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是文化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國曆史上曾湧現出一批優秀出版家，他們為我國出版事業的發展和繁榮做出了重大貢獻。自2016年起，由人民出版社陸續開始出版“中國出版家叢書”傳記叢書。《中國出版家·周振甫》為“中國出版家”叢書系列之一，2021年8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中國出版家·周振甫》是國内第一部周振甫傳記，全書共分為六個部分，前五章主要以時間為序，以“編輯”身份為重點，論述了周振甫的編輯人生，分别以傳主人生的五個重要階段作為劃分的标志，即“青少年時代”“開明二十載”“中國青年出版社歲月”“在中華書局”“退而不休的晚年”，清晰而詳實地厘清了周振甫将編輯從職業轉為志業平凡而又絢爛的人生軌迹。最後一章“周氏風範啟後人”是對前五章裡所展現的周振甫漫長的六十餘載出版生涯進行挖掘，總結出周振甫編輯思想，在主要内容後作者還通過文獻與史料的梳理，對周振甫編輯出版活動進行了整理，并編制了《周振甫編輯出版大事年表》，大事年表以年份順序進行編排，為廣大讀者了解、認識和學習周振甫先生提供了真實、可靠、可信的讀本。
一 以傳主出版活動為中心，将編輯視為終身以之的志業
《中國出版家·周振甫》一書突出了周振甫出版家的身份，以編輯出版活動為中心，考察了周振甫從與出版結緣，到進入編輯出版行業，并将編輯從職業變為志業的全過程。在本書第一章《青少年時代》中特别詳細叙述了周振甫故土求學遇良師：唐劍花、葛嗣浵，他們是周振甫年少時期古典文化的啟蒙者，讓他從小感受到中國古代文化博大精深的獨特魅力，引發他對學習古典文學強烈的興趣，讓他開始熱愛圖書，執着讀書，從心靈上開始結緣出版行業。第二章《開明二十載》中詳細叙述了在開明書店時期周振甫遇師友：葉聖陶、徐調孚、王伯祥、盧芷芬、章錫琛、夏丐尊、傅彬然、顧均正、宋雲彬、王統照等，他們在治學、為人、工作作風和思維方式等方面深刻地影響了周振甫，使他學到了許多編書和做學問的好經驗。這一章還詳細記載了周振甫在開明書店從擔任文史古籍出版的校對員做起，也是在這個時期，周振甫認識到編輯校對工作，既“校異同”又“校是非”，這不隻是技術活，更是學術活。在開明書店，因親身參與《辭通》《二十五史》這兩部巨著的編輯出版工作中，讓他也體會到校對工作的甘苦與不易，對圖書編輯工作有了深切的體悟，領會到出版工作要處處為讀者着想。在開明書店，編輯往往是集編輯和作者于一身的，書店鼓勵編輯同人既編書又寫書、譯書。在這樣的政策和環境下也給愛好學習、研究和寫作的年輕周振甫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在這期間，周振甫不僅注釋了王國維的《人間詞話》，編校了呂思勉的《中國通史》《先秦史》《秦漢史》《隋唐史》等著作，還将編校過程中将編校所得與自己的研究心得結合起來，做學術普及工作，例如公開發表了《嚴複思想轉變之剖析》。在開明書店的二十年裡，周振甫實作了“編學相長”，這是他編輯生涯從起步走向成熟的重要時期。第三章《中國青年出版社歲月》詳細叙述了周振甫在中國青年出版社時期十年的編輯實踐。因為周振甫擁有一位優秀編輯重要的特質——一雙“慧眼”，發現了内部印發的《曆代文選》，認為該書“選目精當”“注釋品質高”，尤其是“體例讓人耳目一新”，《曆代文選》在中國青年正式出版後，很快風行一時，甚至得到了毛主席的表揚。後來，伴随着社會環境的變化，周振甫擅長的古典文學方面的選題日漸狹隘，他的空閑時候也開始增多，他寫作了《詩詞例話》這本書，出版之後，受到青年人的歡迎，幾經再版，成為中國青年出版社的常銷書，為周振甫帶來了巨大的聲譽。“文化大革命”時期，周振甫下放到潢川，即使勞作很累，依然沒有放棄學習和研究。第四章《在中華書局》，周振甫因為有紮實的文史功力，又有豐富的編輯經驗，負責《李太白全集》的編輯工作、責編錢鐘書的《管錐編》、編注《文心雕龍》這是他編輯生涯最輝煌的時期。第五章《退而不休的晚年》叙述了周振甫年近八十從中華書局編審位置上正式退休後，依舊“握素懷鉛，編述齊進”，熱心扶攜後學，編書指導古文教學，雖然工作上退休，但仍以時不我待的精神努力拼搏，在編輯工作和學術研究上做出新的貢獻與成就。是以，周振甫的一生是“為書籍的一生”，一生編書，校書，他是永遠的編審。是以，《中國出版家·周振甫》一書清晰地梳理了周振甫人生與事業全一的軌迹。
周振甫
二 呈現了“學者型編輯”與“編輯型學者”融合的典範
編輯學者化問題，曾是 80年代末90年代初編輯出版界的一個熱門話題，見仁見智，很是議論了一番，尚無統一定論。在《中國出版家·周振甫》一書中，呈現了周振甫為編輯的一生已是完美實作了“學者型編輯”與“編輯型學者”的融合。如周振甫在中國青年出版社時期，為臧克家先生主編的《毛主席詩詞講解》做注釋時，認為《沁園春·雪》中“原馳臘象”中的“臘，可能是“蠟之筆誤。《菩薩蠻·黃鶴樓》中“把酒酎滔滔”中的 “酎”，應是“酹”之誤。周振甫先生求真求實的精神和做法得到了毛主席和臧克家的認可。而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下，敢于指出毛澤東的筆誤是不簡單的。作者認為周振甫這種“不唯上，不唯書，隻唯實”的嚴謹認真的編輯作風就是建立在他擁有紮實的文史功底之上的。
