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淵
于淵，又名光藻，号邦齊，四川射洪縣人。烈士家境困窘，祖、父輩皆靠租佃他人土地耕作養家。烈士稍長，亦藉幫人打短工，拉纖維持生計。二十一歲時，因得罪鄉紳而離家從軍。在其二十餘年的戎馬生涯中，以骁勇善戰，得由士兵累升至川軍副師長、少将參軍等職。一九二六年，在震驚中外的萬縣“九·五”慘案中，于淵率部英勇抗擊英軍，遂以“愛國軍人”、“抗英英雄”名揚中華，威震海外。加入中國共産黨後，于淵畢生為黨的事業，為中華民族的解放而奮鬥。一九四九年十二月被選為中國民主同盟會中央委員。同月，犧牲于成都十二橋。
苦難生涯 剛烈漢子
蜀中“四川”之一的千裡涪江，經川北射洪的洋溪鎮，滾滾南流。離洋溪鎮不遠，有個于家壩。這裡雖然地勢偏僻，但土質肥沃，是縣裡棉花的主要産地。于淵誕生在這裡。
于淵的父親名“發祥”，意思是希望擺脫貧困，長發其祥，福蔭子孫。可是于家不僅沒有“發祥”，而且連生三子之後，更見窘迫，幾乎到了人無立錐之地，家無隔夜之糧的境地，于發祥經不住長年累月的煎熬，終于積勞成疾，辭世而去。這時，長子于淵還不滿十歲。為了糊口，他隻勉強讀了幾天私塾，便與母親共同承擔起了全家人的生活重擔。
幾年過去了，他漸漸長成一個身高力壯的漢子，到江邊當了拉船的纖夫。他赤着雙腳，踩過崎岖的亂石；撩起衣衫，蹚過湍急的江水。苦難的生活，使他強烈地感受到了人間的不平，在他的心裡産生了深刻的影響。強壯的體魄和走南闖北的經曆，造就了他樸實豪爽和剛直不阿的性格，每每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為窮苦人争口氣。
一九一四年春的一天，十九歲的于淵幫人擔尿水下鄉，在出城門時，不慎濺了點尿水在一個豪紳身上。于淵趕忙連聲道歉，誰知那家夥初則辱罵，繼而又不由分說大動拳腳。于淵忍讓再三，那人仍不肯罷休。忍無可忍之中，于淵順手拖起扁擔還擊。不料，這一扁擔卻惹出了大禍，那人竟倒地不起，過了幾天就一命嗚呼了。人命關天!于淵聞訊，連夜打點行裝，離家出走。匆匆來到鄰近的三台縣，他見駐紮在這裡的川軍部隊正在招募新兵，未多加思索，便毅然應招入伍，開始了戎馬生涯。他沒有料到，亡命從軍，本是為了避禍，卻從此決定了自己一生的命運。
民族蒙羞 虎贲奮身
辛亥革命後。中國社會進入了激烈動蕩的年代。大大小小的軍閥在帝國主義的支援和唆使下，正打得不可開交，階級沖突和民族沖突日趨激化。
這時，四川軍閥楊森為了擴大自己的地盤，在泸州創辦培植軍事人才的泸州講武堂。于淵被推選入“講武堂”第一期。學成後，因得到楊森賞識，被提升為排長。在這期間，恽代英、唐際盛等革命人士，以泸州川南師範等校為活動中心，宣傳反帝反封建的新思想，傳播馬列主義。泸州的革命空氣比較濃厚。于淵也耳濡目染，受到了革命思想的啟迪。
一九二五年，于淵因在楊森發動的“統一之戰”中表現突出，得到楊森信任，被委任為萬縣城防兼憲兵司令。
十餘年間，于淵雖然由一個普通士兵晉升為憲兵司令，但他并沒有像一般的官僚軍閥那樣忙着去發一筆橫财，過驕奢淫逸的生活，而是始終保持着正直、樸素、助人為樂的本質。
一九二六年五月，北伐戰争開始了，“工農兵聯合起來”，“打倒列強，除軍閥”的口号響徹了半個中國。洶湧澎湃的革命形勢，在于淵的思想上也掀起巨大的波瀾。他開始意識到，國家和民族的希望，是寄托在以中國共産黨為代表的革命派身上。于是，他開始設法積極與在重慶活動的國民黨省黨部(左派)負責人、共産黨員楊閣公、吳玉章等人聯系，尋找自己新的征程。①
