盟浪首席研究官李文：做中國的ESG評價标準

文 | 趙莎莎

編輯 | 郭楠

2015年，倡導綠色發展的治國理念；2020年，推出“雙碳”目标時間表；2021年，研究促進共同富裕……近年來，中國政府正在為全球可持續發展建設做出積極努力。然而，政府的力量遠遠不足，全球可持續發展的重任勢必要依靠實體企業與社會團體的廣泛參與。以企業社會責任（CSR）為重要抓手，并日益聚焦到環境、社會和公司治理（ESG）的管理實踐中來，成為多數國家推進企業履責的重要方式方法。

那麼，企業社會責任究竟是什麼？全球是否有統一的話語體系？中國企業的社會責任又是在什麼樣的社會發展背景下逐漸明确的？相比歐美市場，中國的ESG投資及相關研究有何不同？義利評估模型（FIN-ESG Rating）是如何衡量企業的社會價值的？

為此，《讀數一幟》采訪了專注可持續發展領域的專家李文女士。李文在盟浪可持續數字科技（深圳）有限責任公司任首席研究官，參與了義利評估模型的研發。作為行業資深專家，李文從實踐出發，為我們詳細闡述了她對這些問題的認識與見解。

以下為采訪實錄：

Q1: 在可持續發展議題中，我們經常聽到ESG與CSR兩個概念，它們之間有什麼關聯嗎？它們在中國又是如何發展的？

A: ESG本身不是一個全新概念，也不是什麼新生事物。ESG跟兩個概念密切相關：一個是本世紀初引入國内的企業社會責任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簡稱CSR)。十五六年前，在我開始做CSR研究的時候，ESG的議題就已經是CSR衆多議題當中的三個關鍵議題了。另一個是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标（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簡稱SDGs），它包括17項内容——消除貧困、消除饑餓、健康福祉、優質教育、性别平等、清潔飲水、清潔能源、體面工作、工業創新、社會平等、永續社群、永續供求、氣候行動、海洋環境、陸地生态、機構正義和全球夥伴。随着工業化時代企業的負面外部性影響日益嚴重，可持續發展成為全球共同面臨的挑戰。人類不斷遇到新的問題，又不斷地去探索新的解決方案。在這個過程中，聯合國倡導商界參與全球可持續發展的治理，企業社會責任從原來相對模糊、寬泛的概念逐漸聚焦到了環境、社會和公司治理三大核心議題上。

20世紀90年代，CSR在國際上開始流行，一些對供應鍊進行驗廠的企業責任标準也開始出現。中國有一批企業在當時率先走出國門，廣泛地參與到國際合作與國際并購活動中。2001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以後，中國企業的社會責任也随着國際合作産業鍊的延伸被重視和逐漸明确下來。

2008年1月，國務院國資委以一号檔案的形式釋出了《關于中央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指導意見》,明确要求央企要積極履行社會責任。檔案要求100家央企在三年之内全部編發社會責任報告。此後，中國的一些行業協會，比如紡織行業協會、電子行業協會、對外承包商協會等等，都開始紛紛制定能夠引領業内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指引，鼓勵企業編發社會責任報告，後來也稱可持續發展報告。改革開放以來，曆屆國家上司人也非常重視企業社會責任，鼓勵和倡導企業履責。要想在國際舞台上擁有更廣泛的話語權和國際認同，那麼我們就需要在國際合作程序中加強雙方的互認互通。

雖然西方國家的企業社會責任起步較早，但其實我國在這方面的進步也很明顯。以勞動保護和市場“雙标”問題的解決為例：一些跨國公司在進入中國後，曾存在環境污染和勞工權益方面采取“雙标”的做法，引發過國内消費者和輿論的問責。2011年，蘋果公司在中國的供應鍊管理問題也讓中國的民間環保組織直接把官司打到了美國，喬布斯低下了頭，最後實作了蘋果在中國執行與國際市場統一的供應鍊綠色管理标準。

