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争和戰略問題》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六日）

　　* 這是毛澤東在中國共産黨第六屆中央委員會擴大的第六屆全體會議上所作的結論的一部分。結論是在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五日和六日作的，這一部分是六日講的。毛澤東在《抗日遊擊戰争的戰略問題》和《論持久戰》兩文中，已經解決了黨上司抗日戰争的問題。犯右傾機會主義錯誤的同志否認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是以對于黨在戰争和戰略問題上的方針，也采取了懷疑和反對的态度。為着克服黨内這種右傾機會主義，而使全黨更明确地了解戰争和戰略問題在中國革命問題上的首要地位，并動員全黨認真地從事這項工作，毛澤東在六屆六中全會上又從中國政治鬥争的曆史方面着重地說明這個問題，同時說明我們的軍事工作的發展和戰略方針的具體變化的過程，進而取得了全黨在上司思想上和工作上的一緻。

一　中國的特點和革命

　　戰争革命的中心任務和最高形式是武裝奪取政權，是戰争解決問題。這個馬克思列甯主義的革命原則是普遍地對的，不論在中國在外國，一概都是對的。

　　但是在同一個原則下，就無産階級政黨在各種條件下執行這個原則的表現說來，則基于條件的不同而不一緻。在資本主義各國，在沒有法西斯和沒有戰争的時期内，那裡的條件是國家内部沒有了封建制度，有的是資産階級的民主制度；外部沒有民族壓迫，有的是自己民族壓迫别的民族。基于這些特點，資本主義各國的無産階級政黨的任務，在于經過長期的合法鬥争，教育勞工，生息力量，準備最後地推翻資本主義。在那裡，是長期的合法鬥争，是利用議會講壇，是經濟的和政治的罷工，是組織工會和教育勞工。那裡的組織形式是合法的，鬥争形式是不流血的（非戰争的）。在戰争問題上，那裡的共産黨是反對自己國家的帝國主義戰争；如果這種戰争發生了，黨的政策是使本國反動政府敗北。自己所要的戰争隻是準備中的國内戰争[1]。但是這種戰争，不到資産階級處于真正無能之時，不到無産階級的大多數有了武裝起義和進行戰争的決心之時，不到農民群衆已經自願援助無産階級之時，起義和戰争是不應該舉行的。到了起義和戰争的時候，又是首先占領城市，然後進攻鄉村，而不是與此相反。所有這些，都是資本主義國家的共産黨所曾經這樣做，而在俄國的十月革命中證明了的。

　　中國則不同。中國的特點是：不是一個獨立的民主的國家，而是一個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國家；在内部沒有民主制度，而受封建制度壓迫；在外部沒有民族獨立，而受帝國主義壓迫。是以，無議會可以利用，無組織勞工舉行罷工的合法權利。在這裡，共産黨的任務，基本地不是經過長期合法鬥争以進入起義和戰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後取鄉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

　　對于中國共産黨，在帝國主義沒有武裝進攻的時候，或者是和資産階級一道，進行反對軍閥（帝國主義的走狗）的國内戰争，例如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廣東戰争[2]和北伐戰争；或者是聯合農民和城市小資産階級，進行反對地主階級和買辦資産階級（同樣是帝國主義的走狗）的國内戰争，例如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六年的土地革命戰争。在帝國主義舉行武裝進攻的時候，則是聯合國内一切反對外國侵略者的階級和階層，進行對外的民族戰争，例如現在的抗日戰争。

