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人都知道，黑死病曾經讓人聞風喪膽。在尚未有現代醫學的中世紀，黑死病曾經奪去上億人的生命，讓許多國家失去了多達一半的人口。這場黑死病徹底改變了曆史。有人說，沒有黑死病，或許就沒有文藝複興。該怎麼了解黑死病“終結”中世紀這個推論？黑死病具體如何改變了人類曆史？在微生物學家約書亞·S.盧米斯的筆下，他詳盡梳理了中世紀那場黑死病對人類曆史所造成的重大影響。以下經出版社授權摘選自《傳染病與人類曆史》一書。
原作者 | [美]約書亞·S.盧米斯
摘編 | 徐悅東
《傳染病與人類曆史》，[美]約書亞·S.盧米斯著，李珂等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1年5月。
人類曆史上最具破壞性與影響力的一些流行病（疫情）是由被稱為鼠疫（Plague）的緻命疾病引起的。這種傳染病傳播範圍廣泛，據說在大約1500年的曆史中奪去了2億人的生命。它消滅了一些國家多達一半的人口，讓很多人相信世界末日即将來臨。在有曆史記錄的三次主要鼠疫流行中，14世紀中期席卷亞歐大陸的那次，是迄今為止範圍最廣、曆史意義最重大的一次。由于患者發病時的可怕症狀，這種疾病也被稱為黑死病(Black Death)。它在整個歐亞大陸上傳播，奪去了這個大陸近一半的人口。衆多人口的喪生讓歐洲陷入了政治、經濟、文化上的混亂，這種混亂在疾病最嚴重的時期過去後依舊持續了數十年。令人驚訝的是，大約650年後，黑死病的一些後果仍在影響着現代的人們。
鼠疫的病原體是一種小細菌——耶爾森氏鼠疫杆菌(Yersinia pestis)，其通過兩種管道進入人體内。第一種也可能是最為大家所熟知的方式是，通過被感染的鼠蚤叮咬。當跳蚤叮咬了感染鼠疫杆菌的老鼠或者其他齧齒動物時，細菌進入跳蚤的腸道，并開始大量繁殖。一隻被感染的跳蚤叮咬了人類，吸食人類的血，它的胃就會充滿細菌和血液，它會吐出一部分内髒裡的東西到人體的皮膚上。人抓破被咬傷的地方，就會有微小的傷口，細菌便經傷口透過皮膚，到達體液中。
一旦進入人體内，細菌就會迅速進入局部淋巴結中，即使那裡有免疫細胞存在，它們仍可以毫無限制地大量複制。細菌在淋巴結中的增長會導緻發炎群組織死亡，并最終導緻淋巴結腫大變黑（這是壞死組織的常見症狀）。淋巴結的膨脹、壞死被稱為淋巴結炎，它形成的後果被稱為淋巴腺鼠疫。細菌通常會溢出到血液中繁殖，引起全身的發炎。這種全身感染，被稱為敗血症型鼠疫，它會導緻休克、四肢組織壞死，死亡率高達90%。細菌通過互相連接配接的血管系統，最終進入肺部，引發被稱為肺鼠疫的緻命肺炎。侵入肺部是鼠疫發病機制的重要一步，因為這樣它就能通過咳嗽，讓他人吸入受感染的呼吸道飛沫，進而傳播給其他人類宿主。雖然蚤類通常是鼠疫進入新人群的媒介，但在黑死病等大規模流行病中，疾病引發的肺炎是造成高傳播率與高死亡率的主要因素。
查士丁尼鼠疫阻礙了重光羅馬帝國的重任？
公元540年，拜占庭帝國查士丁尼一世統治期間，查士丁尼鼠疫(The Justinian Plague)第一次大暴發。遺傳分析顯示，這場鼠疫可能發源于亞洲某地，後來迅速傳播到中東、北非與歐洲大部分地區。與之後的黑死病一樣，第一輪鼠疫的暴發在所傳播之處造成了破壞和恐慌。三個大陸上有數千萬人死亡，還有數百萬人飽受高燒與淋巴結壞死的折磨。據說，有一些地方的鄉鎮幾周内就無人幸存。盡管它發生在現代交通與大規模城市化發展之前，但這次瘟疫仍然是有史以來人類最嚴重的流行病之一。
