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政治共同體的邏輯——讀潘嶽同志文章《中國五胡入華與歐洲蠻族入侵》

作者：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 潘維

一、類似的事件塑造不同的曆史路徑

近日讀到潘嶽同志的奇文，比較五胡入華的三百年和日耳曼各部入主西羅馬的三百年。文章說明，這兩個類似的重大曆史事件塑造了中西後來不同的曆史路徑和不同的政治結果：一個是族群的分散封建，迄今再未有羅馬大一統；另一個是胡漢融為一家、一掃漢末至三國兩晉到南朝的頹廢，恢複了郡縣大一統的勃勃生機。

這文章帶着股“仙氣”。其一，那段三百年極為血腥的中國史在他筆下變成了一部激動人心的浪漫史，“亂華”變成了胡漢文化大交融的“入華”。其二，華歐那各自三百年的曆史縱橫交錯、非常混亂，但被他以詩詞式的凝練文筆婉婉道來，居然變成了線索清晰的簡史，隻用了兩萬七千字。其三，他用一個個精心挑選的動人故事串聯那些驚心動魄的混戰，更串聯對中西史家重要學術觀點的評議，建構了一個能與西方史觀比肩的、非常中國的“民族”史觀。

在潘嶽看來，就形成政治共同體而言，基督教的“普世教會”不起作用，不敵日耳曼族屬分散的文化基因。強調分散族屬的日耳曼制度基因塑造了歐洲乃至西方漫長的曆史路徑，從此再無羅馬大一統。

然而，潘嶽想說的顯然不止于“羅馬抛棄羅馬”、“中華選擇中華”的曆史“路徑依賴”。潘嶽的文章旨在弘揚一種史觀：中華政權的“正當性”來自族群大融合，來自繼承秦漢以降的大一統制度。與此對照，西方到文藝複興時才想到要“複興”羅馬式政治共同體，而且至今還以“分的自由”為“合法”，不承認政治共同體本身有“合法性”。

二、大型政治共同體

有個疑問長期萦繞在我腦海裡：中華為什麼在三千年前就形成了龐大的政治共同體，而在中華以外直到三百多年前才剛開始形成這種政治共同體？

潘嶽此文探讨兩地異族入侵形成的不同曆史路徑，并非為回答上述問題而作，但也不無關聯。他的答案似乎是：特殊的曆史文化塑造了特殊制度；日耳曼的文化基因與凝聚大型政治共同體有明顯張力。

武王伐纣成功兩年後就去世了。其幼子周成王在周公旦的輔佐下創立了中華封建大一統。成王于公元前1021年去世，迄今3042年。說中華大一統有三千年曆史并非傳說，而是信史。2240年前，秦皇開創了延續至今的中華郡縣大一統，更是舉世皆知的事。

“政治共同體”指的是“國土、國民、國民政權”的有機共同體，或用基督教的概念是“三位一體”。因為有壟斷暴力和稅收的統一政府管理國土上的國民，是以稱為“政治”共同體。大一統是龐大的政治共同體。“大”指的是廣土衆民；“一統”指的是有統一管理國土與國民的政府。

“政治共同體”與“文化共同體”是完全不同性質的概念。中文把西文的“nation”既譯為“國家”又譯為“民族”，更有畫蛇添足的“民族國家”，再加上“少數民族”而非“少數族裔”，導緻了概念混亂和中文學術圈的長年亂戰。西文“國家”内部的“文化共同體”指的是“ethnicity”或“ethnic group”，不與政治共同體“nation”并列。我們講“多元一體”還是混亂。“元”指的是“文化共同體”，但“一體”指的是“政治共同體”。所有“國家”内，即所有政治共同體内，都存在多元文化。小到新加坡、大到美國，世界上從未有過單一文化共同體的政治共同體，哪怕日本和南韓也包含多個文化共同體。

什麼是中國？從苦寒北地到酷熱南疆，從海岸平原到地球屋脊，五湖四海的居民在統一政權下生産、生活和交流、交融，以至九州共貫、六和同風，形成“家國一體”的世界最大政治共同體，就是中國，即西人說的“Chinese Nation”。而今，中華政治共同體擁有14億人口，占地近千萬平方公裡。