面對北伐戰争的節節勝利，工農運動的蓬勃發展，帝國主義開始益發不安了。他們互相勾結，向中國增派軍事力量，任其兵艦、商船在中國河流裡，尤其是長江各埠恣意航行，炫耀武力，推行其臭名昭著的炮艦政策。楊森回師萬縣後，在其所轄的長江江面，就多次發生英國輪船肆意撞沉或浪翻民航，淹死人民的事件。楊部官兵和船民對此早有怨聲。楊森口頭上雖然也說是“奇恥大辱”，但對英帝的炮艦政策，仍然畏懼三分，不敢采取任何實際行動。一九二六年八月二十九日，英國太古公司“萬源”号輪船由宜昌上駛，行經雲陽時，故意加大馬力，浪翻三隻小木船，船上的于淵所轄憲兵一連五十多名官兵，當即淹死了四十六人；所解送的軍饷款洋八萬五千元及攜帶的槍支彈藥也全部沉入江流。消息傳來，楊森部官兵群情激憤，于淵更是憤慨難忍，立即向楊森請求嚴懲肇事英輪。英輪“萬源号”肇事後，未敢在萬縣停泊，徑自開走了。當時，朱德、陳毅同志根據黨中央訓示，正來萬縣做争取楊森的工作，他們立即建議将停泊在萬縣碼頭的太古公司“萬縣”、“萬通”兩輪扣留，同時，急電重慶英國領事館進行抗議。
當晚，朱德、陳毅等人就事件發展的情勢進行磋商。他們認為，應抓住這次事件，進行反帝愛國教育，造成聲勢，掀起“五·卅”那樣的反帝政治運動，促使軍人跟着群衆走。于是，他們發動萬縣各界，召開反帝群衆大會。萬縣各界，包括楊森部許多官兵，反帝熱情頓時高漲起來。
帝國主義者從來就不把中國人放在眼裡，中國軍隊竟敢扣留他們的輪船，真是聞所未聞!九月一日和三日，楊森接連得到下遊駐軍報告，說英國海軍準備派兵艦到萬縣強奪被扣輪船。同時，事前停靠在萬縣江面的英兵艦“柯克捷夫”号也蠢蠢欲動。于淵在“萬縣”、“萬通”兩輪上加派守兵。萬縣城籠罩着一派緊張氣氛，大家心裡都明白，事态已發展到非用武力不可的地步了。
作為軍人，在戰場上與敵人兵刃相見，打個痛快，是于淵盼望已久的事。長期郁結在他胸中的對帝國主義的仇恨，象火一樣燃燒起來。可是，楊森有沒有決心打呢?在這嚴峻的時刻，于淵不由深深地感到自己肩上的責任重大。不知不覺，他來到陳毅的住所。盡管他與朱德、陳毅相識時間不長，但他感到這兩個共産黨人，遠見卓識，謀略過人。尤其在這幾天急速變幻的事态中，他們那種處變不亂，從容有度的氣概和日以繼夜，不辭辛勞的工作精神，更使于淵對他們産生了一種由衷的信賴之感。陳毅把連日來朱德與楊森交談的情況和楊森的态度，一一告訴了于淵。随後，陳毅又陪于淵走出寓所。看到全城群眾同仇敵忾的情緒，于淵的心裡漸漸踏實起來。陳毅鼓勵他說：“于司令身先士卒，首當其沖，如果打起來，切望堅決打好這一仗。”
萬縣“九五事件”英輪慘死同胞雪恥大會
九月五日下午，英艦長達爾禮，率改裝成兵艦的商船“嘉禾号”駛進萬縣江面，與“柯克捷夫号”和剛由重慶開來的“威警号”結成犄角之勢，直向被扣的兩艘英輪泊靠。當達爾禮率數十名水兵湧上“萬通”輪時，船上的中國士兵，立刻分布甲闆，持槍警戒。達爾禮趾高氣揚地揮舞着手杖，指揮英兵把中國士兵趕下船。于淵冷眼觑定那不可一世的達爾禮，沉着應付，指令兩船守兵，堅守崗位。達爾禮見中國士兵寸步不讓，竟悍然下令射擊，當場打傷兩人。于淵見狀，怒不可遏，大吼一聲：“打！”中國士兵應聲還擊，立時，槍聲大作，殺聲震天，一場短兵相接的戰鬥開始了。“兩軍相恃，勇者勝。”于淵脫掉上衣，掄起一把大刀，高聲大叫：“弟兄們，為國争光的時刻到了!我們為同胞出氣，犧牲了，有同胞報仇。給我打!”
