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戰争勝利後，美軍在上海建立了一個情報機構，對外叫美軍心理作戰部上海組，專門搜集各類中國情報，特别是中共方面的情報。有一次，這個情報機構通過一個親美的佛教界人士，搞到了一份中共方面的機密情報，内容是“新四軍政治部秘密訓令”。這個情報機構的負責人拿到這份情報後，大喜過望，如獲至寶，迅速電告華盛頓，送到了美國總統杜魯門的辦公桌上。
美國總統杜魯門
杜魯門對這份情報應該還是很重視的，因為半年後，當他得知這是一份假情報，自己上當受騙後，立刻将這個情報機構的負責人撤了職并永不錄用，這個情報機構也随之解散了。
二戰勝利後，美國成為這個星球上最強大的國家，而美國總統杜魯門自然成為地球上最有權勢的人物。到底是什麼人，居然敢把美國總統給騙了呢？這份假情報又講的是什麼呢，以至于杜魯門發覺上當受騙後，發了那麼大的火呢？
吳大琨，1916年出生在江蘇蘇州一個愛國商人家庭，他的父親年輕時曾參加過同盟會。中學畢業後，吳大琨進入東吳大學學習，在此期間結識了浙江實業銀行副行長章乃器(解放後曾任第一任糧食部長)。在東吳大學習了一年後，吳大琨于1935年8月去日本留學。在日本留學期間，吳大琨翻譯了蘇聯出版的《政治經濟學(英文版)》(回國後以《大衆政治經濟學》的名字出版)；參加了一個中共上司的讀書小組，是以受到了日本警視廳的注意。吳大琨為了避免麻煩，打算回國。正好這時，他收到章乃器的來信，邀請他回上海工作，于是立刻啟程傳回上海。
回到上海後，吳大琨得知，1935年北京一二九學生運動後，全國各地都已成立了救國會。并在1936年5月，在上海召開了全國各界抗日救國聯合會的代表大會，産生了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的上司機構，章乃器已在該會内被推選為宣傳部部長。章乃器邀請吳大琨住在他家裡，擔任宣傳部總幹事，編輯“救國會”的機關刊《救亡情報》。
1936年11月23日，國民黨政府以“危害民國”罪逮捕了救國會沈鈞儒、章乃器、鄒韬奮、史良、李公樸、王造時、沙千裡7位上司人，史稱“七君子事件”。吳大琨親眼目睹了章乃器被逮捕。當警察離開章乃器家後，吳大琨提醒章夫人，警察暫時隻是來抓人，後面很可能還會來抄家。章夫人聽後，馬上讓傭人生起火爐，銷毀了大批檔案，避免了進一步損失。
接着，吳大琨馬上以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的名義，起草了向政府提出抗議的宣言，又請章夫人用家屬的身份寫了一篇描述章乃器被捕情況的報告文章。第二天黎明，吳大琨趕到印刷廠，刊出《救亡情報》号外，首先将七君子被逮捕的事情公之于衆。除了寄送給各救國團體，還加送了幾份給上海的外文報館，如英國的《士林西報》和美國的《大美晚報》。這兩家外文報館收到“号外”後，第二天就在報上作為頭條新聞刊出。消息刊出後，立刻震動了上海社會各界。
救國會七君子
章乃器被捕後，吳大琨搬到東吳大學同學趙樸初(解放後曾任中國佛教協會會長)那裡，繼續從事救國會工作。1937年5月25日，吳大琨應邀拜訪了宋慶齡。宋慶齡除對吳大琨的堅持工作表示贊賞外，還問他工作上有何困難。吳大琨提出自“七君子”被捕後，已經失去了可以公開收信的地方，以緻很難與《救亡情報》在各地的通訊員和讀者保持聯系。宋慶齡聽後立即表示可以用她的住所孫公館作為《救亡情報》的公開通訊位址。吳大琨還向宋慶齡贈送了自己的譯作《大衆政治經濟學》，那本書一直被儲存在上海孫中山先生的故居圖書室内。
抗戰爆發後，吳大琨加入了宋慶齡發起組織的“保衛中國大同盟”，這個組織專門在經濟上及醫藥物資上接濟八路軍和新四軍。吳大琨在上海分會工作，積極為新四軍募集款項和醫藥物資，還動員了一批上海的進步醫生和護士去新四軍服務，并在新四軍中創辦了軍醫院。
1939年初，上海各界組織了一個代表團去慰問新四軍，吳大琨擔任團長。慰問結束後，在傳回上海途中，吳大琨突然被國民黨特務綁架了。吳大琨在上饒集中營裡被關押到1942年11月，才被營救出獄。
