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相信，一生反對權力集中與社會不平等的兩位經濟學大師會贊同目前全球的“反壟斷”，前提當然是采取好的方法。
反壟斷監管在經曆了近20年的低潮之後重新升溫，歐洲美國率先針對大企業的壟斷行為進行調查與罰款，雖耗時耗力，但這類企業基本上毫發無損。中國後來居上，相關企業的市值在短時間内大幅度下跌，這自然引來一些學者和投資者的議論。
經濟學家習慣于引用哈耶克（或其師米塞斯）主張的自由競争，反對管制，以及熊彼特倡導的企業“創造性破壞”（與現在流行的“颠覆式創新”類似）有利增長等觀點來表達對反壟斷監管的不滿；索羅斯等投資家，一如既往地信奉其師波普的自由主義哲學，嚴厲抨擊反壟斷監管，視之為開放社會的敵人。
哈耶克、熊彼特與波普同為奧地利人，都經曆了歐洲國家在20世紀初的劇烈變化，親眼見證戰争爆發、社會失序與極權主義的崛起，也都經曆了遠離故土的流亡生涯。自然而然地，他們都以手中之筆強烈主張對個人權利和自由的保護，以免社會與經濟重蹈覆轍。
哈耶克為什麼不相信壟斷會存在？
哈耶克經濟學就是斯密描繪的完全競争型市場經濟的更新版本。一方面，由于政府和單一企業都無法掌握分散在整個經濟内“看不見的知識和資訊”，是以，“看不見的手”也就是市場價格機制成為彙總“知識和資訊”的最佳工具，可以實作資源的有效配置（用經濟學術語描述就是，公共價格是私人資訊的充分統計量，市場經濟自由競争的結果是“帕累托最優”）。
另一方面，政府主導的中央計劃和管制經濟隻會造成價格扭曲和資源錯配。在哈耶克看來，企業之間的完全競争将阻止壟斷的産生，經濟利潤會因為新企業的進入而快速消失。經濟中唯一具有壟斷權力的就是政府，例如央行對貨币發行權的壟斷與不當使用就會導緻繁榮與蕭條的周期循環。
即使政府想通過産業政策來施展看得見的“援助之手”，也可能在激勵扭曲下變成“掠奪之手”。最終，善良美好的意願，鋪出的卻是通往奴役的道路。
哈耶克本人，主張“市場萬能、監管無益”的學院派經濟學家，以及他們的粉絲們并沒有想過，如果完全競争下，價格可以彙總全部的私人資訊，那誰還會願意花費成本去收集資訊呢？企業這樣做自然是為了資訊優勢帶來的壟斷利潤，他們還會竭力阻止競争對手的進入，延長壟斷利潤的有效時間。而這樣的企業恰恰是巴菲特夢寐以求的，他們擁有很寬的護城河。
企業追求長久利潤的動機與完全競争下的利潤快速降為零是沖突的，問題自然出在完全競争原本就是一種極度理想化、現實中極難出現的經濟狀态。完全競争産生“帕累托最優”的前提條件包括完全資訊，産品無差異，企業之間的競争不存在技術和效率的差别，為了保證企業自由進出，經濟運作中不能存在任何摩擦、外部性以及規模效應。在标準的經濟學教科書裡，隻把農産品市場作為完全競争的例子。然而聰明如哈耶克，卻認為完全競争需要的前提條件在現實中是基本滿足的，政府為市場失靈進行的補救是無益的。
有意思的是，寫出《動物莊園》與《1984》，同哈耶克一樣反對極權主義的奧威爾，在評價《通往奴役之路》時，一針見血地指出：“競争的麻煩在于有人會成為赢家，盡管哈耶克否認自由資本主義必将産生壟斷，但現實裡的确如此。面對蕭條和失業，大部分人甯願讓政府來管理。”
熊彼特的“創新”理論忽視了什麼？
與哈耶克信奉斯密不同的是，熊彼特的主要學術思想來自于馬克思。論述資本主義常見的繁榮與蕭條周期上，熊彼特與馬克思一樣認為這是企業家不斷追求利潤的結果，最終會導緻資本主義社會的解體。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熊彼特提出的“企業家精神”和“創造性破壞”這兩個流行至今的概念原本都帶有貶義，隻不過後來的自由市場派經濟學家把這兩個詞重新包裝成正面。
在這一新的诠釋下，“創造性破壞”被視為市場經濟的優點，企業家在産品、技術、管理或銷售上創新成為經濟增長的驅動力，原因在于創新在不斷地從内部破壞舊有的、落後的秩序和結構的同時，不斷地創造新的、先進的秩序和結構。至于近些年流行的“颠覆式創新”更多是從技術角度描述新産品代替舊産品的過程，它并不試圖去解釋經濟周期，是以可被視為“創造性破壞”的一個子集。
