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戰指的是從1947年至1991年間，以美國及英國為首的西方陣營、以蘇聯為首的東方陣營之間長期的政治對抗。雙方在此期間不僅在外交、國際政治領域交鋒，還在文化領域掀起意識形态的争鬥，不同陣營的電影也在有意無意地對冷戰的對手進行異化。
美國部分：
不同曆史時期好萊塢對冷戰的表現内容和方式不同，我們選取了19部電影，40年代末50年代初，以反蘇反共為主題；60、70年代對冷戰開始反思，成為劇情片盛行的背景；80年代因裡根政府強硬态度又出現對冷戰的懷舊情緒，崇尚暴力的影片票房大賣。
在四十年代末和五十年代初，美蘇冷戰爆發，對峙勢态迅速上升，美國國内反共反蘇氣氛日漸趨濃，這也成為了銀幕上的一個常見主題，圖為1951年《我為聯邦調查局充當共黨分子》，刻畫了所謂的美國“共産黨分子”形象：陰謀分子，在背後策劃各種暴力活動。
在1947年至1954年間，有五十多部含有反共、反蘇主題的影片在好萊塢出産，這些反共影片在五十年代更是直接迎合了當時社會中把任何“邪惡”的東西都與共産主義挂起鈎來的簡單思維邏輯，圖為1952年《大個子傑姆•麥克萊恩》，也具有這一時代特征。
在此類影片中，無論是從藝術角度還是從思想“深度”上來看，最值得一提的是一部1952年的影片《我的兒子約翰》，這部電影則更像是一部情感倫理片，而情感的沖突則發生在母親和兒子之間。
除了一些反共宣傳電影外，冷戰也為五十年代的一些影片提供了故事背景，與冷戰有關的一些事項則成為了電影的主題，如神秘的核材料以及人們對核力量的恐懼。1955年的《死亡之吻》就是一部這樣的電影。這部影片采用驚悚和恐怖片的模式，非常巧妙地表達了這種恐懼心理。
用冷戰作為電影故事叙述的背景也成為了一些大導演的常用手段。懸疑電影大師希區柯克在五、六十年代拍攝了一些與冷戰有關的一些影片，如《沖破鐵幕》(1966)，冷戰從背景走向了前景，有關東德的描述讓觀衆看到了一個缺乏自由、生活拮據、很多人向往西方世界的國度。
在對冷戰作出正面表述的同時，對于冷戰的反思、乃至批判也開始在銀幕上出現。1960年的《我們的人在哈瓦那》對冷戰進行了辛辣的諷刺，影片講述了一個假特工卷入真實諜戰的故事，他編造出的一些假特工們成為了真實間諜戰的犧牲品。
如果說上面這兩部冷戰電影中的故事都發生在美國以外的地方，那麼1962年的《滿洲候選人》則是一部與冷戰中的美國緊密相關的政治諷喻片。部影片情節複雜，構思奇異，諷刺意味濃厚，既諷刺了麥卡錫之類的政治醜角，也把矛頭對準了美國共産黨，打了一把“紅色恐懼”牌。
聞名遐迩的007系列影片在今日仍在拍攝，最初的007就誕生在冷戰時期，其原型也是諜戰中美國陣營的一員，在1963年的《007之俄羅斯之戀》中邦德不費吹灰之力俘獲了衆蘇聯美女的芳心。
冷戰中對核力量的崇拜和恐懼是一個重要話題。1962年的古巴飛彈危機則更是讓人們看到核武器對世界的毀滅性危險近在咫尺。1964年庫布裡克的《奇愛博士》用奇異的手法想象了核武器可能對人類産生的緻命打擊，在捍衛國家利益的名義下，人類極有可能成為這種瘋狂行為的犧牲品。
冷戰偏執狂形象也出現在同一年的《貝德福德事件》這部電影，艦長封藍德是這樣一個偏執狂，他要征服的他的對手和敵人——蘇聯潛艇，這種偏執狂來自一種狂熱的信仰，本能地認定對方是要将自己置于死地的敵人，而保護自己的辦法則是首先将對方置于困境。
與此相反，冷戰中的英雄形象也出現在銀幕上。1968年的《冰封“斑馬站”》就是這樣一部歌頌冷戰英雄的電影。電影中船長表現出的克制避免了與蘇聯人更多的武力沖突，這或許也反映了古巴飛彈危機後，美蘇雙方要求緩和的姿态。
作為冷戰時期的“熱戰”，越戰這一題材在70、80年代也風靡一時，對越戰的反思占據主體，如1978年的《獵鹿人》，片子直接與戰争有關的鏡頭隻有寥寥幾個。
