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宋”指宋昂和宋昱兩兄弟，他們是貴州省在明代的早期著名詩人。曆史的客觀原因，後世對二人身世以及二人在貴州文學史上的地位存在一定認識中的不足。
一
“二宋”遠祖宋景陽，真定（今河北正定）人，975年（開寶八年）奉命率軍征都勻、黑羊箐（今貴陽）等處，任甯遠軍節度使、大萬谷落總管府都總管，雍熙四年年（987）卒，贈太尉，谥忠成。累世的擴張發展，明初成為貴州境内與水西安氏抗衡的“水東宋氏”。明代，中央政權先後在貴州城（今貴陽市老城區）設定地方機構及建立貴州省，就和“二宋”曾祖父宋欽、曾祖母劉淑珠（亦稱羅淑貞）、祖父宋誠等的完全擁護支援有着直接關系。
筆者查閱《貴州曆史人物志》，發現“二宋”家世籍貫問題，曾祖父宋欽為草塘司（今甕安縣草塘鎮）人，祖父宋誠為順元城人，父宋斌為貴州城人，“二宋”為貴州城人，宋昂幼子宋炫為水東（今烏當區洪邊寨，實應作烏當區北衙村）人。今天的貴陽老城區，元代稱“順元城”，明代早中期稱“貴州城”，本一個地方，關鍵問題出在宋欽，但我們若将宋昂與宋炫關系搞明白，宋欽問題自然不再是問題了。古人重視籍貫，“籍”指人氏，“貫”為身份，二者皆不允許随意更改，宋昂、宋炫二父子竟然存在差異，一時難以了解，回想在情理之中，特殊情況特别處理與對待，估計如同今天的我們上戶口時為了省事，籍貫就以出生地，于是，宋炫出生在洪邊，戶籍便成了水東洪邊。那麼，宋欽或許就有可能出生在草塘司，當時亦屬“水東宋氏”範圍。最新出版的《梅蘭詩集》将“二宋”定為喇平司人，即以他們的籍貫（祖籍）為依據，并非空穴來風。
“二宋”民族問題，今人考據，認為他們的祖上應為仡佬族，但長期以來，水東宋氏的族屬問題，一直是個不小的争議：說是漢族的，舉出原國民黨中将，起義後在貴州省政協任職的宋思一（貴定縣都六人）為例；說是苗族的，舉出解放後開陽縣第一任苗族縣長宋和海為例；說是布依族的，舉出好些寨子宋家人為例。民族的劃分，是新中國建立以來因地制宜制定的，筆者不是在作民族成分的調查研究，姑且省略之，但對于“二宋”，較傾向于苗族的肯定說法。限于篇幅，這裡便不多贅言。
“二宋”的成就，離不開他們的父親宋斌。宋斌号淡齋,明成祖永樂元年(1403年)世襲貴州宣慰使司同知，住貴州城内。永樂11年(1413年)，明王朝在貴州城内設立貴州等處承宣布政使司，貴州從此建立行省，這和宋斌及水西安氏的擁護有關。宋斌好讀書，喜近文士，常歎土酋家自知習槍弄棍，不曉筆劄。他嚴督諸子向學，以振俗陋。宋斌對文化的重視和對文士的尊敬發自内心，也由來很久，宣德年間，閩人廖駒受親屬牽連谪戍都勻衛（今都勻市），宋斌仰慕其學問，下書聘請為子侄先生，禮聘非一帆風順，但疆恕先生（廖駒之号）最終為其誠心所感動，傳授中，發現宋昂及宋昱兩兄弟不喜時文（八股文），嗜好詩文，就因材施教，促使二人成為著名詩人。宋斌于明英宗正統7年（1442年）傳宋昂襲職，去世後，葬于雲錦莊雲頂山山麓，俗稱帥墳。種種氣象表明，宋斌也是一位墨客騷人，惜未有作品存世而已。
“二宋”受業的地方，就是今天的貴陽市烏當區北衙村。這怎麼回事？永樂22年（1424年），宋斌在水東長官司的轄地洪邊寨鳳凰山下（今名高家大土）開始建造私宅，兩年建成，由于不時在此辦公，私宅俨若衙門，人們稱作“金殿”、“北衙”，換句話說，狹義的“洪邊”實指“北衙”，即今天的北衙村。廖駒深受禮遇，得以安心授業，洪邊因他的到來，迅速成為貴陽的文化濫觞地。其有《詠洪邊》七律詩一首為證：