　　所有這些，表示了中國和資本主義國家的不同。在中國，主要的鬥争形式是戰争，而主要的組織形式是軍隊。其它一切，例如群眾的組織和群眾的鬥争等等，都是非常重要的，都是一定不可少，一定不可忽視，但都是為着戰争的。在戰争爆發以前的一切組織和鬥争，是為了準備戰争的，例如五四運動（一九一九年）至五卅運動（一九二五年）那一時期。在戰争爆發以後的一切組織和鬥争，則是直接或間接地配合戰争的，例如北伐戰争時期，革命軍後方的一切組織和鬥争是直接地配合戰争的，北洋軍閥統治區域内的一切組織和鬥争是間接地配合戰争的。又如土地革命戰争時期，紅色區域内部的一切組織和鬥争是直接地配合戰争的，紅色區域外部的一切組織和鬥争是間接地配合戰争的。再如現在抗日戰争時期，抗日軍後方的和敵軍占領地的一切組織和鬥争，也同樣是直接或間接地配合戰争的。

　　“在中國，是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這是中國革命的特點之一，也是中國革命的優點之一。”[3]斯大林同志的這一論斷是完全正确的；無論是對于北伐戰争說來，對于土地革命戰争說來，對于今天的抗日戰争說來，都是正确的。這些戰争都是革命戰争，戰争所反對的對象都是反革命，參加戰争的主要成分都是革命的人民；不同的隻在或者是國内戰争，或者是民族戰争；或者是共産黨單獨進行的戰争，或者是國共兩黨聯合進行的戰争。當然，這些差別是重要的。這些表示了戰争主體有廣狹的差別（工農聯合，或工農資産階級聯合），戰争對象有内外的差別（反對國内敵人，或反對國外敵人；國内敵人又分北洋軍閥或國民黨），表示了中國革命戰争在其曆史程序的各個時期中有不相同的内容。然而都是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都是革命戰争，都表示了中國革命的特點和優點。革命戰争“是中國革命的特點之一，也是中國革命的優點之一”，這一論斷，完全适合于中國的情況。中國無産階級政黨的主要的和差不多開始就面對着的任務，是聯合盡可能多的同盟軍，組織武裝鬥争，依照情況，反對内部的或外部的武裝的反革命，為争取民族的和社會的解放而鬥争。在中國，離開了武裝鬥争，就沒有無産階級和共産黨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的革命任務。

　　在這一點上，我們黨從一九二一年成立直至一九二六年參加北伐戰争的五六年内，是認識不足的。那時不懂得武裝鬥争在中國的極端的重要性，不去認真地準備戰争群組織軍隊，不去注重軍事的戰略和戰術的研究。在北伐過程中，忽視了軍隊的争取，片面地着重于群眾運動，其結果，國民黨一旦反動，一切群眾運動都塌台了。一九二七年以後的一個長時期中，許多同志把黨的中心任務仍舊放在準備城市起義和白區工作方面[4]。一些同志在這個問題上的根本的轉變，是在一九三一年反對敵人的第三次“圍剿”勝利之後。但也還沒有全黨的轉變，有些同志仍舊沒有如同現在我們這樣想。

　　經驗告訴我們，中國的問題離開武裝就不能解決。認識這一點，對于今後進行勝利的抗日戰争是有利益的。抗日戰争中全民武裝反抗的具體事實，将教育全黨進一步地認識這個問題的重要性，每個黨員都要時刻準備武裝上前線。我們這次會議又決定黨的主要工作方面是在戰區和敵後，更給了一個明确的方針。這對于有些黨員願作黨的組織工作，願作群眾運動的工作，而不願研究戰争和參加戰争，有些學校沒有注意鼓勵學生上前線，等等現象，還是一劑對症的良藥。大部分中國領土内黨的組織工作和群眾運動工作是直接聯系于武裝鬥争的，沒有也不能有單獨的孤立的黨的工作或群眾運動。一部分距離戰區較遠的後方（如雲南、貴州、四川）和一部分敵人控制的地區（如北平、天津、南京、上海），黨的組織工作和群眾運動也是配合戰争的，隻能也隻應服從前線的要求。一句話，全黨都要注重戰争，學習軍事，準備打仗。

二　中國國民黨的戰争史

　　我們來看一看國民黨的曆史，看一看它是如何地注意于戰争，是有益處的。

　　從孫中山組織革命的小團體起，他就進行了幾次反清的武裝起義[5]。到了同盟會時期，更充滿了武裝起義的事迹[6]，直至辛亥革命[7]，武裝推翻了清朝。中華革命黨時期，進行了武裝的反袁運動[8]。後來的海軍南下[9]，桂林北伐[10]和創設黃埔[11]，都是孫中山的戰争事業。

