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1 class="pgc-h-arrow-right">文|學習文史</h1>
《馬丁蓋爾歸來》
1982年，一部以16世紀法國南部山區農村生活為背景的電影在嘎納電影節上産生了不小的轟動，影片對曆史生動而真實的再現，受到了從普通觀衆到電影評論家和職業曆史學家的廣泛關注，尤其在歐美史學界引發了一場有關曆史與電影或是影視史學的學術讨論。這部名為《馬丁·蓋爾的歸來》的電影取材自法國曆史上的一起真實案例，由法國影星傑拉爾·德帕迪約、納塔莉·巴耶主演,編劇是讓一克勞德·卡裡埃, 導演為丹尼爾·維涅。在劇組裡，另外還有一位舉足輕重的重要成員，她就是擔任電影曆史顧問的美國曆史學家納塔莉·澤蒙·戴維斯。
戴維斯的參與，為電影在創作中最大程度地傳遞曆史感和再現曆史真實性提供了巨大的支援。電影不僅在場景、服裝、道具等方面忠實地還原了16世紀法國南方農村的生活狀況，更重要的是在人物性格、人物關系、曆史事實，及語言對白等方面，也通過多方發掘史料盡可能地予以再現。
然而作為曆史學家的納塔莉·戴維斯并不滿足于此，她仍深深地感受到虛構的、視覺的電影終究不能完全代替曆史的解釋，諸如文化、宗教、社會、經濟、心态等曆史因素，往往是演員的表演和台詞以及攝影機所無法傳遞的。例如,"蓋爾家族的巴斯克背景被放棄了農村的新教因素被忽略了尤其是妻子的雙重遊戲和法官的内心沖突被淡化了。這些變化也許有助于賦予電影以強有力的簡潔和質樸感，以使得馬丁·蓋爾的故事首先成為一個傳奇，但它們也造成了難以解釋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
于是，戴維斯又在1982年撰寫了《馬丁蓋爾歸來》（The Returning of Matin Guerre）一書，用她更為熟悉的曆史學家的語言重新分析了這個離奇而富有深意的曆史事件，在法國同電影劇本等一起出版，展現了兩種不同的曆史叙述方式—曆史學的和電影的。第二年,英文版又單獨成書出版，在電影的巨大影響之後，又在當時的西方史學界掀起了一股所謂的"馬丁·蓋爾熱"。
<h1 class="pgc-h-arrow-right">一、馬丁·蓋爾的故事</h1>
馬丁·蓋爾，（又譯為馬丹·蓋赫，1525年生）的故事發生于世紀的法國南部一個叫做阿爾蒂加的小山村，馬丁·蓋爾來自一個家境殷實的西班牙巴斯克移民家庭，十四歲左右時在父母的安排下，與同村富裕人家的女子貝爾特朗德·德·羅爾結婚，後者的年齡估計還要小。馬丁相貌平庸身材高瘦、黝黑、擅長劍擊和鄉村雜耍，由于早婚尚未完全性成熟，可能還有點性無能的毛病，是以兩人婚後八年一直沒有同房，更枉談生育。但根據貝爾特朗德後來的解釋，認為這是因為他們受到了某種惡毒的詛咒，即"女巫魔法的束縛"，直到八年後經一位略通魔法的老婦人的點撥，告訴他們如何解除咒語（進行了四次彌撒、吃聖餐儀式中的面包、糕餅），而有了第一個兒子—桑西。
在1548年的一天，24歲的馬丁因為"偷"了自己父親一點谷物而害怕懲罰（根據巴斯克人的習俗任何形式的偷竊都是不饒恕的）借機離家去了西班牙。經過一番遊曆當上了西班牙樞機主教的侍從，并在為西班牙國王菲利普二世作戰中負傷而斷了一條腿。
馬丁失蹤後一直杳無音信，在這些日子裡，貝爾特朗德始終堅守貞操沒有再嫁。直到八年後年，一個自稱是馬丁·蓋爾的人離奇地回到了阿爾蒂加，他的真名叫阿爾諾·居·提勒，（又譯為阿爾諾·居·逛勒）盡管在外型上冒牌的馬丁與真馬丁并不一緻，他"身材略為矮胖，強健結實，不擅長運動"，但卻"能言善辯"，有着"令演員嫉妒的記憶力"，而且是個"放蕩的，""生活糜爛"、"沉迷于每種惡習"中的年輕人，但八年的時間已經漸漸磨去了人們的記憶，而且提勒經過"煞費苦心的準備、推敲、背誦、排演","捏造出新的身份與生活"，幾乎騙過了所有的人，都對他的身份信以為真，更重要的是，貝爾特朗德也毫無異議地接受了這個丈夫。提勒之是以會假冒失蹤的馬丁，是因其在年退伍後他曾離開家鄉投入軍中，為法王亨利二世作戰，于歸途中遇到兩位馬丁的朋友，并且誤把他當成了馬丁，于是他興起了冒名頂替的念頭，還設法摸清和記熟了有關馬丁的各種情況。
