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日本學者的交往是葉德輝學術活動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交往對象既有日本老宿之士，也有後學新進；交往内容則包括詩詞唱和、古籍交換、經學探讨等。日本學者對中國傳統古學的熱愛，對葉德輝博學多識的贊賞，使葉德輝引為同道，堅定了傳儒宗衍絕學的信念。同時，通過日本學人，他看到了日本對傳統文化的重視，産生了“東京物望若神仙”的異邦想像，由此折射出葉德輝個人的文化理想以及近代中日文化交流的多重意蘊。
葉德輝(1864-1927)，字煥彬，号郋園，湖南長沙人，清末民初著名的學者，同時也是近代史上著名的守舊派———“翼教派”的領袖。葉德輝“撰集窮乎衆流，徒人及于域外”[1](P218)，一生著述繁豐，建樹頗多。他在藏書、目錄、版本、校勘等具體學術領域的成就，已引起了不少學者的關注，相關的研究文章也多達幾十餘篇。然而，對于葉德輝學術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與日本學者的交往，除桑兵《近代日本留華學生》[2]一文有所涉及外，目前尚無專文介紹。本文對此作一些探讨，以期有助于全面把握葉德輝的學術活動，同時加深對中日文化交流的認識。
明治維新以後，日本政府積極推行“歐化主義”政策，學習西方、推動社會的近代化，成為日本思想界學術界的主流。對于中國文化，則由仰慕而變為鄙夷。尤其是經過甲午戰争、日俄戰争，日本一躍而成為亞洲最強大的新興帝國，證明了其輸入西洋文明的成功，脫亞入歐成為大部分日本人的努力方向。但是，另一方面，當日本以東洋盟主和東洋指導者的身份出現時，重新認識中國也成為一股潮流，研究中國問題蔚然成風。甲午戰争後，日本成立了一些以研究東方問題尤其是中國問題、挽救時局為目的的團體，如東亞會、同文會，其成員足迹遍及中國大陸，除搜集情報外，亦有緻力于文化研究者。1898年，東亞會和同文會合并為東亞同文會，總部設在東京，支部則遍設于日本國内及海外各主要城市(海外以中國為主)。東亞同文會緻力于對華文化事業，不僅辦報紙、設學校，還介紹日本學者來華遍訪名宿，尋師問學。①此後，湖南碩學通儒如王先謙、王 運、葉德輝等人都成為日本人士頻繁造訪的對象，開始了與日本學者的交往活動。特别是葉德輝，不僅舊學深邃，且藏書豐富，更是引起了日本學人的關注，是湘籍舊式學者中與日本學者交往最廣泛的一個。僅見諸葉德輝詩文中的，就有鹽谷時敏、竹添光鴻、永井久一郎、白岩龍平、内藤虎次郎、宇野哲人、鹽谷溫、松崎鶴雄、後藤朝太郎等日本著名學者，散見于其他史料中的更多。1920年，當日本年輕的留學生諸橋轍次通路葉德輝時，葉不無得意地說：“鄙人承貴國學士商家相知二十餘年，平時與貴國人交情亦更親切，故貴國現時無不知有鄙人者，惜不能人人握手也。”[3](P163)雖有所誇張，但葉氏與日本學者交往面之廣、人數之衆由此可見。