　　蔣介石代替孫中山，創造了國民黨的全盛的軍事時代。他看軍隊如生命，經曆了北伐、内戰和抗日三個時期。過去十年的蔣介石是反革命的。為了反革命，他創造了一個龐大的“中央軍”。有軍則有權，戰争解決一切，這個基點，他是抓得很緊的。對于這點，我們應向他學習。在這點上，孫中山和蔣介石都是我們的先生。

　　辛亥革命後，一切軍閥，都愛兵如命，他們都看重了“有軍則有權”的原則。

　　譚延闿[12]是一個聰明的官僚，他在湖南幾起幾覆，從來不做寡頭省長，要做督軍兼省長。他後來做了廣東和武漢的國民政府主席，還是兼了第二軍軍長。中國有很多這樣的軍閥，他們都懂得中國的特點。

　　中國也有些不要軍隊的政黨，其中主要的一個是進步黨[13]，但是它也懂得必須靠一個軍閥才有官做。袁世凱[14]、段祺瑞[15]、蔣介石（附蔣的是進步黨之一部轉變而成的政學系[16]）就成了它的靠山。

　　曆史不長的幾個小黨，如青年黨[17]等，沒有軍隊，是以就鬧不出什麼名堂來。

　　外國的資産階級政黨不需要各自直接管領一部分軍隊。中國則不同，由于封建的分割，地主或資産階級的集團或政黨，誰有槍誰就有勢，誰槍多誰就勢大。處在這樣環境中的無産階級政黨，應該看清問題的中心。

　　共産黨員不争個人的兵權（決不能争，再也不要學張國焘），但要争黨的兵權，要争人民的兵權。現在是民族抗戰，還要争民族的兵權。在兵權問題上患幼稚病，必定得不到一點東西。勞動人民幾千年來上了反動統治階級的欺騙和恐吓的老當，很不容易覺悟到自己掌握槍杆子的重要性。日本帝國主義的壓迫和全民抗戰，把勞動人民推上了戰争的舞台，共産黨員應該成為這個戰争的最自覺的上司者。每個共産黨員都應懂得這個真理：“槍杆子裡面出政權”。我們的原則是黨指揮槍，而決不容許槍指揮黨。但是有了槍确實又可以造黨，八路軍在華北就造了一個大黨。還可以造幹部，造學校，造文化，造群眾運動。延安的一切就是槍杆子造出來的。槍杆子裡面出一切東西。從馬克思主義關于國家學說的觀點看來，軍隊是國家政權的主要成分。誰想奪取國家政權，并想保持它，誰就應有強大的軍隊。有人笑我們是“戰争萬能論”，對，我們是革命戰争萬能論者，這不是壞的，是好的，是馬克思主義的。俄國共産黨的槍杆子造了一個社會主義。我們要造一個民主共和國。帝國主義時代的階級鬥争的經驗告訴我們：勞工階級和勞動群衆，隻有用槍杆子的力量才能戰勝武裝的資産階級和地主；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整個世界隻有用槍杆子才可能改造。我們是戰争消滅論者，我們是不要戰争的；但是隻能經過戰争去消滅戰争，不要槍杆子必須拿起槍杆子。

三　中國共産黨的戰争史

　　我們黨雖然在一九二一年（中國共産黨成立）至一九二四年（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三四年中，不懂得直接準備戰争群組織軍隊的重要性；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乃至在其以後的一個時期，對此也還認識不足；但是從一九二四年參加黃埔軍事學校開始，已進到了新的階段，開始懂得軍事的重要了。經過援助國民黨的廣東戰争和北伐戰争，黨已掌握了一部分軍隊[18]。革命失敗，得了慘痛的教訓，于是有了南昌起義[19]、秋收起義[20]和廣州起義[21]，進入了創造紅軍的新時期。這個時期是我們黨徹底地認識軍隊的重要性的極端緊要的時期。沒有這一時期的紅軍及其所進行的戰争，即是說，假如共産黨采取了陳獨秀的取消主義的話，今天的抗日戰争及其長期支援是不能設想的。