1948年，初識錢鐘書先生時，錢鐘書将他的大作《談藝錄》交開明書店出版時，周振甫即負責校對。當周振甫第一次讀完書稿時，憑借他的學術功底，意識到《談藝錄》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學術佳作，他校得很細，盡可能多找出相關原籍，一一核對所引用的文字，訂正錯誤。同時還憑借着他多看編校文史書籍的經驗，認為原書無目錄和标題，不友善讀者閱讀，于是就在校對時厘清脈絡，調整順序，編出目錄。錢鐘書先生收到後，未加改動便采用了，并稱贊周振甫嚴謹認真的編輯作風，這也成為日後幾十年兩人友誼的開端。也是《談藝錄》的出版和再版，讓周振甫成為“開明書店的名牌編輯”。
1973年，錢鐘書完成了《管錐編》，本來在當時的情況下，出版該書是不可能的，但當錢鐘書主動将該作的手稿借給周振甫看後，他以編輯的專業視角來閱讀該書，一邊讀一邊提出補充意見，并将需要增加的材料、存在疑問之處和修改意見一并記錄下來，并上門征求錢鐘書的意見，錢鐘書充分尊重并吸收周振甫的意見，找尋各種存疑的答案。後來在周振甫的建議下，中華書局決定出版，周振甫擔任責任編輯，因為他深知《管錐編》的價值，是以通過邀人寫評論在國内的知識界和文化界進行宣傳推介。使《管錐編》享譽學界，并推動了“錢學”的誕生。錢鐘書兩本書的出版曆程也樹立了編輯與作者密切合作的榜樣，成為出版界的佳話，作者認為這正是源自于周振甫全面的知識儲備、良好的學術素養和可貴的編輯職業精神。而“學者型編輯”與“編輯型學者”融合的人才正是數字時代出版專業進階人才培養的首要議題。
三 将出版家傳記和出版生活史研究融為一體
《中國出版家·周振甫》是一部出版家傳記，更是一部出版生活史研究著作。《中國出版家·周振甫》并沒有簡單地停留在鋪陳傳主出版事功的層面，而是着力呈現傳主作為“人”的要素，着力于從微觀的日常生活研究，深入挖掘傳主作為普通人的一面，克服了以往人物傳記中見事見物卻不見人等扁平化的弊病，本書展示了大量周振甫與朋友間的書信往來、與朋友交談以及傳主的著述等來反映他的物質生活、精神生活與人際交往等日常生活，如書中談到周振甫的物質生活、精神生活、休閑生活和交往生活，都通過書中的内容細節來展露。如周振甫勤儉節約，從《嘉興教育學院學報》主編方伯榮的記叙中可見，“我從他給我的信便知道，他一直在出版社工作，中國青年出版社、中華書局，到處是信封信紙呀，可是他給我的幾十封信，都是自己習的信封，我量了一下，他的信封長十五厘米，寬九厘米，是最小的信封，他寫的字也特别小”。在男女平等，倡導夫妻間互相尊重，他曾在《伉俪月刊》創刊号的頭篇文章裡發表了《釋伉俪》一文表達了他的現代“伉倆觀”，他認為“伉俪雖與同于夫婦，但沒有平等的意義，而伉俪更适合現在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以及夫妻地位絕對平等的社會。”在工作之餘，“他每天九點睡覺，夜裡兩點起床，開盞燈，不是看書就是寫呀，做到早上五點多，我起床做飯，他稍眯一下，吃過就上班去”。在人際交往方面，作者展示了許多他與朋友間的書信來反映他與出版人之間、與作家之間的交往。如他與盧芷芬的患難之情；他與葉聖陶亦師亦友之情；他對巴金、沈從文、朱自清等作家的幫助在本書都有相應的記載。在經濟收入方面，在叙述周振甫在開明書店時，專門闡述了原本生活較為窘迫的周振甫，因參與編校的《辭通》大賣後，他的生活也開始得到改善，薪水從“剛進書店時每月30元增加到了50 元””，這在當時已經屬于“中等偏上一點的收入水準，能夠在上海養活一家五口了”，這些足以反映出與周振甫同時期的出版人在社會上擁有較高的地位和聲望，這也能激發一大批優秀的出版人繼續做出更高的成績，并吸引更多的優秀人才加入到出版業。這些微觀化、生活化的内容細節和寫作方式将周振甫不為人知的一面展露出來，讓讀者看到了周振甫全面、立體的性格氣質和鮮活的個人形象，也給國内出版家傳記寫作和出版人物史研究提供新的視角。
《中國出版家·周振甫》是國内第一部周振甫傳記，它以周振甫的編輯事業為中心，幫助我們了解周振甫作為國内為數不太多的出版家有着重要的作用，将出版家傳記寫作和出版生活史研究融合起來，不僅能讓讀者了解周振甫作為出版家的一生，也能讓周振甫的研究者掌握最新的資料和研究動向。這是一部經得起曆史檢驗，具有借鑒價值的出版傳記作品。
（塗雨秋，華中師範大學文學院在讀博士，貴州師範學院文學與傳媒學院副教授）
責任編輯：龍亞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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