受查士丁尼鼠疫打擊最嚴重的地方是東羅馬帝國首都君士坦丁堡。羅馬帝國于公元330年分裂成東、西羅馬帝國，君士坦丁堡迅速成為歐洲最重要的城市之一。它是一個人口密集的海濱小城市，是亞洲、北非與歐洲商人的主要貿易港口。每天都有船隻從世界各國而來，裝載着各種貨物，偶爾還有偷渡來的老鼠。公元541年，一艘來自埃及的船上不幸載有感染了緻死的耶爾森氏鼠疫杆菌的老鼠。
在抵達君士坦丁堡的短短幾個月後，鼠疫就在這個擁擠的城市傳播開來，奪去了無數人的生命。當時目擊者的描述表明，每天有上萬人死亡，死亡人數多到幸存者隻能被迫拆除教堂和大廈的屋頂來安放死屍。盡管第一場也是威力最大的傳染病最終在公元550年結束，但在接下來的200年中，鼠疫一直折磨着人類，直到公元750年最終平息。查士丁尼鼠疫總共奪走了約40%君士坦丁堡人的生命，從世界範圍來看，有2500萬至1億人喪命于這場鼠疫。
這一傳染病暴發的早期死了很多人，對歐亞力量的平衡産生了深遠的影響。尤其是在君士坦丁堡正欲鞏固政權并收複前羅馬失地的時候，這場鼠疫嚴重削弱了君士坦丁堡的統治。4世紀時，羅馬帝國迅速擴張，君士坦丁大帝在行政上把土地分成了兩部分——西部的一半由羅馬一位皇帝統治，東部的一半由君士坦丁堡的一位共治皇帝控制。
分裂後，東部經曆了擴張與繁榮，而西部漸漸衰弱。一些日耳曼民族（如哥特人和汪達爾人）開始入侵西部王朝的大片土地，476年，羅馬淪陷。沒有了西部一半的土地，前羅馬帝國的東部（後來成為拜占庭帝國）獲得了更大的自治權。是以，君士坦丁堡成了整個歐洲名副其實的貿易、文化和權力中心。當查士丁尼一世于527年登上權力的寶座時，他的目标之一就是組建軍隊，奪回西部失去的土地，重振羅馬帝國昔日的輝煌。
查士丁尼一世首先派他的軍隊前往北非，以趕走在5世紀占領該地的汪達爾人。534年，軍隊很快取得了一系列決定性勝利。查士丁尼一世讓他的拜占庭軍隊向北轉移到西歐，企圖從哥特人手中奪回地中海地區。這場戰役打了5年時間，流血無數，最終查士丁尼一世勝利了，趕走了大部分哥特軍隊。這樣一來，前羅馬的大部分土地歸拜占庭統治，查士丁尼一世似乎要開啟帝國的新紀元。不幸的是，540年，緻命的鼠疫在幾個月後降臨，殺死了大批農民、士兵和匠人。
鼠疫大大削弱了生産力，也極大地削弱了查士丁尼一世保衛剛剛征服的土地、養活士兵以及償還外債的能力。剛剛擁有的一切可能面臨着灰飛煙滅，查士丁尼一世不得不雇用外國士兵來重新充實自己的軍隊。他還開始使用更強的武力向他的臣民征稅，盡管當時的群眾已對緻命的鼠疫苦不堪言。這種行為很自然地引起了群眾相當程度的怨憤，大家對他在非必需的軍事力量上浪費資源表示不滿。
查士丁尼一世（中）
接下來的25年中，拜占庭帝國成功地保持了對意大利、西班牙和北非的控制，然而在565年查士丁尼一世去世後不久，幾乎所有的土地又逐漸被奪了回去。此外，後來的幾代人目睹了波斯和阿拉伯帝國的崛起，并漸漸侵占了拜占庭帝國更多的土地，最後拜占庭帝國的土地所剩無幾了。這場鼠疫對拜占庭帝國的經濟、軍事以及群眾的心理造成了負面影響，帝國已經沒有力量去保衛自己的領土了。幾百年後，羅馬/拜占庭帝國幾乎不複存在。
沒有人知道如果沒有6世紀的這場鼠疫，歐洲、亞洲和非洲會是什麼樣子。如果認為重新統一的羅馬帝國，在外來入侵者的不斷攻擊下仍能保持對其先前失去土地的控制，那就過于簡單化了。5世紀時，帝國的西部因為一系列原因（如土地衰敗、食物短缺、政治内鬥等）解體，其中許多情況100年後依然未有改善。不過，想象一下如果是一個強大的羅馬帝國在抵禦伊斯蘭教的崛起、盎格魯-撒克遜人對不列颠群島的入侵以及各種日耳曼部落的侵擾，那漫漫曆史長河又将是什麼樣子呢？