　　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黨中央的緊急會議[22]反對了政治上的右傾機會主義，使黨大進了一步。一九三一年一月的六屆四中全會[23]，在名義上反對政治上的“左”傾機會主義，在實際上重新犯了“左”傾機會主義的錯誤。這兩個會議的内容和曆史作用是不一樣的，但是這兩個會議都沒有着重地涉及戰争和戰略的問題，這是當時黨的工作重心還沒有放在戰争上面的反映。一九三三年黨的中央遷至紅色區域以後，情形有了根本的改變，但對于戰争問題（以及一切主要問題），又犯了原則性的錯誤，緻使革命戰争遭受了嚴重的損失[24]。一九三五年的遵義會議，則主要地是反對戰争中的機會主義，把戰争問題放在第一位，這是戰争環境的反映。到今天為止，我們可以自信地說，中國共産黨在十七年的鬥争中，不但鍛煉出來了一條堅強的馬克思主義的政治路線，而且鍛煉出來了一條堅強的馬克思主義的軍事路線。我們不但會運用馬克思主義去解決政治問題，而且會運用馬克思主義去解決戰争問題；不但造就了一大批會治黨會治國的有力的骨幹，而且造就了一大批會治軍的有力的骨幹。這是無數先烈的熱血澆灌出來的革命的鮮花，不但是中國共産黨和中國人民的光榮，而且是世界共産黨和世界人民的光榮。在世界範圍内，還隻有蘇聯、中國、西班牙三國共産黨所上司的三個軍隊，是屬于無産階級和勞動人民方面的，其它各國的黨都還沒有軍事經驗，是以我們的軍隊和軍事經驗特别值得寶貴。

　　為了勝利地進行今天的抗日戰争，擴大和鞏固八路軍、新四軍和一切我黨所上司的遊擊隊，是非常重要的。在此原則下，黨應派遣最好的和足夠數量的黨員和幹部上前線。一切為了前線的勝利，組織任務須服從于政治任務。

四　國内戰争和民族戰争中黨的軍事戰略的轉變

　　我們黨的軍事戰略的變化問題，值得給以研究。分為國内戰争和民族戰争兩個過程來說。

　　國内戰争的過程，大體上可以分為前後兩個戰略時期。在前期，主要的是遊擊戰争；在後期，主要的是正規戰争。但所謂正規戰争是中國型的，隻表現在集中兵力打運動戰和指揮上、組織上的某種程度的集中性和計劃性方面，其它則仍是遊擊性的，低級的，不能和外國軍隊一概而論，也和國民黨的軍隊有些不同。是以，這種正規戰，在某種意義上，是提高了的遊擊戰。

　　在抗日戰争的過程中，就我黨的軍事任務說來，也将大體上分為兩個戰略時期。在前期（包括戰略防禦和戰略相持兩個階段），主要的是遊擊戰争；在後期（戰略反攻階段），主要的将是正規戰争。但抗日戰争前期的遊擊戰争，和國内戰争前期的遊擊戰争有許多不同的内容，因為是用正規性（某種程度上）的八路軍去分散執行遊擊任務；抗日戰争後期的正規戰争也将不同于國内戰争後期的正規戰争，這是設想在裝備了新式武器之後，軍隊和作戰将要起一個大的變革而說的。這時的軍隊将獲得高度的集中性群組織性，作戰将獲得高度的正規性，大大減少其遊擊性，低級的将變到進階的，中國型的将變到世界型的。這将是戰略反攻階段中的事業。

