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軍官卡爾·普拉格（Karl Plagge）拯救1257 名猶太人的故事，二戰結束後流傳了幾十年，直到2005年才被以色列官方認定，他的名字被刻在耶路撒冷的猶太大屠殺紀念館裡，然而質疑聲并沒有到此為止，從德國到以色列，有些人堅持認為這隻是一個傳說，時間又過了10年，2015年，曆史學家理查德·弗羅因德教授帶領一支考古隊到達立陶宛的維爾紐斯，他們要根據傳說尋找七十多年前的真相。
弗羅因德團隊利用掃描器、熱像儀、雷達找到了當年的地洞和隧道，并且發現了傳說中的牆壁夾層，這些藏身之地分布在蘇博茨街周圍，當年卡爾·普拉格少校指揮的戰車修理營就駐紮在這條街上，當地一名年逾九旬的老人主動找到他們，證明普拉格少校的确在這裡救過人，然而，他也指出戰車修理營附近有一個萬人坑，大約400名猶太人埋在那裡。
誰是卡爾·普拉格
卡爾·普拉格出生于軍人之家，但他不是典型的普魯士軍人，他的幾位祖輩都是軍醫，普拉格參加過一戰，1924年從達姆施塔特工業大學化學工程專業畢業，戰後德國經濟蕭條，普拉格不得不在家裡經營藥品實驗室，1931年他自願加入納粹黨，此時距離希特勒上台還有兩年。
随着納粹黨的急速擴張，普拉格很快成為了當地的頭目，然而當希特勒上台後，普拉格的态度卻變得消極了，他執拗地從現代科學的角度批評納粹的觀點，認為希特勒的種族理論荒誕不經，1935年普拉格被免職，随後擔任一家公司的總工程師。
1939年德國入侵波蘭，二戰爆發，作為預備軍官的普拉格再次被征召入伍，1941年他被任命為第562戰車修理營營長，駐紮在立陶宛首都維爾紐斯，此時維爾紐斯的猶太隔離區人數已經超過了10萬人。
卡爾·普拉格
二戰爆發前的維爾紐斯是歐洲最大的猶太中心之一，号稱“立陶宛的耶路撒冷”，它的居民主要由猶太人，波蘭人，立陶宛人組成，立陶宛土著隻占城市人口的6%，反倒成了少數民族，城市的上流社會工商業全部由猶太人和波蘭人把持，顯而易見，他們之間就差一根導火索。
1941年6月22日，蘇德戰争爆發的第二天，立陶宛爆發了全國性的起義，各地的立陶宛人紛紛組織起來襲擊蘇聯軍隊，在他們的幫助下，德軍零傷亡占領了維爾紐斯。
接下來，是一片血海
究竟是誰第一個發動了對猶太人的屠殺，曆史依然有争論，正史記載跟随德國國防軍推進的納粹黨衛軍首先開的槍，但也有人說是立陶宛土著先動的手。
在納粹死亡集中營體系完善之前，黨衛軍的屠殺方式除了機槍掃射之外，還有往人群裡扔手榴彈，高爆炸藥，或者幹脆将人趕進谷倉澆上汽油。
1941年7月，奧斯卡·辛德勒的克拉科夫搪瓷廠剛開張不久，他對屠殺還隻是略有耳聞，但普拉格已經親眼目睹了德國同胞的所作所為。他和前者的思想轉變如出一轍，然而礙于他的身份，普拉格比辛德勒謹慎得多，首先，他以升遷為由調走部隊裡仇猶的軍人，接着，他迫切地要求上級增加技術勞工數量，當上級告訴他暫時無法解決時，普拉格提到了猶太人。
那時候的維爾紐斯，沒有工作證件的猶太人，活不過一周，他們會被押往郊區的火車站附近槍斃。
德軍占領立陶宛
普拉格不動聲色地從猶太人中挑選“技術勞工”，但實際上，據一位猶太幸存者回憶，他的父親連一隻燈泡都不會換，她的母親則隻會縫補衣服，普拉格幾乎無差别的，盡可能多的招募猶太人，他對食品黑市的走私活動視而不見，更有甚者，他對蘇聯戰俘的态度令國防軍同僚都咋舌，當這些人完成工作後，普拉格幾乎放任他們自由活動。