1979年科波拉的《現代啟示錄》由馬龍·白蘭度領銜，講述了越戰背景下衆人的瘋狂， 除了展現不同層次的瘋狂的斷面，科波拉還通過威勒德一行人的行為心理變化展現了瘋狂發展的過程，展現了人類是怎樣一步一步從所謂的現代文明回歸到最原始的狀态中去的。
1984年米高梅公司出品了一部大膽想象蘇聯入侵美國的影片《紅色降臨》，八十年代被稱為“第二次冷戰”時代，裡根上台後要重振國威，大幅提高軍費開支，對蘇聯态度強硬。1983年在一次演講時稱蘇聯為“邪惡帝國”，同年提出要建立反飛彈戰略防禦計劃，這些都是直接針對蘇聯。
1987年庫布裡克的《全金屬外殼》刻畫了越戰時期兩名普通美國士兵的命運，“傻瓜”比爾在軍訓期間因承受不住巨大壓力在新兵營畢業前夕槍殺教官後吞槍自殺。 “小醜”随後分到了軍隊新聞討論區。他在采訪中看到了當時的同伴們都已經變得麻木、殘忍。
這一時期自然少不了傳統的“大無畏、以一敵百”的美式英雄好漢，史泰龍因80年代的《蘭博》系列成為影星，他在1985年《蘭博2》中以個人之軀勇鬥越軍和蘇軍，看的觀衆是熱血沸騰，但在影片結尾，他借人物之口道出“：希望國家愛我們，就和我們愛她一樣多。”
超級英雄蘭博在1988年又回來了，《蘭博3》中史泰龍現身阿富汗，更多的爆炸，更大的場面，再加上冠冕堂皇的“聖戰”口号，再次将蘇軍擊潰。
1985年的《洛奇4》是史泰龍導演和主演的影片，該片主人公洛奇與蘇聯大力士進行拳擊比賽，洛奇以智慧和人格最終戰勝了“北極熊”。這部以愛國主義、民族精神為主旋律的影片曾獲得巨大成功，标志着冷戰影片的高潮。
1986年的《傷心山嶺》則是把現實中發生的實際行為——美國入侵格瑞那達搬上了銀幕，以達到為冷戰宣傳的目的。影片通過伊斯特伍德的硬漢形象表達了美國軍隊和軍人的英雄氣概，為冷戰後期裡根時代重振國威堅持冷戰遏制的政策提供了意識形态方面的支援。
蘇聯部分：
與美國流行的商業電影截然不同，蘇聯電影雖然少在正面反擊美國的異化行為，但其在戰争片中着重表現蘇聯軍隊和蘇聯人民的光輝形象，有意無意的弱化美國，并且通過幾部優秀的劇情片赢得國際贊譽，是對美國的絕妙還擊。我們選取了14部電影來展現這一時期。
蘇聯在冷戰初，斯大林當政期間，主要拍攝以弘揚社會集體主義和蘇聯在二戰時的豐功偉績主題的電影為主，1947年的《鄉村女教師》講述了一名平凡的鄉村女教師在經曆了大半生的時間最終桃李滿天下，展現出的不平凡的精神。該片着重渲染了個人奉獻精神和對祖國的強烈熱愛。
将愛國主義教育和形勢政策教育蘊含在電影之中，是蘇聯電影的常用創作手法。1948年的《青年近衛軍》充滿了革命的激情和慷慨激昂的基調，以主人公的英雄主義和為祖國獻身的愛國主義精神去激勵和教育人民。這絕然不同于好萊塢拍攝的醜化蘇聯的電影，在國際上樹立了自身的光輝形象。
1949年的《攻克柏林》是一部典型的為領袖斯大林歌功頌德的電影，影片長達近五個小時，分上下兩部，處處着重突出最高統帥的高瞻遠矚。這場實際主要由朱可夫将軍指揮的戰役，影片中絲毫沒有他的影子。當時朱可夫已經因為功高震主，被羅織罪名，發配到烏拉爾軍區去了。
1949年的《斯大林格勒戰役》是一部長達近五個小時的上下部史詩巨片，這部電影調用了軍隊、群衆，各種物資，充分展現了社會主義“集中力量辦大事”的能力，在這部突出領袖統帥才能的影片，同樣對在斯大林格勒戰役中起關鍵性的上司作用的朱可夫隻字未提。
蘇聯電影中的愛國主義教育最集中于“二戰”題材的影片中。蘇聯戰争題材的創作不僅在蘇聯電影生産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在世界電影中也是一個引人注目的現象。這些表現蘇聯人民英勇抗戰和無私熱愛祖國的影片在世界範圍中無疑起到宣傳蘇聯的作用。并且在影片中有意無意地弱化西方陣營。
赫魯曉夫上台後，政治上的“解凍”所導緻的創作觀念的解放，使蘇聯電影在二十大後湧現出一股“新浪潮”，在解凍之後，普通人在戰争中的命運得到了人道主義的關懷，1956年的《第四十一》刻畫了一個有血有肉的紅軍女戰士形象，既革命當先，又人性張揚。