吳大琨獲釋後，先在福建建陽的國立暨南大學教英語和戰時經濟。一年以後，到廣東曲江私立東吳大學經濟系任副教授。不久之後，東吳大學遷到桂林，因為經費困難宣告解散。吳大琨找到桂林地下黨組織，通過關系介紹到美國駐華第十四航空隊聯絡部工作，将美軍繳獲的日文檔案翻譯成英文。
抗戰後期，随着美軍參戰，日軍失去了在中國戰場的制空權。雖然美軍飛機在機場上摧毀了大批日本飛機，可是日本飛機卻總也炸不完。後來，美國人才發現，日本人用木頭紙闆制作了大量假飛機放在機場上誘騙美軍；真飛機都隐蔽在機場周圍的山洞中的飛機庫裡面，這些飛機庫非常隐蔽，正常的空中偵察很難發現。美軍迫切需要日軍飛機庫的準确位置情報。美國人知道吳大琨與共産黨上司的東江遊擊隊有聯系，找到吳大琨希望他幫忙。
中國機場上的美軍飛機
吳大琨向組織彙報後，由組織出面找到了一位中學教師李嘉人(解放後曾任廣東省副省長)。李嘉人正打算帶着學生去東江遊擊隊參軍，苦于缺少旅費和證件。于是雙方一拍即合，李嘉人帶着學生，在美國人的安排下去了東江遊擊隊。
東江遊擊隊的上司，非常重視美軍的要求，立即組織專人化裝成苦力在日軍機場周圍活動，故意讓日軍把他們抓進機場做工。他們趁着在機場内做工的機會，詳細繪制了機場地圖。後來，這份情報幾經輾轉，由吳大琨交給了美軍第十四航空隊情報處處長。美軍核實了這份情報後，立即派出大批飛機炸毀了日軍的飛機庫。
這次轟炸成功後，美國人認為吳大琨立了大功，要重獎他，被吳大琨婉言謝絕了。為此，吳大琨赢得了美國人的信任，随後被調往昆明總部擔任顧問，可以友善搭乘美軍飛機。
吳大琨到昆明後，找到昆明地下黨的上司人華崗(解放後曾任山東大學校長)，華崗得知吳大琨的工作後，就提出要利用美軍的飛機幫助組織做些事。
李濟深
華崗讓吳大琨搭乘美軍飛機到廣西的八步鎮找李濟深。李濟深主張反蔣抗日，特務機關要暗殺他。吳大琨到那裡找到了李濟深，告知了他這一情況。李加強了戒備後，特務見沒有機會下手，隻好在他家附近扔了兩顆手榴彈交差。吳大琨還找到了當時在八步鎮的愛國民主人士何香凝、柳亞子、梁漱溟、陳此生等人，向他們講了黨中央想成立“聯合政府”的意圖。
後來，吳大琨又去福建的永安、南平和江西的鉛山，與這些地方的地下黨以及民主人士聯系。為此引起了第三戰區特務機構的注意，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批示，要将吳大琨“立即逮捕，就地槍決”。幸好有内部的同志通風報信，這才幸免于難。
抗戰勝利前夜，華崗命吳大琨到重慶見王若飛同志。吳大琨去重慶見到王若飛後，他要吳大琨在日本宣告投降時盡快利用美軍飛機趕赴上海，找地下黨的關系傳達一個指令，即中央不同意上海的地下黨進行武裝起義，而是要展開民主運動，并創辦報刊，掌握宣傳陣地。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美國人擔心日本人乘亂把關押在上海的美軍戰俘殺害，提出了營救計劃。美國人知道吳大琨熟悉上海，曾在日本留過學，便點名要他出任美國軍事救援團成員。
被解放的盟軍戰俘
日軍投降後的第四天，吳大琨作為美國軍事救援團成員，搭乘美軍第一架飛往上海的飛機趕到上海，飛機剛一着陸，馬上被日本兵團團圍住。機場上雙方劍拔弩張，槍口對槍口各不相讓，形勢相當危急。吳大琨機智靈活、巧妙應對，在中立國瑞士公使館的出面幫助下，給日本人施加壓力，總算解了圍。美國軍事救援團到達戰俘營後，把關押在那裡的美國人全部救了出來。(1947年，美國國防部授予吳大琨“自由勳章”。1981年，吳大琨随全國政協代表團通路美國時，一位參議員還向國會議員們介紹吳大琨當年的功勞，并要求國會把自己對吳大琨表示歡迎和稱頌的話列入國會記錄。)
緊接着，吳大琨找到上海地下黨負責人張執一(解放後曾任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向他說明了中央的意圖，緊急叫停了當時準備的武裝起義，避免了損失。
張執一
吳大琨在上海，一邊繼續擔任美國駐華空軍聯絡司令部顧問，一邊創辦了《經濟周報》，團結、教育資本家。按照組織要求，吳大琨安排了董秋斯、馮志瓊(後改名馮修蕙)、王楚良、沈知白等同志打入美軍心理作戰部上海組這個情報機構。這些同志英文流利，還有一定的社會地位和背景，美國人對他們絲毫沒有懷疑。