黑死病成了歐洲封建制度的衰落與革命的根源？
1347年鼠疫傳入歐洲，造成歐洲人口急劇減少，短短幾年裡，歐洲大部分地區的經濟發生了巨大變化。由于1315年北歐的大規模饑荒，黑死病暴發前的30年，歐洲就進入衰退狀态了。幾百萬農民死于饑餓與疾病，結束了之前幾百年人口的爆炸式增長。後來，氣候漸漸穩定好轉，收成也改善了，不過饑荒造成的損失不可逆地腐蝕着人們的靈魂。人們展現出醜陋的一面，謀殺、強奸、遺棄孩子，甚至吃人肉的現象屢見不鮮。同時，管理土地的封建領主和耕作土地的農民的關系變得緊張起來。
封建制度是一種組織人口的等級制度，自9世紀以來一直存在于整個中世紀的歐洲。它是土地管理體系下所誕生的等級關系。封建體系的頂端是國王，他擁有所在國家所有的土地。國王把一部分土地分封給貴族/領主，他們必須為國王盡忠，保護國王。領主又把一小部分土地分給騎士，換取騎士對自己的軍事保護。騎士于是雇用一大群農奴/農民來耕種土地，而他們付租金給騎士，用辛勤的勞動換取人身保護、食物與住所。經營這些自給自足的莊園所産生的大部分錢财最後以賦稅的形式獻給了國王。這個體系中大部分負擔都壓在農民勞動者身上，而他們幾乎沒有機會向上流動和改善他們的社會經濟地位。
由1315年大饑荒引發的對封建制度的沖擊，在黑死病期間達到了頂點。封建社會的所有階層都受到了影響，管理土地的人有了空缺，更重要的是，沒有了耕作土地的勞動者。由于大量的農作物未被收割、大部分勞動力流失，幸存下來的農民現在可以争取更大的自由和更高的收入（高達他們之前收入的5倍）。騎士和領主，照舊得為國王履行義務，他們被迫服從，越來越多的财富最終落在了平民手中。
約書亞·S.盧米斯
一些國家的地方政府對這種向上流動的反應是，通過頒布法律，限制勞動者的薪水，以及提高租地的費用。新中産階級勞動者對此非常不滿，許多人以反抗當權者作為回應（如1381年農民起義）。勞動者起義陸續在歐洲很多地方展開，很多勞動者遷移到城鎮尋求更好的機會。經濟逐漸從農業轉向工業生産和貿易，這讓封建領主與騎士喪失了他們對下層階級的統治權力。接下來的幾年中，大部分歐洲國家開始轉向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封建制度将永遠消失。雖然黑死病顯然不是封建制度衰落的唯一原因，但它的确是封建制度走向衰退的一個重要因素。
黑死病對中世紀教會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打擊？
現代社會中，每當發現一種新疾病，科學家與醫生會很快集結到疫區，收集病人樣本，然後用一系列診斷工具去确定疾病的病因。一旦微生物病原體被确認，受感染的病人就能得到适當的治療，其他群眾就會得到如何預防疾病進一步傳播的指導。疾病暴發通常會消退，人們在短時期内可以恢複健康。
黑死病肆虐而來的時候，生活在14世紀的群眾還沒有現代技術可用。是以，他們對傳染病病因的解釋往往是基于迷信與恐懼，而非理性。他們想要有人或事成為替罪羊，這樣他們就可以擺脫自己任何“導緻”這種流行病的幹系。一些人認為是地震或彗星等自然現象把鼠疫帶到地球上來，或者是行星排列的方式導緻了災難。對病災降臨最廣為流傳的解釋是上帝對人類罪孽的懲罰。德·穆西在描述蒙古軍隊圍攻卡法城時就清楚地說明了這一信仰：“天堂如下雨般把箭射向人間，射滅了鞑靼人的傲氣。”蒙古人企圖對信奉基督教的意大利人不利，上帝就用黑死病作為武器來制止他們。