南亞面積不及中國之半(430萬平方公裡)，擁有近19億人口。約與秦始皇同時的“阿育王”時期或許有過南亞大一統，但僅延續了幾十年就消失無蹤，直到英國殖民統治才催生了政治共同體意識，并在20世紀中期分别建構了幾個獨立的政治共同體。13.5億人口的印度是當代世界的大型政治共同體，但隻有300萬平方公裡國土。

羅馬帝國延續400年以上，與漢朝幾乎同期同壽，極盛時轄500萬平方公裡國土。但羅馬帝國與其說是牢固的政治共同體，不如說是軍事強權支撐的自治行省邦聯。一度輝煌的波斯帝國和阿拉伯帝國隻有名義上的持久，裡子是混亂的封建和族群互相蹂躏的脆弱。

俄羅斯政治共同體意識由蒙古金帳汗國的240年統治締造。莫斯科公國在15世紀末(1480年)靠擊敗蒙古統治而立，又用了240年從内陸小國變成了北冰洋、大西洋、太平洋的三洋大國。但俄國有廣土卻無衆民。而今的俄羅斯占地1700萬平方公裡有餘，卻隻有1.4億多人口。日本在17世紀初的德川幕府時代實作了一統，但這個政治共同體的國土面積不到40萬平方公裡，而今人口不及1.3億。

西方人自己認為，歐洲的政治共同體“nation”(基本含義是“國民”，并非國民/國土/政權的三位一體，西文迄今尚無這三者的統稱)，最早隻能上溯到17世紀中葉的“威斯特伐利亞和約”(1648年)。此前隻有王公“領地”(kingdom)，彼此經常把領地當嫁妝互相贈送，一并贈送的是附庸于領地的群眾。

作為德意志政治共同體前身的“神聖羅馬帝國”延續了約九百年，卻不是政治共同體，而是數百塊王公領地的含糊統稱。而今歐洲最大的政治共同體是德國，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發表《共産黨宣言》二十餘年後才建立的。馬克思認為“勞工階級無祖國”、号召“全世界無産者聯合起來”。他沒想到，先進歐洲的勞工階級居然緊密團結在各自的政治共同體裡，彼此大打出手。馬克思去世僅三十來年，歐洲各國圍繞這新生國家連打了兩次“世界大戰”，打得血肉橫飛。自德國建立，“德國問題”成為世界問題，延續了百年。

歐洲與中國面積大緻相同，有7億多人口，但“歐羅巴合衆國”(the United States of Europe)，或者“歐羅巴斯坦”，還是夢想。

而今西方最大的政治共同體是美國。美國與俄羅斯一樣是三洋大國，但國土面積與中國相同。美國有以歐洲移民為主體的3.3億人口，不及中國四分之一。這個西方最大政治共同體出現于18世紀末，到19世紀中葉大内戰後(1864年)才穩定下來。

自西周以來，“大一統”本身就是中華政權“正當性”的來源。康熙年間選兩千餘年來傳頌的佳文兩百餘篇，編成《古文觀止》。其中包括先秦政論文《春王正月》。那是最早叙述政權正當性源于“大一統”的出色文章，千古傳頌至今。

在西方，政治共同體本身至今不是政權“合法性”來源。神聖的是“個人”自由權利，即“人權”。那裡以個人自由權利為基礎建構了結社自由的社會權利，并以結黨自由為基礎建構了争奪政權的政治權利。政權(state)不過是統治集團的工具，或“必要之惡”。

