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匈奴列傳》：“而趙武靈王亦變俗胡服，習騎射，北破林胡、樓煩。築長城，自代并陰山下，至高阙為塞，而置雲中、雁門、代郡。”趙武靈王于十九年（前307年）始改兵制，行胡服騎射。二十六年（前300）破中山，攘地北至燕、代，又西北拓地至雲中、九原。于是，下令築長城，自代并陰山至高阙為塞，而置代郡、雁門、雲中郡，以防匈奴南下擄掠。趙武靈王向北擊破的是林胡、樓煩，他所築的自代并陰山下至高阙塞的長城将林胡隔絕在陰山之北。高阙，《正義》：“《地理志》雲，朔方臨戎縣北有連山，險于長城，其山中斷，兩峰俱峻，土俗名為高阙也。”《水經注·河水》謂山下有長城，長城之際，連山刺天，其山中斷，舉望若阙，阙口有城，跨山結局，謂之高阙戍。故址在在今内蒙古杭錦後旗東北。陰山山脈至此中斷，成一缺口，望若門阙，故名。戰國趙武靈王向北開拓疆土，沿陰山築長城至此；西漢衛青領兵出此，與匈奴作戰。北魏置戍，隸沃野鎮。代郡，戰國趙武靈王置。秦、西漢治代縣（今蔚縣東北。一說西漢治桑幹，今陽原東）。西漢轄境相當今河北懷安、涞源以西，山西陽高、渾源以東的内外長城間地和長城外的東洋河流域。東漢移至高柳（今陽高西北）。十六國後燕建興三年（公元388年）廢。北鄰匈奴、烏桓等族，故為北方要郡。有五原、常山等關。雲中郡為戰國趙武靈王置，秦代治雲中（今内蒙古托克托東北）。轄境相當今内蒙古土默特右旗以東，大青山以南，卓資以西，黃河南岸及長城以北。西漢轄境縮小，東漢末廢。漢高帝十一年（公元前196年）分雲中郡置定襄郡，治成樂（今内蒙古和林格爾西北土城子），轄今内蒙古陰山南、長城以北的卓資、和林格爾、清水河等一帶；東漢移至善無（今山西右玉南），轄境西北縮小，僅有今清水河，東南擴充，包有今山西右玉及舊平魯城一帶；東漢末廢；隋大業時曾改雲州為定襄郡。古定襄縣，西漢置，治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東南，東漢建安末廢。今定襄縣在山西省中部偏北。九原縣，本戰國趙邑，秦置縣。為九原郡治所。在今内蒙古標頭市西。秦末地入匈奴，郡、縣俱廢。西漢元朔初複置，為五原郡治所。東漢建安中徙廢。九原郡，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取匈奴河南地後置。治九原（今標頭市西）。轄境相當今内蒙古後套及其以東至標頭市，黃河南岸的伊克昭盟北部地。秦末地入匈奴，郡廢。五原郡，西漢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置。治九原（今標頭市西）。轄今内蒙古後套以東、陰山以南、標頭市以西和達拉特、準格爾等旗地。東漢初匈奴南單于分部衆屯此，末年廢。古五原縣在標頭市西北，西漢置，東漢末廢；今五原縣在内蒙古巴彥淖爾盟東部、後套平原上，南臨黃河。
九原在陰山之南。原在漢語中義為水源，根本、寬闊平坦之地等，按漢語來解釋，九原就是九個原野或九個水源。漢之五原即秦之九原，不知何故，秦之九個原野（或九個水源）減少為漢之五個原野（或五個水源）。《辭源》解釋周原為周地原野，仿此九原可解釋為九地（或九人）原野。九ji見有，鄭張尚芳（見尤）ku?（舉有），中古keo?，越南語cu；五w疑姥，鄭張尚芳（疑模）aa?（疑古），中古o?，越南語ng，王力《同源字典》nga。康僧铠譯u為憂（影有），支謙譯ku為究（見宥），中古漢語尤有宥為同一韻的平上去，九可還原為*ku。九原即ku人之原野。若将九還原為*cu，由于康僧铠譯cu為周（照尤）以及公孫周=公孫糾（“周”與“糾”古書通假，《左傳·襄公二十六年》“公孫周”，《史記·宋微子世家》作“公孫糾”，《史記·晉世家》“公子周”，《集解》引徐廣曰：“一作糾”。糾ji見黝、jio《集韻》見小，“周”在上古當是見母），則九原即周原。鬼（見微）kul?（居偉），中古kui?；周*cul即鬼*kul也；九原即鬼原、周原。安世高譯gn為顔（疑删），藏緬語族之五基本上都是a/o。古*ka聲之胡的聲母音轉為疑母即是五呉[（疑模）waa（五乎），中古o]虞[（疑虞）wa（遇俱），中古u]。古*ka綴加流音尾r即是羯*kar（鄭張尚芳（見月）kad（居竭），康僧铠譯kar為羯（見月），中古kyad，越南語ht、kit）,聲母音轉為疑母即是月*ar[（疑月）od（魚厥），中古yad，越南語nguyt]，羯人和月氏自古就是生活在中國山西陝西内蒙古的土著。義yì疑寘，鄭張尚芳（疑支）rals（宜寄），中古es，越南語ngha，王力《同源字典》ngiai。支謙譯kin、k為翅（審寘）、譯（v）ba為陂（幫支、幫寘），支谶譯pre為薜荔（來寘、來霁），支謙譯ri、l、li、康僧會譯re為離（來支、來寘、來霁、《集韻》徹知）。由于上古漢語並沒有疑母，義的上古音可拟作*ger、*gar，當與胡夏同源。若将義字的元音拟為a，那麼“義”的讀音将和“五”的讀音相同，此時五原即是義人（義渠）原野。從九原=五原這個名稱來看，當時該地主要是胡人（古*ka（r）音變為鬼*kul、周*cul、胡*gal、夏gar）。義渠的勢力可能曾抵五原。大原（太原）在漢語中的通常意義是大的原野，将其解釋為大人原野也是可以的。渾源,在山西省大同市東南部、桑幹河支流渾河上遊。漢為崞縣、繁畤縣地；唐置渾源縣，以渾源川而名，屬雲州。金置渾源州。1912年複改渾源縣。如果渾河之水并不渾濁的話，那麼，渾源即渾原就是渾人原野。
陰山在内蒙古中部及河北省北部。東西走向。屬古老斷塊山，由變質岩和花崗岩組成。西起狼山、烏拉山，中為大青山、灰騰梁山，南為涼城山、桦山，東為大馬群山。長約1200公裡，海拔1500～2000米。南側斷崖陡峭，北坡較平緩。山間垭口（吳公壩、昆都侖溝）自古為南北交通孔道。山南為農業區，山北為牧業區，山區則為農牧林交錯地區。趙武靈王向北開拓疆土，看上的就是陰山之南的河套地區。河套是指内蒙古和甯夏境内賀蘭山以東，狼山和大青山以南的黃河沿岸地區。因黃河由此流成一個大彎曲，故名。以烏拉山為界，東為前套，西為後套。又稱黃河以南、長城以北的地區為前套，和黃河北岸的後套相對稱。主要是黃河沖積平原。自古灌溉農業發達，溝渠縱橫，素稱“塞上江南”，為中國重要的商品糧基地。趙武靈王占據了适合農業生産的陰山之南地區（即前套平原和後套平原）。陰山在大戈壁的南邊，略與黃河平行。趙武靈王沿陰山所建的長城将林胡限定在陰山之北，而黃河則将趙國的“塞上江南”和河南地上的樓煩、白羊相分隔。陰山在後來成為漢朝與匈奴的交界地區，北為匈奴，南為漢朝。所謂“不教胡馬度陰山”表明漢人将陰山視為漢匈的天然界線。現在乘火車到呼和浩特與標頭，過了集甯就隐約地可以望到一條從東向西延伸的山脈，這就是過去的陰山。内蒙古的陰山乃是大青山和狼山的總稱，高出海面約為二千至三千米，但高山附近的地面隻有數百至一千米。從陰山的北坡來看更顯得不高。陰山沿黃河折向西南就是賀蘭山，賀蘭山從南到北走向與這一帶的黃河平行。陰山是古代抗拒匈奴的屏障。陰山之南有一條狹長的平原，從下面來看陰山不僅可以擋住匈奴人，而且可以擋住酷冷的北風。山北與山南景物完全不同。以呼和浩特市為例，從山南到山北要越過險峻的蜈蚣埧，由山南至埧底村約為十公裡，全為山溝，由埧底逾蜈蚣埧至後埧約十五公裡。這是前山與後山的分界處，現在有了公路，行車時仍要小心，沒有公路之前當更險要。現在還有一段古代長城的遺址，綿亘在大青山、狼山靠南邊的山頂上。這一段長城，應該是戰國時趙國所建。趙武靈王占據了陰山南的平原，于是在山上築長城以拒胡。現在的大青山，十餘年來，除了在山南種植不少樹木之外，山上樹木不多。可是在古代，卻是森林地帶，應該說，直到13世紀時這裡還有森林。呼和浩特，蒙古語是青色的城；標頭是蒙古語譯音，意義是有鹿的地方。鹿或禽獸出沒的地方，應該是有樹林的地方。原來陰山的森林，經過數百年的砍伐，已使青色的山變得光秃。對匈奴而言，陰山具有特别重要的意義。《漢書·匈奴傳》引郎中侯應的話說：“臣聞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裡，草木茂盛，多禽獸，本冒頓單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來出為寇，是其苑囿也。”“至孝武世，出師征伐，斥奪此地，攘之于幕北。建塞徼，起亭隧，築外城，設屯戍，以守之，然後邊境得用少安。幕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匈奴來寇，少所蔽隐，從塞以南，徑深山谷，往來差難，邊長老言匈奴失陰山之後，過之未嘗不哭也。”
