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所有民族的文化體系，都是一種社會現象，是民族社會的曆史積澱。這些文化體系中，包括了各個時期人文、習俗和民族的思維方式。一般來說，文化分為精神文化、行為文化、物質文化三個層面。中華文化的根基有許多方面，有曆史和傳承、精神和環境，多樣嚴密的宗法結構等。任何民族的文化體系都是許多部分緊密相聯的有機體，有主有次，有根有脈，有源有流，即有表象特征，也有深層面的規律。
根，意思就像《老子》所說：“是謂深根、固柢。”基，《齊民要術》說：“于牆基之所，方整深耕。”根基就是基礎，就是根性、來源、緣由，就像《朱子語類》說的：“譬如為台觀須是大做根基，方始上面可以高大。”中華民族的精神根基是《易經》、《道德經》；中國人禮儀源頭是《周禮》，中國人向往詩和遠方，中國人的理想和神往天地的大道在于《詩經》《楚辭》。
中國中醫的根基源自中華文化。中醫文化，是中醫的思維方式、曆史傳統和具有重大影響、作用的人物以及著作、事件，是中醫曆史上有關人體生命和防病治病理論形成發展的規律和社會印記。同時，中醫文化又是一種生命文化。要求從生命角度研究人的社會存在，生命健康的深層規律探索，是中醫文化的主旋律。
中醫學在發展的過程中，不斷汲取各種學科知識營養，總體上深刻溶入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血脈之中。具象來說，概有漢字、文脈、文法、行文借重的賦文、宗依的詩詞風韻，這些方面的相融相通，共同造就，烘托出中醫文化的燦爛輝煌，綜合起來，足以說明中醫是中華文化中的最逸麗、最艶光、最淑質的奇葩。
民族文化的基石——漢字
中華民族有多種文字型系，漢民族文化和中醫文化的主體淵源是漢字。文字是民族文化的基石，文化傳播最重要載體就是文字，中國漢字的産生是構成中國學術最深厚的根基。3600多年前，甲骨文出土，是在河南安陽小屯出土的殷墟文字，到了西周時期，仍在使用。但任何文化形态都是逐漸發展的。距今已經有9000多年曆史的賈湖遺址，出土過更加久遠的古文字，還有在浙江嘉興平湖出土的良渚文字，都比甲骨文早千年甚或更長。在這漫長的曆史時期中，2400年前東漢張仲景《傷寒雜病論》序中說的“勤求古訓，博采衆方”，東漢以前的“古訓”，肯定也有文字記載，孔子說：“信而好古”。中醫在夏商周甚至更前的年代已經萌生、成熟。因為遠古時期就有名醫僦貸季。僦貸季可能是神農氏時代的名醫。是以《素問·移精變氣》說：“上古使僦貸季，理色脈而通神明。”
張懷《文字論》說：“文字者，總而為言。若分而為義，則文者祖父，字者子孫。”中國人自古有不朽意識，即使死亡，也希望事迹永載，于是在甲骨文之後，皇族把一些事件鑄在青銅器上，這便是金文。以後文字镌刻在石頭上，這就是勒銘、立碑、石鼓文。中醫藥也有相同的舉措，如龍門石窟石刻藥方，新疆吐魯番出土的醫文、醫方，大都刻于隋唐，是否更早，尚有讨論。但這些都是目前發現較早的方藥記載。
文字的産生是人類文明進步的重要裡程碑，是文化流傳下來的前提。沒有漢文字便沒有五千年不斷的華夏文明，漢字是文明的最原始的細胞，是民族文化重要的基因，也是中華民族文化參天大樹的樹根。
繩其赓續——文脈
文脈，是文章行文的脈絡。 明朝徐渭在 《奉答馮宗師書》說：“如入此一段，則大梗文脈矣。”在語言學範疇内，文脈應當是一定空間内的曆史範疇，有上延下伸的廣泛内容，或可解釋為“一種文化的脈絡”。