　　由此看來，國内戰争和抗日戰争兩個過程和四個戰略時期之間，共存在着三個戰略的轉變。第一個，國内遊擊戰争和國内正規戰争之間的轉變。第二個，國内正規戰争和抗日遊擊戰争之間的轉變。第三個，抗日遊擊戰争和抗日正規戰争之間的轉變。

　　三個轉變中，第一個轉變曾經遇到很大的困難。這裡有兩方面的任務。一方面，要反對沉溺于遊擊性而不願向正規性轉變的右的地方主義和遊擊主義的傾向，這是由于幹部對已經變化的敵情和任務估計不足而發生的。這一方面，拿中央紅色區域來說，曾經作了艱苦的教育工作，才使之逐漸地轉變過來。又一方面，則要反對過分地重視正規化的“左”的集中主義和冒險主義的傾向，這是由于一部分上司幹部對敵情和任務估計過分，并且不看實情，機械地搬用外國經驗而發生的。這一方面，在中央紅色區域，曾經在三年的長時間内（遵義會議以前），付出了極大的犧牲，然後才從血的教訓中糾正過來。這種糾正是遵義會議的成績[25]。

　　第二個轉變是處于兩個不同的戰争過程之間的，這是一九三七年秋季（盧溝橋事變後）的事情。這時，敵人是新的，即日本帝國主義，友軍是過去的敵人國民黨（它對我們仍然懷着敵意），戰場是地域廣大的華北（暫時的我軍正面，但不久就會變為長期的敵人後方）。我們的戰略轉變，是在這些特殊情況之下進行的一個極其嚴重的轉變。在這些特殊的情況下，必須把過去的正規軍和運動戰，轉變成為遊擊軍（說的是分散使用，不是說的組織性和紀律性）和遊擊戰，才能同敵情和任務相符合。但是這樣的一個轉變，便在現象上表現為一個倒退的轉變，是以這個轉變應該是非常困難的。這時可能發生的，一方面是輕敵傾向，又一方面是恐日病，這些在國民黨中都是發生了的。國民黨當它從國内戰争的戰場向民族戰争的戰場轉變時，主要由于輕敵，同時也存在着一種恐日病（以韓複榘、劉峙[26]為代表），而遭受了很多不應有的損失。然而我們卻相當順利地執行了這個轉變，不但未遭挫敗，反而大大地勝利了。這是由于廣大的幹部适時地接受了中央的正确指導和靈活地觀察情況而獲得的，雖然曾經在中央和一部分軍事幹部之間發生過嚴重的争論。這一轉變關系于整個抗日戰争的堅持、發展和勝利，關系于中國共産黨的前途非常之大，隻要想一想抗日遊擊戰争在中國民族解放命運上的曆史意義，就會知道的。中國的抗日遊擊戰争，就其特殊的廣大性和長期性說來，不但在東方是空前的，在整個人類曆史上也可能是空前的。

　　至于由抗日遊擊戰争到抗日正規戰争的第三個轉變，則屬于戰争發展的将來，估計那時又将發生新的情況和新的困難，現在可以不去說它。

五　抗日遊擊戰争的戰略地位

　　在抗日戰争的全體上說來，正規戰争是主要的，遊擊戰争是輔助的，因為抗日戰争的最後命運，隻有正規戰争才能解決。就全國來說，在抗日戰争全過程的三個戰略階段（防禦、相持、反攻）中，首尾兩階段，都是正規戰争為主，輔之以遊擊戰争。中間階段，由于敵人保守占領地、我雖準備反攻但尚不能實行反攻的情況，遊擊戰争将表現為主要形态，而輔之以正規戰；但這在全戰争中隻是三個階段中的一個階段，雖然其時間可能最長。故在全體上說來，正規戰争是主要的，遊擊戰争是輔助的。不認識這一情況，不懂得正規戰争是解決戰争最後命運的關鍵，不注意正規軍的建設和正規戰的研究和指導，就不能戰勝日本。這是一方面。