秦漢時期的河南是指内蒙古河套以南地區。《史記·秦始皇本紀》三十二年（公元前215年）：“始皇乃使将軍蒙恬發兵三十萬人北擊胡，略取河南地。”《正義》：“今靈、夏、勝等州。”靈州，秦為北地郡，元诩孝昌二年置靈武郡；唐武德元年改為靈州總管府，唐轄境相當今甯夏中衛、中甯以北地區；元屬甯夏路，清屬甯夏府；1913年改縣，并改名靈武。夏州，漢為奢延縣地；晉時為夏王赫連勃勃建都的統萬城；後魏滅夏，改名夏州；北魏太和十一年（公元487年）改統萬鎮置，治岩綠（唐改名朔方，今陝西靖邊東北白城子）；唐轄境相當今陝西大理河以北的紅柳河流域及内蒙古杭錦旗、烏審旗等地區；唐末以來黨項族拓跋氏世居其地，後遂建立西夏政權；故城在今陝西橫山縣西。勝州，漢為雲中郡；隋開皇二十年（公元600年）分雲州置，治榆林（今内蒙古準格爾旗東北十二連城），大業五年改為榆林郡，轄今内蒙古準格爾旗、達拉特旗、伊金霍洛旗、東勝市及黃河東岸托克托一帶；唐貞觀三年又置勝州，唐專轄西岸地。《史記·匈奴列傳》：“後秦滅六國，而始皇帝使蒙恬将十萬之衆北擊胡，悉收河南地，因河為塞，築四十四縣城臨河，徙適戍以充之。而通直道，自九原至雲陽，因邊山險壍溪谷可繕者治之，起臨洮至遼東萬餘裡。又度河據陽山北假中。”秦占據了河南地和河套地區并沿黃河築四十四縣城。秦、漢時稱陰山最西的一段為陽山，即今内蒙古狼山。因位于當時黃河正流（今烏加河）之北，故名。《史記·蒙恬傳》稱：“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将三十萬衆北逐戎狄，收河南；築長城，因地形，用制險塞，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裡；于是渡河，據陽山，逶蛇而北；暴師于外十餘年，居上郡。”上郡，秦昭王三年（公元前304年）置，領膚施等二十三縣，秦治膚施（今陝西榆林市東南），漢轄境約當今陝西北部（延安、榆林一帶）及内蒙古烏審旗等地。漢高祖元年改為翟國（陝西北部自古就是戎狄之地），後仍稱上郡。東漢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廢。上郡位于北方邊區，郡治膚施為蒙恬統兵以禦匈奴的指揮所所在地。膚施，戰國魏置，治今陝西榆林市東南。秦漢時為上郡治所。東漢末廢。漢初匈奴南下，與漢以朝那、膚施一線為界。上郡在戰國時期曾屬于魏國。《史記·匈奴列傳》：“其後既與韓、魏共滅智伯，分晉地而有之，則趙有代、句注之北，魏有河西、上郡，以與戎界邊。”三家分晉，魏得到河西和上郡。但膚施卻在魏河西長城之外。戰國魏河西長城南起華陰向北逶迤，在佳縣境内抵達黃河。膚施、米脂、延安、洛川都在該長城之西。内蒙古地區的河南地（即伊克昭盟，在内蒙古南部、黃河以南，鄰接山西、陝西和甯夏。明為蒙古族鄂爾多斯部遊牧地，清時各旗會盟于伊克昭，故名。伊克昭為蒙古語，意為“大廟”）有庫布齊沙漠和毛烏素沙漠，在當時沙漠化和鹽堿化已經比較嚴重，絕大多數地方隻适合牧業而不适合農耕，秦占領這些地區後隻能維持原來的牧業生産形式，原來的牧民（白羊和樓煩）得以在這些地區繼續他們的牧業生産。《史記·匈奴列傳》：“匈奴單于曰頭曼，頭曼不勝秦，北徙。十餘年而蒙恬死，諸侯畔秦，中國擾亂，諸秦所徙適戍邊者皆複去，于是匈奴得寬，複稍度河南與中國界于故塞。”據此匈奴在蒙恬死後“複稍度河南與中國界于故塞。”同傳又稱冒頓“既歸，西擊走月氏，南并樓煩、白羊河南王。”可知“複稍度河南與中國界于故塞”之匈奴是樓煩、白羊河南王。樓煩、白羊河南王原本就在内蒙古的河南地，他們與頭曼可能并無關系。“複稍度河南與中國界于故塞”可解讀為樓煩、白羊河南王渡河南進入清水河流域、和林格爾、岱海而抵達戰國趙長城。在冒頓“南并樓煩、白羊河南王。”後，匈奴冒頓才和中國界于故塞（榆谷塞、膚施等）。《史記·匈奴列傳》在“既歸，西擊走月氏，南并樓煩、白羊河南王。”之後接着記述道：“（侵燕代）悉複收秦所使蒙恬所奪匈奴地者，與漢關故河南塞，至朝那、膚施，遂侵燕代。”趙武靈王開拓的河套地區以及蒙恬所奪河南地等悉數喪失，匈奴推進到朝那、膚施一線。朝那，古縣名，西漢置，治今甯夏固原東南，北魏末廢。西漢文帝十四年（公元前166年）匈奴十四萬騎入朝那蕭關即此。朝（知宵）?r'ew（陟遙）甲文作日月同在草中表清晨非舟聲、（澄宵）r'ew（直遙），中古tru、dru，越南語trào、triu；儋林*Tram＞*Traw＞朝*tru，澹褴*Dram＞*draw＞朝*dru；朝當出自大：大*daar+m=*daarm＞*draam＞*draaw＞朝*dru、*tru。那（泥歌）naal（諾何）說文冄聲、（泥歌）naal?（奴可）、（泥歌）naals（奴箇），攝摩騰、竺法蘭譯n、支謙譯na、a、da、ni、康僧铠譯nda、a、為那，中古naa、naa?、naas；那*na即東伊朗語的族名字尾-na（也就是漢語的‘奴’）。朝那，大奴也。膚施，漢置，屬上郡；戰國時魏地，秦為上郡；西魏置上縣，為安甯郡治；唐置綏州，宋改為綏德城，金、元皆為州治；地在今綏德縣北。現陝西榆林市，漢為龜茲、膚施等縣地。趙主父滅中山遷其王于膚施，此膚施在今延安市；秦置高奴縣，屬上郡；隋大業三年（公元607年），改稱膚施，為延安郡治，唐宋州郡皆治此；明清屬延安府，1913年裁府留縣；1936年改延安縣，次年改延安市。膚f幫虞，鄭張尚芳（非虞）pla（甫無），支谶譯pra為波（幫戈、幫支）、支謙譯為卑（幫支），中古(p)fu，越南語phu；施sh審支、審寘，鄭張尚芳（書支）hljal（式支），中古e，越南語thi、thí、th；安世高譯ma、支谶譯m為無（微虞），安世高譯si為屍（審脂），支谶譯（v）si、帛延譯se為斯（心支）；膚施可還原為*Prasi或*Prase，當為古代波斯語Prsa（波斯希臘語Persis、拉丁語Persia）之對音。
匈奴是在趙長城之北興起發展起來的。《史記·匈奴列傳》“當是之時，東胡強而月氏盛。”唐張守節《史記正義》引《括地志》雲：“涼、甘、肅、延、沙等州地，本月氏國。”東晉列國的前涼分敦煌等郡為沙州，轄今甘肅安西縣西至新疆吐魯番縣地；北魏改為瓜州；唐複為沙州；元至元十七年置沙州路；明初置沙州衛，正統十一年後廢。沙sh山麻、shà山祃，越南語sa；支谶譯a、sa、（v）sa為沙；回鹘文草書文獻沙洲（zhu照尤）寫作Šaiu，康僧铠譯cu、康僧會譯cyu為周（zhu照尤），回鹘文iu顯然是漢語州之對音。沙州之沙按漢語解釋應和沙漠有關，但這個沙也可能是出自Sak之詞根Sa，Šaiu有可能是Sak之音轉。塞人和日耳曼人、凱爾特人皆出自中國西部的甘肅、陝西、山西。有實物和文字上的證據證明塞種在很早的時期就和中原文化發生碰撞和交流。在殷墟出土的小雕像中就能見到頭戴這個族群的特殊器物——長圓錐尖頂帽的人物，隻不過長圓錐尖頂帽略顯抽象了點。戴長圓錐尖頂帽的人高鼻深眼當是塞種。佩飾——将敵人拴在自己身上——本身表明他們是殷人的敵人。圓錐尖頂帽也出現在甲骨文中，甲骨文的“允”字頭上圓而上尖的物品正是圓錐尖頂帽。這表明圓錐尖頂帽族群在殷商時期就已出現在中國了。沈從文《中國古代服飾研究》第50頁“中左：[商]高冠人形玉佩(安陽小屯出土)”：高鼻、丹鳳眼、頂部向後彎曲的長圓錐尖頂帽，當為塞克人形象。第55頁“殷代人形種種”第8圖：丹鳳眼、長圓錐尖頂帽，反映的依然是塞克人。至少在殷代之時，中國就已經有塞克人了。