混戰中，達爾禮胸中一彈，頭挨一刀，躺在血泊裡。一向驕橫的洋兵抵擋不住，紛紛敗陣，奪路逃竄，不少人被擠入滾滾大江。侵略軍武力奪船的企圖失敗了，三艘英艦急忙調轉船頭，駛向江心，惱羞成怒地向萬縣城開炮轟擊。
于淵見英軍大炮肆虐，兩岸無數民房中彈，倒塌、起火，心急如焚，立即下令組成敢死隊，分乘木船，從上遊直迫英艦，就近予以打擊。英軍沒有料到中國軍隊會有這一手，待他們發覺時，木船已貼近艦身了。敢死隊員朝艦上猛擲手榴彈，長短槍齊發，打得英兵鬼哭狼嚎，叫苦連天。酣戰中，不幸于淵頭部受傷，血流不止，一個士兵驚呼：“你受傷了!”急忙上前扶他。于淵吼道：“什麼叫受傷，還不給我快打!”長官帶傷奮戰，頓時軍心大振，呐喊沖殺之聲震天。突然，一艘英艦中彈起火，霎時濃煙彌江。英艦不敢戀戰，一聲哀鳴，與另兩艘英艦一道，向下遊逃去。
在這場曆時三小時的激戰中，于淵和他率領的士兵，不畏強暴，進行了英勇的抵抗，打死打傷英軍官兵數十名，使英軍武力奪船的計劃終未實作，大長了中國軍民的志氣，大滅了帝國主義的威風。消息傳開，一些報紙稱于淵是“民國以來，中國軍人對外強開戰的第一位愛國英雄”。
萬縣“九五事件”中于淵率部打敗的英艦“柯克捷夫号”
這時，北伐軍連克武漢三鎮，長江中下遊革命形勢迅猛發展。在朱德等人的推動下，楊森終于易幟，所屬部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二十軍。同年十月，朱德以二十軍黨代表身份，由武漢率領一批政勞工員重返萬縣。不久，在萬縣杜家花園開辦二十軍軍事政治學校，調訓該軍現職軍官并招收進步青年，培養革命力量。于淵以上校憲兵司令職入學。這樣，他不僅有機會較系統地接受革命思想的教育，也有更多的機會，直接與朱德等人接觸。從這以後，這個當纖夫、賣苦力出身的愛國英雄，開始明白了許多革命道理。多年來苦苦思索而得不到解答的問題，一下都想的清清楚楚了。于是他的思想進入了一個新的境界；他由衷地感到自己已經找到真正的前途；他終于作出了一生中最重要的抉擇：懷着滿腔赤忱，向朱德同志提出加入中國共産黨的要求。不久，他的願望實作了。③
考慮到于淵在川軍中已有一定的威望，黨決定他仍留在軍中工作，使之更好發揮作用。
一九二七年“四·一二”政變後，楊森追随蔣介石出兵鄂東，配合夏鬥寅部進攻武漢。對楊森的背叛，于淵深為痛恨，在言論中流露出強烈不滿。楊森感到他對自已是個潛在的危險，便借故解除了他的職務，并密令予以查辦。子淵被迫離開萬縣，在成都、南充作了短暫停留，又經張瀾先生介紹，“投奔”四川另一軍閥劉湘。劉湘素聞于淵骁勇善戰，欣然委任他為所部二十一軍二師六旅旅長。年許，又調任軍部少将參軍。
危難受命 忠貞不渝
一九三O年八月底，中共四川省委決定策動駐江津的劉文輝第二十四軍第一師起義，任命項鼎(蘇幼農)為起義前委書記，于淵為總指揮。八月二十八日，省委宣傳部長羅世文向于淵等人傳達了省委的訓示和任命。于淵知道，劉文輝向來防範嚴密，而自己人地生疏，要指揮這次起義，困難是很大的，但作為黨員，當然必須執行組織已經作出的決定，當天，他動身趕赴江津，和項鼎，李家俊等同志商量後，又仔細去檢視江津地形。
不料，起義的消息洩漏了。劉文輝已得到了密報，并采取了應變措施。面臨這個變化，于淵當即向前委建議，暫不發動起義。他認為，強行起義，成功的可能不大；一旦失敗，必然使一師内我黨力量遭到極大損失。但前委沒有接受他的建議，改任李家俊為總指揮，提前于九月三日舉行起義。僅僅幾個小時，起義便失敗了，李家俊等二百餘人被捕，三十多個同志慘遭殺害。項鼎，于淵等人被迫化裝潛至重慶。