　　但遊擊戰争是在全戰争中占着一個重要的戰略地位的。沒有遊擊戰争，忽視遊擊隊和遊擊軍的建設，忽視遊擊戰的研究和指導，也将不能戰勝日本。原因是大半個中國将變為敵人的後方，如果沒有最廣大的和最堅持的遊擊戰争，而使敵人安穩坐占，毫無後顧之憂，則我正面主力損傷必大，敵之進攻必更猖狂，相持局面難以出現，繼續抗戰可能動搖，即若不然，則我反攻力量準備不足，反攻之時沒有呼應，敵之消耗可能取得補償等等不利情況，也都要發生。假如這些情況出現，而不及時地發展廣大的和堅持的遊擊戰争去克服它，要戰勝日本也是不可能的。是以，遊擊戰争雖在戰争全體上居于輔助地位，但實占據着極其重要的戰略地位。抗日而忽視遊擊戰争，無疑是非常錯誤的。這是又一方面。

　　遊擊戰争的可能，隻要具備大國這個條件就存在的，是以古代也有遊擊戰争。但是遊擊戰争的堅持，卻隻有在共産黨上司之下才能出現。故古代的遊擊戰争大都是失敗的遊擊戰争，隻有現代有了共産黨的大國，如像内戰時期的蘇聯和中國這樣的國家，才有勝利的遊擊戰争。在戰争問題上，抗日戰争中國共兩黨的分工，就目前和一般的條件說來，國民黨擔任正面的正規戰，共産黨擔任敵後的遊擊戰，是必須的，恰當的，是互相需要、互相配合、互相協助的。

　　由此可以懂得，我們黨的軍事戰略方針，由國内戰争後期的正規戰争轉變為抗日戰争前期的遊擊戰争，是何等重要和必要的了。綜合其利，有如下十八項：（一）縮小敵軍的占領地；（二）擴大我軍的根據地；（三）防禦階段，配合正面作戰，拖住敵人；（四）相持階段，堅持敵後根據地，利于正面整軍；（五）反攻階段，配合正面，恢複失地；（六）最迅速最有效地擴大軍隊；（七）最普遍地發展共産黨，每個農村都可組織支部；（八）最普遍地發展群眾運動，全體敵後人民，除了敵人的據點以外，都可組織起來；（九）最普遍地建立抗日的民主政權；（十）最普遍地發展抗日的文化教育；（十一）最普遍地改善人民的生活；（十二）最便利于瓦解敵人的軍隊；（十三）最普遍最持久地影響全國的人心，振奮全國的士氣；（十四）最普遍地推動友軍友黨進步；（十五）适合敵強我弱條件，使自己少受損失，多打勝仗；（十六）适合敵小我大的條件，使敵人多受損失，少打勝仗；（十七）最迅速最有效地創造出大批的上司幹部；（十八）最便利于解決給養問題。

　　在長期奮鬥中，遊擊隊和遊擊戰争應不停止于原來的地位，而向進階階段發展，逐漸地變為正規軍和正規戰争，這也是沒有疑義的。我們将經過遊擊戰争，積蓄力量，把自己造成為粉碎日本帝國主義的決定因素之一。

六　注意研究軍事問題

　　兩軍敵對的一切問題依靠戰争去解決，中國的存亡系于戰争的勝負。是以，研究軍事的理論，研究戰略和戰術，研究軍隊政治工作，不可或緩。戰術的研究雖然不足，但十年來從事軍事工作的同志們已有很多的成績，已有很多根據中國條件而提出的新東西，缺點在于沒有總結起來。戰略問題和戰争理論問題的研究，至今還隻限于極少數人的工作。政治工作的研究有第一等的成績，其經驗之豐富，新創設之多而且好，全世界除了蘇聯就要算我們了，但缺點在于綜合性和系統性的不足。為了全黨和全國的需要，軍事知識的通俗化，成為迫切的任務。所有這些，今後都應該注意，而戰争和戰略的理論則是一切的骨幹。從軍事理論的研究，引起興趣，喚起全黨注意于軍事問題的研究，我認為是必要的。