《廣弘明集·辨惑篇》（卷七）載梁荀濟《論佛教表》引《漢書·西域傳》之文曰：“塞種本允姓之戎，世居敦煌，為月氏迫逐，遂往蔥嶺南奔。”（梁荀濟《論佛道表》：“《漢書·西域傳》：‘塞種，本允姓之戎，世居敦煌，為月氏迫逐，遂往蔥嶺南奔’。又謂懸度、賢豆、身毒、天毒，仍訛轉以塞種為釋種。”這則記載由于不見于今本《漢書·西域傳》，有人對其真實性表示懷疑。但荀氏上表旨在排佛，所論若無确鑿依據，不僅不能服人，反而會授人以柄，且《漢書》不難到手，捏造毫無意義。這就是說荀氏所引二十二字應為《漢書·西域傳》的佚文。這一記載非常重要，因為它可以證明甲骨文之“允”是一個頭戴長圓錐尖帽的人。允yn喻凖“誠信。公平，得當。答應，許諾。用以，以。谄媚。”、qin“見‘允2吾’、‘允2街’。”，越南語doãn，鄭張尚芳(以諄)lun?(餘凖)說文以聲，中古yun?。《說文·兒部》：“允，信也。從兒聲樂凖切”。徐中舒主編《甲骨文字典》解字：“象人頭頂有标志之形，所象何意不明。前人考釋亦衆說紛纭，如謂：象人回顧形；點首允許之狀，頭上之丨為進而益上之形等，均屬傳會立說不足取參見《金文诂林》卷八允字條，頁五三七九。據金文字形亦作班簋或作 不 簋 可見人之頭部已訛作，故《說文》謂：‘允，信也。從兒、聲。’王獻唐復據黃縣四盨謂允同讀，證明《說文》允之從兒、聲為不誤，然亦於字形無說字之本義無從得知。金文字所從之 後世更訛作，即小篆之夋。《說文》：‘夋、行夋夋也。從夂、允聲。’”徐中舒所稱“象人頭頂有标志之形”實即塞種之長圓錐尖帽。長圓錐尖帽訛為（以），是因為‘允’的最初讀音為（以）所緻。甲骨文之‘允’是對頭戴長圓錐尖帽的塞克人之臨摹，甲骨文之‘允’是塞克人為中國土著的絕佳明證。“小河墓地木杆上的骨雕人像”（陳健文《漢代長鼻胡人圖像初探》，《歐亞學刊第九輯》第241頁）。骨雕人像所戴高圓錐帽确鑿無疑地表明他們就是塞種。“依據2007年的發掘報告，其碳十四年代資料顯示，該墓葬年代最大之可能是在公元前1650至前1450年之間。”如果這個碳十四年代準确，那将意味着塞種在公元前1650至前1450年之間已經生活在新疆小河墓地一帶。即使時代如此久遠，但小河墓地葬式頭向仍能指出這些塞人原始家園的所在。小河墓地“木棺内所葬均為一人，頭向大緻向東，均仰身直肢”。“頭向大緻向東”表明小河墓地的主人也就是塞種出自東方(即中國西部的甘肅、陝西、山西)。允姓之戎始見于《左傳》。《左傳·昭九年傳》（前533年）稱：“周甘人與晉閻嘉争閻田。晉梁丙、張趯率陰戎伐颍。王使詹恒伯辭於争，曰：……先王居梼杌于四裔，以禦魑魅，故允姓之姦居于瓜州。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使偪我諸姬，入我郊甸，則戎焉取之。戎有中國，誰之咎也？”杜注：“允姓，陰戎之祖，與三苗俱放三危者。瓜州，今敦煌。”據傳文，允姓原居瓜州，晉惠公時内徙，被安置於周之郊甸。據杜注，内徙允姓之裔便是陰戎，此是以晉将率陰戎伐颍，而周臣言及允姓。一般認為，允姓之裔被稱為“陰戎”，是因為這些内徙者居于“陰地”。而所謂“陰地”，據《左傳·宣二年傳》杜注，包括“晉河南、山北，自上洛以東至陸渾”。河指黃河，山指秦嶺，水南、山北皆曰“陰”，其人居黃河之南、秦嶺之北兩陰之地，遂有“陰戎”之稱。狹義之“陰地”，高士奇《春秋地名考略》以為專指河南盧氏縣陰地城。《左傳·哀四年傳》：“陰地之命大夫士蔑”即後來陰地城所在，為晉都之門戶。允姓之戎因遷于“陰”地而被稱為“陰戎”。“昭九年傳”杜注在稱“允姓，陰戎之祖”的同時，又稱：“陰戎，陸渾之戎”。“陸渾之戎”始見于《左傳》僖公二十二年（前638年）：“秋，秦、晉遷陸渾之戎與伊川。”杜注：“允姓之戎居陸渾，在秦、晉西北。二國誘而徙之伊川，遂從戎号，至今為陸渾縣也。”據此，陸渾之戎系允姓之一支，魯僖公二十二年（秦穆公二十二年，晉惠公十三年）自秦、晉西北陸渾之地遷至伊川即伊水流域，伊川因而亦有地得名陸渾。“昭九年傳”稱允姓居瓜州（敦煌），晉惠公時自瓜州遷至周之郊甸，“僖二十二年傳”稱陸渾之戎于晉惠公十三年（前638年）秋遷至伊川；杜注既稱陸渾之戎為允姓之異稱，遷自秦、晉西北之陸渾，伊川又可視為周之郊甸，則“昭九年傳”與“僖二十二年傳”所傳為同一事件，而陸渾若非瓜州之異稱，便是瓜州之一地。陸渾即陰戎即允姓，陸渾之‘陸’當為允姓之‘允’之音轉。陸渾：《辭源》：古地名。亦稱瓜州，原指今甘肅敦煌一帶。春秋時秦晉二國使居于其地之“允姓之戎”遷居伊川，以陸渾名之。漢置陸渾縣，縣北有陸渾關；五代時縣廢；故城在今河南嵩縣東北。《辭海》：“古縣名。本春秋陸渾戎地。漢置縣。治今河南嵩縣東北。東魏改置北陸渾縣，又在故城南置南陸渾縣。隋開皇初并省北陸渾縣，改南陸渾縣為伏流縣，大業初複改名陸渾。五代并入伊陽。”樓蘭的稱呼Krova可比對為陰（地）。陰（影侵）qrm（於金）.中古i.m。今（見侵）krm（居吟），支謙譯kum為金（見侵）、譯kam為今。今*kram/*krum/*krim的kr-脫落後形成陰，陰*kram/*krum﹥*krow+字尾a=*krowa即是樓蘭Krova。樓蘭遺址出土的兩具男性頭骨鑒别，又“與南帕米爾塞克頭骨很相似”、“屬歐洲人種的地中海類型”（韓康信《新疆孔雀河古墓溝墓地人骨研究》，《考古學報》1986年3期）。古樓蘭人“與南帕米爾塞克頭骨很相似”表明古樓蘭人就是陰戎——塞種允姓。
瓜州即今甘肅敦煌市，《左傳·襄十四年》：“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于瓜州。”又昭九年：“故允姓之奸，居于瓜州。”注：“瓜州，今敦煌。”瓜gu見麻，鄭張尚芳（見麻）kwraa（古華），中古ka，越南語qua；安世高譯ka為迦（見麻）、支謙譯為加（見麻）、袈（見麻）；瓜可還原為*ka。瓜*ka即胡之古音古*ka(r)[鄭張尚芳（見模）kaa?（公戶），王力《同源字典》ka，中古ko?]。支謙譯k、kin為翅（審寘），瓜*ka可音轉為沙*a。比較波斯Prsa和塞種Sak，塞種之名Sak的兩個音節可能發生了對換；若然，塞種Sak亦是*K人（塞種Sak之Sa-可視為古諾斯語定冠詞sá）。古瓜*ka之聲母k音轉為g，綴加字尾-提*di（即氏）之*gadi演變出月氏*gat-ti、*got-ti、哥特Gothi、蓋塔伊人Getae。月氏國可能還包括居延。居j見魚、j見之，鄭張尚芳（見魚）ka/-s（九魚），中古ky，越南語c，日語kiyo，王力《同源字典》kia。攝摩騰、竺法蘭譯nya為如（日魚、日禦），牟融譯（c）cha、支謙譯sa、（v）sa為車（穿麻、見魚），支謙譯dha為屠（定模、澄魚），支謙譯ke為枝（照支）、基（見之）、譯ci為支（照支）。居*ka的讀音當源自古。居*kia、*kea音轉為*kii即是姬：姬j見之、喻之，鄭張尚芳（見之）kl（居之）、（以之）l（與之），中古kii、yii，支謙譯ke為基（見之）。延yán喻仙、喻線，鄭張尚芳（以仙）lan（以然）說文丿聲（餘制切：至）、（以仙）lans（予線），中古yeon、yeons，越南語diên；衍yn喻獮、喻線，鄭張尚芳（以仙）lan?（以淺）、（以仙）lans（予線），中古yeon?、yeons，越南語din；原yuán疑元，越南語nguyên；支謙譯（v）jan、yan、yt、竺律炎譯yn為延，帛延譯yn為衍。著名的粟特學家裡夫什茨稱：“綴上-y'n（阿維斯陀經作yana、yna，古波斯語作yna）和-prn（米地亞語作farnah）的名字，是穆格山文書中最通行的粟特男名。”蔡鴻生：“經過與唐代譯例進行比勘，我們發現這兩個胡名詞尾就是‘延’和‘芬’。據高本漢所拟的漢語古音，‘延’讀ian，‘芬’讀piugn,确與穆格山粟特語相對應。……在粟特語中，‘延’字作‘禮物’解，兼有‘榮典、庇護’之義；‘芬’字則是‘榮幸、運氣’之意。……‘拂躭延’被還原為Ptam-yn，意為‘第一件禮物’。作為地舍撥之兄，‘拂躭延’取名寓有‘頭胎仔’之意”（《唐代九姓胡與突厥文化》第39-40頁）-y'n即胡名詞尾“延”。朐衍之衍、呼衍（呼延）之衍，狐偃之偃（yn影阮，鄭張尚芳（影元）qan?