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國際童書展一年比一年熱鬧。
主筆/陳賽
“大衛，不可以”系列繪本插圖
黑塞曾經在1930年的一篇文章《書的魔法》中說，無論技術如何進步，閱讀都會是一種永恒的人類渴求。“我們無須恐懼一個沒有書的未來。恰恰相反，對于娛樂與教育的某些需求越是通過其他的發明得以滿足，書越能赢回它的尊嚴與權威。”
他的話至少說對了一半。在中國，雖然成年人越來越不在乎自己的精神生活了，但在孩子的教育上卻一直不吝投入巨資。童書于是成了中國圖書市場最熱的一個闆塊，據稱現在有上千家出版機構在做童書。中産階層父母對于兒童閱讀充滿沖突的熱情，從書展亂糟糟的現場可見一斑：大人背着大包小包滿場掃“貨”，小朋友卻滞留在某個漫畫書的角落裡不肯走開；大人井然有序地買書、排長隊，熱切地想為孩子讨一個心愛作者的簽名，但你問問他們多久沒讀過自己曾經熱愛的作者了……
從2013年首屆童書展舉辦至今，随着中國童書市場的快速膨脹，書展主辦方邀請的嘉賓，從創作者、評論者到出版人，越來越大牌。今年的書展上，我基本是在不斷的奔波采訪中度過的，幾乎沒有時間逛一逛展台，看一看新出版的童書。
美國童書作家大衛·香農先生完全無法了解他在中國的人氣。在一場以他為主角的簽售活動中，因為現場過于喧嘩，驚動了商場的保安們全場出動，連上個廁所身後也要跟着六七個保安。當天晚上，香農先生得意洋洋地将自拍照發給妻子，妻子回複說：“回來以後，垃圾還是要扔的。”
美國童書作家大衛·香農
與《猜猜我有多愛你》《活了一百萬次的貓》一樣，他的“大衛，不可以”系列已經成了現代中國孩子必備的童年經典。他筆下那個5歲的大衛，小眼睛，短眉毛，鼻孔朝天，門牙漏風，一切孩子能闖的禍他都無知無畏地闖了——随心所欲地挖鼻孔，在牆壁上亂塗亂畫，頭戴鐵鍋敲得叮當亂響，光溜溜地在大街上跑……
并不是中國的父母對孩子的淘氣有什麼特别強大的容忍力，最好的童書作家不僅谙熟孩子的心理，更了解隐藏在暗處的大人。這套書真正的秘密在于，就像孩子在大衛的各種“不可以”中獲得打破禁忌的快感，父母們則在最後的那一聲“是的，我愛你”中得到愛的确證。
90歲的角野榮子女士是今年書展的另一位大明星，走到哪裡都有一大群粉絲追随。她的《魔女宅急便》經宮崎駿的同名動畫早已在中國家喻戶曉，講一個叫琪琪的小魔女，如何在一種魔法的幫助下，找到生活的勇氣與智慧。在長甯圖書館的一場演講中，角野女士提到自己童年時代經曆戰争，如何失去母親，與繼母一起生活，那些童年的孤獨、悲傷和陰暗，如何轉化為成長與創作的能量。
日本著名兒童文學作家角野榮子
她說自己年紀大了，不知道何時會離開，是以心中有一些更重要的事情要表達出來，于是創作了新書《隧道的森林》，講述一個勇敢的小女孩，在戰争年代，如何日日穿越一個可怖的森林隧道去上學的故事。
《隧道的森林》故事很動人，尤其是那種孤獨感，小女孩和逃兵的孤獨，寫得淡淡的，像天邊的雲，又深深入裡，像紮在心裡的刺。但我的心裡始終還有另外一根小刺紮着。我外婆如果還活着，跟角野榮子同歲，她曾經給我講過她小時候躲日本兵時的種種恐怖。書中小女孩伊子的父親當然是很溫柔很善良的父親，但誰知道他在中國做過些什麼呢？當然，他也是戰争的受害者，但同時也是施害者。人性的扭曲，可以同時是一個小女孩的好父親，又是另一個小女孩的惡魔嗎？而我放不下那根刺，是因為民族主義的偏狹，還是僅僅因為那場戰争裡有我外婆童年的恐懼與痛苦，當這些記憶都消失之後，一切其實都無所謂了呢？
