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西蘭和中國合拍的動畫電影《直立象傳說》近日在全國上映。這個冒險故事最有趣的部分是其中虛構出了一個新的物種——桃栗象（thoriphant）。雖然臉和身體大小都更像驢，但它們卻是一種極為特殊的象（thoriphant用了elephant的詞根，“桃栗”是音譯），能了解、使用人類的語言。
動畫電影《直立象傳說》劇照。
不過，高等級的智力并沒能替它們取得和人類平分秋色的地位。在片中，我們的同類不是将它們當成奇珍異寶，而隻是視作可買賣的普通财産和承擔體力活的牲畜。既然這種動物出色的智商在短視的農場主和牲口販子眼裡除了友善了解指令便毫無用處，那麼其豐富的情感、對平等權利和自由生活的渴望當然也會被主人完全忽視。被人類奴役，是它們不幸的命運。
随着故事深入，觀衆得知了這群象的曆史。它們的祖先和人類一樣直立行走，但為了遠離人類的惡行，直立象分化成兩支：一支向北方無人區遷移，更進化出靈巧的雙手，會采摘樹上的果子、吹奏樂器、抽煙鬥，甚至生産武器、興建城市、構造複雜的社會與政治體系；而留下的一支由于被人類驅使勞作（主要任務是彎腰犁地），代代相繼，雙手淪為無用之物，直立也逐漸退化，形成屈曲厚實的背部。
劇情的走向不難猜到。身為這不幸族群的一員，主角木子李（國語版把Mosley音譯成了這個略顯尴尬的名字）背負的命運當然是接續遠祖的傳統，找回直立行走的榮光，永别那世代被奴役的命運。覺醒、出走、受難、進化、反抗，主角的經曆在許多我們熟知的史實和故事裡都不難找到原型。
一個最易出現的聯想是，桃栗象是美國南方種植園黑奴的化身。的确，明明有着普通人一般的智力與情感，卻居于奴隸地位，被買賣、奴役和施以暴力，是木子李們和黑人奴隸共同的遭際。
現實中，象的形象與黑人也一度有某種聯系。史前時期，象廣泛分布于各地。後來，美洲大陸的猛犸象、乳齒象等生物漸次滅絕——賈雷德·戴蒙德在《第三種黑猩猩》中描繪了跨越白令陸橋進入美洲的獵人們如何在短時間内将猛犸象趕盡殺絕。象科僅剩兩個屬，栖息于亞洲和非洲。
《第三種黑猩猩》，[美]賈雷德·戴蒙德著，王道還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16年2月。
在亞洲，印度河與黃河流域的先民們馴服野生象，用作戰象。多年後，波斯帝國通過從印度擷取的15頭戰象極大地威懾了亞曆山大大帝，這很可能是歐洲人第一次感受象的巨大體型帶來的震撼。盡管此後直到中世紀，歐洲斷斷續續有使用戰象的記載，但15世紀後火器普及，象的優勢蕩然無存，也就不再被歐洲人用于戰争。
軍事用途之外，象曾是歐洲國家外交時極為珍貴的禮物，普通人則無從得見。直到文藝複興時期，象的形象仍常常出現在歐洲的繪畫、雕塑、手工藝作品中，象征力量與智慧，但有些形象實在不怎麼惟妙惟肖，想必作者也沒有親眼見識過這遠方的珍物。此後，在經曆了從啟蒙運動到生物進化論洗禮的歐洲人眼裡，象逐漸退去了神秘光環。
另一方面，随着新航路的開辟，殖民事業如火如荼。原本已于非洲存在數百年的奴隸貿易變本加厲，大量奴隸被販往美洲。時日既久，奴隸制度的存廢逐漸變成人們關注的焦點。有意思的是，人們對于象的印象也出現了變化。
白象引發美國焦慮
由膚色引發的種族焦慮
1884年，馬戲團經營者巴納姆花了巨大努力和高昂費用，将白象“通達隆”從緬甸國王手裡買下，先後運到英國和美國巡展。這是兩國公衆第一次見到白象，《紐約時報》的文章描繪了通達隆的外貌：“額頭有一大片粉紅的色塊，蔓延過它的眼睛和半根鼻子。耳朵呈奇特的三角形，邊緣同樣是肉色的粉紅，還有大片斑駁的斑點，胸部和肩膀也有斑點。軀幹下面也是肉色的。”多倫多OCAD大學英語系教授羅斯·布倫指出，肉色是個暧昧的用詞，因為它隐約指向的是白人的肉體。
幾年後通達隆死于火災，巴納姆在回憶文章中承認自己初見它時有些失望，因為那種白不是純白，而是患白化病導緻的斑點與色塊。“世界上沒有真正純白的象，那種神聖的、技術性的、上帝所創的白。”