解凍時期出産的蘇聯電影逐漸擺脫隻能歌頌領袖、英雄、大人物的的束縛，不同于好萊塢的妖魔化，蘇聯電影逐漸赢得世界榮耀，1957年的《雁南飛》講述身處硝煙彌漫的戰争年代，一對熱戀中男女青年的悲情愛情故事。
本片一經問世，就轟動了整個世界影壇，以其絕美的光影對比，絕佳的鏡頭運用，榮獲1958年戛納國際電影節金棕榈獎。該片展現了享譽世界影壇的“詩性”藝術特征。導演卡拉托佐夫認為：“産生一部影片的思想和意圖，應當通過廣闊的詩的色彩表現出來。真正的電影必須是詩電影！”
1959年的《士兵之歌》描繪了19歲通訊兵阿廖沙的愛情故事，該片包含戰争，鄉愁，愛情，友情，母親，犧牲，是一個男孩的史詩。值得一提的是此片榮獲1962年第34屆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原創劇本提名。
勃列日涅夫主政時期，從政治角度出發的反自由化鬥争。對解凍期中出現的反斯大林的傾向、人道主義傾向等傾向進行了糾偏。一些“新浪潮”時期受到贊譽的影片和主創人員受到了批判。創作開始收緊，但是出現了經典的《解放》，該片分5集，長8小時，融史詩性和紀實性為一體。
從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這十年裡，蘇聯黨和政府新上司層開始從國際和國内的形勢出發，對電影的政策逐漸進行調整。從單一的教育功能轉為承認它的娛樂功能，1972年的《這裡的黎明靜悄悄》無形地把愛國主義教育隐性化、完美地展現在光影世界中，感動了無數人。
在影片《這裡的黎明靜悄悄》中，處處洋溢着詩情，使叙事和抒情達到了完美的結合，凝重的悲劇氣氛和英雄主義、愛國主義、浪漫主義精神完美地融為一爐，無論在思想内容還是藝術形式上，在當時均令人震撼。該片獲第45屆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外語片提名。
在針對形式與政策教育上，蘇聯集中拍攝了一批為專門配合蘇聯對外政策的影。蘇聯官方曾指出：應當拍攝專門表現國際舞台上的政治事件的影片，它應當成為國際舞台上意識形态鬥争中的有力武器。如1973年《這是個甜蜜的字眼──自由》，通過一個虛構的故事表現革命鬥争中的兩條路線。
1973年的《禮節性通路》，劇本通過描寫蘇聯黑海艦隊一艘火箭巡洋艦在地中海某國進行的所謂“禮節性通路”，公開發出了要同美帝争奪海上霸權的聲音，為蘇聯的國際政策宣揚。
《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在1975年又拍新版，重新塑造了大無畏精神、鋼鐵一般的意志、對黨和人民無限忠誠的保爾·柯察金，蘇聯文化中集體主義道德色彩突出，再加上俄羅斯文化中濃厚的人道主義傳統，兩者的有機融合，使人們對社會主義的生産和生活方式産生美好的憧憬。
1977年的《黑夜籠罩着智利》也是一部對蘇聯對外政策圖解的電影，這些電影由于主要反映國際階級鬥争，并沒有多少國際上的影響，在國内也并沒有受到觀衆的歡迎。
1981年的《德黑蘭43年》是這些電影中的一個例外，影片以真實曆史為背景，以跨時空的手法記述1943年羅斯福、邱吉爾和斯大林三巨頭在德黑蘭會晤期間的間諜故事，該片題材宏大卻無跌宕起伏的情節，蘇德特工鬥智鬥勇的主線始終是淡淡地展開，沒有好萊塢大片的嘩衆取寵。
這部電影是當時為數不多的合拍片，之後随着1985年戈爾巴喬夫上台，蘇聯電影屆不僅禁映了一批斯大林時期的影片，同時也開禁了一批在之前被視為異端、幽禁多年的影片，這一時期電影浪潮的主題是“黑色”。蘇聯電影遂轉而反映國内真實狀況，不再與美國隔空掐架。
縱觀這一時期雙方電影，不難看出美國重在異化蘇聯，而蘇聯重在弘揚自身。半個多世紀的冷戰催生了涉及冷戰多個方面的冷戰電影，它們是冷戰的見證者，也是冷戰的參與者，更是冷戰文化的傳遞者。冷戰的軌迹或多或少可以從這些影片中得到印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