，中古yan?，越南語yn）和-延是同一胡名詞尾。“居延”意為居*ka（即古胡）人的禮物。呼h曉模，鄭張尚芳（曉模）qhaa（荒烏）乎轉注字，中古ho，越南語hô，日語ko，王力《同源字典》xa。呼和胡讀音的差別在于聲母不同：呼為曉母，胡為匣母。漢語曉母h-和匣母hw-讀音相近，兩者關系密切。在日語中呼和胡的讀音均是ko。‘呼’可視為‘胡’之音轉。胤yìn喻震“嗣，後代。曲調。通‘引’。”，鄭張尚芳（以真）lins（羊晉），中古yins，越南語dn。作為字尾，-延或和漢語胤相當；若然，“居延”可解作居*ka（即古胡）人後代。-延亦可能是漢語田（阗）、越南語民dân之音轉。田tián定先，越南語in；阗tián定先、定霰，越南語in；填tián定先、定霰、zhèn知震、chén《集韻》澄真、tin《集韻》定銑、diàn“通‘奠’”，越南語in；支謙譯den（P.=Skt.dyan）為填；伯希和認為和阗一名的古音（公元前二世紀）當為*Godan，到公元初又有作*Gostna＞Gostana；*dan發生d＞y音轉即是延yan。yna也出現在梵語地名鞠和衍那、梵衍那等國名中，yna可能是stna之音轉。梵衍那（Bmyn即巴米楊）系從梵語形式*Bmiyana、中世紀波斯語Bmkn變化而來。kn可解讀為可汗（昆、君）或伊朗語känt（canda、kand、chata）‘城市’之簡。居延*kiayan、*kayan音轉為*hayan/*huyan即是呼延、呼衍。“居延”應是月氏留下的地名，指居延澤附近一帶，為當時河西地區與漠北往來要道所經。西漢置縣。故城在今内蒙古額濟納旗東南。西漢為張掖都尉治所，東漢為張掖居延屬國都尉治所；魏晉為西海郡治所。漢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路博德築塞于居延澤上，以遮斷匈奴由此侵入河西之路，故一名遮鹵（虜）障；居延塞南起合黎山麓，北抵居延故城，至今遺址猶存。虜從漢語角度講當為漢人對匈奴的蔑稱，但從鹵、潞來看，它也可能是匈奴的自稱。鹵l來姥，中古lo?，越南語l；虜l來姥‘俘虜；奴仆’，中古lo?，越南語l，潞lù來暮，中古los，越南語l；支謙譯ko為鼓（見姥），康僧铠譯po為布（幫暮）。中古漢語的模姥暮為同一韻的平上去，虜（鹵）即潞也；虜、鹵、潞*la可能和土*tha關系密切，虜、鹵、潞*la綴加詞尾-m後即是林。蒙古語稱居延澤為嘎順諾爾（GaxunNur），嘎順諾爾中的‘諾爾’對應漢語的‘澤’，‘嘎順’則與漢語居延*kayan相對應。
居延盆地雖然有流沙，但有額齊納河從南邊的祁連山經河西走廊流入這個地區，是以沿岸一帶，水草比較豐茂，額齊納河古稱弱水，又稱黑河，其源流主要來自祁連山的雪水。上遊的水，沿途用以灌溉，到了這個盆地已經減少，每年三月冰融，水量較多。這個地區在前漢時代，很為重要。公元前121年（武帝元狩二年），霍去病曾帶兵經過這個地方而攻祁連山，《史記·匈奴列傳》說：“夏，骠騎将軍複與合騎侯數萬騎出隴西、北地二千裡，擊匈奴。過居延，攻祁連山”《漢書·匈奴傳》說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使強弩都尉路博德築居延澤上”又說天漢二年（公元前99年）“使騎都尉李陵将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千餘裡，與單于會，合戰”直到後漢安帝的時代（公元107-119年）始置居延縣，屬張掖管轄。大戈壁的居延盆地乃成為匈奴與漢族争奪最為劇烈的地區。居延澤現稱嘎順諾爾（GaxunNur），是匈奴出河西走廊與西域的交通要沖。匈奴從這裡到河西走廊，進入洮河流域或青海草原。并進一步去控制西域諸國，即現在的新疆一帶。但是他們也可以通過科布多盆地與阿爾泰山的山口，長驅而入新疆天山以北的準噶爾盆地，或是從科布多與唐努烏梁海通過丁零、堅昆而西走。
趙之陰山長城将匈奴擋在陰山之北，阻斷了匈奴從陰山南下甯夏、陝西的通道。由于趙之陰山長城的存在，匈奴不可能從陰山南下抵達河西走廊。《史記·匈奴列傳》：“而單于欲廢冒頓而立少子，乃使冒頓質于月氏。冒頓既質于月氏，而頭曼急擊月氏。”當時頭曼被陰山長城阻隔，不可能從南面和月氏相接壤；匈奴隻能從西面和月氏接壤。如若居延真是月氏人留下的地名，那麼月氏人曾占據居延澤一帶；匈奴和月氏的接壤地帶可能在狼山之西的阿拉善高原。司馬遷稱冒頓大破滅東胡王“既歸，西擊走月氏，南并樓煩、白羊河南王。悉複收秦所使蒙恬所奪匈奴地者，與漢關故河南塞，緻朝那、膚施，遂侵燕、代。是時漢兵與項羽相距”公元前203年，劉邦和項羽約定以鴻溝為界，東屬楚，西屬漢。楚漢相距應是指公元前203年。所謂冒頓“西擊走月氏”可能隻是在月氏與匈奴接壤的地方月氏退卻了。在二十多年後，冒頓又遣右賢王去攻擊月氏。《史記·匈奴列傳》孝文帝三年（公元前177年）五月：“匈奴右賢王入居河南地，侵盜上郡葆塞蠻夷，殺略人民。于是孝文帝诏丞相灌嬰發車騎八萬五千，詣高奴，擊右賢王。右賢王走出塞。”第二年（公元前176年）冒頓單于緻書漢皇帝稱：“今以小吏之敗約故，罰右賢王，使之西求月氏擊之。以天之福，吏卒良，馬強力，以夷滅月氏，盡斬殺降下之。”右賢王這次攻擊月氏是在公元前177年至前176年間。右賢王攻擊河西走廊上的小月氏有兩條路徑。一是從高奴向西進入河西走廊，一是出塞後經居延澤南下進入河西走廊。冒頓接着說道“定樓蘭、烏孫、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國，皆以為匈奴。諸引弓之民，并為一家。”看來“定樓蘭、烏孫、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國”也是右賢王這次行動取得的重要成果。
匈奴的河南地即今内蒙古伊昭克盟，可能還包括陝西的部分地區（如靖邊）。今地圖上标注的毛烏素沙漠周邊的長城，顯然是為了防備伊昭克盟的遊牧人而修建的。伊昭克盟南端離西漢首都長安非常之近。《史記·劉敬叔孫通列傳》：“劉敬從匈奴來，因言‘匈奴河南白羊、樓煩王，去長安近者七百裡，輕騎一日一夜可以至秦中。’”匈奴右賢王進駐河南地（伊昭克盟）引起西漢政府的高度警覺和不安。《漢書·匈奴傳》述孝文帝诏書說：“今右賢王離其國，将衆居河南地，非常故。往來入塞，捕殺吏卒，驅侵上郡保塞蠻夷，令不得居其故。”“上郡保塞蠻夷”是指自古就生活在這裡的戎狄，而非新來者匈奴。“右賢王離其國，将衆居河南地”可能有兩個圖謀：一是伺機南下侵擾中國，二是向西進入河西走廊。從随後發生的事件來看，匈奴的目标是月氏（河西走廊）和西域（新疆）。
陝西北部、山西西部、北部以及内蒙古陰山之南地區自古以來就是戎狄之地。《史記·匈奴傳》雲：“當是之時，秦、晉為強國。晉文公攘戎、翟，居于河西圁、洛之間，号曰赤翟、白翟。”“集解”引徐廣曰：“圁在河西，音銀。”“正義”引《括地志》雲：“白土古城在鹽州白池東北三百九十裡，又近延州、綏州、銀州，本春秋時白狄所居。”洛，梁玉繩雲當作“潞”。“正義”引《括地志》雲：“潞州本赤翟地；延、銀、綏三州，白翟也。”按唐延、銀、綏三州即漢北地、上郡地，今榆林、慶陽一帶，正戰國時義渠之地。圁yín疑真[（疑真）rn（語巾），中古in；上古為*gan/*gar]，圁水也作“誾水”，《漢書·地理志下》說誾水出上郡白土縣，東入河。《水經注·河水》說誾水又東經鴻門縣及誾陰縣北。《嘉慶一統志》二三九《榆林府一》據《通志》說誾水即秃尾河。其源出今内蒙古伊克昭盟内之鄂爾多斯高原。另一說誾水為今窟野河。延州，秦漢上郡高奴縣地；北魏置東夏州；西魏改為延州；隋改置延安郡；唐武德元年複為延州，天寶元年改為延安郡，乾元元年又改為延州；宋元祐四年升為延安府；元為延安路；明清皆為府；府治膚施縣；1913年廢府留縣；1935年改為延安縣；1972年以延安縣部分行政區域設立延安市。銀州，北周保定三年置，因谷為名；故城在今陝西米脂縣西北。本符秦骢馬城，蕃語聰馬為乞銀，故名。唐天寶初為銀川郡，乾元時複為銀州；五代時為西夏所有。