但在1884年，不明就裡的公衆仍對通達隆好奇與着迷，引發了一場顔色風波。旅行作家小弗蘭克·文森特早前寫過著名遊記《白象之地：東南亞的風景名勝》，此番他則在題為《白象》的文章中指出：“白象隻有在明顯的黑色的對比下才是白色。混血兒不完全是白人，但與純血統的黑人相比，混血兒就是白人。”就在不到二十年前，南北戰争結束，《憲法第十三号修正案》頒布，正式在全美廢除奴隸制度，但遺留的種族問題遠未解決。文森特的文章比《紐約時報》那篇犀利得多，它明确地将白象和種族問題挂了鈎，并讨論了白度的問題。
紀錄片《大象》劇照。
同樣在1884年，還有兩頭白象在美國展出，分别是巴納姆自己的“蒂普”和福裡鮑的“亞洲之光”。它們其實都是普通的象（文森特将普通象稱為“黑象”），隻是被奸商主人用油漆反複塗成了白色，是以看起來反而比通達隆更白。但巴納姆和福裡鮑的陣營交相攻讦，指稱對方的象（包括通達隆）是被塗白的冒牌貨。
“白象之争”一度鬧得不可開交，引發了一場被曆史與動物學者莎拉·阿馬托稱為“關于白人、種族、種族純潔、種族優生和白人特權”的大辯論。比如，有人對傳說中巴納姆和福裡鮑用來為象着色的技術十分焦慮，擔心它會重塑白人和黑人在美國的社會地位。《紐約時報》一篇題為《一個有趣的實驗》的文章諷刺性地假想了如下場景：“它若成功被推廣，有色人種在我們中将像神聖的白象般稀有……漂白的埃塞俄比亞人白得耀眼，堪與雪相媲美。麥迪遜大街上最純潔的金發女郎在湯普森街的美女身邊顯得黝黑，曾經的白人突然變成有色人種。白人的膚色被漂白的有色人種蔑視，這是種奇怪的感覺。所有仍然存在的針對有色人種的法律法規将适用于高加索人種。我們将不得不通過一項新的民權法案，以確定自己能進入酒店和卧鋪車。如果漂白的有色人種屈尊采用白人的表達方式，我們甚至可能會聽到自己被輕蔑地叫成‘黑鬼’。”
1884年的白象之争。
同年晚些時候，兩則肥皂廣告再為白象之争推波助瀾。廣告一描繪了一頭象和它皮膚黝黑的馴獸師，後者一手握着肥皂，一手用布擦洗象的皮膚，将它的黑色洗白。廣告二則是白人男孩給黑人男孩洗澡：第一幅圖中，黑人男孩坐在浴缸裡，白人男孩拿着肥皂站在他身邊；第二幅圖中，黑人男孩坐在浴缸外，臉部仍是黑色，但身體的其餘部分已經變白。
上述文章和廣告隐含的邏輯是，象和人類膚色的白度都是可變值，能被商品調節。如果膚色不是絕對的，由膚色引發的種族問題就顯然是一種社會建構。布倫不失深刻地指出，這個結論也許會令種族主義者大驚失色，但他們也可以反過來推論出，白人必須通過嚴格控制白度來維系自身的特權，以免有色人種有朝一日篡奪了他們的好處。
殺人瑪麗遭人殺
象與黑人是如何被混為一談的
人類的先祖走出非洲，足迹遍布各大陸，演化出衆多文明。諷刺的是，留在非洲的那一支的後裔裡不少人後來淪為奴隸。木子李和它的同類們幾乎照搬地演繹了這段曆史，不過《直立象傳說》用生理退化造成的惡性循環來解釋這一悲劇，這隻是文藝作品的适度想象，在現實中似乎沒有對應的例子。
文明間進步與落後的客觀差異并非人種優劣造成。對此，戴蒙德在他的另一部著作《槍炮、病菌與鋼鐵》中已經不厭其煩地反複論證過：“歐洲在非洲的殖民并不像某些白人種族主義者所認為的那樣與歐洲民族和非洲民族本身之間的差異有關。恰恰相反，這是由于地理學和生物地理學的偶然因素所緻——特别是由于這兩個大陸之間不同的面積、不同的軸線方向和不同的動植物品種所緻。”不過，他在這本書中提醒讀者，“日本拒絕槍支和中國抛棄遠洋船隻（以及抛棄機械鐘和水力驅動紡紗機），是曆史上孤立或半孤立社會技術倒退的著名例子。”若将桃栗象從直立重回匍匐了解成對此類文明倒退事件的一種隐喻，它們的悲劇不失為一記洪亮的警鐘。
如果把标準放寬一些，我們還會看到現實中的象和黑人經曆了更多相似的事情。1916年，斯帕克斯兄弟馬戲團一頭二十多歲的母象“瑪麗”被當衆處以絞刑，因為它在衆目睽睽之下殺死了大象管理者——盡管殺人原因和細節衆說紛纭。秉性溫和的瑪麗很快恢複了冷靜，圍觀群衆卻怨怒不已，高呼要殺死它。有人當場對它發射了五槍，但不管用。為了回應這份激憤，馬戲團老闆決定對瑪麗公開處刑。在超過2500人的見證下，瑪麗被吊死——第一次，鍊條斷了，一萬多磅的瑪麗重重摔在地上，髋部骨折；第二次，它才斷氣。
盡管當時被蔑稱為“殺人瑪麗”，但很多年後，越來越多的小說、歌曲和話劇講述了瑪麗的遭遇，大多抱以深切的同情。作家瓊·範諾斯達爾·施羅德也是對瑪麗故事感興趣的人之一，她在作品中引述了托馬斯·伯頓的文章，後者于1971年發表在《田納西民俗學會公報》上——那正是黑人民權運動摘取階段性成果的歲月。