《詩經》說：“昭茲來許，繩其祖武。”《禮記·大學》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這就是說，任何事物都有起源，都是後人踏着祖先足迹前進的。一般來說，文法是文章的書寫規則，文字、詞語、短句、句子經過編排而組成的語句。文脈、文法和文法都有密切聯系，但也有同有異。中國最早的圖書是《尚書》，約成書于商代中後期或西周，記載了上古曆史檔案，其中誓、命、訓、诰的文字古奧迂澀，許多都是所謂“周诰殷盤，诘屈聱牙”，但也有少數文字是舒朗的。《尚書》的行文，是中國古代散文已經形成的标志，春秋戰國時期散文的勃興，就是對《尚書》文脈的繼承發展。其所收錄的文獻文脈體裁，對春秋戰國時期《内經》撰著提供了重要寫作參考。
如《尚書》王曰：“旨哉！說。乃言惟服。乃不良于言，予罔聞于行。”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忱不艱，允協于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形式多是對話。而《内經》當中的許多部分，也是以黃帝與伯高、少師、少俞等幾位臣子的問答，許多行文屬于散文，也有的段落出現韻律和韻文。這種問答文體，《左傳》、《淮南子》中也有，而且論體、注體、術體、式體、格言體、诠釋體和序體，也就是後世稱之為的“七體”，都是受論辯體和賦體影響而産生的問答式文體。
《素問·上古天真論》、《素問·四氣調神大論》、《素問·生氣通天論》、《素問·陰陽應象大論》等文獻，其中韻國文字也較多。成書于東漢的《傷寒論》,亦有以四字骈體連綴成文的篇章。張仲景行文簡樸,遒勁典雅,文采斐然,即便是一般文化水準的人也能領會了解其論述，程門雪先生曾謂：“傷寒論以條文方式,做為全書的體例,文字雖然古奧,但樸實可信,多為古代的白話文”。
古代漢語并不講求嚴密的語言規範,而是充分利用上下文的語言環境,使行文簡潔異常,許多地方一詞多義,詞的具體含義常需根據上下文的聯系,根據文氣、聲氣等來判定,這就是所謂的“意合法”。早于《傷寒論》成書的《論語》，其體裁是孔門弟子的“直錄”，“蓋慮其鋪張潤色，或緻反失其真，記錄忠實，理所當然”（蔣伯潛）。《論語》的全篇通過記錄的形式來傳達孔子的思想主張，運用了大量比喻、對偶、反證等筆法，語言特征是“語長文簡”，“多含蓄較深之意義”，其“記言之處”，“已頗有較豐富之文字與情感可資表章者”（柳存仁）。這一點，《傷寒論》多有所摹效。
漢朝主張“通經緻用”，最看重的就是《洪範》和《禹貢》。司馬遷寫《史記·夏本紀》，班固寫《漢書·地理志》，都把《禹貢》全文抄了過來。古人認為用天人感應理論治理國家，水患就會消失。《禹貢》重視浚川、治水，所論九條水系，其治後九州河川皆與海通，再無壅決。《素問》借用說：“其來如水之流者，此謂太過，病在外;如鳥之喙者，此謂不及，病在中。”“夫聖人之起度數，必應于天地，故天有宿度，地有經水，人有經脈。天地溫和，則經水安靜。”
《尚書》說：“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做任何事情，隻有事先有所準備，才能不用擔心産生禍患。這一點，《内經》發揮說：“是故聖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亂治未亂，此之謂也。夫病已成而後藥之，亂已成而後治之，比如渴而穿井，鬥而籌錐，不亦晚乎。”《尚書》并記有十六字“心法”：“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這是中華傳統文化著名的“十六字心傳”。