注釋

[1] 參見列甯《戰争和俄國社會民主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國外支部代表會議》、《關于自己的政府在帝國主義戰争中的失敗》（《列甯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2—19、163—169、297—303頁）和《俄國的戰敗和革命危機》（《列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1—35頁）。列甯這些著作是在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五年間針對着當時的帝國主義戰争而寫的。并參見《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第六章第三節《布爾什維克黨在戰争、和平與革命問題上的理論和政策》（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85—192頁）。

[2] 指第一次國内革命戰争時期國共合作的革命軍讨伐廣東境内軍閥買辦勢力的革命戰争。一九二四年十月，革命軍殲滅了勾結英帝國主義在廣州發動叛亂的買辦豪紳武裝——“商團”。一九二五年二月至三月，革命軍從廣州東征，打敗了盤據東江的軍閥陳炯明部隊的主力。六月，回師消滅了盤據廣州的滇桂軍閥楊希闵、劉震寰的部隊。十月至十一月，舉行第二次東征，最後消滅了陳炯明的軍隊。同時，革命軍分兵南征，讨伐盤據廣東西南部的軍閥鄧本殷。在上述這些戰役中，中國共産黨黨員和共産主義青年團團員都英勇地站在戰鬥的前列，并且發動廣大工農群衆熱烈地支援革命軍。這些戰役的勝利造成了當時廣東統一的局面，為北伐戰争建立了後方基地。

[3] 見斯大林《論中國革命的前途》（《斯大林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87頁）。

[4] 參見本書第三卷《學習和時局》一文的附錄《關于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第四部分。

[5] 一八九四年，孫中山在美國檀香山組織了一個資産階級性質的革命小團體，叫做興中會。一八九五年清朝政府在中日戰争中失敗以後，孫中山依靠興中會聯絡民間秘密團體會黨的力量，在廣東組織過兩次反對清朝統治的武裝起義，即一八九五年的廣州之役和一九○○年的惠州之役。

[6] 一九○五年，興中會同其它的反清團體華興會等在日本東京聯合組成中國資産階級革命團體同盟會，采用了孫中山提出的“驅除鞑虜，恢複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的資産階級革命的政綱。在同盟會的上司與影響下，革命黨人聯合會黨、新軍發動了多次武裝起義，其中主要的是：一九○六年的萍鄉浏陽醴陵之役，一九○七年的潮州黃岡之役、惠州之役、欽（州）廉（州）之役和鎮南關（今廣西友誼關）之役，一九○八年欽（州）廉（州）上思之役和雲南河口之役，一九一○年的廣州之役，一九一一年的廣州之役和武昌起義。

[7] 見本書第一卷《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注〔3〕。

[8] 一九一二年，同盟會改組為國民黨，同當時北洋軍閥袁世凱的統治實行妥協。一九一三年，袁世凱派軍隊南下，企圖消滅在江西、安徽、廣東等省的國民黨勢力，孫中山曾經發動武裝的反抗，但是不久就失敗了。一九一四年，孫中山鑒于對袁世凱妥協的失策，在日本東京另行組織中華革命黨，以表示同當時的國民黨相差別。中華革命黨是資産階級革命政黨，它積極開展武裝的反袁運動，主要的有：一九一四年湖南郴縣、桂陽等地的起義，廣東惠州、順德等地的起義和一九一五年上海肇和軍艦的起義。一九一五年十二月袁世凱稱帝，蔡锷等反袁勢力在雲南發動讨袁戰争。孫中山是當時武裝反袁的積極鼓吹者和活動者，他上司的中華革命黨人又在廣東、山東等地發動了反袁的武裝起義。