上帝對不義者的懲罰是有意義的，直到鼠疫莫名其妙地把憤怒轉向基督徒自己。人們來到教會尋求神的訓示，神父向他們的羊群提供忏悔和預防疾病的訓示。大家紛紛去祈禱、舉辦宗教儀式、在門柱上放十字架，朝觐聖人的神龛。一些人甚至用更極端的忏悔形式來安撫上帝，被稱為“鞭笞者”的人在村子間穿梭，用鐵鍊和帶着釘子的鞭子鞭打自己，直到流血為止。他們會帶領公衆遊行，在遊行中懲罰自己，試圖親自承擔上帝對人類的懲罰（就像人們認為的耶稣所做的那樣）。其實，鞭笞者并沒有讓鼠疫停止，反而加速了它的傳播，因為感染的跳蚤跟着他們遊街串巷。是以，盡管有形形色色的忏悔和贖罪的措施，虔誠的基督教徒們和他們的神職人員們仍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死去。
由于神職人員在照顧病者方面承擔重要角色，是以他們在鼠疫中的死亡率很高。一位同時代的觀察者寫道：“在阿維尼翁的英國奧斯汀托缽僧中，無一人幸存……在瑪格羅那，160個修士中僅7人活了下來……在馬賽，方濟各會的修士無一幸存下來講述這個故事。”如果說上帝連他所挑選的祭司都不愛惜，那麼對其他廣大衆生而言，又意味着什麼呢？對很多人而言，這似乎是上帝放棄了人類，沒有什麼可以減輕他的憤怒。在威廉姆·朗格蘭（William Langland）的詩句裡：“現在的上帝聾了，聽不到我們的聲音，祈禱也無力阻止鼠疫。”人們普遍的反應是對教會失去了信任，是以離開教會的人數創下了紀錄。
從長遠來看，鼠疫對天主教會的影響同樣是災難性的。首先且可能最重要的是，神職人員的大量減少導緻了進階别教會人員的空缺。為了快速填補這個空缺，教會不得不降低标準，雇用比他們的前輩受教育程度低、奉獻精神脆弱以及訓練少的教士。結果是教會内部出現了濫用職權和腐敗行為的增加。宗教改革者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揭露了一種在接下來的一個世紀裡更為常見的濫用權力行為，那就是出售贖罪券。贖罪券是一種贖罪的形式，是為了彌補已經被上帝寬恕的罪過。一般來說，忏悔可以是長時間的祈禱、齋戒、提供服務或幫助窮人。然而，一些腐敗的神職人員開始利用這些贖罪券作為一種方式，向教區教民勒索大筆錢财，其想法是，讓他們立刻為自己的罪孽付錢，不然就有下煉獄的可能。可以了解的是，教會中的許多人對鼠疫後神職人員的這種腐敗行為和其他濫用行為感到厭惡。
馬丁·路德
神職人員并沒有把群眾從鼠疫的危難中解救出來，再加上随後的腐敗，一些曆史學家認為黑死病間接地推動了新教改革。雖然宗教改革是由多種因素的複雜互相作用而發起的，但在馬丁·路德發表他的《九十五條論綱》之前，大家已無法否認鼠疫在顯著削弱天主教會的權力和權威方面所起的獨特作用。
黑死病同時還開啟了反猶太主義與迫害猶太人的新時代。人們不顧一切地想要為自己的苦難找到可以怪罪的人，而猶太人就成了完美的替罪羊。這不僅因為他們的信仰和習俗與基督教徒截然不同，還因為他們傾向于與其他人分開，過自己的日子。1347年黑死病意外襲來的時候，很多基督教徒開始懷疑是這群與衆不同、與世隔絕的異類把疾病傳播出來的。随着基督教徒的死亡率不斷攀升，這種懷疑上升為指責，指責最後演變成了暴力。