這次失敗，使于淵感到非常難過和壓抑。他不知道，這是黨内“左”傾冒險主義占主導地位造成的錯誤。随後，省委訓示于淵，重返劉湘部隊。
一九三二年，劉湘同劉文輝争雄四川的“二劉大戰”爆發了。劉湘采用于淵“中央突破，兩翼包抄”的作戰計劃，并派于淵擔任中央突破的主攻任務，取得了戰争的勝利。為此，于淵進一步得到劉湘的信任，被任命為四川省會警察局局長。
在反動勢力猖獗一時的腥風血雨中，于淵強忍内心的悲痛和仇恨，利用警察局長的職務，勇敢而機智地承擔起掩護革命力量的重任。當他知道有同志被捕入獄時，總是千方百計地設法營救，并為這些同志傳遞消息，送錢送物。甚至還找機會把不少共産黨人和進步人士安插到他的警察局裡。他設法取得劉湘的同意，開辦“四川省警官教練所”，乘機招收了一些黨員和進步群衆。這樣，在四川黨組織遭到嚴重破壞的時期，于淵難能可貴地為黨儲存了一部分力量。此外，他還資助共産黨員杜桴生等人，創辦宣傳抗日救國的報紙。他的這些活動，終于引起了反動分子的注意，同僚中有人向劉湘告發，說于淵是共産黨，已掌握了人和槍，要在成都配合川陝紅軍搞暴動。老謀深慮的劉湘，于一九三五年一月，下令将于淵調離成都，改任二十軍教導師二旅旅長，派赴與紅軍作戰的前線。
身曹心漢 兩讓紅軍
一九三五年五月初，紅四方面軍第九軍及卅軍主力，連克城鎮，經北川、安縣，挺進松、理，茂。這時，于淵部奉令，防守北川、茂縣間的土門要隘。土門距茂縣僅數十華裡，山勢險峻，是西通茂汶地區的咽喉。五月十二日，于淵部第六團與魚洞口紅軍接火，雙方展開激戰。眼見紅軍受阻，于淵心中十分着急。左思右想，終于想出一個主意，以兩翼緊急為借口，指令第六團迅速退守。紅軍得以沖破土門防線，于五月十五日占領茂縣。六月十四日，紅四方面軍在懋功達維鎮與紅一方面軍勝利會師。
十月，張國焘堅持其分裂黨、分裂紅軍的陰謀，拒絕北上，強行帶領左路紅軍南下川康邊一帶，發動了“天，蘆、名、雅、邛、大”戰役。随軍南下的朱德得悉防守金興、蘆山一帶的川軍部隊中有于淵的部隊，便決定一部分隊伍從于淵防地通過，以減少損失。
一天深夜，一個人來到于淵部，稱有要事拜見于旅長，于淵忙将他請進内室。來人正是朱德同志的信使。朱德在密函中，囑于淵設法讓紅軍通過他的防區，并希望他今後繼續留在川軍中工作。⑤于淵閱畢密函，立刻同來人安排好了讓路計劃。次日淩晨，于淵假稱有情報說紅軍要夜襲某小鎮，令防守陣地中段豁口的部隊立即開拔，前往迎擊。就趁這個時機，紅軍順利地沖出了豁口。
在短短幾個月時間裡，能征善戰的于淵竟連連失誤，不能不引起一些人的責怪與懷疑。劉湘雖亦覺蹊跷，但此時由于中央軍趁追剿紅軍之機入川，大有鸠占鵲巢之慮；何況，川軍中為儲存實力而避免與紅軍交鋒的将領還大有人在，焉能獨責于淵?于是，劉湘隻下令撤了于淵的旅長職務，給了一個沒有實權的少将參議頭銜，于一九三六年初，派于淵去日本考察軍事。
在動身赴日前，于淵在上海曾面晤魯迅。到東京後，又與郭沫若等多有接觸，并經郭沫若安排，向中國留學生講演。o西安事變後，國内形勢發生很大變化，劉湘與南京中央勢力的沖突日趨尖銳，轉而逐漸接受了我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四川的抗日救亡運動進一步蓬勃開展起來。在這種情況下，于淵立即離開日本，回到成都，與車耀先、甘樹人、胡芷俊等人一道，從事抗日救亡活動。在他的寓所湖廣館街三十九号，同甘樹人，徐慶堅等人創辦了《力文》半月刊。這個刊物旗幟鮮明地主張停止内戰，一緻抗日，在社會上有較大的影響。發行至第七期後，被國民黨地方當局下令查封。