每次黨衛軍行動之前，普拉格都會加班加點地發放工作證，有一次他成功發放了261份工作證，屢屢得手讓普拉格膽子漸漸大了起來，隻要有猶太人被捕，他就會派人去交涉，1941年底大約70名猶太人在掃蕩中被捕，普拉格徑直走進蓋世太保司令部，和指揮官争論了一個多小時，最終令對方同意了他的要求。
順便提一下那時候納粹德國的“民主風氣”，一個校級軍官可以和希姆萊進行長時間辯論，希勒特遭到頂撞的例子也屢見不鮮。
然而這畢竟是有限度的，普拉格的行為終于激怒了蓋世太保指揮官魯道夫·紐格鮑爾，紐格鮑爾比普拉格小15歲，屬于一戰後成長起來的一代，紐格鮑爾尊重普拉格這個一戰老兵，但後者屢屢侵犯他的管轄權，幾乎明目張膽的袒護猶太人。1942年，普拉格又要求他釋放200名猶太人，這一次紐格鮑爾沒有理會。然而，幾個月後，普拉格繞過他又争取到了800多名猶太人。
紐格鮑爾可以讓維爾紐斯的猶太人從10萬變成2000，他親手射殺了猶太領袖雅各布·金斯。但他對普拉格束手無策，即使他知道維爾紐斯還活着的猶太人，幾乎都躲在普拉格的兵營裡。
寫到這裡，善惡似乎已經分明。
然而戰後曆史學家争論的焦點之一，就是普拉格和紐格鮑爾的真實關系，他們真的是對手嗎？或者對立中也有某種默契？猶太大屠殺紀念館為什麼兩次拒絕普拉格的“義士”身份？
一名黨衛軍成員在戰後的審判中提到了一件事情：1943 年 11 月，一名叫大衛·紮爾金德的猶太囚犯、帶着他的妻子和孩子企圖逃跑，德國士兵處決了他們，這名黨衛軍成員略帶輕蔑的說：“我們聽取了普拉格少校的意見，是以處決了他們”。
還有一件事，1943年3月，普拉格突然提出回國休假，此時正是納粹大屠殺最為瘋狂的時期，許多猶太人哀求他留下，然而他還是斷然離開，就在他走後第二天，3月27日，黨衛軍帶走了大約250名猶太老人和兒童，這些人在火車站附近被全部處決。
如果以上隻能算偶然或者個案，那麼，1944年夏天發生的事情就是一樁公案，随着蘇聯軍隊的步步逼近，普拉格當衆宣布營地解散，猶太幸存者還記得他當時的講話：“你們這些猶太人，勞工也會被轉移，你們都是具備高度專業化的，對德國軍隊有用的勞工，你們将被重新配置設定到 HKP 機關，在這次撤離過程中，黨衛軍負責護送你們，這是一個緻力于保護難民的組織。是以，沒有什麼可擔心的。”
很難相信經曆過三年屠殺的猶太人還會相信這樣的話，但這些話從普拉格嘴裡說出，就産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第二天一早，大約500名猶太人準時出現在集合地點，然而等待他們的不是卡車，而是黨衛軍的機槍掃射。
戰後有證人回憶，普拉格曾特意叮囑他們：“不用帶行李”。
随着蓋世太保指揮官紐格鮑爾1944年12月在匈牙利布達佩斯陣亡，這起慘案的真相也成了無頭案。
戰後普拉格遭到了盟軍逮捕，但不久得到了釋放，1957年他在故鄉達姆施塔特病逝，享年60歲。
從此很少有人提起這個波羅的海小國發生過的事情，至于普拉格少校，也隻有一些零星的傳說。
謎一樣的普拉格
時間過去了将近五十年，1993年電影《辛德勒名單》上映，一名維爾紐斯的猶太幸存者珀爾·古德看了後久久不能平靜，她向家人講起了普拉格少校的故事，她的兒子麥克想了解當初究竟發生了什麼，他們前往維爾紐斯，采訪了當地的老年人，這些人隻知道曾經有個普拉格少校，但具體叫什麼，是哪個部隊的，幾乎沒有人能說得清楚。麥克又趕往德國，查閱了當年德國國防軍人事檔案，終于找到了普拉格。
