桑植的湖南警備第一軍軍長陳渠珍所屬向子雲部3000之衆。賀龍采取誘敵深人之計，把驕縱的向子雲所部全殲。這一仗，震動了湘鄂西，震動了湖南，是賀龍自南昌起義後取得的最大一次勝利，繳獲的彈藥無數，桑植周圍各縣的土豪劣紳紛紛逃竄，一些土著武裝也前來歸順，至此，紅四軍擴大到3000多人。
9月，中央聯絡員劉鳴先經過千辛萬苦來到桑植，向紅四軍傳達黨中央訓示，賀龍萬分高興。信是周恩來代表黨中央寫給前委和賀龍的，信中表揚了前委上司下的紅軍的英勇鬥争，并就政治形勢、遊擊戰争、黨群組織和紅四軍今後的行動方針等問題，做了明确的訓示。訓示信中還特别介紹了毛主席、朱德在井岡山上總結的建軍經驗，信中說：
在朱、毛軍隊中，黨的組織是以連為機關，每連建立一個支部，連以下分小組，連以上有營委、團委等組織，因為每連都有組織，是以在平時及作戰時，都有黨的上司和幫助。據朱、毛處來人說，這樣的組織，感覺還好。将來你們部隊建黨時，這個經驗可以備你們參考。
賀龍接到了黨中央的訓示，當即召開團以上幹部會議，進行傳達。并根據朱、毛把支部建在連上的經驗，對紅四軍再次進行了整頓，各連都設立了黨支部，使黨的上司真正深入到群衆中。至此，紅四軍共計4000餘人，令湘西敵人發抖。
1930年初春，賀龍奉命率紅四軍離開鶴峰，東進洪湖，與紅六軍會合。但在東進途中遭遇國民黨川軍部隊及地方保安團的阻擊，經過幾次反複，幾次拉鋸式的戰鬥，終于在7月初在鄂西公安縣與周逸群率領的中國工農紅軍第六軍會合。
根據中共中央訓示，紅四軍改稱為中國工農紅軍第二軍，紅二、六軍合編為中國工農紅軍第二軍團，并成立了軍團前委會。由賀龍任軍團總指揮紅二軍軍長，周逸群任政委，柳直荀任政治部主任，邝繼勳任紅六軍軍長。至此，紅二軍團兵員達1萬餘人，槍支有5000餘條，著名的洪湖蘇區開始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