綏（suí心脂）州，春秋時為白翟地；戰國時屬魏，後歸秦于此置上郡；西魏始置綏州，隋炀帝廢；唐複為綏州；宋初因之，元符二年改置綏德軍；金為綏德州，元明清因之；1913年改為綏德縣。鹽州，在今甯夏鹽池縣北，西魏廢帝三年（公元554年）改西安州置，因境内有鹽池得名，治五原（今陝西定邊）；隋改為鹽川郡；唐複為州，宋入西夏，元廢。唐白居易《長慶集》三《城鹽州》：“城鹽州，城鹽州，城在五原原上頭。”鹽池縣，漢朐衍縣，西魏改鹽州，隋改鹽川郡，唐以後為鹽州；明改為甯夏後衛；清廢衛，移靈州治；1913年析置鹽池縣。朐qú《集韻》群虞，鄭張尚芳（群虞）go（其俱），中古gu，王力《同源字典》gio；支謙譯gu、gu、康僧會譯go、gho為瞿（群虞、見遇），支谶譯go為懼（群遇、《集韻》群虞），安世高譯ma、支谶譯m為無（微虞）；朐可還原為*gu或*go或*ga。林胡，據《括地志》在朔州，樓煩在岚州，與銀州比鄰，今山西北部甯武、神池、保德一帶，亦春秋時白翟之地也。朔州，北魏太武帝置。治盛樂城（今和林格爾西北土城子）。轄境相當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東勝市及和林格爾、清水河、托克托、準格爾、達拉特、杭錦旗等地。按《括地志》可知河南地（内蒙古伊克昭盟）曾是林胡之地，到了秦漢時期河南地隻有樓煩和白羊王，已不見林胡。将林胡從河南地逐走的是蒙恬，所謂的“頭曼不勝秦，北徙”是也。蒙恬北擊胡的主要成果是“悉收河南地”，他将河南地上的林胡全部趕到陰山之北。
“上郡保塞蠻夷”是指當地的戎狄。由于漢時的狄、胡主要用來指匈奴，因而将上郡的狄人稱為“蠻夷”。公元前206年項羽分封諸王，以上郡地立秦降将董翳為翟王，都高奴縣。高奴縣為秦置，治今陝西延安市東北延河北岸，東漢末廢。董翳既為翟王，其封地上郡當有翟人。高go見豪，鄭張尚芳（見豪）kaaw（古勞），中古kau，越南語cao，日語kou，王力《同源字典》kô；《漢書·西域傳》譯Kabul為‘高附’，閩語訛豪韻為歌韻，支谶譯ca為照宵之招、譯ka為群宵之橋；高的古音為*Ka、*Ko。高奴中之奴和匈奴、狐奴（《史記·衛将軍骠騎列傳》載元狩二年春骠騎将軍霍去病将萬騎出隴西“涉狐奴，曆五王國……轉戰六日，過焉支山千有餘裡”狐奴當是狐姬之後。春秋時的‘狐人’為周邑，故地在今河南許昌。《漢書·西域傳》：“狐胡國，王治車師柳谷，去長安八千二百裡。”在今新疆魯克沁）中的奴一樣，在漢語中意為奴隸，此奴即東伊朗語字尾-na、-no。高奴*Kona、*Kana在漢語中意為高的奴隸、高人，高奴縣當是因為當地人身材高大（或瘦高）而得名。另外，高*Ka/*Ko同樣可以視作古聲之胡，而高*Ka綴加流音尾-r後即是羯。可以肯定這些高奴是祖祖輩輩早已生活于斯的當地翟（胡）人。陝西境内的洛河又稱北洛河，源出陝西定邊縣東南部，東南流經志丹、甘泉、富縣，至洛川納沮河，又流經蒲城，到大荔合渭河後東入黃河。《說文》稱：“洛水出左馮翊歸德北夷界中，東南入渭。從水各聲。”即此。當時（東漢許慎約58年-約147年）北洛河的起源地——陝西定邊縣東南部——仍屬北夷。到了隋代仍有說漢話的白狄生活在陝北。《太平寰宇記》卷三《丹州風俗》條引隋《圖經雜記》雲：“俗謂‘丹州白窒，胡頭漢舌’。即言其狀似胡而語習中夏。白窒即白翟語訛耳，近代謂之部落稽胡，自言白翟後也。”部落稽胡自言為白翟之後，白翟（狄）音轉為白窒，翟（狄）音轉窒。這些仍留在陝北的白翟，在隋代已說漢語，被稱之為白窒、部落稽（即姬）胡，他們具有“胡頭漢舌”之特征。丹州原名汾州，因與河東汾州同名，西魏廢帝三年（公元554年）改為丹州，以丹陽川為名；治義川（今陝西宜川東北，唐遷今宜川，宋改宜川）；轄境相當今宜川縣地。宜川正和山西吉縣隔黃河相臨；“屈邊狄”之屈在今石樓與吉縣間；宜川離洛河不遠；這一片地域是古之白翟之地。隋代宜川之白窒（白翟）當是古代就生活在這裡的白狄之遺孑。自北魏以來，下迄北宋，分布在并州汾水以西北和雍州安定以東北的胡人，概稱之為“步落稽胡”，或簡稱之為“稽胡”（《宋書·臧質傳》記載拓跋焘與臧質書雲：“胡死，正減并州賊。”《周書·楊忠傳記》保定二年[公元564年]忠約稽胡酋首于帳中“突厥已到并州，約我共破稽胡。”）。“步落稽胡”之名初見于《魏書·爾朱榮傳》，雲：“步落堅胡劉阿如等作亂瓜、肆……榮并滅之。”步落堅胡即部落稽胡，步落即部落，稽[（見齊）kii（古奚）、（溪齊）khii（康禮），支謙譯ke為稽，中古kee、khee]綴加上詞尾-an後就是堅[（見先）kiin（古賢），中古kean]；稽、堅皆為羯之音轉：羯*kar＞*ke(y)＞稽*kee，羯*kar＞堅*kean。《史記·匈奴傳》：“北服渾庾、屈射、丁零、鬲昆、薪犂之國。”《漢書》作堅昆。堅胡也可視為鬲[（見麥）kreeg（古核）、（來錫）g·reeg（郎撃），中古kaeg、leag，越南語cách、lch；上古為*kraag]胡、隔胡。《魏書》在别處稱此族為山胡、汾胡、河西胡，有時以此胡所在之郡、縣名之，如西河胡、離石胡、吐京胡（漢有吐軍縣，在今山西石樓縣。胡音訛軍為京，稱“吐軍”為“土京”）、石樓胡、五城郡胡等，《北齊書》大緻因襲之，至《周書》始名之曰步落稽胡或稽胡，北宋《太平寰宇記》稱之為部落稽胡。《周書·稽胡傳》詳細記載了當時稽胡的分布和習俗：“自離石以西，安定以東，方七八百裡，居山谷間，種落繁熾。其俗土著，亦知種田。地少桑蠶，多麻布。其丈夫衣服及死亡殡葬，與中夏略同，婦人則多貫蜃貝以為耳及頸飾。又與華民錯居。其渠帥頗識文字，然語類夷狄，因譯乃通。蹲踞無禮，貪而忍害。俗好淫穢，處女尤甚。将嫁之夕，方與淫者叙離，夫氏聞之，以多為貴。既嫁之後，頗亦防閑。有犯奸者，随時懲罰。又兄弟死，皆納其妻。雖分統郡縣，列于編戶，然輕其徭賦，有異齊民。山居阻險者，又未盡役屬，而兇悍恃險，數為寇亂。”稽胡分布在“離石以西，安定以東”的地域，也就是今天甘肅東部、陝西北部和山西西部。稽胡“居山谷間”，是以又被稱為山胡、山戎。其時稽胡尚“語類夷狄，因譯乃通”。但隋代丹州稽胡已經說漢話了，并由此産生俗語“丹州白窒，胡頭漢舌”。步落稽胡、稽胡實即古代就生活在這一地域的白翟狐姬。
河南地由于離長安較近，匈奴擁有河南地便成為西漢政府的心腹大患。漢武帝反擊匈奴的第一戰役就是奪取河南地。《史記·匈奴列傳》記載漢武帝元朔二年（前127年）“衛青複出雲中以西至隴西，擊胡之樓煩、白羊王于河南，得胡首虜數千，牛羊百餘萬。于是漢遂取河南地，築朔方，複繕固秦時蒙恬所為塞，因河為固。漢亦棄上谷之什辟縣造陽地以予胡。是歲，漢之元朔二年也。”《史記·衛将軍骠騎列傳》的記載更為詳細：“明年（即元朔二年），匈奴入殺遼西太守，虜略漁陽二千餘人，敗韓将軍軍。漢令将軍李息擊之，出代；令車騎将軍青出雲中以西至高阙。遂略河南地，至于隴西，捕首虜數千，畜數十萬，走白羊、樓煩。遂以河南地為朔方郡。”天子曰：“今車騎将軍青度西河至高阙，獲首虜二千三百級，……遂西定河南地，按榆谷舊塞，絕梓領，梁北河，讨蒲泥，破符離”蒲泥即蒲尼*Barni意為蒲夷（《漢書·地理志》越嶲郡蘇祈縣“尼江”顔師古注雲：“尼，古夷字”），其音變讀音*Budni當為布迪諾伊人Budini之簡[Budini人是一個具有特殊特征的民族，希羅多德稱“他們都有非常淡的青色的眼睛和紅色的頭發”，“在身材和面貌上”完全不同于根源乃是希臘人的蓋洛諾斯人Gelonus（《曆史》，108、109）]。符fú並虞，鄭張尚芳（奉虞）bo（防無），中古(b)fu，越南語phù；支谶譯bu為符，支謙譯ri、li、l、康僧會譯re為離（來支、來寘、來霁）；符離可還原為*buri、*buli、*bure、*bule等。新疆蒲犁、戰國楚邑符離和符離同名，它們都出自蒲類Bar。符離*Buri即蒲類Bar，符離*Buri和蒲泥應是同一族名的不同稱呼。按司馬遷的記述，蒲泥和符離同在河南地，可能在膚施之西的今甯夏北部。衛青奪得河南地和河套地區，将這兩個地方置于西漢政府的管轄之下。《漢書·武帝紀》所記較為簡略：元朔二年，匈奴入侵上谷、漁陽，殺略吏民千餘人。武帝“遣将軍衛青、李息出雲中，至高阙，遂西至符離，獲首虜數千級。收河南地，置朔方、五原郡”。蒙恬所取河南地在高祖初年為冒頓奪回，差不多經過八十年後，又為西漢王朝收複。“以三千八百戶封青為長平侯。青校尉蘇建為平陵侯，張次公為岸頭侯。使建築朔方城。”（《漢書·衛青霍去病傳》）西漢奪得河南地後即以此地置朔方郡。朔方郡治朔方縣（今内蒙古杭錦旗北），東漢移至臨戎（今磴口北）。第二年又派遣校尉蘇建率領十萬人興築陰山南麓的長城，築朔方郡治及下屬縣城。朔方郡位于漢王朝國都長安城的正北方，是以取《詩經》中“城彼朔方”之意，命名為朔方郡，管領三封、朔方、修都、臨河、呼道、窳渾、渠搜、沃野、廣牧、臨戎等十縣。窳渾、渠搜是由族名變地名的，呼道即胡道。其中已查明朔方縣城址在今鄂托克旗西北部，沃野縣城址在今烏海市藍城子，臨戎、三封、窳渾三縣城位于今烏蘭布和沙漠一帶。