葉德輝與日本學者的交往，就交往内容而言，有詩詞唱和、交換書籍、探讨具體的學術問題如經學、國小；就交往形式而言，有通信訂交、日本學人登門拜訪、日本留學生跟随葉德輝求學等；就交往對象而言，則有東亞同文會成員、日本老宿之士、知名學者與年輕的留學生，其中東亞同文會的成員有時又身兼學者的身份，反之亦然。為了較全面地把握葉德輝與日本學者的交往情況，下面以交往對象為經，以交往形式與交往内容為緯，分述如下：
第一，與東亞同文會成員的交往，以白岩龍平為代表。
白岩龍平本是同文會的成員，有名的大陸浪人，在甲午戰争以前，即風餐露宿，足迹遍及于中國大陸各地。東亞同文會成立後，白岩龍平又擔任上海支部的負責人。每次白岩龍平來湘，湘紳都要演劇觀晏予以接待。葉德輝與其尤多交往。葉氏思想守舊，常逆時而動，放言高論，與當政頗多糾葛，屢履險境，因白岩龍平等人的掩護才得解脫。葉德輝在贈詩夾注中說：“頻年兵亂，皆恃君與松崎鶴雄為護符，未遭毀。”将二人交情比作管仲與鮑叔牙：“廿載交情同管鮑，千秋名節愧朱(舜水)黃(梨洲)。”[4](《白岩子雲龍平别八年矣來蘇相訪賦贈四首》)1917年白岩龍平回日本後，兩人之間多有書信往來。
白岩石龍平還居中介紹，為葉德輝與其他日本學者的交往提供便利。葉德輝與日本學者交換古籍，多賴白岩龍平為之溝通。葉德輝一生刊刻了許多書目，其中有些就是國内失傳而從日本借影重刊的。如《古今書刻》，國内流傳甚稀，《明史·藝文志》及各家藏書目都沒有收入此書，甚至清朝修《四庫全書》時也亦未存目，而在日本卻有流傳。葉德輝最早是因日本駐湘領事井原澄的贈送，獲得一部日本學者島田翰所著的《古文舊書考》，書後附刻此書上編。後白岩龍平又向葉德輝贈送了島田翰所刻宋本《寒山拾得詩》、薩天錫《詩集補遺目》。于是葉德輝遂托白岩龍平介紹，向島田翰相借《古今書刻》一書重刊，最終了此心願。[5]1919年，葉德輝與張元濟一起發起刊印《四部叢刊》，選擇宋元舊刻、明刻精校名抄之十三經、二十四史、周秦兩漢諸子以及曆朝名人詩文集，共四百種三千本，進行重刊。這些書的版本都借自南北藏書家，秘笈琳琅，其中《說文解字》宋刻本原存浙江陸心源家，後來陸氏之書為日本岩崎氏靜嘉堂所購，葉德輝又通過白岩龍平，向岩崎後人商借《說文解字》影印，幾經函商，終使《四部叢刊》免遺珠之憾。[6]
第二，與日本老宿之士的交往。主要有永井久一郎、鹽谷青山、竹添光鴻等。永井久一郎是日本著名的文學家，葉德輝與之交往，也是通過白岩龍平的介紹。白岩龍平回國時，葉德輝托白岩龍平向永井久一郎贈送己撰《昆侖集》、《論語校勘記》及觀古堂所刻《魚玄機集》、《嘉禾百詠》、《金陵百詠》等書。永井久一郎則将自己的著作五本及同人《檀樂集》回贈葉氏，“借邀青鑒”。[7]葉德輝對于永井久一郎的才情極為贊譽，有詩曰：“禾原起東海，拔職人共驚。詩心括中土，才名轟舊京。”兩人之間，“十年未識面，神交樂有朋。贻我廣三昧，瓣香私新城。觀光富篇什(君贻《觀光私記》皆遊北京江南之作)，猛氣吞滄溟。”[8](《日本三君詠》)1914年永井久一郎去世，葉德輝挽詩稱：“海外論交十七年，與君握手已華颠。老成徂謝詩城圮，後死文章表墓傳。回首名場摧魯殿，傷心流水絕牙弦。初聞噩耗來南服，剪紙招魂意黯然。”[9](《挽永井久一郎》)不僅是悼知交之失，更是悼舊學之失。