是以，相比之下，我更喜歡凱蒂·克勞澤的溫柔可親，沒有一點兒著名作家的架子，更沒有盛氣淩人的翻譯在一邊護駕。我們在路上遇到，約了一個時間在展館的咖啡館見面，到了時間，她就一個人抱着書晃悠着來了。
克勞澤是比利時的國寶級童書作家，2010年曾獲得國際兒童文學最高獎——林格倫紀念獎，當年的競争者中包括英國桂冠作家昆汀·布萊克。她的授獎詞裡這樣寫道：“在她的世界裡，幻想與現實的大門總是敞開着，作品總是讓讀者感覺到内心最隐秘的東西，使那些遇到困難、低落或失望的人們從她的繪本中找到希望與力量。”
曾經有人寫過一篇長長的論文，試圖解釋為什麼克勞澤能夠在童書中探讨那麼嚴肅、深刻的主題，卻不失去孩子氣的一面。比如她筆下的死神是一個小女孩，她很輕很輕地走路，輕輕地敲門，害羞地靠近即将離世的人。
她還畫過一個獨自住在森林裡的女人，厭倦了自己，厭倦了她抓的魚，厭倦了窗前的椅子，厭倦了每年來一次的郵差，終于在一個突然醒來的夜晚，在難以忍受的孤獨中跳入了湖水，并在那裡發現了一個重生的契機。
《魔女宅急便》插圖
她最新在中國出版的是一套題為《爸爸和我》的小書，主角是一對奇怪的六足昆蟲父女——波卡和米娜。米娜就像所有的孩子一樣，調皮、活潑，對事物充滿熱情，會做一些你意想不到的事情。波卡是個溫和的單身爸爸，面對女兒常常有點手足無措，但在女兒需要他的時候，他總是在她的身邊。
這套小書很容易讓人想到加布裡埃爾·文森特的《艾特熊與賽娜鼠》。艾特是一隻高大的西伯利亞熊，賽娜是一隻穿紅鬥篷的灰色小老鼠，他們一起住在某個白雪覆寫的歐洲小鎮的一所破舊的老房子裡。
克勞澤承認這兩套書之間的關聯。最初正是艾特與賽娜之間那種純粹的善意深深打動了她，才有了她的波卡與米娜。英國心理學家唐納德·溫尼科特曾說：“愛是一種自我的投降，放下自己的需求與預設，為了更近、更仔細地傾聽另一個人的需求，尊重他的秘密，并給予最大限度的包容。”當然，凡是做過父母的人都知道，在日常生活無數沖突的細節中，維持這種善意與寬容并不容易。
“我相信，一個孩子被恰如其分地傾聽過、愛過、接納過，他們是可以很強大的。有些父母相信嚴厲的愛，認為嚴厲才能讓他們堅強起來，但我想這隻會讓他們更脆弱，不快樂。我覺得做一個快樂的人，比做一個強硬的人更重要。”
她說，這套小書是她的“消遣”之作。在一些相對沉重的主題（比如孤獨、死亡、身份、性别等）的創作間隔期，她想畫一些輕松的故事，關于一些很簡單的主題，比如購物、野餐、釣魚、看電影，描繪這些日常生活中小小瞬間裡的詩意與愉悅。
其實，她的書，無論主題是大是小，是深沉如死亡，還是輕淺如一個瞬間，都是在講人生最基本層面的東西，關于愛，關于悲傷，關于自然與人間的神奇，關于小小的生命如何在大大的世界裡獲得掌控生活的力量。
在波卡和米娜的世界裡，一切都小小的，小小的房間、小小的窗戶、小小的桌椅、小小的鍋碗瓢盆，連米娜的鞋子都帶着某種昆蟲性，仿佛随時會飛走。六足昆蟲國的居民們各個長相奇突，衣着打扮卻各有各的摩登入時。紅男綠女，悠然漫步城市街頭，吃飯、喝茶、看電影、逛博物館，你幾乎要懷疑，這個世界上是否真有一種這樣高度進化的昆蟲文明？