這場迫害始于1348年春天法國的納博讷附近，一群猶太人被集中起來燒死了。此後不久，西歐的猶太人被公開指認在井水、湖裡和河裡投毒，企圖毒死基督教徒。猶太人被捕之後，人們用各種形式的折磨，以迫使他們認罪。《日内瓦猶太人阿吉美的忏悔》（The Confession of Agimet the Jew of Geneva）（1348年10月）中有這樣一段特别生動的記錄：猶太人阿吉美，生活于日内瓦，被捕于沙泰勒，在此受了一些刑罰，後來被釋放，很長時間之後，再次受刑，他在很多可信的人面前忏悔……阿吉美帶着一包滿滿的毒藥，來到威尼斯，然後把一部分毒藥灑向日耳曼人府邸旁的水井或蓄水池，想要毒死來蓄水池飲水的人。是以，在兩次被捕和遭受酷刑後，阿吉美“主動”承認，他向威尼斯的供水系統中投入一些未知的毒液和毒藥混合物。盡管這是明顯的逼供，但這類新聞以及其他秘密投毒的消息在歐洲城鎮間傳播的速度幾乎和黑死病本身的傳播一樣快。
公衆對這些疑似中毒事件的反應很激烈。猶太人到處被圍捕（經常是在來訪的鞭笞者們的指令下），被火燒死或被刀劍殺害。在一些城市裡，所有的猶太人在幾天内就被消滅了。例如，1349年8月的某天，基督教徒在德國美因茨一天内殺死了6000名猶太人。類似規模的大屠殺也發生在意大利、法國、比利時、瑞士和大部分歐洲國家。
在這些大屠殺的高潮時期，教皇克雷芒四世經與作者核實，此處應為克雷芒六世。企圖阻止群眾的暴力，用一個法令來保護猶太人：“把一切歸咎于猶太人似乎并不可信……因為幾乎是普遍的瘟疫和上帝秘密審判一起，已經折磨并繼續折磨着猶太人自身，以及世界各地其他和猶太人并無瓜葛的民族。”不幸的是，天主教會的統治當時處于極度混亂中，有兩個教皇号稱自己是聖·彼得真正的後繼者。最後，神職人員試圖阻止殺戮的努力基本上被置若罔聞，而地方上的暴民不受阻礙地将殺戮持續了幾十年。沒有人知道14世紀大屠殺的具體死亡人數，不過保守估計也有上萬人。
黑死病如何引發醫學的革命？
在黑死病之前的幾年裡，醫學更多的是一種哲學，而不是臨床科學。内科醫生接受的醫學理論教育基本上來自古代希波克拉底與蓋倫的古老教義。大多數課程并不是通過解剖或檢查臨床資料而獲得的人體解剖學與生理學的系統知識，而是基于1000年前對疾病的認知，沒有任何實驗證據支撐。内科醫生知道體液失衡如何緻病，以及疾病是如何通過被稱為瘴氣的受污染空氣傳播。他們經常給出現各種症狀的病人采取放血、水蛭治療、提供特殊食譜或新鮮空氣的療法。
14世紀黑死病到來的時候，黑死病專科醫生被征召來，治療社群中的患病人員，并記錄下黑死病的死亡人數。鼠疫醫生們穿着很考究的衣服，有時還戴有裝滿芳香鮮花的鳥喙型面罩（以抵禦瘴氣），每天探訪病人，并對他們進行幾世紀以來一直使用的同樣的放血和水蛭療法。不幸的是，不管他們做了什麼，鼠疫隻會變得越來越糟糕。一個叫馬爾基奧内·迪·科博·斯特凡尼（Marchione di Coppo Stefani）的人記錄下當時内科醫生明顯的無助：“幾乎沒有一個病患活過第四天。無論是内科醫生還是藥物都沒有用。可能這個病是前所未有的，也可能内科醫生從來沒研究過這個病，它們似乎是無法治愈的。沒人知道該怎麼辦了，這才是可怕的事。”内科醫生和神職人員一樣，對鼠疫無計可施，人們開始對他們也喪失了信心。
鳥喙型面罩
盡管不了解鼠疫的病因學，但一些治療方法和預防措施确實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幫助。例如，有人建議離開城市，去尋找“新鮮空氣”，避免緻病的“瘴氣”。雖說難聞的空氣明顯不是疾病的根源，不過逃離城市的想法卻讓一些人得以逃離那些傳播鼠疫的人。遺憾的是，隻有有錢人才有能力離開城市，逃到安全的地方。另一項減緩疾病傳播的有效措施是當船隻到港後，讓船上的人員在港口隔離40天。通過這樣做，人們希望有傳染性的船員在上岸前隔離的階段，病情已經暴發出來了，這樣船員下船後就不會感染到其他人了。有意思的是，黑死病是人類曆史上第一次用隔離的辦法來減緩傳播的疾病（“隔離”這個詞“quarantine”就是意大利語中40天的意思）。這項舉措很可能在鼠疫或其他病原體的流行中挽救了無數生命。