竹添光鴻，号井井，富藏宋元椠本，又精通《左傳》，與葉德輝學問旨趣相類似。葉氏弟子稱：“竹添光鴻為東國耆儒，光緒初元，張文襄官翰詹時來京相見已稱老宿，後與吾師通問訂交，極稱傾佩。”[10](P125)葉德輝将竹添光鴻譽為“東方古君子”，稱贊竹添光鴻的《左傳》研究使孔義重制如日光，自己對此心悅誠服，以至于“恨不溯瀛海，追随奉壺觞”。[8](《日本三君詠》)竹添光鴻的門人島田瀚，是日本漢學名家之後，少年校書中秘，精通校勘之學，管理靜嘉堂。由于互借互印，亦與葉德輝多有往來。島田翰于中國人多所譏諷，獨誠服葉德輝的精通博識。而葉也認為“島田少年劬學，可敬可畏”。
[11](P537)鹽谷青山即鹽谷時敏，為江戶著名學者鹽谷宕陰之侄、鹽谷篑之子，精通漢學。鹽谷青山與王先謙、葉德輝之間都曾互贈著作。鹽谷青山在詞章之學上“近契姚惜抱(姬傳)，遠接汪堯峰(琬)”，在葉德輝眼裡，其文粹可追盛唐之風，故有“偉哉青山叟，屹立成大宗”的感慨。[8](《日本三君詠》)内藤虎次郎，即内藤湖南，日本著名的漢學家，與葉德輝經常交換圖書，曾先後向葉德輝贈送玻璃版印古抄唐玄奘法師表記、玻璃版王羲之的書法貼卷。葉德輝在感謝之餘，賦詩留念，有“一卷殘篇重鴻寶，宏明阙選廣無名”[8](《日本内藤虎惠玻璃版印古鈔唐玄裝法師表啟》)、“書聖無如王右軍，巋然三貼海東聞”[12](《日本内藤虎惠贈玻璃版右軍三貼卷賦謝》)等句，表達了對日本珍視文物的欣羨之情。第三，與日本留學生的交往。其中又可分為兩種情形：一是接待登門拜訪的留學生，一是指導長期追随問學的留學生。
由于葉德輝的藏書樓觀古堂收藏豐富，葉氏本人又博學通識，幾乎來華遊曆的日本人士，隻要到湖南，都會登門求見葉德輝，與之結交。《郋園學行記》聲稱：“來遊湘中者，必登門求見，備觀書籍金石字畫，歸國則刊之筆記以志榮幸，蓋比比也。”[10](P25)所言誠為事實。其中又以日本留學生為多。1909年，日本學者宇野哲人來中國留學，就特意拜訪葉德輝，說葉“博覽多識，最愛古書，所藏滿堂，愛客，毫無城府。予新來，亦以青眼來待，循循不倦。應予之請，取出所珍藏書冊、書畫及古錢以示，無一不是天下之珍品。”[13](P144)葉德輝不僅讓宇野哲人一飽眼福，還慷慨解囊，将所著及所刻書各一部相贈，又托宇野哲人各攜一部寄贈桂湖村、島田翰兩君。1916年葉德輝寓居蘇州期間，後藤朝太郎也曾登門拜訪，向其詢中國文字古篆流别，葉氏一一解答。後來後藤朝太郎成為日本著名的“支那通”。1920年5月，日本留學生諸橋轍次也專門拜訪葉德輝，向葉氏請教經學源流與派别，并表示自己有志于“溯伊洛而究洙泗”，想從事于理學研究，請教葉氏該讀何書。葉德輝則告以理學當以程朱為正宗，當讀《五子近思錄》，以及程朱正傳陸隴其之著作。諸橋轍次後成為日本著名的漢學家。
除接待各種來訪的日本留學生外，葉德輝還曾長期指導過兩名日本留學生鹽谷溫和松崎鶴雄。鹽谷溫即前述鹽谷青山之子，早年畢業于東京大學文科大學的漢學科，後進入大學院，學習中國語言文學史。1906年10月，作為文部省的留學生，為期四年，前往中國和德國留學。1910年冬天，經人介紹，前往長沙拜葉德輝為師，學習詞曲。葉德輝自述：“日本文學博士鹽谷溫君光宣間在長沙從餘問學，先後五六年，于經史百家之書，無不購誦，一一窮其要領，而尤喜治元明戲曲、南北九宮之辨。雖限于方音殊俗，不盡能悟，而心知其意。有時為之講授，亦頗解頤。君之尊人青山先生以治漢學、能古文，鳴于其國中。??