“中”字，《至真要大論》說：“謹察陰陽所在而調之，以平為期。”《六微旨大論》說：“上下之位，氣交之中，人之居也。”這是由空間上下而言中。《漢書》也說：“以通解結，反之于平”。中醫治病的最終目的在于平衡，平衡陰陽、平衡寒熱、平衡虛實。中醫之中，本義是中和之中，中平之中。《靈樞》也把“人之常平”的狀态總結為“血和”“衛氣和”“志意和”“寒溫和”等。氣血和，則經脈通利，髒腑安和，肢節得養；志意和，則情志調暢，精神安甯，心境平和；寒溫和，則人對氣候變化及飲食溫涼能夠适應，進而避免邪氣的侵犯。“和”即健康，“不和”則為疾病。可見，“和”與“不和”，是《内經》判斷生命活動常與變的關鍵。《内經》的“中”、“和”，從内涵，到時空現象，多是借寓了《尚書》的意思，取義說“平”說“和”，其涵頗深。
先秦時期的寫作專論《文心雕龍》說：“若情數詭雜，體變遷貿。拙辭或孕于巧義，庸事或萌于新意。視布于麻，雖雲未貴，杼軸獻功，煥然乃珍。”劉勰說的這種文法，在中醫經典著作中展現的是内容與體式複雜多變，樸拙的言辭所傳達出至奧意義，正如麻在未織成布以前，雖然沒有布貴重，但經過加工後，就變成了光彩而珍貴的東西一樣，煥然而新。
中醫經典的寫作結構，是醫學基礎理論和多學科知識的綜合。尤其是《内經》，“觀其旨意,殆非一時之言,其所撰述,亦非一人之手”(呂複語)。風格雖然多樣，但可讀性極強。有簡有繁，散文韻味極濃，且不乏形象比喻，很容易激發讀者審美聯想，強調體悟和比較。《傷寒論》的寫作筆法和《内經》一樣，深受三代兩漢時期古典文體“陳言務去，文以載道”（《周敦頤《通書·文辭》》）的影響，總體上毫無華飾，章簡意豐，質樸而且簡練。
漢語言的結構方式——文法
漢語言文法是語言組合的規律。漢語言文法沒有嚴格意義的形态變化，名詞往往沒有格的變化，動詞也不分人稱、時态。還有一個特點是省略，不影響句子整體意思的詞往往被省略。其基本法則集中的表現在組合和聚合兩方面。從表面上看，文法是線性排列的，但文法結構卻是有層次性的。體用相連，内外融通，結構嚴密，互相制約，有一定規則，不能随心所欲。但是，文法是在發展變化的，不斷地進行自我完善，舊的成份被逐漸淘汰，新的因素不斷産生。
上古時期，相傳黃帝時有“萬國”，夏朝時還有三千國，周初分封八百諸侯，《禮記》上說“五方之民，言語不通”。秦朝重新統一之後，進一步規範了文字，以小篆作為正式官方文字。《論語·述而》說：“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這裡的“雅言”，就是有一定文法規則的共同語言。
《内經》裡許多内容把相類的事物聯系在一起，進而揭示其共性的特征，以“類”代“象”，多用會意的語言結構。還有許多地方是對話、問答，許多疑問句、詞的用法，基本是秉承了西漢和春秋的文章風格，有的地方，很像荀子、呂尚、陸賈、賈誼等人的語言習慣，時時運用大段的比喻，使所述之理深入淺出，語句多用對偶，排比句式很多，朗朗上口，語句铿锵，文法特點與說辭無異。但客觀來說，與文史政論等比較，中醫經典的論述，更多了一份從容、大度、雍貴和達觀。
語言是思維的承擔者，漢語語詞對事物抽象語義往往帶有具象性，中醫文獻明顯有這方面的特征。除此以外，讓人印象更深的是中醫文獻的詞類活用，達到了至高水準。許多重言詞疊字疊音的運用十分絢麗，如“至道在微，變化無窮，孰知其原?窘乎哉!消者瞿瞿，孰知其要?”（《素問靈蘭秘典論篇》）；又如“陽明所謂灑灑振寒者，陽明者午也，五月盛陽之陰也，陽盛而陰氣加之，故灑灑振寒也”（《脈解論》）。“瞿瞿”、“灑灑”這些疊字疊音文法結構，王力先生說：是“漢語言中最形象化的成分。”錢超塵先生也多次談到這種文法現象。中醫經典許多的這種表述，簡直就是劉勰所說的：“聯類不窮，流連萬象之際，沉吟視聽之區；寫氣圖貌，既随物以宛轉；屬采附聲，亦與心而徘徊。故灼灼狀桃花之鮮，依依盡楊柳之貌，杲杲為出日之容，瀌瀌拟雨雪之狀，喈喈逐黃鳥之聲，喓喓學草蟲之韻；皎日嘒星，一言窮理；參差沃若，兩字窮形：并以少總多，情貌無遺矣”的文法高峰。