朔方本在甯夏靈武一帶。《詩·小雅·出車》：“天子令我，城彼朔方。”宋朱熹《集傳》：“今靈夏等州之地。”即今甯夏靈武縣一帶。朔shuò山覺，鄭張尚芳（生覺）sraag＞oog（所角），中古iag，越南語sóc；方fng幫陽、páng《集韻》并唐、fáng并陽、wng《集韻》微養，越南語phng，王力《同源字典》piuang，金尼閣fm、pcâm、vàm。康僧铠譯myak為藐（明覺、微小）。朔方可還原為*Socpam、*Sarpam等。越南語的朔soc、希羅多德《曆史》索格多伊人Sogdi之Sog可以視為塞*sak之音轉，朔方一名或表明甯夏仍有塞人。朔方*Sarpam可能出自Sarmatae：Sarmatae中的mat音轉為pan，略去-ae即是朔方*Sarpam。悅（以薛）lod（弋雪），中古yoed/yeod，越南語duyt；安世高譯ja為悅（喻薛）、支謙譯為閱（喻薛），支谶譯yak[t']為閱（（以薛）lod（弋雪），中古yoed/yeod，古英語rœdan，原始姬語為raad、原始日耳曼語*raedanan），安世高譯ud為閱、康僧會譯為說（審薛、審祭、喻薛）。悅般之悅可還原為*sur、*sul、*sud、*dur、*Tur等。般（幫桓）paan（北潘）、（幫删）praan（不還）、（並桓）baan（薄官），安世高譯pn、康僧會譯pañ、支謙譯(v)pan、prajñ、支谶譯pra為般、支謙譯val為還（匣删、邪仙），中古puan、paan、buan；番（奉元）ban（附袁）、（敷元）phan（孚袁）、（滂桓）phaan（普官）、（幫戈）paal（博禾）、（幫戈）paals（補過），中古(b)fyan、fyan、phuan、pua、puas。匈奴悅般*Turpan、*Surpan、*Sulpan意為悅番，其詞根悅（*sur、*sul）仍留存于中亞大地名和大河名中（*sur變錫爾河Syr.但叙爾吉司Syrgis在希羅多德《曆史》中就有記載。玄奘《大唐西域記》中有“窣利Slik地區”）。希羅多德《曆史》所記載的Tanais（中亞Tanais即今錫爾河）河的支流Syrgis的詞根Syr、錫爾（Syr）河、烏茲别克斯坦Uzbekistan的蘇爾汗河（SurkhonDaryo）的詞根Sur皆出自悅*sur。窣利和碎葉皆是因悅般（番）而得名的。窣利在巴列維文中作Slik，此外還有Surik、Sogd等不同寫法。在和田、敦煌等地出土的八至十世紀的于阗國文書中，有一個與其他民族并列的詞sl，複數形式是slya，貝利（H.W.Bailey）教授曾先後提出指“疏勒人”、“書吏”、“粟特人”三種假說，現在已經擯棄前兩說，而确定為窣利（即粟特）的對音。斯坦因（A.Stein）在安得悅（Endere）發現的一件佉盧文契約文書，即著名的No.661号，其中買賣的一方是suliavaitivadhaa。Sulia一詞，托瑪斯（F.W.Thomas）疑指“疏勒人”，并舉疏勒的藏文拼法shu-lig為證。科諾夫（S.Konow）則認為，Sulia即窣利（粟特）。于阗國文書中的sl/slya，貝利教授從斯文赫定（SvenHedin）等人的收集品中共找出十四個例證。榮新江将sl、slya、slo、slna、slyana、slyau、slyä都譯為粟特人。貝利指出，在于阗語佛教文獻中，slya一詞又意為“商人”，從一個表示粟特人種的專有名詞變成一個表示“商人”的一般名詞。實際上，這恰好證明了在于阗的粟特人主要是從事商業的，是以于阗人才會把“粟特”和“商人”等同起來。愛德華·謝弗稱：“與‘胡’這個字相對等的梵文字是‘sul’，而‘sul’則來源于由‘*suγδik’（粟特人）衍生出來的‘lka’這個字，并且在字義上也由單指粟特人，引申為指稱‘伊朗人’。”（《唐代的外來文明》第24頁吳玉貴譯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12月）sul、sl并非出自粟特。sul、sl可譯為悅夷，其義和悅番（般）相當；窣利sl（悅夷）即悅般（悅番）也。匈奴悅般和中亞兩河間地的粟特本是分隔開的不同實體，但在匈奴悅般渡過錫爾河占領索格地亞那後，碎葉水流域和索格地亞那就連成了一體，整個區域被稱為窣利，統治者為匈奴悅般。窣利出自悅般而非粟特，将窣利等同于粟特是因為粟特更為著名。碎葉Syb一名出自窣利。碎葉Syb=Sy+b,伊朗語b義為‘水’，詞根Sy為中世波斯語Slik的詞根Sl之音轉。碎葉城故址在托克馬克城西南八公裡處的阿克-貝西姆（Ak-Beshim），這一帶曾是古代匈奴悅般的中心。托克馬克（俄Tokmak/吉Tokmok）為吉爾吉斯斯坦北部城市，楚河谷地東部的主要經濟中心。在楚河左岸。西距比什凱克60公裡。黑汗王朝的首府八剌沙衮（Balasagun）就在托克馬克附近。1134年（延慶三年），大石耶律改都八剌沙衮（改名虎思斡耳朵），同年，年号由延慶改為康國。大石于康國十年殁。在托克馬克南方15公裡處有八世紀建的布拉納塔（Bur-anaTower）。
漢廷派衛青遂取河南地，建朔方，迫使匈奴勢力全部移至陰山以北。但漢朝的陰山長城似乎不夠完善、存在漏洞，不能将匈奴完全阻擋在陰山之北，匈奴尚能輕易越過漢朝的防禦體系直指代郡。《史記·衛将軍骠騎列傳》“其明年（即元朔三年），匈奴入殺代郡太守友，入略雁門千餘人。其明年（即元朔四年），匈奴大入代、定襄、上郡，殺略漢數千人。”《史記·匈奴列傳》記載更為詳細：“（元朔三年）匈奴數萬騎入殺代郡太守恭友，略千餘人。其秋，匈奴又入雁門，殺略千餘人。其明年，匈奴又複入代郡、定襄、上郡，各三萬騎，殺略數千人。匈奴右賢王怨漢奪之河南地而築朔方，數為寇，盜邊，及入河南，侵擾朔方，殺略吏民甚衆。”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春“漢以衛青為大将軍，将六将軍，十餘萬人，出朔方、高阙擊胡。”衛青率軍出高阙，擊右賢王于漠南，取得了漠南戰役的勝利。即便如此，在同年秋天匈奴又一次侵入代郡“匈奴萬騎入殺代郡都尉朱英，略千餘人。”代郡成為匈奴首要的攻擊目标。