博士之好古勵學，非獨家法相承，亦其耳濡目染者，皆文書之事也。”[14](《曲學概論序》)故葉德輝的詩中有“經苑儒林承舊德，詞山曲海拓新聞”之句，說的是鹽谷溫的家學淵源以及戲曲研究；又有“欲向晚香窺典冊，蓬萊相望隔重雲”之句。[8](《亂後重回長沙喜晤鹽谷節山溫》)晚香書塾為鹽谷溫叔祖父鹽谷宕陰所辟，鹽谷家族三世講學其中。葉德輝借此表示自己也很向往鹽谷家的藏書與學問。鹽谷溫在長沙，“日夜從事詞曲鑽研，時而伺暇赴麗樓質疑請教。先師執筆，一一答之。解字斷句，舉出典，辨故事，源泉滾滾，一瀉千裡，毫無凝滞。由朝及午，由午及晚，善教善誘，會心之處，鼓舌三歎，下筆生風，以毛發般細楷正書之，一二十行直下，樂而不知時移。??夏日酷暑，流汗滴紙亦不顧。冬日嚴寒，指凍不能操管亦不厭。開其秘笈，傾其底蘊以授餘。”[15]鹽谷溫回國後，執掌日本東京大學中國文學教席，著有《支那文學概論講話》、《曲學概論》和《元曲研究》等書，在開拓近代日本漢學界對中國古典戲曲小說研究方面，有很大的影響。松崎鶴雄是東京朝日新聞社的記者，曾是竹添光鴻的弟子。1910年左右前往長沙拜葉德輝為師，住在葉家跟随葉德輝研習《說文解字》，前後達八年之久。葉德輝曾在《除夕懷人絕句四十七首·松崎鶴雄》一詩中寫道：“不居蓬島作神仙，來向揚亭看草玄。尚恨眼中奇字少，客囊多費買書錢。”[4]松崎鶴雄的劬學好古由此可見一斑。經過幾年的鑽研，松崎鶴雄“訓纂五千熟，方言八九谙”，被葉德輝譽為“東方古君子，西域老瞿昙”。[4](《寄懷湘中諸子二十五首·松崎鶴雄》)松崎鶴雄後來任職于滿鐵大連圖書館，也有盛名。
晚清民初，葉德輝與日本學者密切交往的這一段時期，也是日本新漢學産生、發展并走向成熟的時期。日本的新漢學繼承了清代學術的傳統，同時又以西洋漢學為參照，注重實證，關注的熱點有古籍收藏、版本目錄學以及戲曲小說研究。①而這些領域，均為葉德輝的專長，日本學者從中汲取甚多，如鹽谷溫的戲曲文學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就淵源于葉德輝。是以，從某種程度上說，葉德輝對于日本新漢學的發展，間接地起了推動作用。葉德輝在日本漢學界擁有相當的知名度，日本學徒“無不知高名者”。[3](P164)在與日本學者交往的過程中，葉德輝也逐漸形成了對日本的認識。在葉德輝的筆下，日本被描繪成“蓬萊仙境”、“仙山樓閣”，如說松崎鶴雄浮海求學是“不居逢島作神仙，來向揚亭看草玄”[4]，又說“傳聞蓬島是仙山”[4](《竹添井井新有黃門之痛寄詩唁之》)，自己“武城避寇逾三載，蓬島求仙隔萬重”[4](《日本送松崎鶴雄還國》)，視日本為避亂之世外桃源。這裡的以日本為“蓬萊仙境”、“仙山樓閣”，部分是借用了傳統地理觀念的一種說法(古代中國人的地理觀念中，曾有視隔海相望的日本為蓬萊仙境之說)，更大部分則表達了葉德輝對日本文物制度的理想化認識。葉德輝多次流露出移居日本的願望，如1914年所作的《買書》一詩，有“一朝發奇想，乘槎海西東”[16](《買書》)之句；1917年所作的《人日寄懷白岩子雲東京》一詩中有“我欲乘桴浮東海，為遲花信正徘徊”[4]之句。這種對日本的向往又是建立在葉德輝對日本的理想化認識———想像基礎上。