内科醫生和中世紀醫學未能阻止黑死病的傳播，這個事實引發了醫藥行業的重大變化。疾病讓人們迫切地覺得内科醫生需要更好的教育訓練，醫生這個行業普遍來說需要更嚴格的監管。當時大部分醫療服務提供者都沒有受過專業教育，既沒有執照，也沒有監管。很少有人接受過某種形式的學校教育，更少有人從經驗豐富的從業者處接受過實踐教育訓練。鼠疫過後，很多城市開始出台法令，要求醫學從業者在社會中進行醫學實踐前必須出示接受過教育訓練教育的證明。
而且，歐洲各地的醫學院開始在醫學學制中加入更多的解剖課程，一些學校開設了新的課程，使用更新的醫學教科書。這場鼠疫也導緻執業醫生在治療病人的過程中分享他們所學知識的方式有了顯著的改善。很多醫生把他們的實踐經驗作為書面醫學論文發表，有點像現今的醫學雜志。還有一些人将從同僚處收集的資訊整理後，形成預防、治療與手術的使用手冊。總之，黑死病幫助醫學走出了黑暗時代，從古代哲學家主導的醫學走向了更基于理性和證據的時代。
黑死病對中世紀藝術造成了什麼樣的影響？
一個關于黑死病普遍的誤解是，它的高死亡率和徹底的破壞，幫助開創了一個以疾病、死亡和毀滅為主題的恐怖藝術的新時代。确實，有很多這樣的鼠疫圖像，不過，在鼠疫暴發的高峰時期（1347～1351年）和之後的時段，西歐大部分的藝術作品實際上呈現更多的是關于希望、拯救和虔誠的圖檔。另外，曆史藝術學家認為1347年前的幾十年，才是中世紀歐洲迷戀表達死亡和道德主題的時代。類似但丁（Dante）的《神曲》與波拉米歐·布法爾馬克（Buonamico Buffalmacco）的壁畫《死亡的勝利》（Triumph of Death）這樣的作品，清晰地表明了14世紀早期人們已經開始在他們的藝術中表達關于死亡和來生的新見解。
這個轉變在很大程度上歸功于天主教神學的轉變（根據教皇本笃十二世在1336年發表的教皇诏書），更強調靈魂、來世和煉獄。是以，幾年以後，襲擊歐洲的黑死病，是進一步加深，而非開啟當時在歐洲文化中已經存在19的對死亡的看法。它的影響深遠持久，因為絕望和巨大希望的圖像将貫穿整個文藝複興時期的歐洲藝術。
黑死病時期的藝術，常見繪畫是受害者走向死亡的不同階段，其他人、聖人或天使企圖幫助他們。例如，利弗林克斯（Lieferinxe）的《聖塞巴斯蒂安在帕維亞瘟疫期間的調解》（St.Sebastian Intercedes during the Plague in Pavia），描繪了殉道者聖塞巴斯蒂安代表黑死病的受難者向上帝祈禱，在繪畫的底部，我們能很明顯地看到受難者們正經曆着痛苦的掙紮。有趣的是，它既展現了正義的上帝能結束人民苦難的希望，也展現了仍受疾病影響的人們的巨大痛苦和絕望。諸如丁托列托（Tintoretto）的《聖洛克治愈鼠疫》（Saint Roch Curing the Plague），以及《托根堡聖經》（Toggenburg Bible）中著名的黑死病的插圖都運用了相同的畫風，而另一些作品則傾向于更多地關注上帝的審判和憤怒。後者的藝術表現手法較為典型的是箭從天堂射向人間，或者死神向人類揮舞着刀劍或鐮刀。