比利時著名童書作家克勞澤
克勞澤故意不畫波卡和米娜的嘴巴，隻靠眼睛和身體語言來傳遞各種微妙複雜的情感，這估計是她向前輩托芙·楊森緻敬的一種方式。當年，托芙·楊森畫《姆明谷》裡的小精靈就是沒有嘴巴，全靠眼神和動作來表達情感。
為什麼要以昆蟲為主角呢？是因為昆蟲脆弱的存在狀态像孩子嗎？
“不，”她說，“昆蟲一點都不弱小。如果你抓住一隻蟲子，拔掉它的細腿，它們的确很脆弱。如果有一天，人類真的把地球給毀了，存活下來的會是昆蟲，而不是人類。它們比我們強大得多。”
她拿出筆和紙，在紙上歪歪扭扭地畫了一隻像熊一樣的動物。她說，這叫水熊蟲，是世界上最小的昆蟲，小到隻有筆尖大小，但它幾乎能在地球上任何環境中生存。在動物世界裡，迄今為止，無論耐寒、抗熱，它都是冠軍。通過把身體的水分排出，它可以在零下200攝氏度的低溫到150攝氏度的高溫中生存。在太空裡也能存活好幾天。
我發現，當她談論樹木、昆蟲、水母的時候，那種求知欲是科學家式的。畫畫是她探究和了解這個世界的第一工具，每次看到一個她不認識的東西，她的第一反應就是畫下來，寫下它的名字，然後翻閱查找更多的資料。如果不是因為小時候患有聽力障礙，她大概會成為一名科學家。17歲那年，她第一次讀到波特小姐的傳記，她就知道自己也會成為一名圖畫書作者。
童書作家比阿特麗克斯·波特，這位早她100年出生的英國女性，是她創作中最重要的缪斯女神。她仰慕她的才華和勇氣、強烈的好奇心、對人生的務實态度，以及從日常生活的荒謬中尋找幽默感的能力。
很多女性畫畫，可以畫得很可愛、很甜蜜，就像社會期待于女性畫家的風格，但有一些女性，像波特小姐，她們的畫充滿了力量。波特的畫非常真實，她是以一種科學的精确度來描繪故事裡的動物、植物、花園和樹林，她筆下的動物必須在每一個細節上都是真實而精确的——不僅在個性和行為上真實，連解剖學上的構造都是完全精确的。但同時，她畫得又那麼美，美得令人歎息，就好像你可以走到畫裡，與畫中人坐在一起。“我小時候真的相信彼得兔就住在英格蘭，長大了就可以去探望它們。”
與波特小姐不同的是，克勞澤的人生中還有很大的一個領域是為神秘和未知辟出的，她覺得自己在精神上與古代那個萬物有靈的世界連接配接得更緊密。“在英國和瑞典，我們相信很多看不見的東西，比如仙女、妖精、精靈。冰島有一塊巨石，傳說中是仙女住的地方，到今天人們仍然會繞道而走。小時候，我父親經常告訴我，要給房子裡的妖精留一些吃的，否則他們就會搞些惡作劇整你。我就是這樣長大的。”
在她看來，這種人與自然的關系很美好，雖然不是真的，但誰在乎呢？
《小死神》插圖
“你知道嗎？科學家們研究發現，在森林裡，在我們肉眼看不到的地下，所有的樹木之間都通過綿延的根部連接配接在一起，它們中間有母樹，有子樹，彼此頻繁地交換訊息、交換養分。如果一棵樹生病了，别的樹會幫它療愈。如果一棵樹沒有照到光線，别的樹會讓出空間，幫它獲得光線。如果動物來吃一棵樹的葉子，别的樹會知道，分泌酸性物質，動物就不會再來吃……”
“我們如此傲慢，以為自己知道一切，其實我們真的不知道。今天的真理在100年後未必是真的。”
是以，她的哲學是：“不試圖去了解一切，或者掌握一切，因為神秘就聳立于我們的人生之上。最好習慣于此，并學會與之共處。”