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春、夏，漢将霍去病兩次率騎兵襲擊河西匈奴，分别殲滅匈奴軍近萬人和3萬人，重創匈奴，史稱“河西之戰”。這年夏天，骠騎将軍霍去病出北地郡經雞鹿塞、逾居延，遂過小月氏，攻祁連山。雞鹿塞在今内蒙古境内磴口西北哈薩格（乃）峽谷口。是古代貫通陰山南北的交通要沖，漢築城塞于此。《漢書·匈奴傳》：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匈奴呼韓邪單于歸，漢遣官兵護行，“又發邊郡士馬以千數，送單于出朔方雞鹿塞。”注：“在朔方窳渾縣西北。”《水經注·河水》：“自（窳渾）縣西北出雞鹿塞。”窳y喻麌“粗劣。不堅實。多指器物的質地。羸弱。懶惰。獸名。”、w影麻“低下。同‘窊’”，越南語d，鄭張尚芳（以虞）lo?（以主），中古yu?；窊（影麻）qwraa（烏瓜）、（影麻）qwraas（烏化），中古a、as；該字的上古讀音為瓜*ka(r):瓜*ka(r)＞*ga(g)＞*ya?＞窳*yu?，瓜*ka(r)＞窊*a(s)。窳渾：漢縣。屬朔方郡。其西北有雞鹿塞。其地在今内蒙古自治區杭錦後旗西南。漢都尉韓說從大将軍衛青出窳渾，至匈奴右賢王庭，即此。見《史記衛青傳》。《漢書衛青傳》作“窴渾”。“窴渾”當為“渾窴”，意即渾地（國）。窴（定先）diin（徒年）、（定先）diins（堂練），中古dean、deans；阗（定先）diin（徒年）、（定先）diins（堂練），中古dean、deans；田（定先）l'ii（徒年），中古dean。于阗(Khotan，佉盧文Khotana，婆羅謎文Hvatäna，和田語Hvamna)，司馬遷《史記》作“于窴”。從“于阗”、“于窴”今作“于田”“和田”來看，阗窴所對譯的當是漢語的田（出口轉内銷）。伯希和對和阗一名的含義曾作下列解釋：“總之，和阗一名的古音（公元前二世紀）當為*Godan。到公元初又有作*Gostna＞Gostana的，與前一名稱同時存在。二者都為‘*Go地（國）’之意。*Go是和阗地區地名中常見的成分，如梵文化的Gomati（按即《法顯傳》中的瞿摩帝，和阗地區寺院名），Goga（按即《西域記》中之瞿室[食夌]伽山，玄奘注‘唐言牛角’），*Gomaslagandha（按即《日藏經》中之瞿摩娑羅香）等，但目前尚不能解釋。*Go可能為該地民族之名稱。”（《馬可波羅注》，頁420）“窳渾”當應解作渾窳，“窳”則是漢語“家”[（見麻）kraa（古牙），中古ka，王力《同源字典》kea。家瓜在漢語中是同音字，皆為見麻]在匈奴語中的讀音，窳渾意為渾家。東漢和帝永元元年（公元89年），窦憲出此塞北擊匈奴。霍去病出北地郡迂回到河西走廊的行軍路線大緻是：出北地郡至杭錦後旗→和葉爾阿木德→哈日敖日布格→雅幹→策克→嘎順諾爾→賽漢陶來→海西新村→天倉→金店→酒泉。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衛青、霍去病兵分兩路，出擊漠北匈奴，重創匈奴，史稱“漠北之戰”。《史記·匈奴列傳》說：“漢謀曰：‘翕侯信為單于計，居幕北。’”又說：“大将軍青、骠騎将軍去病……鹹約絕幕擊匈奴。單于聞之，遠其辎重，以精兵待于幕北。”又說：“是後匈奴遠遁，而幕南無王庭。漢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萬人，稍蠶食，地接匈奴以北。”令lìng來勁、líng來清、來青、lián來仙，令（lián）居為古地名。《漢書·武帝紀》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又遣浮沮将軍公孫賀出九原，匈河将軍趙破奴出令居，皆二千裡，不見虜而還。”故城在今甘肅永登縣西北。地當自湟水流域通向河西走廊的要沖，漢武帝時，築塞、通渠、置田官吏卒于此。兩漢護羌校尉皆嘗治此。“令居”可解釋為令狐（即林胡）居住之地。令的讀音變為lián（來仙）與丁零變為颠連（來仙）一樣，都是胡語以-an尾置換-m尾或令零*lam中的-m尾音轉為-n尾（康孟祥、竺大力譯rañ為連）所緻；這是胡語中的一種變化而非漢語的變化；“令”當是一個外來詞。居j見魚‘居住’、j見之‘語助詞’，王力《同源字典》kia，古音可還原為*kia、*ka。希臘語稱印度河為Indus，起源于梵文Sindhu（本義為河流）、伊朗語Hindu，玄奘認為印度是indu（意為‘月’）的音譯。Hindu和indu都不帶-k尾。牟融譯du、dhu為竺（知屋、端屋、端沃）、譯hin為天（透先），将古波斯文Hindu譯作天竺，添加了詞尾-k。季羨林先生認為印度一名的古音來源于龜茲語Indak（a），龜茲語在Inda（或即印度Indra神）之字尾加了詞尾-ka；“令居”之-居和龜茲語-ka是同一詞尾；龜茲語詞尾-ka可解讀成漢語的居（居地）或家。“令居”亦可解釋為林家，此地的得名當和林胡有關，應是匈奴奪去河西走廊時所遺留守人員。
匈奴出自石闆墓文化嗎？
匈奴崛起于蒙古草原，活動中心在陰山。在匈奴崛起之前，蒙古草原的北部地區存在着石闆墓文化。石闆墓文化是蒙古地區早期鐵器時代的主要文化之一。這一文化的特點是墓帶有成方形的矮小圍牆，用垂直置放的石闆砌成；是以被稱為“石闆墓”。與其他許多遊牧文化一樣，它主要展現在墓葬綜合物上。大部分石闆墓可以上溯至斯基泰時代（公元前七至三世紀），有一些顯然要早得多。石闆墓文化繁榮于蒙古高原的大部分地區，該文化的西界可能沿大湖盆地一線，這一盆地縱向地将蒙古高原分割開。更往西去，在戈壁阿爾泰山麓，隻發現了孤立的小群石闆墓。另一方面，在戈爾諾阿爾泰與圖瓦絕未見到石闆墓，蒙古與這些地方的接界地區也未發現石闆墓。石闆墓在蒙古南部比較少見；然而，馬林吉爾與伯格曼卻在内蒙古發現了石垣，包括畫圖的石垣。據報，在更南的西藏北部見到了與石闆墓十分相像的遺址。石垣也見于蒙古的邊界以外，北至外貝加爾湖地區，在貝加爾湖地區則發現了較晚的石闆墓。蒙古之石闆墓與外貝加爾湖地區之石闆墓相同這一現象表明，公元前一千紀，蒙古中部、東部與外貝加爾湖地區構成了單一的人種-文化區。石闆墓文化的起源并不十厘清楚。形形色色青銅器的裝飾和形制，特别是見于石闆墓中的藝術青銅器制作時所使用的技術和風格手法，使得學者們至少将其中的若幹制品歸入卡拉蘇克（Karasuk）時期。在此同時，似乎具有南西伯利亞之卡拉蘇克文化的某些特色。石闆墓文化可能是夏家店文化的分支。夏家店上層文化的墓葬有大型石椁木棺葬、小型石椁木棺葬、石棺墓和木棺墓四種，等級分明。以石塊（石闆）壘砌的長方形葬具最有特色。頭向多朝東，仰身直肢為主，側身葬很少。甯城南山根M101石椁墓出土的資料，是夏家店上層文化具有代表性的器物群。
蒙古國發現的北匈奴墓葬和内蒙古發現的所謂匈奴墓葬在葬式上存在較大差異。北匈奴大型墓葬的形狀非但不同于非匈奴的墓葬，而且不同于匈奴的普通墓葬。這在19世紀末葉已經引起學者的注意，但那時隻是因為它的形狀特殊而發生興趣，卻不知是匈奴的墓葬（《匈奴史論文選集》P393）。蒙古國境内的所謂北匈奴墓葬又被稱為石闆墓文化。林斡《匈奴墓葬簡介》第一部分是根據蒙古考古學家策·道爾吉蘇榮的考古文章《北匈奴的墳墓》而作。文章稱：“最古的匈奴墓葬是一種封丘、方形的石墓（簡稱方墓）。現時被發掘的方墓已有幾十處。最早的方墓是屬于公元前7-3世紀的。公元前3世紀以後，這種形式的墓葬依然存在。在公元前7-3世紀的方墓中，常常發現許多馬、牛、羊等牲畜的骨骼，在方墓分布地區還發現了許多鹿石（有時把這些鹿石立在方墓的一角），這說明在公元前7-3世紀這個時期中，方墓的主人主要是經營畜牧業和狩獵業的。但從方墓分布的地區還常常發現屬于公元前7-3世紀的石臼來看，方墓的主人也從事農業。在蒙古、蘇聯南部西伯利亞以及我國北部，都曾有相同的石臼出土，而這些出土物的年代也是互相一緻的。”（《匈奴史論文選集》P375-376）這種帶有封丘的方形石墓和内蒙古的豎穴土坑墓迥然不同。它和《史記·匈奴列傳》所記“無封樹”的匈奴墓葬也不同。這種從公元前7世紀就已出現的有封丘方形石墓的最初主人當不是中原人眼中的匈奴。希羅多德《曆史》稱斯奇提亞“隻要是國王死去的時候，斯奇提亞人便在那裡的地上挖掘一個方形的大穴”（卷四71）北匈奴的方墓可能和斯奇提亞人的方墓存在關聯。“方墓的葬式是仰身直肢葬，頭向東、北或東北。在屍體兩側放着許多随葬品，其中有銅制頸飾、琉璃珠、銅镞等。這些随葬品和阿爾泰、南部西伯利亞、鄂爾多斯的墓葬出土的完全相同。……蒙古的方墓和南部西伯利亞的方墓一樣，也随葬有銅、鐵镞和斧，柄上有獸形裝飾的銅刀，獸紋銅鏡，銅馬銜等。”（《匈奴史論文選集》P376）從公元前3-2世紀的方墓中發現了很多鐵器。公元前3-2世紀蒙古國北匈奴普通墓葬的地上封丘形狀，大體上可以分為下列三種類型：一是用大塊長方形厚石建築起來的小方墓，墓頂突出在地面上（但這種形式的墓葬多屬于公元前3世紀以前的）；二是在地面上的外圍石塊中間有方形小院牆的方墓，墓頂不突出在地面上；三是“制錢背面花紋形”的方墓，墓頂也不突出在地面上（以上兩類墓葬多屬于公元前3-2世紀的）（《匈奴史論文選集》P377）。從公元前3-2世紀開始，除方墓以外，還出現了許多大小不同的突出地表上面很高的丘形和鄂博形（鄂博，即用石頭堆積成的丘狀物）的圓形石墓。這些墓葬的墓圹内有雙重圍牆。棺的做法，有的用木闆做成，有的用原木刳制而成。葬式是仰身直肢葬，頭向北。出土物有陶器和銅、鐵器等（《匈奴史論文選集》P378）。北匈奴大型墓葬封丘中央部分向下凹陷，凹陷部分深0.7～2.04米、直徑4.5～9米，封丘南邊高于北邊。這種造型可能是在模仿其早期居地。這個早期居地應是南邊高于北邊的盆地或湖泊。