黑死病期間出現的其他常見藝術主題集中在鞭笞者的行動和對猶太人的迫害上。前文已提及，鞭笞者遊行與猶太人大屠殺是很多年來在整個西歐相當普遍的公開場景。兩者都曆經巨大的苦難，有很強的宗教色彩，是理想的藝術主題。對鞭笞者尤為生動的描述，20來自一本中世紀的手稿《貝裡公爵時禱書》（Belles Heures）中“鞭笞者的行進”（The Procession of the Flagellants）。畫中幾個戴着面具的人粗暴地鞭打兩個跪在地上的男子，另一些背着十字架參加遊行。而關于猶太人的大屠殺，很多畫描繪的是巨大的火海吞噬一群面部扭曲的人，旁觀者們往火焰中扔木頭，或者露出滿意的神情。
可能黑死病藝術中最持久的隐喻被統稱為死神之舞。大部分死神之舞的畫作上，畫的是不同社會階層的屍體或骷髅在跳舞（或者醜陋地移動），試圖表明黑死病對所有的人一視同仁。舞動的動作模仿了黑死病病人在患病晚期身體的壞死和劇痛導緻的肌肉扭動抽搐的動作。這種風格的一個典型例子是伯納特·諾特克（Bernt Notke）在1466年的畫作，它被恰如其分地命名為《死神之舞》（Danse Macabre），在這幅畫的一個片段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死神演奏着音樂，而其他形态的死神在愉快地跳着舞，緊緊抓着教皇和帝王，把他們帶向他們的終極命運。在黑死病暴發高峰後的幾百年中，西歐很多國家出現類似的繪畫。這充分說明了傳染病引起的心理傷害在14世紀中葉後延續了很久。
黑死病成了人類進化的原因？
當一種傳染病在某一人群中暴發，人群中一些發生了基因突變的個體對感染具有更強的自然抵抗力。一旦暴露在病原體面前，這群人比正常的、非突變的同類更容易存活下來。如果一種傳染病特别嚴重或者持續時間特别長（如黑死病），那麼大量易感人群将會死亡，留下的幸存者在他們的社會重新繁衍。經過很多代人的“優勝劣汰”，存活下來的新人群比傳染病發病前的那群人攜帶突變基因的頻率高得多。在基因上，他們更能抵禦随時會卷土重來的疾病。是以，傳染病是一個選擇機制，在一段時間内觸發一個群體的遺傳結構變化，換句話說，它能促進人類進化。
過去的20年中，人們關于14世紀黑死病對人類進化有無重要影響有很多種推論。這個問題很難回答，因為黑死病大流行發生在人類發明基因測試之前将近650年。是以，我們必須用已知死于黑死病的那些人的骨頭和牙齒殘片，對他們的基因進行回顧性分析。那些DNA，雖然由于時間的原因已經部分分解了，但還是可以和現有人群（幸存者的後裔）進行DNA比對，來看看黑死病後有沒有更高頻的基因突變。換言之，将死于黑死病的人與存活的人進行DNA比對，能讓我們識别出可能在14世紀為一些人提供了對耶爾森氏鼠疫杆菌感染的天然抵抗力的突變。
這些研究明顯表明鼠疫幫助觸發了人體免疫系統永久性的變化。我們的免疫細胞表面，有一系列叫Toll樣受體（Toll like receptors，TLRs）的蛋白質，它能偵測到病菌的感染，引發發炎反應。對黑死病幸存的不同人群的基因分析揭示了他們的TLR基因都有相似的突變。獨特的TLR基因序列變化的出現，加強了人類對鼠疫杆菌入侵的發炎反應，相比變異前的狀态，給了14世紀人更強的戰勝細菌感染的能力。中世紀時代，這些傾向于引發發炎的變化幫助了經常被緻病菌轟炸的人類，而它們對21世紀生活在相對衛生環境的人們來說卻是個問題。例如，臨床資料表明，有這種TLR基因突變的人患自身免疫性疾病（如克羅恩病）的機率更高。是以，幫助我們祖先從人類曆史上最糟糕的傳染病中存活下來的基因突變，從某種程度上，讓我們如今産生了混亂的免疫應答。