事實上，她認為，無論内容，還是形式，一個故事要打動孩子，多少是需要魔法的。對她而言，魔法未必是上天入地，也可以是一片落葉，一朵花，一陣柔軟的風，是聽到有人在街上唱歌，是一個小嬰兒第一次深深地注視你的眼睛，是你的孩子第一次學會穩穩地騎在一輛自行車上。
她樂于向孩子呈現這些看似平淡無奇的日常生活裡的美、神秘與魔法，隻不過，在她的筆下，世界仿佛變得更松弛、更瑰麗，植物、動物甚至石頭，都是有靈魂的。在奇異的時空縫隙裡，還有一些小小的叫不出名字的精靈，他們有他們的語言、禮節和日常，通過這一切，她想告訴孩子，一切生命都是珍貴而神奇的，值得我們去愛惜與憐愛。
在《爸爸和我》中，我最喜歡的一集是米娜和波卡去釣魚，卻被大魚帶走，遇到了一位奇怪的夫人，邀請他們在一個日式風格的房間裡喝了青苔茶，吃了青苔蛋糕，然後騎着龍虱，戴着氧氣泡漫遊海底世界。這個故事充滿了一種溫柔、明麗的氣氛，像夏日午後的一個夢。在這個夢裡，一個父親和女兒在一起的分分秒秒都閃耀着歡愉和神秘之光。
在我們家鄉，小時候每到寒食節，家家戶戶都要吃青苔團子，如今突然在一對昆蟲父女的食譜中看到青苔蛋糕，不禁啞然失笑。克勞澤也對青苔團子悠然神往，她說她是在去日本之後才對青苔産生了濃厚的興趣。
龍虱也是一種神奇的昆蟲。她說自己小時候很怕這種蟲子，它們會帶着一個“氧氣罐”潛到水中深處覓食，當氧氣耗盡時，它們會停在水底植物的枝葉上，微微翹起後足，從鞘翅下面再擠出一個氣泡當“氧氣罐”。難道不是很像魔法嗎？
《爸爸和我》插圖
那位奇怪的夫人則讓人想起《千與千尋》中的湯婆婆。克勞澤喜歡宮崎駿，因為他的電影裡經常有這些令人費解的故事與角色，比如無面人，湯婆婆和錢婆婆也是，她們是雙胞胎，一個溫和可親，一個貪财吝啬，但她們的善惡之間并非黑白分明，而是你中有我。
她說，她從小就喜歡那些自己無法完全了解的故事，因為正是這些不可了解之處，長久地停留在我們的記憶裡，一再向我們發出邀請，邀請我們去觀察、去追尋、去想象，去努力解開謎底。
比如死亡，就是一件不容易讓人了解的事情，尤其對孩子而言。我的孩子小蟲4歲時，走在路上，看到地上的落葉，會問：“媽媽，這個葉子死了嗎？”有時候，他會學着一本書裡歐洲野貓死翹翹的樣子，歡快地宣布：“我死了，因為我老了。”有時候，他也會突然憂傷地問：“外婆住在天上什麼地方呢？”
克勞澤的《小死神》，有人讀了破口大罵，怎麼可以給孩子讀這麼可怕的故事？有人贊歎說，這個故事太美了，真正幫助了我的孩子。也有人說，啊，這個故事好可愛，好甜美。
對我來說，這本書中最令人動容的，是作者那種混雜着溫柔、憂傷與幽默的語調、節奏。她曾經說過，她并不刻意為孩子寫作，她之是以這樣寫、這樣畫，是因為這是她個人的語言。“毫無疑問，我對孩子有很濃厚的興趣。我愛他們的新鮮、随性、幽默，以及智慧。他們比很多躲在面具後頭忘了自己是誰的成年人要真實得多。”
但這種語言是如何形成的？
恐怕還要從她的童年說起。她童年時代的所有假期和周末都是在荷蘭澤蘭德省一個被稱為費勒（Veere）的小港口城市度過的，那裡有森林、湖泊、教堂，她父親喜歡種花，他們家的花園裡種了很多美麗的花。