當時國民黨在上海的特務機關，将這個美軍情報機構視為上級，遇事都會向其彙報。美軍情報機構負責人拿到材料後，都會交給吳大琨稽核，再交英文打字員馮志瓊打字影印，分送美軍駐滬頭目和華盛頓。馮志瓊私下裡會多印一份，交給吳大琨，再由吳大琨交給組織。是以國民黨特務的動向，基本上都可以了解到。
除此之外，在張執一的上司下，還通過董秋斯、王楚良、沈知白等人，僞造了一些情報，迷惑視聽。最成功的一次，就是本文開頭提到的那份“新四軍政治部秘密訓令”了。這份假情報究竟起到了什麼作用呢？
抗戰勝利後，美國和國民黨當局都在逼迫中共交出自己的武裝力量，兩者的目标是一緻的。在具體方式上，美國與國民黨方面存在分歧，美國人更希望采用和平手段來實作。這份假情報，正是投美國人所好精心制作的，其内容表明中共方面沒有戰争準備；使得美國人相信，可以兵不血刃，壓迫中共方面達到自己的目的。為此，美國總統杜魯門派出五星上将馬歇爾來華擔任特使，負責“調處”國民黨與共産黨的關系，企圖麻痹中共。甚至後來還演了一出苦肉計，對國民黨實施軍事禁運。
是以也可以了解，為什麼杜魯門發現上當後會發那麼大的火了。這個政策的成功運用，使美國推遲了原來的部署，中共赢得了半年左右的整訓時間。
吳大琨在這個情報機構解散後，絲毫沒有受到懷疑。由美國人推薦，經組織同意，吳大琨于1946年10月離開上海，到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州立大學的遠東研究所，工作是研究中國清代的财政制度。
吳大琨
離開上海前，潘漢年對吳大琨傳達了一個密令，要吳大琨到美國後作長期潛伏，不要抛頭露面，不要暴露身份。潘漢年說自己今後會到香港去辦一家公司，這個公司會派人到美國和吳大琨聯系的。(吳大琨在美國的秘密工作經曆尚未完全公開，目前已知的是研究美國的戰後經濟)
1949年新中國成立前夕，吳大琨利用學校假期回到國内，以海外華僑身份列席了第一屆全國政治協商會議，參加政協會議時，周總理特别将吳大琨介紹給毛主席認識。10月1日，他被邀請參加了天安門的國慶觀禮，當晚還出席了在北京飯店舉行的國宴。在國宴上，他所在的那一桌的主人是鄧小平。
此時，組織仍然安排吳大琨回美國工作。在離京的前一天晚上，周總理約他去見面，請他吃了一頓晚飯。飯後周總理從頤年堂步行了很長一段路送吳大琨，沒人知道周總理和他談了什麼。
1950年10月，吳大琨在美國紐約見到了喬冠華(後來擔任外交部部長)，喬冠華給了吳大琨一萬美元(按照黃金價格，相當于現在的五十多萬美元)。吳大琨不敢存銀行，把這筆錢埋在地下。
1951年，吳大琨回國，曆任山東大學、中國人民大學教授，中國世界經濟學會第一屆副會長，北京市城市經濟學會第一屆會長，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别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等職務。吳大琨在學術研究上，成績斐然。他長期從事世界經濟和美國經濟的教學和研究工作，是中國世界經濟學的奠基者之一，對現代資本主義經濟做了深入研究。
2007年3月12日，吳大琨在北京不幸逝世，享年91歲。就在去世前一年，他還寫了《新金融資本論的幾個主要問題》，這篇文章根據最近幾年資本主義發展狀況，提出現在資本主義進入新金融資本主義階段，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可以通過選舉和平進入社會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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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衆号作者簡介：王正興，原解放軍某野戰部隊軍官，曾在步兵分隊、司令部、後勤部等機關任職，緻力于戰史學和戰術學研究，對軍隊戰術及非戰争行動有個人獨到的了解。其著作《這才是戰争》于2014年5月、6月，鳳凰衛視“開卷八分鐘”欄目分兩期推薦。他的公衆号名亦為“這才是戰争”，歡迎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