[9] 一九一七年孫中山和在他影響下的海軍由上海到廣州，以廣東為根據地，聯合當時反對北洋軍閥段祺瑞的西南軍閥，組織反段的軍政府。

[10] 〕一九二一年，孫中山在廣西桂林進行北伐的準備工作。一九二二年移駐廣東韶關，正式出師北伐。由于部下陳炯明勾結北洋軍閥舉行叛變，這次北伐沒有取得成果。

[11] 一九二四年，孫中山在中國共産黨和蘇聯的幫助下，在廣州東郊的黃埔建立陸軍軍官學校，一九二六年改組為中央軍事政治學校，通稱黃埔軍校。在一九二七年蔣介石背叛革命以前，這是一所國共合作的革命軍校。孫中山兼任軍校總理，廖仲恺任校黨代表，蔣介石任校長。中國共産黨人周恩來、恽代英、蕭楚女、熊雄、聶榮臻以及其它同志，曾經先後在這個學校擔任政治工作和其它工作，以革命精神為當時的革命軍隊培養了大批骨幹，其中包括不少的共産黨員和共産主義青年團員。

[12] 譚延闿（一八八○——一九三○），湖南茶陵人，清末翰林。原主張君主立憲，後附和辛亥革命。他在一九一二年參加國民黨的陣營，反映了湖南地方勢力同北洋軍閥之間的沖突。在一九一一年至一九二○年期間，他先後當過湖南省的都督，省長兼署督軍，督軍、省長兼湘軍總司令等職。

[13] 進步黨是一九一三年梁啟超、湯化龍等組織的政黨，當時它在政治上依附當權的袁世凱，曾經組織過内閣。一九一六年，進步黨演變為“研究系”，又依附當權的段祺瑞，在一九一七年參加了段祺瑞組織的内閣。

[14] 見本書第一卷《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政策》注〔1〕。

[15] 段祺瑞（一八六五——一九三六），安徽合肥人，北洋軍閥皖系首領。他是袁世凱的老部下，在袁世凱死後曾經幾度把持北洋軍閥的中央政權。

[16] 政學系原是對一九一六年由一部分國民黨右翼分子及進步黨分子組成的官僚政客集團——政學會的通稱。在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它勾結南北軍閥，反對孫中山。一九二七年南京國民黨政府成立前後，該系一部分成員先後投靠蔣介石，幫助蔣介石建立和維持反革命統治，又成為國民黨内的派系之一，其主要成員有黃郛、楊永泰、張群、熊式輝等。

[17] 青年黨，即“國家主義派”的中國青年黨。見本書第一卷《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注〔1〕。

[18] 這裡主要是指以共産黨員葉挺為首的獨立團（見本書第一卷《井岡山的鬥争》注〔18〕），以賀龍為首的第二十軍，朱德上司的第三軍軍官教育團，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武漢分校。

[19] 見本書第一卷《中國革命戰争的戰略問題》注〔37〕。

[20] 見本書第一卷《中國革命戰争的戰略問題》注〔39〕。

[21] 參見本書第一卷《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注〔8〕。

[22] 指中共中央在漢口召開的緊急會議。這次會議總結了第一次國内革命戰争失敗的經驗教訓，結束了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在中央的統治，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統治的總方針，并把發動農民舉行秋收起義作為當時黨的最主要的任務。

[23] 指一九三一年一月七日在上海召開的中國共産黨第六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陳紹禹等人在共産國際及其代表米夫的支援下，通過這次會議取得了在中共中央的上司地位，開始了長達四年之久的“左”傾冒險主義在黨内的統治。

[24] 參見本書第一卷《中國革命戰争的戰略問題》和本書第三卷《學習和時局》一文的附錄《關于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第四部分。

[25] 參見本書第三卷《學習和時局》一文的附錄《關于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第三部分。

[26] 韓複榘，原來是長期統治山東的國民黨軍閥，抗日戰争爆發後任第五戰區副司令長官、第三集團軍總司令。劉峙，蔣介石的嫡系，原來在河南，抗日戰争爆發後任第一戰區副司令長官、第一集團軍總司令，負責防禦河北省境内平漢鐵路沿線地區。這兩人在日本侵略軍進攻的時候都不戰而逃。韓複榘于一九三八年一月被蔣介石以失地誤國罪處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