在那裡，她有過非常幸福的時刻，也有過很艱難的瞬間。她的父親把對大自然的熱情遺傳給了她，他為她讀書，給她解釋樹、花、鳥，告訴她許多神奇的故事。但同時，他也是一個有暴力傾向的人。他曾經是英國皇家空軍的飛行員，退役後從商。“我父親希望我強大，他像養男孩一樣養大我，因為他知道我很敏感、很脆弱，總是在痛苦裡。我要戴眼鏡，戴助聽器，還戴着牙箍，說話也說不好，有時候我父親會突然爆發，我從來不知道為什麼，或者什麼時候會爆發。你做同樣一件事情，有時候他覺得很有趣，有時候卻會突然給你一個巴掌，而你完全不知道為什麼。”
一個給你生命、愛你的人，會這樣地傷害你，這在她的内心某個角落造成了永久性的傷口。這個傷口在她的《美杜莎媽媽》中有非常震撼人心的流露——一個曾經受過傷害的母親，希望最大限度地保護她的小女兒，以她自己未曾被保護的方式，但母愛終究意味着要學會放手。
在童年艱難的時刻，書本給了她避難所。她讀林格倫，讀波特小姐，讀《秘密花園》，在這些故事裡，她學會直面自己的恐懼、悲傷與困惑。就像小王子“馴化”狐狸一樣，她認為，閱讀是“馴化”恐懼的最好方式。“我越來越相信，當一本書讓你感到恐懼時，一定不是書本身，而是你自己内心的某些東西，讓你感到恐懼。同樣，當你在評判别人時，你其實是在評判你自己。”
在閱讀之外，她就畫畫。因為從小有聽力障礙，她到4歲才開始說話。現代助聽裝置雖然能幫她與常人一樣聽到聲音，但一旦取下，就無法辨識任何聲音及其來源。一個不能依仗聽力的孩子，必須通過身體語言、姿勢和表情來解讀一個人發出的信号。林格倫紀念獎的授獎詞裡說她是“線條與氣氛的大師”——她對角色的面部表情、姿勢或者氣氛的描摹極其精确。如身體小小的變動，擡高的眉毛，手指的微動，整個場景的氣氛就變了。讀者幾乎能感覺到圖像的呼吸與心跳。這顯然與她從小在靜默中養成的觀察力有關，這種觀察的習慣給予她一種與衆不同的打量世界的目光，以及對于人的脆弱之處的特殊同情。
童年中靜默的閱讀也一定深深地影響了她的語言，以至于她的作品永遠有一種寂靜的詩意，淡淡的憂傷，以及溫柔的幽默感。悲傷是生活的本質，但當悲傷變得難以忍受時，隻能依靠笑來化解。不是嘲笑别人，而是嘲笑自己，嘲笑生存的荒謬本身。是以，她的悲傷從來不會演變成絕望，而是總能絕處逢生。就像安娜在深夜跳入湖水，卻發現湖中的三個小島原來是三個年輕的巨人，他們為她開辟了走出孤獨、走向愛與陪伴的路。
《根孩》也一樣，一個離群索居的女人，無意間發現一個長得像樹根一樣的孩子正在哭泣。她收留了他，雖然他并不容易相處，因為她覺得他的問題太多了。她尤其痛恨他問她：“為什麼你總是一個人？”但漸漸地，他的問題讓她重新思考生命的意義。當根孩最終離開她後，她決定放下孤獨，重新回到人群，尋找新的生活。
克勞澤曾說過，她最喜歡的主題有兩個，一是黑暗，二是魔法。描摹黑暗，是為了展示出路。“沒有光，就不會有黑暗存在。同樣，沒有黑暗，也就不會有光存在。”
這個世界縱然布滿幽深黑暗的隧道，但隧道的盡頭總是有光，暗示着新的轉折與機會。
事實上，随着歲月流逝，她的書變得越來越明亮，有了更多的歡愉與幽默，而且書中的人物也越來越多。“小時候我很害怕人，因為我不信任他們。然後我開始長大，遇到很多了不起的大人，長大成人漸漸成了值得期待的事情。”
在波特小姐傳記的最後一頁，是波特小姐——一個農婦坐在樹下，很老，但健壯、質樸，像一個佛祖。“我看着她，想着等我到了生命的盡頭，我要像那個坐下樹下的老婦人，想着人生多美好。那是我人生最大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