從1899年左右起，直至去世，葉德輝與日本學者聯系不斷，日本始終是葉德輝心頭一個揮之不去的夢想。他對日本形象的描繪與向往，較為集中于1911年至1919年間。特别是1914年，葉德輝兩次進京，途經漢口、上海等地，日本友人都以同文之雅與之詩簡相酬，說古道今；葉德輝客居漢口日本松乃旅舍，親身“感受”了日本的風土人情；同年在北京，葉德輝又結識了神田東洋、山田飲江等人，完成了對于日本的想像。對于神田東洋，葉德輝表示：“平生傾倒少年人，況有文章結契真。桃李花繁金谷夜，蒲桃香暖玉樓春。家風舉案欽梁孟，國勢連衡系楚秦。問俗觀光知有意，輸君把筆動天神。”[16](《訪神田東洋留飲賦贈》)對日本的國勢、民情、文風都充滿了認同感。與贈山田飲江之間，則是“相逢驚喜筆如椽，日下新聞補舊編”，由此發出“南苑風光皆逆旅，東京物望若神仙”的感歎。[16](《贈山田飲江一首》)1916年，随着袁世凱複辟帝制活動的失敗，葉德輝在湖南重新振興經學的文化理想破滅，回原籍蘇州定居。此後意欲“蓬島求仙”，卻最終未能實行；并且終其一生都未能親臨“蓬島”。是以，“東京物望若神仙”就成為葉德輝對日本想像的一種定格。
那麼，“東京物望若神仙”的内涵到底指什麼?綜觀葉德輝的詩文，大體包括三層意思：其一，日本明治維新确立了君主立憲制，維系了日本天皇的神聖地位。日本之是以成為葉德輝心目中的“仙山樓閣”、“蓬萊神島”，在相當程度上是因為“天皇一統三千歲，不識人間鼎革名。”[9](《客居日本松乃旅舍喜其禮俗有中土古風詩以紀之》)，沒有出現類似于清朝滅亡的鼎革之事。就此而言，葉德輝對日本的崇尚與他保守的政治傾向有關。在葉德輝眼裡，辛亥革命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改朝換代，而是儒家政治倫理衰落的象征。辛亥革命以後，葉德輝一度以清朝遺民自居：“我是前朝未死人，道窮無怨隻傷麟。喜聞查客常通漢，那有桃源可避秦。去國肯随朱舜水，結園初仿冒巢民。海濱氣侯應相似，禾黍離離正早春。”[12](《日本鹽谷節山溫由湘回國，道經上海，寄懷松崎鶴雄七律二首》)無鼎革之事的日本，成為葉德輝心目中的理想之國，所謂“不經禾黍秋風感，誰信蓬萊夏日長”，向往日本的“萬世一系，無鼎革之事”。[4](《白岩子雲龍平别八年矣來蘇相訪賦贈四首》)其二，日本儲存了中土瀕臨滅絕的古風遺韻。1914年，葉德輝客居漢口日本松乃旅舍，喜其禮俗有中土古風，為此，特作組詩以之。這一組詩，也為我們完整地描繪了葉德輝心目中的日本形象。他稱日本為“瀛洲風土古神州，都士衣冠帶劍遊。此是東方君子國，茫茫禹迹海東流。”[9](《客居日本松乃旅舍喜其禮俗有中土古風詩以紀之》)認為《山海經》中所指“君子國”即日本。對日本人的姓名亦有好感：“複姓多沿土地名，堂堂門望謝王輕。鄉風到處呼郎慣，之字還将助語成。”葉氏認為，名稱“郎”，是唐以來舊俗，夾以“之”字亦是唐以前舊俗。日人席地而坐、而卧，葉德輝認為亦是唐制：“家家闆屋有秦風，席地無塵坐立同；六曲雲屏相掩映；夜深人語一燈紅。”葉德輝在夾注中寫道：“人皆席地而坐，卧則以屏掩之，屏皆六曲，皆唐制也。”日本人的待客禮節，“迎賓拜跪成通俗，似展宣尼擊磬圖”。