“言而無文，行而不遠”——修辭
修辭的本意是修飾文辭。就是在使用語言的過程中，利用多種語言手段以達到更好的表達效果。《易經》說：“修辭立其誠”。“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而無文，行而不遠”（《左傳》）。 文章沒有文采，就不能流傳很遠。中醫經典《内經》的修辭非常豐富，這也是中醫文獻文采斐然，傳之彌久的原因。古代漢語言的詞彙大多由單音詞構成，合成詞、同義詞和反義詞的使用也相當頻繁，《内經》的音韻特點就很明顯，如《四氣調神大論》說：“春三月，此謂發陳。天地俱生，萬物以榮，夜卧早起，廣步于庭。被發緩形，以使志生。生而勿殺，予而勿奪，賞而勿罰”。“生”、“榮”、“庭”、“形”在韻之“耕”部，可相押；“殺”、“奪”、“罰”在韻之“月”部，亦可相押。
韻的概念來自于詩歌。中國上古時并無韻的概念，是以顧炎武說：“考自漢魏以上之書并無言韻者，知此字必起于晉宋以下也”。就是說，上古有押韻的現象，但是并未對此現象進行分析歸納。後來人們注意到詩歌韻文同聲押韻能形成韻律美的音韻，逐漸出現了韻的概念。押韻的意思，就是句子中相對應位置的字，收聲相同。一般來說，語詞的平韻和仄韻需泾渭分明，詞調中規定哪一句用平韻，就不能用仄韻；規定用仄韻的，就不能用平韻。
深入分析《内經》有諸多的修辭方法，作者尤善用比喻。如《平人氣象論》說“死脾脈來，銳堅如烏之喙，如鳥之距，如屋之漏，如水之流”，這是明喻。《傷寒論》中比喻更多：“項背強幾幾”“淅淅惡風”“蒸蒸發熱”等等。另如《靈樞》“口鼻者氣之門戶”，隐喻氣出自于鼻孔，如同人出入于門戶一樣。還多用比拟，如“肝惡風、心惡熱、肺惡寒，腎惡燥，脾惡濕”，以“惡”說五髒的性能特點。
其他的還有誇張、層遞、聯珠、回環、避複、錯綜、合叙等等，至于設問，更是為多。如引用、諱飾、省略、自釋、複用，尤其是舉隅，也是生動而且常見。張仲景《傷寒論》中的三字對、四字對、五字對對偶明顯，仲景還善用“對舉法”，通過運用“對舉”，使各類病證的病機、證候、方證等的異同羅列，往往能使通篇所論主題一目了然。
通過對古典醫著修辭的研究，可以更為準确地了解所指含義，如《生氣通天論》說，“因于濕，首如裹，濕熱不攘，大筋緛短，小筋馳長。緛短為拘，馳長為痿。”王冰注說：“大筋受熱則縮而短，小筋得濕則引而長”，意義仍讓人難以了解。張景嶽解釋說：“此《内經》言之筋病之概，乃舉隅之談，以啟人之反耳。非謂大筋必無馳長，小筋必無緛短也”。《論語》說：“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舉隅的目的是使觸類而通，可見，研究修辭，對了解經典本義有着十分重要的意義。
“賦體物而浏亮”——參賦
參，《荀子·勸學》說：“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己。”參賦，就是參考、參酌的意思。錢穆先生說過，治學之要，在探得其中義谛，借一句佛家用語，就是要“活參”而勿“死參”。賦這種文體最早出現于諸子散文中，和詩有密切聯系。賦和詩的差別，陸機在《文賦》裡分析道：“詩緣情而绮靡，賦體物而浏亮。”詩多用來抒發主觀感情，宜華麗、細膩；賦多用來描繪客觀事物，宜爽朗通暢。