重崗疊嶂翠參差，課罷黃庭仗履時。
緩步閑遊仙子洞，會心高論古人詩。
隔花啼鳥移深樹，抱葉驚蟬過别枝。
因被白雲久留住，卻教童鶴怪歸遲。
廖駒的最終行蹤未見有明文記載，據聞今天開陽縣雙流鎮有其後裔，并一度建有廖家庵，或許能從中挖掘線索。
二
宋昂（？－1484），字從頫，号省齋，明英宗正統七年（公元1442年），宋昂世襲貴州宣慰使司同知職，為官廉儉自持，崇尚儒業，愛民禮士，所部苗民若有動亂，必自咎其政，改弦更張，不加誅責，是以境内安定。先後兩次捐資修建貴州宣慰司學，天順年間（1457－1464），在洪邊建崇聖觀（遺址在烏當區北衙村），成化初年（公元1465年），他于貴州城西南濟番河（今南明河）上疊石為橋，名曰濟番橋（今花溪橋）。他又因地方邊遠，缺少典籍，乃多收經史藏于家中，随時披覽。又重金延聘文士教授子弟，時人稱其“循良如文翁”。昂老後，于成化20年（公元1484年）由其長子宋然世襲其職。
宋昱字如晦,号宜庵，宋昂之弟，與兄同拜廖駒為師學習詩文。宋昱穎悟好學，有良好的德操。還潛心研究并為《郁離子》作注，可惜未脫稿而卒。其詩清新雅麗，有魏晉風緻。 昆仲齊名，有“二宋”之譽。
說到“二宋”，有一個人不能不提到，這就是宋昂幼子宋炫。宋炫，字廷采，号鈍窩，水東洪邊（今貴陽市烏當區北衙村）人。著名詩人。宋昂幼子（庶生）。頗能詩，“以詩鳴于嘉靖初”。著有《桂軒拙稿》，已佚。真正讓“二宋”揚名立萬的是他。憑籍他遺世詩作，才華與影響不在父叔之下，或許宋昂、宋昱、宋炫父子叔侄合稱“三宋”更為準确，可惜尚未有此說法而已。
宋炫系宋昂幼子，大緻活動于正德和嘉靖初，換句話說，他成人時父親與叔父早已過世，更可悲的，由于長兄宋然襲職後，對外與地方政府官員關系僵化，對内實行酷政，最終導緻民變，他眼睜睜看着水東從昌盛滑至衰落。正德6年（1511年）的“阿雜事變”，對宋炫的人生和思想必然産生空前影響。
到了宋炫時代，“二宋”詩文已經出現遺失現象，宋炫便精心搜集起來，經過整理，結內建冊，定名為《聯芳類稿》。基于貴州條件，托好友周鸾帶上詩稿至南京請南京吏部右侍郎羅玘點定并作序，然後付梓刊行。
周鸾，行迹未詳。筆者查閱，明代思南府（今思南縣）有“周鸾”者，難以判斷是否同一人。衆書介紹系宋炫同鄉，或許應作貴陽人氏，貴陽明代“進士”名錄中無此人，稱“本鄉的進士周鸾”，自然不可能的；舉人則另議。
關于羅玘，貴州方面缺乏文字解說，經筆者查詢，駭然失色，竟然是明中葉赫赫有名的大學問家。羅玘（？——1519），字景鳴，世人尊稱為圭峰先生，江西南城人。天順解元，成化末年（1487年）進士，授編修。曆任南京太常少卿，吏部右侍郎等職。羅玘學識淵博，著文奇奧，益肆力于古文，杜門著述時，總是閉坐一室，瞑目苦思，緻力作文，由于他勤奮好學，因而文章工秀，詞妙語新，别具一格，所著《類說》《圭峰文集》、《圭峰奏議》等書，是當時較有影響之作。
以羅玘的道德文章，他為《聯芳類稿》所作的序的分量就不言而喻了。
羅玘作序時間和《聯芳類稿》在南京付梓時間，一直未有這方面的文字記載，筆者依據《黔詩紀略》對宋炫的描述：“以詩鳴于嘉靖初。”也一直誤估計在嘉靖年間，掌握了羅玘資料，可以斷定羅玘作序時間就在正德年間。羅玘在正德初年（1506年）被調升南京太常少卿，正德3年（1508年）升為南京吏部右侍郎，正德7年（1512年）冬托病辭官回故裡。說明了周鸾見到羅玘以及羅玘為《聯芳類稿》作序時間在公元1508――1512年任職期間。