最近十多年，中國企業的社會責任意識明顯提升。從政府到民間，從實體企業到金融機構，從研究機構到公益組織，從意見領袖到普羅大衆，全社會都愈發關注企業社會責任問題，企業的綜合社會貢獻顯著。應該說中國企業社會責任實踐是伴随着中國的改革開放進入到了全新的發展階段。2015年，中共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了“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五大發展理念，促進中國企業社會責任實踐有了更加明确的發展方向，在轉型更新發展中不斷探索新的發展路徑。中國政府提出的精準扶貧、鄉村振興、“雙碳”目标等，既是立足國情，也是一個發展中大國在全球可持續發展建設中的積極貢獻。

Q2: 國際上的企業社會責任是在怎樣的背景下發展起來的？

A:近幾十年來，企業發展的負外部性問題受到越來越多來自于政府監管方、消費者、非政府組織、企業股東和員工、社群、媒體等的共同關注。在此背景下，人們開始系統性地探讨企業社會責任問題，也相繼出現了一些理論上的研究和突破，比如利益相關方理論、社會績效理論、企業社會價值、企業文化和企業家精神等等。國際上，跨國公司中的先行者從上世紀末就開始編寫釋出自己的企業社會責任報告。

在西方經濟學理論中，曾經認為企業唯一的目标就是追求股東價值回報。這一思想深刻影響了西方世界自上世紀中葉以來的商業規則。縱觀曆史，不難看出這種理論思潮對可持續發展的危害性。舉例來說，美國曾經輝煌一時的能源巨人——安然公司，就因為一味追求利潤最大化而實行财務造假，最終走向破産。這一結果不僅導緻大批員工失業，還引發美國注冊會計師行業的信任危機。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西方民間社會出現了大批維護勞動者權益、倡導綠色發展和環境保護的非政府組織(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簡稱NGO)。這些NGO組織越來越多地參與到企業社會責任讨論中，它們倡議企業不應該僅以股東價值最大化為目标，而應更多對企業造成的負面外部性影響負責，擔起對人、對社群、以及對環境的責任。也正是在這一時期，利益相關方理論等相關學說應運而生，猛烈地挑戰了曾被商界奉為圭臬的股東價值最大化理論。

從2000年起，國際标準化組織(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簡稱ISO)經過10年的努力，聯合了全球一百個國家的各個利益相關方，共同讨論制定出全球首份關于社會責任的标準檔案——ISO 20006。至此，全球在話語體系上就統一了對企業社會責任概念的界定，提出了推進企業社會責任發展的架構體系。在此之前，一百個人對CSR可能就有一百種了解和定義，這也在客觀上阻礙了企業社會責任的規範發展和很多相關問題的解決。

簡單說，讓企業對各個利益相關方負責任的行為就叫企業社會責任。其中，利益相關方就是直接或間接受到企業決策和經營活動影響，而其行動也有可能會影響到企業發展的那些對象，包括但不限于股東、員工、客戶、監管機構、合作夥伴、社群，甚至生态環境等等。

上世紀末，第七任聯合國秘書長科菲·安南提出了千年發展目标(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簡稱MDGs)。2015年，第八任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又提出了可持續發展目标（SDGs）。從MDGs到SDGs，全球可持續發展的問題變得愈加清晰，它們之間也是一脈相承的。

然而，推動企業社會責任發展的工作隻依靠聯合國和各國政府是遠遠不夠的，還必須找到一個更為有效的方法路徑，那便是撬動商業的力量。政府更多負責的是二次配置設定，一系列的社會問題不可能僅僅靠政府的宏觀調控來解決，餘下的巨大資金缺口必然要靠社會資源來籌措。是以大家首先想到那些富可敵國的跨國公司。它們不僅業務地域覆寫廣，而且産業鍊條非常長，占據的各種資源都非常豐厚。如果它們能夠積極地參與到社會可持續發展治理當中，那這個世界的可持續發展的程序就會大幅增速。也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各個國家開始推進企業履責運動，并将推進CSR發展作為重要抓手，日益将CSR聚焦到ESG管理實踐上來。2005年之後，ESG逐漸成為金融創新的工具，進入商業領域，其中ESG評級成為快速撬動資本力量，影響投融資方向的助推器。

Q3: 你是什麼時候開始投身可持續發展的事業中的？

A：我所在的社會價值投資聯盟（深圳）是國内首家緻力于可持續金融發展的創新型國際公益組織。社投盟剛開始就是1個人、2個人、3個人、4個人的創業組織，直到發展成一支二三十人的高效精幹的赤子兵團。