此後的三年裡,假馬丁和貝爾特朗德相親相愛,還先後有兩個女兒出世，與其他村民的相處也相當融洽。但當提勒開始以馬丁的身份出售繼承的家産,甚至要求叔叔皮埃爾，又譯為皮耶交出自己離家期間暫時掌管的财産，并要為此提出訴訟時，這引起了皮埃爾的極大不滿，也使得早己懷疑其真實身份的叔叔逼迫貝爾特朗德出面控告提勒冒名頂替之罪。
這件事先是鬧上了希厄的地方法院,法庭最後判決提勒有罪在150個證人中,60人不确定，其它肯定與否定者大約各半。不服判決的提勒向圖盧茲的高等法院提出了上訴，審判持續了很長時間，最後高等法院根據注重"品質而非證人的人數"、"甯可錯放有罪者，也不可誤罰無辜者"等原則，以及由于法官讓·德·葛哈斯同情新教徒的立場，即将準備做出有利于提勒的判決。而就在這時,一個拖着木腿的男子突然出現在法庭上，自稱他才是真的馬丁·蓋爾。真馬丁的突然現身不僅令所有人都深感震驚，也完全改變了法庭的判決。最後,提勒以冒名頂替、竊取繼承權、通奸等罪名被處以絞刑而貝爾特朗德則因法庭相信她是因為輕信而受到了蒙敝，最終被安排進了女修道院。至于馬丁，法庭将其當年離家出走歸咎于年輕和沖動，考慮到發生在他身上的殘疾、财産損失與妻子的被玷污己經足以作為懲罰而沒有繼續追究。
這樣一個16世紀法國小小農村之中一個冒名頂替的故事，卻成為了戴維斯為之撰寫一本著述的核心内容，這與以往傳統的文化史作品全都有差別，因為戴維斯堪稱第一個關注了如此下層群眾的故事。而她的材料也全都有所依據，即親自參與了馬丁·蓋爾一案審判的圖盧茲高等法院的法官讓·德·葛哈斯為後來的曆史學家留下了第一手的記錄,他在年将這起案件的整個過程詳細地記載了下來，包括所有證據、證詞、法庭的辯論和判決，以及他本人的一些評論等。他的這本書在世紀非常暢銷,先後出版了法文、拉丁文等多個版本，被重印了很多次。
<h1 class="pgc-h-arrow-right">二、 馬丁蓋爾歸來展現的微觀、叙述史學</h1>
《馬丁·蓋爾》一書，不僅是一項對具體曆史事件嚴密的、微觀化的研究,更重要的是，在這部書中綜合反映了世紀年代前後西方史學研究的一些最新趨勢和特征，作者采用了許多新的視角、新的觀點、新的方法，甚至是新的叙述方式來進行曆史的研究,這對我們都是非常有益的啟發和借鑒。
戴維斯在書中對馬丁蓋爾故事的描繪,，其文字完全是傳統叙述史學的風格。作者用非常清新簡潔的文字将事件的整個過程娓娓道來，曆史背景、文化傳統、事件演進、及人物間的諸種關系交待得井然有序、詳而不亂，對人物的性格、心理等刻劃更是入木三分、生動而合理，這些都充分地展示了作者的叙述之功。
結合該書成書的時代來看，當時西方正好處于新史學興起，計量史學大行其道的時期，很多曆史學作品都熱衷于"靜止的曆史"以及長時段的叙事手法。勞倫斯·斯通則用《叙事史的複興》一文大聲呼籲，重新提出曆史寫作應當以人為核心。戴維斯的這本書可以說正是對叙事史複興的嘗試。另外，戴維斯本人也有着深厚的文化人類學背景。文化人類學的民族志研究方法教會了戴維斯如何更好地透過民間風俗習慣、"大傳統與小傳統"等概念去了解和還原16世紀法國的農村生活。顯然書中所提到的關于"着魔"、"巫術"、"偷竊的家族傳統"甚至婚姻習慣，都是單純依靠審判材料無法展現的。但是正是将這些民間傳統結合起來，才讓我們更好地了解馬丁蓋爾以及他妻子的許多選擇。
所謂微觀史學,是指以縮小觀察規模、進行微觀分析和細緻研究文獻資料為基礎的曆史研究方法。
前文中對此已專門述及。曆史學家借助人類學的研究方，法将曆史研究範圍縮小到一個村莊、家庭、甚至是個人的身上，進而用"顯微鏡"将這些微小的對象放大，通過大量、瑣碎的資料來還原他們的生活狀況、社會關系、性格命運等等。
