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國國家博物館研究館員 朱萬章
清初“四王”之一的王鑒（1598—1677）在題吳偉業（1609—1672）的一件山水畫時說：“畫分南北宗。南以右丞為祖，自董巨二米元季大家以及沈石田、董文敏得傳正脈，故南宗為盛。董文敏後，幾作廣陵散矣。近時獨吾婁吳大司成、王奉嘗執牛耳，為筆墨宗匠，海内尊為模楷。此幀乃司成公遊戲三昧，如不經意，然元氣靈通，參乎造化，即苦思歲月，不能到此，真丹青寶筏，不可作尋常觀也。”這是首次提到“丹青寶筏”，以喻其畫格之高。去年上海博物館即以此為題，策劃了董其昌藝術大展，極一時之盛，影響甚巨，因而“丹青寶筏”一詞，更是深入畫界、聞名遐迩了。
巧合的是，在清代，确有一人叫寶筏且雅擅丹青，但因名不見經傳，且畫迹傳世不多，因而知道他的人很少。他是活躍于清同治、光緒年間的廣州海幢寺僧人，“寶筏”是其法号，字蓮西，别署蓮西道人，工詩，善畫，有《蓮西詩存》行世。他也喜藏名畫，其齋室為畫禅堂。關于他的生平事迹，典籍所載不多，隻能從詩文集和傳世書畫中拈出一些碎片，大緻洞悉其概貌：廣東番禺籍的文人楊永衍（1818—1903）在題《蓮西詩存》中有“少小同鄉井，辭家事世尊”句，可知寶筏當與楊氏同為廣東番禺人。寶筏在《蓮西詩存》中有《丁亥元旦》詩一首：“歲月堂堂也大奇，忽經殘臘又春晖。萬八千日即今是，四十九年知昨非。世固多材容我拙，法原無相任人肥。元朝處處轟春炮，我隻雲山舊衲衣。”其自注雲：“時年五十”。因寶筏與楊永衍及陳璞（1820—1887）、居廉（1828—1904）等同時，故可推知此“丁亥”應為清光緒十三年（1887年），據此則可知其生年為清道光十八年（1838年）。在《蓮西詩存·序》中，金粟老人何桂林稱其寂于辛卯四月十七日，即光緒十七年（1891年）。由此即可确定其生卒年，享壽五十有四。
寶筏在佛教方面的建樹已無從考訂，在其詩畫中，則可了解其藝術成就。他的詩大多集中在《蓮西詩存》中，也有一些散見于畫迹及别種文集。在其行世的二百六十多首詩中，最為上乘的當數山水閑遊詩。雁過留影，即興所賦，往往有感而發，情真意切，如《明月寺》：“羅浮有初地，雲水古叢林。明月知如此，青山長至今。鐘寒三界寂，殿暗一燈深。笑問人間世，梅荷何處尋？”另一類為歌詠風物，頗似竹枝詞，讀來琅琅上口，親切中蘊含一種音樂美，如《花洲曉渡》雲：“夾岸花光映水低，番風吹過海珠西。微濛雲水月将堕，柔橹數聲煙際迷。”在其詩中，數量最多的還是題畫詩和酬和詩。前者良莠雜蕪，時見珠玑，如《題楊椒坪添茅小屋圖》（“楊椒坪”即楊永衍）：“清白人家舊有名，樓前漢雪正初晴。畫茅補屋綢缪早，春酒傾槽醞釀成。廊曲佛桑饒午韻，牆頭老樹作秋聲。與公共話鄉園事，無限低徊往複情。”後者雖多應景之作，藝術價值不大，卻極具文獻價值，對研究作者及其所涉人物的生平、藝事等頗具佐證意義。寶筏與當時書畫家如居廉、潘飛聲、楊永衍等均有交遊，與潘飛聲、潘桂卿等有多首唱和之作。光緒十三年（1887年），居廉六十壽辰，學界、藝壇名流數十人吟詩作畫緻賀，寶筏亦即賦兩首，表其敬慕之意。其一雲：“甲子重開嶽降筵，老人星見隔山前。鸾鳳嘯傲琴邀月，花草平安畫紀年。相視金剛真壽者，貌同石古總天然。可傳事業流傳遍，百歲穰穰祝硯田。”其二雲：“菊放重陽晚節芳，群英來佐爪眉觞。機成靈錦随人學，室有天花散處香。華發尚留他日白，童顔不改舊時蒼。當年我亦通家子，來為先生慶壽昌。”據此可知，寶筏雖為剃度之人，但卻并未完全遁迹空門，而是周旋于世俗與佛門之間。
寶筏兼擅繪畫，尤以山水見長。其山水取法“四王”之一的王翚（1632—1717），但在傳世的幾件作品中，王翚的痕迹并不明顯，倒是融合了明清以來諸家筆法，古韻盎然。寶筏于光緒二年（1876年）為潘光瀛（珏卿）所作的《寒林圖》（香港藝術館藏），其題識說是仿恽正叔（恽壽平）筆法，但就其畫風看，在恽氏筆意之外亦不乏己意，隻是筆力略遜于恽。作者在畫中題詩曰：“樕樕寒林淡淡雲，石痕岚影望中分。有人把卷山窗下，可是南華秋水分。”其詩意與畫境相融，彰顯其詩畫雙修的藝術造詣。另一件于光緒六年（1875年）為黃吉亭所作的《山水冊》（廣東省博物館藏），其自稱乃以唐六如（唐寅）法所作，但就其筆意看，則與《寒林圖》相類，都是将前人的筆法與己意糅合在一起。其他如作于同治十二年（1873年）的《山水扇面》、光緒四年（1878年）的《疏林平遠圖》（均藏廣州美術館）和光緒六年（1880年）的《山水圖》（廣東東莞博物館藏）等也大抵如此，與同時期複古、摹古之風的山水畫風格相近，古韻有餘而新意不足，其個性也并不鮮明。
雖然寶筏隻是其時無數畫家中微不足道的一員，但在小範圍中，其詩畫仍得到不少人的追捧。據傳張之洞（1837—1909）、汪鳴鑒巡視廣東時，聞其名，索觀詩畫，欲求見一面而不得，寶筏說：“諸公愛和尚詩，非愛和尚也。”而詩人楊其光（1862—1925）題其詩曰：“微聞梵呗喧，鐘寂起詩癖，人手無淺營，甘當此曾曆。作詩如作畫，三昧造其極。”又論其畫曰：“借畫喻詩境，元氣淋漓漓。”言其詩畫一律，不無揄揚之詞。黃映奎（1855—1929）亦有“丹青方外幾人回，點染雲山入化工”詠其繪事，以見其推許之意。縱覽寶筏行世的數件畫作及藝事行迹，可知其非但不能跻身于主流畫史，即便在地域繪畫史上，也難以占一席之地，但他卻和同時代衆多寂寂無名的畫家一樣，是時代潮流的縮影。他們延續了“四王”以來的畫風，在古人中讨生活，是山水畫發展至晚清時期陳陳相因、墨守成規的時風使然，也是二十世紀早期受歐風美雨影響之下畫風變革的前奏，是一個時代的典型印記。故此“寶筏”與王鑒所言“元氣靈通，參乎造化”的“丹青寶筏”相比，也就不可同日而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