三
今天，我們早已無法窺見《聯芳類稿》全貌，該書約在清初或稍晚散失。可貴處在于羅玘當初的“到處逢人說項斯”，在他的《序》的文字以及口頭宣傳的功效下，宋昂和宋昱詩名迅速享譽大江南北，在明代詩壇産生了深遠影響。100多年後，清初大文學家朱彜尊編選《明詩綜》，不僅選錄了宋昂、宋昱昆仲詩作，還在《靜志居詩話》對“二宋”作翔實評述。這是貴州人的驕傲。
羅玘《序》中道：“以餘所聞，貴州宣慰使宋從頫，則于文章詩賦，攘臂敢為之，間能流傳四方，其意欲與中原大家相角逐，甯止通古今、取科第之足言乎？其弟如晦，隐君也，秀而能文……”文中特别強調宋氏兄弟有“欲與中原大家相角逐”的志氣，這對邊陲蠻荒之地的文士來說，是一種可貴的精神。這種不甘落後，積極奮進和敢于超越，進而與中原大家角逐的精神風貌，一直是貴州文士千百年來的寶貴傳統。
就詩歌成就而論，“二宋”自然不能與明初宋濂、高啟等并駕齊驅，也趕不上李夢陽、李攀龍等前後“七子”；羅玘有過譽之詞，但我們應看到這是羅玘對貴州文士的肯定。客觀講，“二宋”是貴州建省後在全國詩壇上重量級的嶄露頭角者。明代建立及貴州建省以後至“二宋”之前，貴州雖有王訓（貴陽人）、張谏（畢節人）等本土詩人，影響均不大，詩名多局限于貴州省境内而已，與“二宋”基本同期的黃绂（福泉人）、周瑛（黃平人）等在省外有一定聲名，然官聲嚴重壓過詩名。是以，“二宋”的出現，讓羅玘和衆多江南中原文士耳目一新，一直心目中的苗蠻地帶竟有如此人物和造化，對貴州文化有種異軍挺進與孤峰突起之感。換句話說，“二宋”乃貴州建省以來走出貴州、問鼎中原的第一詩人。十年樹木百年樹人，“二宋”揚名距離大明開國百餘年，距離貴州建省亦近百年，可見人才的持續培養至關重要！
明清詩壇的門戶之争較為激烈，朱彜尊持尊唐貶宋觀點編輯《明詩綜》，後人即從該書中涉及論詩之語而結成的《靜志居詩話》。總體，朱彜尊論明詩較為持平。《靜志居詩話》卷二十四涉及“二宋”，列作“土司”類别，道出從羅玘至朱彜尊近200年間，江南文士一直在将“二宋”視為“異族”、“苗酋”；“非漢人”創造出如此高超的詩作，自然紛紛大跌眼鏡了。是以，今天我們需要多角度多層次地客觀對待曆史，客觀看待外人對貴州文士的評論。朱彜尊評述“二宋”：“昂、昱兄弟俱能文……埙篪疊奏，風韻翩翩，試掩姓名誦之，以雅之南，莫辨其出于昧侏離也。”朱彜尊學識淵博，詩文名望頗高，對“二宋”才學給與客觀公正而較高評價，确非容易。
縱觀貴州明代詩壇，“二宋”在其中的地位如何？筆者以為，貴州詩人在明代未見大家，名家倒不少。王訓、“二宋”、孫應鳌、“二丘”、謝三秀、越其傑、潘潤民、楊龍友等均有詩名，成就和影響略存差異，或名馳通省，或名聲在外，專業詩人惟王訓、謝三秀，他者應或多或少滲透着其他元素。“二宋”詩歌成就，在明代貴州文學界（詩壇）屬一流，起着承上啟下的特殊曆史位置。明清時代，貫将“水東宋家”定位為“宋家苗”，“二宋”的成就與影響，對于貴州詩壇文林，不能不說是種鞭策與激勵，也是在這樣的刺激之下，才有了“萬馬如龍出貴州”的浩瀚聲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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