唐納德·凱利在對《馬丁·蓋爾歸來》所寫的評論中，更指出它反映了曆史學與人類學之間的日益結合，尤其是格爾茨所謂的"深描"和"地方性知識"在其中表現尤為明顯,"對于戴維斯來說，農民，尤其是農民婦女，是既有着經濟的動力也有着性的沖動，以及有着在大多數正統曆史學家眼中被忽視的有着文化傳統和能力的人。這一側重從因果分析向重建社會模式、從量化到定性評價的轉移，其代價是視野的縮小和視線的放低但它也為曆史認識重新恢複了深度，以及人性和色彩。"
<h1 class="pgc-h-arrow-right">三、 曆史的真實與虛構</h1>
馬丁·蓋爾的故事講述的是一個真與假的主題，曆史學家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說也是糾纏于真與假、虛與實的沖突之間。電影的創作就令戴維斯對曆史的叙述、真實性等問題産生了非常深刻的思考，她這樣寫道"沖突的是，我越是沉浸于電影的創作,就越是想要去發現一些超越電影之外的東西。我被促使去對這一案例進行更加深入的挖掘,使它具有曆史感。為演員而非讀者寫作産生了有關于16世紀人的動機等新問題—例如,他們對真理是否像對财産一樣的看重。看着傑拉爾·德帕迪約用他的方式感受假馬丁·蓋爾這個角色，給了我新的途徑來思考那個真正的冒名頂替者阿爾諾·居。提勒所作所為。我感到我有了自己的曆史實驗室，我生産的不是證據，而是曆史的可能性。"電影和曆史都在用某種叙述再現這樣一起真實事件，但任何的努力實際都無法真正還原曆史的真實,其根本還是假想和虛構的。
在《馬丁·蓋爾歸來》一書的結尾中，戴維斯便略帶戲谑地流露出了對這一悖論式的沖突的思考，"馬丁·蓋爾的故事被一再地講述，因為它提醒我們任何驚人的事情都是可能的。即便對己經破解了它的曆史學家來說，它仍然具有頑強的生命力。我覺得已經揭開了過去的真實面目—抑或是李鬼又在作祟。"其實，作為一名嚴肅撰寫曆史學作品的史學家，戴維斯在書寫此書的過程中依據的都是可考的史料。但是，即使史料再充分，她的還原也是有限的，也是碎片的，因為真實的曆史不會完完全全地被保留下來，無論是電影還是書籍都是在以後來人的了解來嘗試他們的複原。
納塔莉·澤蒙·戴維斯
關于曆史學是虛構還是真實的問題始終是史學界一個争論不休的話題。盡管許多堅持史學為實證科學的學者堅信曆史學必須是一門求真求實甚至努力成為自然科學那樣科學的學科，但是直到今天仍然很少有人能夠直面這一問題：曆史學家對過去的書寫，是新劇初演還是舊劇重演？（出自科文《曆史三調》）這一問題，戴維斯也曾談到"當我還是一個學生時,我們一般被教導要像科學的曆史學家那樣去剔除資料中的虛構因素,由此才能得到事實的真相。"但是她漸漸發現，即使是那些被許多人作為信史的檔案仍然存在着許多虛構的現象，或者說，檔案書寫者本身就是在以他的邏輯來講述好一個故事，這份檔案留給了後人就是史料，但是往往都會帶有撰寫者本人的意識形态與思想，而這種思想是無法超脫于他所處的社會大環境的。在戴維斯另一本著作《檔案中的虛構》中她就辨識了這些虛構是如何做到的，以及撰寫者是為何要這麼叙述的，這一點與她在《馬丁蓋爾歸來》一書中的叙述手法如出一轍。
<h1 class="pgc-h-arrow-right">四、結語</h1>
總的來說，戴維斯的《馬丁蓋爾歸來》被稱為"既是新文化史又是微觀史的典範"，林·亨特在1989年的《新文化史》一書中更是稱她為"我們所有人的靈感源泉"，蘇珊·德山則将她與湯普森看作是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突破傳統社會史、探尋新文化史的先驅。是以，這樣一本語言通俗娓娓道來又兼具史學價值的作品，十分值得拿來一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