戰将解甲 不忘國憂
“七·七”事變後，國共兩黨再度合作。一九三七年九月，在各方面的推動下，劉湘出任第七戰區司令長官，統率川軍出川抗日。這時，于淵奉召回軍，被劉湘任為第七戰區三十集團軍新十六師副師長兼第七戰區遊擊司令，開赴贛北前線。劉湘病死武漢後，蔣介石乘機在川軍中擴大自己的勢力。一九三八年九月，于淵因與其頂頭上司、追随蔣介石甚緊的三十集團軍總司令王陵基意見不合，憤而棄職回川，擇居成都北郭鄉間，稍事休養。
一九四一年，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發生後，國民黨掀起了更大規模的反共高潮。根據黨中央訓示，在周恩來為首的中共中央南方局上司下，黨對四川各民主黨派，文化、教育，宗教、民族工商業各界以及地方實力派，進行了大量的統戰工作，發動愛國的民主運動。
于淵利用其較有影響的社會地位和聲望，積極參與了對上層人士的統戰工作。一九四二年，經張瀾介紹，他參加了民主政團同盟，在複雜的鬥争環境裡，為發展壯大民主進步力量，做出了卓著的貢獻。一九四四年，民主政團同盟改組為中國民主同盟(簡稱“民盟”)，于淵被選為“民盟”四川支部成都北區分部主任委員。後來，又被選為“民盟”四川支部的執行委員。他不圖苟安，不忘國憂，多方奔走疾呼，成為川中知名的愛國民主戰士。
力解民圍 知難猶進
于淵官至川軍少将，雖是“賦閑”在家，究竟是衣食無慮，令世人刮目相看。但他從未忘記自己的寒苦出身，總是善體民性，非常關心和同情一般勞動群衆的疾苦。鄰裡的貧窮人家有了困難，甚或是過路的貧困者，他都要設法為他們排憂解難，毫不吝惜地盡力給予接濟，附近群衆莫不稱道于師長是位樂善好施的好人。
一九四一年，于淵集資建立了一個“繼中墾社”，招集一些生活貧苦的人，到邊遠山區拓荒墾殖，開辦實業。墾場的住房、口糧、用具、農具的費用，都由墾社墊支，規定三年後付還。這對于無地農民來說，既能躲避官府、豪紳的壓榨、剝削，又能得到基本的生活保障，是以，要求參加墾社的人不少。于淵不辭辛勞，親自前往安置。
一九四三年，于淵回鄉省親，為改善家鄉落後的交通狀況，友善群衆，他又與鄉人集資，籌劃修建一條鄉村公路。他被推選為築路工程董事長，親自勘測路基，招商承包。這條路是射洪縣的第一條公路，它的建造為家鄉的發展起到了極好的作用。
有一年，川北發生糧荒，廣大農民群衆生活困苦。于淵受張瀾之托，以“川北旅蓉同鄉會”名義，為民請命，呼籲當局減免賦稅，施行救濟。
于淵自己在生活上随遇而安，始終保持着儉樸的本色。他常常告誡小女：要關心勞動群衆的生活。他曾經對女兒說：“這個時代的青年，就是應該多參加社會活動。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嘛，我們中國的興盛，要靠你們啊!”
一九四七年春，正值青黃不接之際，官商囤積居奇，制造米荒，激起市民騷動，搶米風潮疊起。于淵挺身而出，大聲疾呼，痛陳人民苦衷，因而引起了國民黨特務機關的注意。他們捏詞誣報“搶米風潮系于淵煽動”，甚至放出風聲要追究查辦于淵。有人勸于淵暫避風頭，他毫不介意地說：“糧食是老百姓種的，被他們奪去囤積賺錢，看着老百姓挨餓不管。老百姓不能站着餓死；買不到米，迫于無奈才搶，是合情合理的。他們能把我怎麼樣?我怕他們作什麼!”