一般說來，賦體講究文采、韻律，兼具詩歌和散文性質。以“鋪采摛文，體物寫志”（《文心雕龍》）為手段，偏重于寫景抒情。往往多用于鋪陳叙事，賦須押韻。《内經》裡大量的行文，四六骈句，對杖成韻，都是使用“鋪陳說”，雖然比興技巧不一定抒情濃郁，但是鋪陳排列的風格非常明顯。孟慶雲先生說過：“《内經》裡的問答體裁是受到論辯體和賦體影響而産生的應用文體。《内經》行文中每多見韻語，就是受賦影響的明證。”如《内經》說：“人有精、氣、津、液、四支、九竅、五髒、十六部、三百六十五節，乃生百病；百病之生，皆有虛實。今夫子乃言有餘有五，不足亦有五，何以生之乎？”許多如是篇章，段段如賦，即“鋪陳”，又比興，而且“頌”和“賦”相融，韻律和諧，韻文甚多。
另如《重廣補注黃帝内經素問》序：“臣聞安不忘危，存不忘亡者，往聖之先務；求民之瘼，恤民之隐者，上主之深仁。在昔黃帝之禦極也，以理身緒，餘治天下；坐于明堂之上，臨觀八極，考建五常。以謂人之生也，負陰而抱陽，食味而被色，外有寒暑之相蕩，内有喜怒之交侵。”通篇極宜朗誦。中醫經典的許多行文，包括《傷寒論》，2000多年前的賦頌水準，确實達到高峰。《漢書·王褒傳》載，當時太子生病，令王褒等“朝夕誦讀奇文”。太子尤其喜歡王褒的《甘泉賦》和《洞箫頌》，其實，如果朗誦中醫經典篇章，亦不失于有益的“奇文”。
“詩之為言承也”——詩性
《尚書》說：“詩言志，歌永言，聲依詠，律和聲”。詩是一種凝練的語言形式，要求有節奏和韻律，需要按照一定的音節、聲調和韻律，以充沛情感、豐富意象來表現事物。詩歌是文化的一端。中國是一個詩的國度，古今不管是什麼體裁的作品，詩歌都是主流正脈。不學詩，無以言。一切語言的核心都是詩。漢語言就是一種最富有詩意的語言，因為最适合情興和意境的生發，若幹漢字組合在一起往往能展現出象征、含蓄的魅力。
王應麟在《困學紀聞》中說：“詩之為言承也”。是擔負、擔任，也有繼續、接續的含義。如韓愈的《祭十二郎文》說：“承先人後者，在孫惟汝，在子惟吾。”就擔任、接續這一點來說，中醫經典表現的尤為突出。“情在詩外，狀溢目前”，“言約旨遠”，如《舉痛論》: “善言天者，必應于人；善言古者，必驗于今；善言氣者，必彰于物；善言應者，同天地之化；善言化言變者，通神明之理。”以詩的語言，描述藏腑功能。又如《内經》謂：“志閑而少欲，心安而不懼，形勞而不倦，氣從以順，各從其欲，皆得所願”。這裡單音詞、雙音詞，彈性組合，韻巧推排。 還如《脈經》：“脈理精微，其體難辨，弦緊浮芤，展轉相類，在心易了，指下難明。”中醫著作中還有許多歌訣，藥性、湯頭等，都是字詞疊加，言不盡意，而言有盡意無窮，充足的詩性意境。這一點，與漢語言抽象思維，注重形象互動相織，使語言更富有内涵氣質密切相關。
中國的漢語言，雖然缺少詞形變化，但四聲的差別，詞和詞的連接配接往往不是形連而是意連，其間的關系非常靈活。很多時候，邏輯連接配接詞需要讀者來填充，因而形成詩歌富于靈動的效果。中醫經典的詞類活用，也使許多論述富于包蘊、多義，給讀者留下許多自由想象的空間，這些都屬于詩性的聯想和意象。
朱鼎在《玉鏡台記·慶賞》中說：“隻見萬種奇葩呈艶麗，十分春色在枝頭。”中醫文化和民族文化相輔相成，中醫藥是中華民族文化衍生的春色奇葩，同時也是中華民族文化發展的重要動力。（盧祥之 作者為中國中醫藥研究促進會醫養結合分會首席專家、世界中醫藥學會聯合會進階顧問、儒醫文化研究會會長）
來源： 光明網中醫頻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