施羅德略施筆墨，勾勒出瑪麗和黑人這兩者在社會心理層面潛在的關聯：“伯頓寫道，一些當地居民回憶起‘兩個黑鬼飼養員’被絞死在瑪麗旁邊，還有人回憶起瑪麗的屍體被燒死在一堆十字架上。‘這種信念，’伯頓寫道，‘可能是由于絞刑與發生在歐文鎮的另一事件的融合，即一名據稱綁架了一名白人女孩的黑鬼被燒死在一堆十字架上。’殺象：奇觀。殺‘黑鬼’：另一種奇觀。那是1916年——對美國的替罪羊來說是個好年頭。”
南北戰争結束、奴隸制度廢除數十年後，仍有許多黑人在私刑中被殺害。伯頓鈎沉史實，意在言外；而施羅德将這弦外之音一語道破。象和黑人，這兩個看似不相幹的群體因為相近的出身與膚色而經曆了相似的命運，乃至在白人的記憶、想象與潛意識中竟混為一談。
獵象步槍與《射象》
從野蠻土地的害獸到未開化的有色人種
除黑人外，對象的印象也投射在其他少數族裔身上。不妨看一看電子遊戲，《荒野大镖客2》的故事發生在從1899年到20世紀初的美國，南北戰争中傷殘的英雄士兵此時已淪為街頭行乞的老者。在這個以考據嚴謹著稱、細緻刻畫了美國上百種鳥獸的遊戲的線上版本裡，象沒有以活物的形式出現，除了猛犸象的遺骸，遊戲中唯一能找到和象相關的元素是一種叫獵象步槍的武器。通過對它的介紹，我們得知時人将象看作一種“緻命的讨厭害獸”，除了象牙便一無是處：“它們生長于印度和非洲的野蠻土地，排洩出荒謬的巨量糞便，踏平和消耗莊稼而不顧挨餓的人們，并且會毫無理由地恐慌，幾秒鐘之内就把整整一個家庭踩死，危險度更甚犀牛或獅子。”
遊戲《荒野大镖客2》海報。
此類印象很難說是公允的，字裡行間展現了對他者深藏的偏見與焦慮。早在1862年，法國博物學家亨利·穆奧的遺著《暹羅高棉寮國諸王國旅行記》就向西方世界介紹了他重新發現的吳哥古迹，進而将東南亞文化引到了聚光燈下。但一頭站在19世紀盡頭的象仍不會被西方公衆真正接受，管它是非洲象還是亞洲象，反正都是些深色、野蠻、不可理喻、與文明社會為敵的生物。正如在那些人的印象中，緬甸的緬族人、非洲的班圖人和紐西蘭的毛利人的差別很可能沒有人類學意義上的大，本質上來說，這些有色人種都是作為白人的對立面而存在的一樣。
這種成見在20世紀的許多年裡仍沒有變化。前述瑪麗的故事令人想起喬治·奧威爾的《射象》，這是一篇回憶性質的散文。也就是說，文中詳載的射殺大象事件是奧威爾1920年代在緬甸任職時親手完成的。那麼，為什麼奧威爾又自稱此事讓他看清了“帝國主義的真正本質”呢？
那頭發情的象和瑪麗一樣殺了人。死者是印度苦力，象主人也是印度人。不知是奧威爾太幸運，還是他的對手比瑪麗弱得多，我們未來的文豪、此時的射象新手隻開了三槍，就殺死了那頭魯莽的象。“年紀大的（歐洲）人說我做的對，年紀輕的人說為了踩死一個苦力而開槍打死一頭象太不像話了，因為象比科林吉苦力值錢。我事後心中暗喜，那個苦力死得好，使我可以明正言順地射死那頭象，在法律上處于正确地位。”奧威爾在文末語帶諷刺地說。
緬甸當時是英屬印度的領土，是根植于殖民主義秩序的大英帝國的一部分，更是遙遠、陌生、未全開化的大陸。在這片土地上，種族的對立與沖突十分尖銳。此處發生的事情，既是兩次世界大戰間全球景觀的一幅微縮影像，也是許多綿延至今的亂流的預演。回顧象在近幾個世紀的遭遇，今天全世界的人們更應當汲取教訓，時時警醒，杜絕對少數族裔的歧視、奴役、犯罪和迫害，令“桃栗象”們的悲劇不再重制。
參考資料
https://www.elephant.se/database2.php?elephant_id=3864
https://publicdomainreview.org/essay/race-and-the-white-elephant-war-of-1884
https://daily.jstor.org/original-white-elephant/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9%BD%E8%B1%A1
https://blueridgecountry.com/archive/favorites/mary-the-elephant/
撰文 | 張哲
編輯 | 王青
校對 | 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