潘嶽文章寫的是中華和歐洲非常血腥的那段曆史，但究其實質卻是首“大一統”贊美詩。

三、大型政治共同體的生命

大一統就是中國，中國就是大一統。何以中華政治共同體形成得那麼早，而且韌性強大到延續三千年至今？潘嶽的文章刺激筆者歸納出一種粗略答案，由下述四種原因構成。

第一是社會平等。社會高下分層越含混、越不穩定，大型政治共同體就越容易形成和穩固。社會分層越清晰、越穩定，大型政治共同體就越難形成和穩固。

五千年前，各雅利安遊牧部落用了千年時間陸續離開歐亞大陸的核心地帶，大部分在歐亞大陸邊緣的農耕區定居。膚色較淺和有強烈神祇信仰的牧民征服了膚色較深和講求實際的農民，形成了種姓制及奴隸制。奴隸制與征服戰争的俘獲有密切關聯；而定居在非農耕區的雅利安人就基本沒有奴隸可用，并無使用奴隸的習俗。南美洲印第安農耕社會從未以奴隸為耕作為主體；建造最早埃及金字塔的也不是奴隸。日耳曼征服羅馬後，奴隸制變成了農奴制和等級制，在商業及其後的制造業時代變成了階級制。但雅利安人在東亞農耕區遭遇到地理上的遼闊戰略縱深和夏商時代人口衆多的農耕部落及大型部落聯盟。沒有雅利安征服，也就沒有種姓、奴隸、等級、階級。中華有“四民分業”，但“百姓”平等，構成了“編戶齊民”的基本條件，也是“大一統”的基本條件。既然“百姓”平等，編戶齊民，就沒有歐式的“階級文化”。無論中華的建築、還是文學、還是藝術，都無“貴族”專屬之類。早年的“五胡”被這社會平等吸引，最後滿清貴族入主中原，也被這社會平等吸引。納蘭性德随父親納蘭明珠入關，是皇族貴胄，早逝于青年時代，居然就能以“納蘭詞”聞名傳世。自耕自食和牧童短笛的自由當然強于等級森嚴的軍旅文化。滿清貴族入關不久就與京城百姓一起撅着屁股在胡同裡鬥蛐蛐了；熬鷹狩獵的技藝也變成京城滿漢百姓一道提籠架鳥的習慣。平等的社會生活非常有魅力，是“華夏無外”甚至“天下無外”的原因，是凝聚大型政治共同體的基礎。

第二是官民互相依存。“民”不再分，甚至可以“編戶齊民”，政治共同體裡就隻剩下了“官、民”兩分。官民互相依存，則政治共同體穩固、興旺，可以穩固支撐較大規模。官隻“代表”某個部分的民，大型政治共同體就難以形成和穩固。小規模的“封建”排斥“大一統”，因為有壓抑“自由”的強力才可能應對清晰劃分和彼此沖突的“民”。

圍繞“為什麼需要政府，政府何以興衰”的重大疑問，政治學形成“元理論”。西方近代以來的答案是“契約”，民與民的“授權契約”衍生出民與官的“授權契約”。契約概念來自《聖經》記述，其重點之一是上帝在埃及的西奈山上與猶太部落領袖摩西訂立“十誡”之約的記述。個人權利神聖，是從上帝給人“授權”概念來的。所謂政權的“合法性”即來自契約概念。中華沒有“神聖契約”概念，是以用政權的“正當性”而非“合法性”。“契約論”充滿了世俗農耕人難以了解的神秘：誰給誰、在何時何地，怎樣“授權”，授了什麼“權”？契約論顯然不是大型政治共同體的邏輯，不是國土、國民、政權三位一體的邏輯。與近代西方創造的“契約論”形成鮮明對照，中華三千年亘古不變的因果答案是“民本”：政權因民之整體福祉需要而來；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民心”不是就一時一事民調而來的“民意”，而是百姓對政權的普遍“信任”。民心就是政權的“正當性”，是以“民為邦本，本固邦甯”。科舉考試是選官制度，考試内容是“四書五經”。開宗明義、四書五經的第一本、第一頁、第一句是“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做官就要入心入腦地修習中華的家庭倫理道德，以百姓為自家至親，直至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以，民營私，官奉公；民傳子，官傳賢。于是，中華大一統是個同心圓狀的政治共同體，隻要官以民為中心，民就以官為圓心。一旦官營私，“民本”變成“官本”，就“失民心者失天下”了。同心圓治亂興衰循環往複，“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取決于圓心的品質，取決于“官”的品質而非“民”的品質，就是中華史觀。

第三是紐帶的天然性。政治共同體越依賴人造意識形态凝聚，就越脆弱；而越依賴天然的民之所需凝聚，就越穩固、耐久。

人可以造意識形态，當然也會造與之沖突的意識形态，導緻宗教和主義派别林立。強調宗教和主義，統一是暫時和脆弱的，政治共同體就傾向分裂甚至彼此刀兵相向。“天然紐帶”指的是育小養老的人類繁衍。家庭是為了育小養老，政治共同體的天然本質是育小養老的互助。無論古今中外，所有政治共同體都在育小養老上組織互助，即扶老攜幼、扶危濟困、守望相助。然而，世界上大多數政治共同體特别強調某種宗教和意識形态，也就普遍有脆弱和難以耐久的問題。與之對照，中華曆朝曆代都聲稱“本朝以孝治天下”。家庭倫理“孝悌”衍生出社會倫理“忠信”，社會倫理“忠信”又衍生出政治倫理“禮義廉恥”。中華農耕人向往遙遠未來的“大同”，現實中卻既患寡亦患不均，腳踏實地追求全體國民的“小康”。繼承中華道統，中國共産黨而今如此表達自己的史觀：黨的百年奮鬥史就是上司中華民族“站起來、富起來、強起來”的曆史；黨的奮鬥目标是中國人民的美好生活和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這顯然在強調政治共同體組織育小養老互助的天然責任，而且繼承和延續了中華的治亂興衰史觀。