北匈奴的大型墓葬有封丘而無人殉，這和《史記·匈奴傳》所稱“其送死，有棺槨金銀衣裘，而無封樹喪服；近幸臣妾從死者，多至數千百人。”嚴重不符。史書記載和實際考古的不一緻，可用“匈奴”是一個多族群的聯合體（“諸引弓之民，并為一家”）加以解釋。由于冒頓“定樓蘭、烏孫、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國，皆以為匈奴。”以及不同族群擁有不同的墓葬形式，所謂的“匈奴”墓葬呈現出多種形式是正常的。目前對匈奴墓葬的了解并不完整，中國境内發現的匈奴墓葬有限且形式并不一緻，導緻無法判斷真正的匈奴墓葬形式。隻有等到冒頓時期的匈奴大型墓葬以及南匈奴的大型墓葬被發現以後，才能揭示真正的匈奴墓葬形制。北匈奴墓葬和内蒙古發現的墓葬都不相同，這表明内蒙古的匈奴并非出自蒙古草原北部的石闆墓文化。如果匈奴出自石闆墓文化，他們一定會将這一墓葬形式傳播到他們足迹之處。目前的考古材料不支援匈奴是石闆墓文化攜帶者的假設。北匈奴的墓葬形式，可以解釋為匈奴在冒頓時期進入蒙古草原北部後,改進性地沿用了當地複雜的、奢侈的墓葬形式；也可以解釋為石闆墓文化的主人在匈奴來到後略微地改變下自己的墓葬形式。
《史記·匈奴列傳》：“其送死，有棺椁金銀衣裘，而無封樹喪服。”裴駰《集解》引晉張華曰：“匈奴名冢曰逗落。”逗（定侯）doos（徒候）、（澄虞）dos（持遇），中古dos、dus，越南語u；落（來铎）g·raag（盧各），中古lag，越南語lc。逗落可拟作*dorag。冢（知鍾）to?（知隴），中古troom?，英語tomb；上古t(r)ombr。《新牛津英漢雙解大詞典》tomb(n.墳墓，冢；葬身之地.土棺；石棺.墓碑.一片死寂（或冰冷、陰森森）.<詩/文>死亡.)：MiddleEnglish:from Old French tombe,from late Latin tumba,from Greektumbos.《培根詞彙》tomb(n.)：c.1200,tumbe,early 14c.tomb,from Anglo-Frenchtumbe and directly from Old Frenchtombe‘tomb,monument,tombstone’(12c.),from Late Latin tumba(alsosource of Italian tomba,Spanish tumba),from Greek tymbos‘burialmound,cairn,’generally‘grave,tomb,’，perhaps from PIE root *teue-(2)‘to swell’（seethigh）.上古漢語的冢*t(r)ombr無疑和希臘語tymbos同源。宅zhái（澄陌）r'aag(場伯)，中古drog，越南語trch；上古drag/darg。宅有“葬地，墓穴”義。《禮·雜記上》：“大夫蔔宅與葬日”疏：“宅，謂葬地”。宅*drag＞*dagrag＞*dawrag＞匈奴語逗落*dorag。《新牛津英漢雙解大詞典》tholos(n.【考古】（尤指古希臘邁錫尼時代的）地下圓頂墳墓.)詞源：Greek.tholos(plural tholoi)(Greek:θολωτς τΦος, θολωτο τΦοι,”domedtombs”)。A tholos(pl.tholoi),from Ancient Greek(θλος),in Latintholus(pl.tholi)。“多樂逸”tholoi圓形墓室：“圓形墓室更以‘多樂逸’之名著稱，自公元前四千紀之初開始就使用于南土庫曼斯坦，大部分用于多人安葬。”（《中亞文明史第一卷》“伊朗與阿富汗的青銅時代”）Buryad-Mongol語謂墓曰dar。從漢語的宅darg（即dark）和布裡雅特蒙古語dar來看，墓（圓頂墓）當是大*daar人傳播到中國的。大人（長狄）的起源地很可能就在南土庫曼斯坦。長狄大人*Daarman遷徙到希臘的叫多利安人Dorian（他們具有身材高的綽号）（希臘語Drios），Dor無疑就是漢語大*daar之音轉；Dor繼續音轉為thol即是“多樂逸”的詞根。匈奴的“逗落”當即“多樂逸”（圓形墓室），它和方墓是不同的。
朱泓《人種學上的匈奴、鮮卑與契丹》試圖通過對所謂的匈奴族墓葬中出土的人骨标本進行人骨測定來确定匈奴人種系的歸屬問題。使用這一人種學方法有一個重要前提，這個前提就是我們能夠确鑿無疑地确定所測定的人骨是匈奴人留下的。首先要确定的一個大問題是匈奴（胡人）實行的是火葬還是土葬？赤狄高車行屈肢葬嗎？胡人（匈奴）實行的是土葬嗎？義渠、羯胡行火葬。“黑嶺以來，莫非胡俗。……死則焚骸”如果匈奴（=胡）行的是火葬，所有人骨測定的對象都不會是胡人（匈奴），所有測定結果都将和匈奴（=胡）沒有半毛錢的關系！在匈奴（胡人）實行的是火葬還是土葬這一根本問題沒有解決之前，不要妄下結論好不好？二、《史記•匈奴列傳》：“其送死，有棺椁金銀衣裘，而無封樹喪服；近幸臣妾從死者，多至數千百人。”因有“棺椁”可以斷定為土葬，因“近幸臣妾從死者，多至數千百人”可以斷定為這是匈奴王侯之葬禮。由于一個族群中的上層和底層的葬式可能并不相同（如秦人上層王公為直肢葬，其他為屈肢葬），我們不可能由司馬遷的這一記載推斷廣大的匈奴人民也是行土葬。三、《禮記·王制》：“庶人縣封，葬不為雨止，不封不樹，喪不貳事。”孔穎達 疏：“庶人既卑小，不須顯異，不積土為封，不标墓以樹。”《史記·匈奴列傳》：“其送死，有棺椁金銀衣裘，而無封樹喪服。” 宋司馬光《論劉平招魂葬狀》：“今劉平沒身虜廷，喪柩不返，其子不忍封樹之不立，哀展省之無所，欲虛造棺椁，招魂假葬。”明孔貞運《明兵部尚書節寰袁公（袁可立）墓志銘》：“并荷綸綍，封樹嶙峋。同坎而藏，同簋而禋。”據孔穎達對“不封不樹”的解釋“不積土為封，不标墓以樹。”“無封樹”是指沒有積土為封（沒有封丘）、沒有标墓以樹（地面上沒有墳墓的标記）。匈奴王侯下葬當和成吉思汗下葬一樣，在埋葬以後，驅使馬匹将墓穴上面所覆寫的泥土踩平使之和周圍完全融合為一體。按照司馬遷關于匈奴墓葬“無封樹”的标準，林幹《匈奴墓葬簡介》（策·道爾吉蘇榮《北匈奴的墳墓》）均不是匈奴墓葬。1.“最古的匈奴墓葬是一種封丘、方形的石墓（簡稱方墓）。最早的方墓是屬于公元前7—3世紀”方墓全部都有封丘。2.諾顔山的“匈奴墓葬”全都有封丘。蒙古國所發現的這些所謂的“匈奴墓葬”因所具有的封丘與司馬遷關于匈奴墓葬“無封樹”的記載相沖突而應排除在匈奴墓葬之外。四、《史記》首次記載戰國時期“匈奴”的活動是在秦惠文王後元七年（公元前318年）“惠文君初更七年，韓、趙、魏、燕、齊帥匈奴共攻秦”（《秦本紀》）。《公孫衍傳》雲：“義渠君朝于魏，犀首謂義渠君曰：‘中國無事，秦得燒掇君之國；有事，秦将遣輕使重币事君之國。’其後五國伐秦，秦乃以文繡千匹、婦女百人遺義渠君。義渠君曰：‘此公孫衍之所謂耶！’乃起兵伐秦，大敗秦人李伯之下。”《六國表》五國攻秦叙于惠文君初更七年，與《本紀》合，則《本紀》之匈奴當即《犀首傳》之義渠。彼此互稽，則義渠實即匈奴也。這一次見于記載的所謂“匈奴”，實際上乃是義渠。《史記•衛青傳》附傳雲：“公孫賀，義渠人，其先胡種；賀父渾邪，景帝時為平曲侯。”據此，義渠為胡種，則義渠為胡可知。義渠既滅，其未北走者，乃同化于漢，改姓公孫氏，公孫賀、公孫敖皆其苗裔也。義渠火葬！！！普通胡人（匈奴人）的葬式很可能是火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