麥克和母親成立了一個名叫“普拉格小組”的組織，和當年的幸存者一起，向以色列大屠殺紀念館請願，希望他們宣布普拉格為“國際義人”。
申請很快遭到了拒絕。
當他們第二次提出申請時，紀念館給出了理由，他們懷疑普拉格的行為，很可能隻是單純地為了提高德國後勤部門的生産效率，他保護猶太人的動機，也并非想象中的偉大，雖然沒有直接證據證明他參加了屠殺，但可以肯定他對黨衛軍的暴行有過妥協和預設。
隻能說他是一個不太壞的德國人。
然而，站在今天的眼光去評判普拉格是否公平，讓我們回到1941年。
1941年立陶宛人口為425萬人，截止2020年恢複到279萬人，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拜希特勒所賜。
超過90%的立陶宛猶太人遭到滅絕，屠殺的方式與《辛德勒名單》裡的毒氣室不同，不僅有黨衛軍的行刑隊，還有大批立陶宛當地義勇隊參加了屠殺，他們手持木棍，刀子，斧子等冷兵器，兇手手上的血太多，以至于和兇器粘在一起難以分開。
黨衛軍行刑隊隻對男人下手，立陶宛義勇隊則不分男女老幼，他們甚至故意向黨衛軍士兵示範屠戮過程，以證明他們的勇氣超過了德國人。
來看一份目擊者的證詞
“一名猶太婦女帶着兩個孩子走在街上，孩子們緊緊抓着她的衣角，突然人群裡沖出來一個立陶宛人，他舉起木棍狠狠打他們，一個猶太男人試圖阻止他，一聲槍響，他倒下了，緊接着立陶宛人抓起這兩個孩子，将他們扔進了坑裡，他們的母親發瘋般的追上上去，我聽到三聲槍響”。
在德軍司令部留下的一份高層會議記錄裡，可以看出德國将軍們也看不下去了，他們建議立即停止屠殺，立陶宛發生的事情實在令人惡心。
迫害立陶宛的猶太人
駐立陶宛的日本副領事杉原千羽，一年前就預感到形勢不妙，他開始偷偷地給猶太人發簽證，在他離職的前一個月，杉原不分日夜的手寫簽證，最後索性将公章交給猶太人，就在他離開的當天，大批猶太人湧往火車站，這是他們最後的機會，杉原将有他簽名的空白表格從車窗裡扔出來，寫一份就扔一份，直到火車開動。
與此同時，在最臭名昭著的維爾紐斯屠殺中，也誕生過幾位“名人“，有的在戰後還被搬上銀幕。
黨衛軍軍官布魯諾·基特爾，有一次他去刮胡子，刮完他遞給猶太理發師一根煙，然後親切地問對方要不要火，理發師高興地點頭，基特爾掏出手槍，對着這個人的臉開了一槍。還有一次基特爾坐在院子裡彈鋼琴，一名猶太男孩經過，基特爾并沒有停止演奏，他左手彈琴，右手舉起了槍，猶太男孩向他連聲求饒，基特爾哈哈大笑，開槍打死了他。
黨衛軍軍官馬丁·魏斯， 綽号“黑白馬丁”，與中國的黑白無常有異曲同工之處，由他指揮的，被幸存者親眼目睹的屠殺至少有15次，馬丁殺人完全看心情，心情好的時候對隔離區的走私活動視而不見，不好的時候會突然拔出槍，随手擊斃一個拿着洋芋或者魚的人，他以殘忍和喜怒無常著稱，連他的部下都感到畏懼，1943年納粹高層指令将埋葬的成千上萬具腐爛屍體挖出來焚燒，他們首先想到了馬丁，普通黨衛軍成員難以完成這種工作。
德軍清理猶太人區