第四是生産方式的先進性。近代以來還出現了影響政治共同體大小強弱的第四大要素，即生産方式進步引發的财富形式變遷。

人類大約在七千年前開始有了“産業”，完成了馴化野生的牛羊豬和培育野生植物為小麥大麥和小米大米，還有中南美洲的玉米和薯類。種植和養殖财富就是“第一産業”。但僅在三百年前崛起了“第二産業”，制造的财富成為财富的主體。緊接着又在最近數十年崛起了“第三産業”，創造的無形财富變成财富的主體。财富主體是無形财富很可能長久不變，因為再無“第四産業”。這三百年的技術進步，從種植養殖财富到制造财富到創造無形财富，給了我們一個近代的新史觀——在治亂興衰的循環史觀裡加入進步史觀成分。因為生産方式落後，中華大一統被擠壓成“挨打、挨餓、挨罵”的落後中國。

而今，财富主要是大腦“創造”出來的。一般而言，大一統受制于“官”，鮮能出現遍地創新局面。官傾向給創新者和創新機構“戴帽子”，以示官的政績。但少量帽子壓抑“自古英雄出少年”的規律，就沒有“人才輩出”。熱衷官定項目，熱衷評選“帽子人才”和教育科研機構的“評級”，創新人才和機構就越來越少，就不會有“遍地英雄下夕煙”，不會有創新型的中華民族。封建不如大一統，但穩固的大一統，建成“創新型國家”，最優邏輯是“寓封建之意于郡縣之中”。

四、關于史觀的遐想

潘嶽的文章贊美漢胡大融合，表達了他對中式大一統與西式封建的鮮明史觀立場。為澄清身在何處，我在此概括世上的五類史觀。

第一，曆史是單一神的傑作。占世界人口絕大多數的是基督徒和穆斯林。除了中國的主體族裔，宗教命定論是世界上其他各人類群體的深厚文化背景。一神論還是“曆史終結”論的源泉。

第二，曆史是循環的。“循環”的主體是人類政治共同體的興衰。西方自古希臘城邦開始有這種史觀，因為城邦壽命很短。中國也自古就有大一統治亂興衰“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循環史觀。

第三，曆史是進化的。七千年來隻有第一産業，技術推動曆史進步的觀念是制造業時代的事，進步史觀是近代才誕生的。

第四，曆史是群體内部種姓、等級、階級、上中下利益集團彼此鬥争和重組的結果。這種進步史觀也是近代才有的，是随生産方式進步而來的，卻是而今西方的主流史觀。

第五，曆史是政治共同體從小到大凝聚的結果。從衆多部落到城邦，從衆多城邦到國家，從衆多中小國到超級大國，或許還有從超級大國到未來的世界大同，展現為政治共同體之間優勝劣汰的生存競争和交流交融。這種史觀非常中國，秦漢時代就誕生了。

可以把上述五種史觀合并簡化為當今的兩大類史觀。

第一，人類曆史主要由技術進步和群體内部利益集團的鬥争推動。如此史觀催生了如下的“自由”價值觀：從群體中獨立解放的“個人自由”，到集團之間進行利益鬥争的“社會自由”，到集團争奪控制政府權力的“政治自由”。這史觀強調“分”的社會價值，強調社會集團的強弱勝負是政治分析的基本單元。

第二，人類曆史主要由技術進步和政治共同體的治亂興衰競争推動，比拼的是政治共同體的内聚力和适合先進技術創新發展的環境。如此史觀催生了“大家庭”價值觀：扶老攜幼、扶危濟困、守望相助、天下一家。這史觀強調“合”的社會價值，強調能團結内部社會的政治共同體本身是政治分析的基本單元。

正是在第二種史觀基礎上，筆者對潘嶽的文章産生了強烈共鳴。

來源：中國新聞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