他不僅關心群衆疾苦，而且積極參加民主愛國活動。一九四六年六月，國民黨反動派為了鎮壓人民的反内戰、反獨裁的民主運動，在昆明接連暗殺了民盟中央委員李公樸、聞一多。事件發生後，舉國共憤。于淵和張瀾、楊伯恺、李揚符等人?沖破國民黨反動當局的層層阻撓，多方奔走聯絡，于八月十八日在成都蓉光電影院為李、聞舉行追悼大會。混迹在人群中的國民黨特務，在張瀾先生走出會場時，突然竄出，制造混亂，用紅墨水瓶向張瀾先生猛擲。于淵，楊伯恺一面高聲怒斥特務，一面挺身保護張瀾先生。事後，他們通過輿論界，對國民黨當局的無恥行徑進行了猛烈的抨擊。
橫戈虎穴 從容玉碎
随着前線戰場的節節敗退，國民黨反動派愈加不擇手段地殘暴鎮壓國統區進步力量和人民群衆。一九四七年六月一日深夜，國民黨地方當局根據特務機關事先提供的“黑名單”，開始在成都、重慶等城市，大肆逮捕革命人士。
是夜，于淵剛剛睡下，忽聽宅外有人敲門，高呼：“請于師長到鄉公所，有要事相商。”于淵心知有異，但仍從容地叫家人打開大門。頓時，一群荷槍實彈的軍警特務蜂擁而入，把于淵團團圍住。帶隊的家夥，看到于淵正氣凜然的神情，吓得不敢正視，隻好支支吾吾地說：“警備部嚴司令有事請于師長去談談。”于淵作了最壞的準備，讓家人收拾了幾件随身衣物，昂首邁步，走出家門。
于淵被敵人抓走後，雖經家人多方營救，仍無濟于事，而他則神态自若地挂着國民黨川康綏署少将參議的軍銜，被送進省特委會的看守所。國民黨特務想從于淵嘴裡得到共産黨和民盟組織的秘密，布置了對他的審訊。當軍法官問他為什麼要反對國民黨時，他昂起頭，大聲地說：“我對中國局勢的看法，和蔣介石是有些不同；共産黨和民盟沒有什麼不對。”然後，曆數蔣介石發動内戰，禍國殃民的種種罪惡。軍法官則追問他參加過什麼組織，他說：“我們沒有什麼組織，隻要是志同道合，就是朋友；朋友那就多得很囉!敵人見問不出個明堂，惱羞成怒，厲聲咆哮：“我們是在審訊你，不準你在這裡胡說八道!”于淵也寸步不讓，抓起桌上的茶碗，對準那家夥劈頭擲去，喝斥道；“你有什麼資格審訊我?”面對這個在四川軍界早已馳名的硬漢，軍法官們甚覺尴尬惶惑，審訊連忙草草收場。于淵沖撞公堂，威懾軍法官的消息，很快在全獄的難友中傳開了，大家都受到很大鼓舞。
敵人見硬的不行，又弄來于淵的同鄉，西康省調統室主任到獄中進行勸說，以釋放為誘餌，企圖使于淵改變主意，背叛革命。于淵靜靜地聽那人說了半天，然後起身在室内踱了一圈，堅定地說：“現在中國的形勢，或許你比我更明白些，我看用不着再商量了。”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人民解放軍挺進西南，成都的解放指日可待。勝利消息傳到獄中，于淵和難友們懷着喜悅心情，互相鼓勵，憧憬着未來。被獄中稱為“三老”的楊伯恺、于淵、王幹青，以他們豐富的革命經曆和威武不屈的鬥争精神，得到難友們的信任和愛戴。于淵平時很注意鍛煉身體，這時，他叫青年同志和他一道鍛煉，準備着為新中國好好工作。
還在這年的夏天，于淵的女兒獲準探監。她帶着母親準備的衣物，來到看守所，看見離别兩年的父親，忍不住淚流滿面。于淵微笑着撫慰女兒說：“不要哭，要學會堅強些。告訴你母親，不要擔心我。我這一生，什麼都經曆過，從來就是天不怕，地不怕；你和哥哥要好好讀書，對生活要有信心。”控監時間快到了，望着女兒痛苦的臉龐，于淵不由得心緒難平；他再一次對女兒說：“一切都會好起來的，将來一定比現在好。你和哥哥，一定要好好讀書，将來是會有用的。”
于淵可能已預感到，這是與親人的最後一次見面了。
黨組織和于淵的親友為營救他想盡了一切辦法。在獄中同志和于淵本人的配合下，也盡可能地救出了一些同志。但是，一場喪心病狂的大屠殺陰謀，已經在策劃了。根據國民黨最高當局的密令，在逃離大陸前，必須把西南三省的在押革命人士一律加以處決。國防部保密局局長毛人鳳、西南長官公署二處處長徐遠舉，下令于十一月二十七日把關押在重慶中美合作所的共産黨員、革命人士集體屠殺後，又竄來成都，于十二月七日親自下達了将成都的在監政治犯“一律槍決”的指令。
二十天後，成都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