日本人的跪迎之禮，與漢代武氏祠殘石一回事像《孔子擊磬圖》中的拜跪之禮無異。日本女子高髻如雲，腰纏錦帶，也是仕女遺風。更為重要的是，日本人對中國文化的習染與熱愛，書法人人有晉唐筆意，行草似閣貼，“千載同文俗漸移，人人書似小唐碑，縱然狂草皆淳化，說與蘇黃恐不知。”日本旅舍裝饬古樸，“挂壁人家畫軸新，收藏不惜費千缗。中朝藍沈論金買，九友三王有替人。”[9](《客居日本松乃旅舍喜其禮俗有中土古風詩以紀之》)此外如日本兒童的發型、日本人的飲食、日本人的起卧習慣，無不與中國古風相連，都讓葉德輝贊賞。
第三，日本舊學新昌，是古學栖身的理想之地。晚清民國，中國傳統學術文化處于轉型之中。新舊遞嬗之際，人們趨新若鹜，盡棄遺舊，傳統的義理、考據、詞章之學在國内幾成廣陵散絕之勢。永井久一郎、鹽谷青山的詞章之學，使葉德輝感到“東鄰舊學又新昌，詩句人争襲盛唐”[9](《挽永井久一郎》)；竹添光鴻的《左傳》研究，使《春秋》學大義重制，不至湮滅無聞，“應笑老奴劬學苦，傳經且聽伏生鳏”[4](《竹添井井新有黃門之痛寄詩唁之》)；内藤虎次郎的惠贈古籍，使葉德輝看到了日本對文物的護惜。不僅許多在中國早已散佚的唐書卷子，賴日本儲存下來，而且明治維新以後，日本在搜集、整理古籍方面頗為重視，特别是運用新式印刷技術刻印古籍，将古籍流傳開來。故葉德輝稱：“迩來海舶通，日本吾元功。時有唐卷子，模刻稱良工。新法玻璃版，貌似神複同。”[16](《買書》)又如目錄版本學本為日本所無，乃從中國輸入，卻有後來居上之勢，“如森立之《經籍訪古志》、島田翰《古文舊書考》，皆于宋元古鈔各書，考訂至為精析”。[17](P8)更為重要的是，日本年輕學人的笃學好古，使葉德輝看到了古學的希望。文字學、戲典學這類古董，在中國早已成為明日黃花，日本年輕學人卻能情有獨鐘，傳此絕學。松崎鶴雄“八年問字久相從”[4](《送松崎鶴雄回國》)，患難相随；鹽谷溫家風世守而又負笈湘中，學習戲曲學，都表明在中國将絕之學，在日本會得到延續光大。葉德輝把日本學人對傳統舊學的笃嗜看成是“天意眷周孔，斯文将日中”。[8](《日本三君詠》)。日本之于葉德輝，不僅是個人避亂的世外桃源，而且是傳統學術文化的沃土。
總之，葉德輝心目中的日本，天皇萬世一系，古風猶存，古學正新，乃一文化理想國。在國内舊學難以為繼的情況下，葉德輝萌發了借助日本學人傳絕學衍儒宗的思想。松崎鶴雄回國時，葉德輝有詩抒懷：“今日天涯還握手，送君東去衍儒宗。”“颉皇秘鑰親勘破，籀史遺文待其傳。”[4](《送松崎鶴雄回國》)日本人兼山春篁曾畫《麗樓藏書圖》相贈，葉德輝在賦詩志謝時，除了曆數自己祖上的輝煌外，對自己的學問能傳到日本尤為自豪：“短劄論交到海東，竹添鹽谷兩文翁。喜聞吾道薪傳廣，又見先生畫筆雄。”[4](《日本兼山春篁先生俊興畫麗樓藏書圖見贈賦詩志謝》)将日本學人作為學術薪火相傳的希望。1921年在與諸橋轍次的筆談中，葉德輝寫道：“鹽谷溫從鄙人受曲學，松崎鶴雄從鄙人受國小(《說文》之學)。此二學為貴國向未講求者。鄙人欲傳之貴國以存中國将絕之學，惜乎非一年二年所能卒業也。鄙人尚有陰陽五行之學，此皆曾文正、二王先生所不知者也。”[3](P163)故與日本學者交往，葉德輝總是傾其所有，竭盡全力，不僅是顯示自己的博學，更是為了舊學的傳承。