很多調查研究也關注一種叫CCR5的基因突變，因為人們發現這種叫CCR5 Δ32的突變存在于15%～20%的歐洲人體内，而在非洲和東亞後裔中卻幾乎不存在。這個模式很有趣，因為黑死病肆虐了歐洲大部分地區，但沒有波及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或東亞地區。CCR5 Δ32基因突變和黑死病發病地區的重合，可能代表這種突變幫助14世紀的歐洲人抵禦黑死病。他們存活了下來，并繁衍了受保護（基因突變）的後代。随着非突變體以更快的速度死亡，這種突變在人群中的頻率會增加。是以，今天有15%～20%的歐洲人具有這種突變基因，他們可能是當年黑死病幸存者的後代。
鼠疫杆菌圖
如果上述推斷正确，那麼理論上具有CCR5 Δ32突變基因的動物應比一般動物更有能力抵禦耶爾森氏鼠疫杆菌。然而，研究結果表明并不盡然。實驗似乎表明，這種突變對大老鼠有抵抗鼠疫杆菌的作用，而對小老鼠卻沒有。由于研究結果的沖突性，黑死病是不是歐洲人群中CCR5 Δ32基因突變的誘發因素，或者這種突變是否源于天花之類的其他疾病，我們無法得到定論。有趣并巧合的是，CCR5 Δ32的突變可以影響另一個緻命的病原體——艾滋病病毒的複制。我們知道，艾滋病病毒不可能是這種獨特的基因突變模式的最初原因，因為它對人類的影響還隻有僅僅40年（兩代人）。
19世紀的鼠疫暴發讓反對大英帝國的民族主義擡頭？
如果不提及19世紀50年代在中國暴發的第三次大流行，關于鼠疫及其對全人類的影響的讨論将是不完整的。在接下來的100年中，第三次大流行奪去了1200萬至1500萬人的生命。與前兩次不同，第三次大流行主要在亞洲而非歐洲，主要由老鼠傳播，而且死亡率較低。死亡率降低的其中一個原因與隔離措施和其他防控措施的結合有關。
另外，微生物學在19世紀的時候已經很發達了，1894年發現了鼠疫的病原體（由亞曆山大·耶爾森醫生發現）。1897年，人類研發出并接種了基礎的鼠疫疫苗，并在1898年破譯了跳蚤在傳播過程中的作用。關于這種疫苗的一個有趣的補充說明是，研制這種疫苗的科學家叫瓦爾德馬爾·哈夫金（Waldemar Haffkine），他對自己的研發非常有信心，他首先在自己身上試驗了疫苗的有效性。當他自己并沒有死于活鼠疫細菌後，他又在印度囚犯身上做了下一輪試驗。盡管其中有倫理問題，且僅具有部分保護作用，但疫苗的成功大大減緩了鼠疫在亞洲的傳播，降低了鼠疫的破壞力。
第三輪鼠疫暴發引起的一項重要并長期的影響是它進一步惡化了大英帝國和它統轄地區人民的關系，特别是印度人民。為了控制鼠疫在印度的傳播，英國軍隊和地區鼠疫防控特别委員會對群眾采取了一系列非常嚴格的措施。這些措施包括強制隔離疑似病例，沒收和銷毀“受感染”物件，疏散人群，以及摒棄傳統治療手段。可以想象，已經在英國暴虐統治下生活了幾十年的受苦受難的人們，并不會遵守越來越嚴格的防疫措施。這導緻越來越多的抗議和暴力行為的發生。
1897年發生了一件非常著名的事件，它展現了日益加劇的緊張局勢，印度鼠疫防控委員會中有一位惡毒的英國長官叫沃爾特·蘭德（Walter Rand），達摩達·哈利（Damodar Hari）、巴克裡斯納·哈利（Balkrishna Hari）和瓦蘇德奧·哈利（Vasudeo Hari）三兄弟在蘭德從女皇鑽石大慶典禮結束回家的路上伏擊了他的馬車，并殘忍地殺死了蘭德和他的軍隊護衛。三兄弟很快被捕、定罪，并被處以絞刑。這個故事很快在國際媒體上登出，引起了大家對不穩定的印度次大陸困境的關注。盡管印度在此後50年中沒有取得獨立，但19世紀的鼠疫暴發讓它們反對大英帝國的民族主義擡頭，并持續了很多年。
編輯｜羅東
導語部分校對｜盧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