2017年社投盟成立了社會價值評估标準工作委員會（簡稱：社标委）。我也是在那時候第一次與它結緣，并且深受團隊成員正向有為的奉獻精神鼓舞。社标委的專家們都在以“時間銀行”的方式志願支援可持續發展價值評估模型及相關問題的研究推進。

就這樣，天南地北、各行各業的一批專家在一起一堅持就是5年。我們從陌生到熟悉，一起辯論，一起探讨和追求價值評估模型的科學性、嚴謹性和市場的驗證，一起探索企業價值評估的解決方案。2019年以後，這項研究成果就以《A股上市公司可持續發展價值評估報告—發現中國“義利99”》為名，成為社科文獻出版社釋出的可持續發展藍皮書系列之一。

Q4: 今年誕生的盟浪，與社投盟有何不同？

A: 2020年末，社投盟主席團主席馬蔚華（現盟浪董事長）提出：“如果僅靠一個小微的公益組織，是無法承載可持續發展這樣偉大的曆史責任和使命的。”他是以倡議運用商業的方式做大服務，這就是盟浪的來由。

它不是一個唯利是圖的組織，它要探索一條能夠标準化和科學化提升企業社會價值貢獻的路徑。它希望以公益的初心、商業的模式、金融的工具和科技的手段，推進中國商界負責任的實踐，以價值引領，攜手社會各界共同助推新商業文明的發展。

相比歐美市場，中國的ESG投資及相關研究還在起步階段。中國從起步到“跟跑”，甚至到未來的“領跑”，還有很多問題亟待解決。其中一個突出的問題就比如缺乏本土商業化運作的獨立第三方ESG評級機構及權威的ESG評級标準。盟浪的成立以及義利評估模型（FIN-ESG Rating）的研發和應用及時地填補了這一空白。

Q5:能否詳細介紹一下義利評估模型？

A: 義利評估模型（FIN-ESG Rating）和名額體系，是将企業的綜合價值用六大體系名額來進行衡量，即經濟表現（Financial）、創新能力（Innovation）、價值準則（Norm）、 環境表現（Environmental）、社會表現（Social）和公司治理（Governance）。前三大要素體系（FIN）側重考察企業實作可持續發展的業務實力、創新力及内部驅動力；後三大要素體系（ESG）則主要考察企業在環境、社會和公司治理次元上的表現，包括其在相關方面的風險識别和防控能力，及其商業活動産生的正、負外部性。盟浪用義利評估模型對A股上市公司滬深300進行評級評價，預計在年内評估範圍将擴大到中證500上市公司，并在不遠的将來實作全A股覆寫。

總體來看，義利評估模型有以下四大特點：

第一，國際主流ESG評級主要聚焦評估企業面臨的環境、社會和公司治理的風險敞口，即ESG風控管理，而以“義利”之間辯證關系為邏輯起點的義利評估模型，則不隻是關注和考察企業商業活動的外部性影響，還注重企業自我可持續發展的内動力及實力的考量。模型融合了中華傳統儒商智慧，兼顧“義利”，認同義、利之間可以轉化和互相促進、共同提升，強調商業營運中可以實作“好人做好事得好報”的邏輯閉環，将ESG風險防控與成本投入與企業未來可持續發展機遇和新商機進行了有機結合。

第二，義利評估模型無論是在模型結構、名額體系、還是評分方法上，都融合了西方ESG評級的科學核心，又因地制宜地兼顧了中國的國情和企情。該模型系統梳理和厘清了企業價值評估的各類細化名額1000多個，然後按照六大類五個層級進行建構和評價，以確定評估模型的科學性和适用性。

第三，義利評估模型從FIN-ESG六大次元出發，與國際評級機構僅關注企業在ESG議題上的表現，極少考察企業的可持續發展意願和負責任價值觀以及創新模式的做法形成鮮明對比。它是一種能對企業價值觀驅動力、發展方式轉化力，以及綜合績效實作能力進行系統考量的評估方法，注重測度和發現“長跑冠軍”，可以說是一種更好的ESG評估。

第四，義利評估模型建構了通用性評估名額體系，并根據申萬行業分類，形成了針對28個一級行業進行差異化評估的系列評估子模型，大大提升了模型的行業區分度和評估的适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