葉德輝對日本的認識，誠然不乏理性成分，如謂日本重視古籍的收藏與流傳、日本年輕學人重視漢學研究等，都是一種客觀的曆史現象。然而，從總體上看，以日本為文物之邦、舊學樂土，則是一種誇張與放大，是葉德輝基于個人偏好的想像，折射的是葉氏個人的文化理想。誠然，日本的民情風俗中保留了很多中國古風，然而，明治維新之後，這種古風也日益消退，歐化成為主流趨向。正如其時中國留日學生所看到的，日本人“連那衣服、頭發都學了洋人的樣子，從外邊看，好像是變了洋人了”。[18](P83)正是受日本的啟發，中國留日學生提出：惟有全盤歐化，中國才能強大。可見葉德輝透過日本旅舍所感受到的日本民風，在日本本土顯然具有“過去時”。葉德輝一生未踏上過日本國土，對于日本印象，大多數是通過與日本學者的交往而獲得的，由于對日本學者的好感，進而愛屋及烏地産生了對日本的向往。然而，葉德輝所交往的日本學者，又隻是日本學者群中的一個特定的部分，即依然對中國文化保持了敬意與興趣的一部分。以老宿而論，無論是鹽谷青山還是竹添光鴻，都是日本較為保守的學者。竹添光鴻曾經以傳統文化的衰退為憂，說：“吾國利用厚生之學術，日進，而忠孝廉讓之教，殆乎掃地。”[19](P119)鹽谷青山也說：“倫理綱常之所原，言國文字之所資，不可一日生廢。吾國古帝以《論語》《孝經》鞏國本，定丕基，君嚴臣恭，尊卑秩然不敢紊亂。晚近去忠孝而淫異教，舍身心而馳空想。操觚牍者，甚至昧名分，遺大義，識者慨焉。夫數理之說、工藝之本，世自有其人；維持将絕之學，扶植殆傾之文，願與諸子勉之。”[19](P120)這裡就透露出兩個資訊：其一，日本自明治維新以後，風氣驟變，引起了竹添光鴻、鹽谷青山舊式學者的擔憂；其二，竹添光鴻、鹽谷青山等人以傳斯文衍絕學為己任，與葉德輝、王先謙等人有相同的志向。那麼，葉德輝通過竹添光鴻、鹽谷青山等人所看到的日本古風猶存、儒教依然，充其量是管中窺豹、盲人摸象。以年輕學人而論，葉德輝所交往、指導過的日本學人，日後都成為日本漢學家；日本新漢學也隻是日本學科群中的一支而已。志同道合，加上日本學者對葉德輝的崇敬有加，使葉德輝找到了一種來自異邦的支撐。投桃報李，葉德輝與日本人自然“交情更親切”，進而産生“東京物望若神仙”的日本想像，亦屬人情實體之當然。
此外，葉德輝與日本學者的交往及其日本想像，也透露出近代中日文化交流的多重資訊。日本的成功，究竟帶給中國什麼樣的啟示?中國留日學生認為明治維新的成功，就是徹底歐化的成功；中國要強大，惟有徹底歐化。此種認識，直接刺激了庚子事變以後中國國内的趨新趨西思潮。然而，日本學者的西來，又向中國學人顯示了一個存古的國度。作為中國近代著名的“翼教”領袖，葉德輝從日本學者身上，看到的是對舊學的護惜、對文物的珍視，由此激發了他“東京物望若神仙”的異邦想像，也堅定了他傳儒宗衍絕學的信念。換言之，在成為新式學者激進的思想資源的同時，日本也同樣成為舊式學者保守的思想資源。此中差别，當然源于見仁見智；然而也表明求仁才能得仁，求智才能得智。（張晶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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