黨衛軍軍官弗朗茨·穆勒，号稱“維爾紐斯屠夫”，他管理過8萬猶太人，戰争結束時隻剩下250個，穆勒戰後被英軍逮捕，随後轉交給蘇軍，1955年獲釋，1963年奧地利法庭審判穆勒，成為該國曆史上最大的司法醜聞之一，即使有數十名幸存者出庭作證，穆勒最終被判無罪釋放，這次審判被改編成2018年上映的電影《穆勒，審判解刨》。
有證據表明，普拉格和以上三人都有過“親密”接觸，甚至可以稱為熟人或者朋友，正是通過他們和蓋世太保指揮官紐格鮑爾，普拉格營救了1257 名猶太人，1943年9月1日，布魯諾·基特爾逮捕了300名猶太人，他們很快将被送往死亡集中營，普拉格趕到火車站，暫時留下這些人。
一些猶太曆史學家認為普拉格缺乏明确的立場，與納粹劊子手暧昧不清，沒有旗幟鮮明地反對大屠殺，然而，在那樣的時間，那樣的地點，那樣的“德國戰友”中間，他能否表現得冰清玉潔？
說到這裡，有必要再提一個人，維爾紐斯猶太領袖雅各布•金斯，和普拉格一樣，他也不被允許進入以色列大屠殺紀念館。
雅各布·金斯對猶太同胞的所作所為，至今令以色列人難以釋懷，他協助德國人逮捕，審訊，拷打猶太同胞，出賣地下抵抗組織領袖，把老弱病殘送給德國人屠殺，
戰後數十年，雅各布·金斯一直被認為是納粹最忠實的走狗，猶奸的代名詞，然而幸存者們似乎都在回避一個事實，那就是1943年9月，雅各布·金斯被蓋世太保開槍擊斃。
立陶宛警察和猶太人
直到近些年，大屠殺的幸存者們紛紛離世，剩下的也年逾九旬，有人開始悄悄的說金斯其實不是一個壞人，他保護過地下抵抗組織，偷偷給他們送過武器，他指令警察毆打走私食品的人，但隻要德國人不在場，他就裝作沒看到。
金斯交出了部分老弱病殘，如果他不交，德國人就會把所有人殺光。
金斯所做的一切，都在盡可能更多地保留猶太同胞，
蓋世太保殺識破了他的動機，是以殺了他。
然而，金斯并沒有得到平反，有人評論他獨斷專行，濫用特權，自私自利，一些幸存者至今耿耿于懷，他們記得金斯戴着和他們不一樣的臂章，不用住在環境惡劣的隔離區裡，吃的用的都比他們好得多。
他們似乎忘了，如果沒有金斯，他們就沒有今天批評他的機會。
金斯和普拉格，兩個不能被紀念的人，因為他們沒有做到舍己救人。
2004年，“普拉格小組”發起第三次請願，紀念館進行了漫長的讨論，最終通過投票的方式，略顯勉強的，承認了普拉格的“義人”身份。
維爾紐斯猶太人隔離區舊址
在天堂的普拉格或許可以欣慰了，但他是英雄嗎？至今還有人懷疑他的動機，是否具備足夠的良知，有人爆料說普拉格的戰車修理營長期為大屠殺提供車輛。然而良知，可以有不同的定義，1942年，就在普拉格駐紮的維爾紐斯，德國國防軍中士安東·施密德因為幫助猶太人被處決，罪名正是“缺乏對第三帝國的忠誠和良知”。
大多數黨衛軍劊子手并不喜歡自己的工作，戰前他們是沒有犯罪記錄的勞工，農民，學生，知識分子，出于對第三帝國和元首的“忠誠和良知”， 他們才捏着鼻子幹這些髒活。連希姆萊都擔心過這些人的精神問題。
普拉格也不認為自己是英雄，在他去世前一年寫給友人的信中，他将自己形容為法國小說《瘟疫》的主人公裡厄博士，裡厄傾盡全力拯救病人，但常常覺得自己毫無用處，隻好眼睜睜的看着病人一個個死去，就像他自己一樣。
如今的耶路撒冷大屠殺紀念館裡，供奉着八百多個拯救過立陶宛猶太人的“義人”名字，普拉格是其中最後一個，他被稱為“立陶宛的辛德勒”，然而雅各布·金斯的名字，依然被拒之門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