值得強調的是，熊彼特認為企業家為追求壟斷利潤而進行創新是值得鼓勵的，但他和哈耶克一樣，認為這種壟斷利潤隻能是“暫時”的，因為競争對手将通過創新生産出更好的産品或者以更低的成本生産原有的産品。
他們的人生信念都對壟斷權力的長久維持深表厭惡，但這卻顯示出他們對企業家的了解遠不如巴菲特深刻。聰明如熊彼特，居然沒有考慮企業家也可以通過“創新”的形式來構築一條寬闊的護城河，來阻止對手進入到城堡内與之競争，進而将原本隻是“暫時”的壟斷利潤盡可能長久地維持。
傳統上“暫時”阻止對手進入的方法有專利保護、低價傾銷、尋租遊說，而效果更好更長的“創新”方式包括燒錢補貼、降維打擊（高端産品賣價低于低端産品）、并購對手、排他協定等。而論創造性，排在第一位的則是以免費服務換取使用者的隐私資料，再利用算法挖掘出使用者的需求偏好，通過廣告從生産商間接獲利，或者更新生産與供應效率直接獲利。資料掌握越多，壟斷優勢越大。
不要說這些“創新”超出熊彼特的預期，哈耶克更是無法想象那些他認為“看不見的資訊”，不僅被善用算法的企業看得一清二楚，而且變成了巨額利潤的來源。更可悲的是，算法操縱下，人們的思想與價值觀變得更加極端化，資料與算法變成了将人奴役的工具。
順便一提的是，将“創造性破壞帶來經濟增長”這一思想數學模型化的Philippe Aghion等學者在2019年發表論文，指出美國經濟低增長的一個可能原因是部分行業（集中在酒店和餐飲，而非制造業）被破壞而消失掉。他們的結論是“創造性破壞”使得美國經濟在1983-2015年平均每年減少了0.5個百分點。如果這個結論經得起檢驗，那麼Aghion等人不僅否定了自己早年的研究，還否定了自由市場派對熊彼特思想的重新包裝。
壟斷經濟的重新崛起
哈耶克和熊彼特比較幸運，在他們最負盛名的年代，恰好是全球反托拉斯運動盛行，企業壟斷利潤下降，社會貧富差距縮小的年代。下圖是以美國企業定價平均加成（機關銷售價格除以直接生産成本）來衡量的“市場權力/壟斷”程度。顯然，在哈耶克獲得諾貝爾獎的1974年前後，美國企業的确經曆了一個壟斷程度不斷下降的過程。
然而，在哈耶克和弗裡德曼的影響下，裡根和撒切爾政府自1980年啟動“新自由主義”改革，全球進入到市場化、私有化程序，反壟斷逐漸退位。相應的，全球企業的平均加成顯著增加。根據比利時經濟學家Jan De Loecker和Jan Eeckhout對全球134個國家近7萬企業（絕大部分為上市企業）的定價加成研究，發現平均加成從1980年的1.17上升到2016年的1.61。
與上圖美國企業的加成變化類似的是，全球企業平均加成在21世紀的前十年保持不變或輕微下降（這很可能與中國加入WTO成為世界工廠有關），但在2010年之後卻呈現加速上升之勢。
以企業2016年相對于1980年的加成增加值來看，歐洲、北美洲與大洋洲高于全球平均，其後依次是南美洲、亞洲與非洲。以2016年的企業平均加成值來看，排在前五位的分别是丹麥（2.84）、瑞士（2.72）、意大利（2.54）、比利時（2.06）與美國（1.84）。這樣的發現完全超出預期。一種流行的看法是壟斷企業主要集中在美國，而這與美國放松了監管有關。歐洲由于在反壟斷上相對強勢，使得企業發展落後于美國，全球前十大的公司裡沒有歐洲企業。另一種流行的看法是反壟斷力度的差異導緻歐洲企業在創新上明顯不如美國，但如果歐洲企業更加壟斷，那麼創新更少就不足為奇。
若以利潤率（銷售價格高出直接生産與營銷和管理成本的百分比）來衡量“市場權力/壟斷”程度，美國企業的平均利潤率從1980年的1%持續上升到2000年中期的7%，之後圍繞在6-8%之間波動（歐洲與之類似）。這樣的數字似乎平淡無奇，但仔細考察會發現1980年至今，利潤占工資支出（或銷售額）的平均比重已經分别從低點的5%（或1%）上升到了高點的43%（或30%）。對于Google或者Facebook這樣的企業來說，2019年這一比重為300%。
意外才剛剛開始
如果說歐洲企業在壟斷力量上獨領風騷超出預期，那麼讓人意外的發現才剛剛開始。
首先，壟斷企業并非僅出現在大家熟悉的科技平台型企業，它們幾乎無處不在。衣食住行領域，許多品牌貌似激烈競争，但實則分屬少數幾家大企業，定價權高度集中。最突出的例子是總部設在比利時的啤酒制造商百威英博擁有分布在150個國家的650個啤酒品牌。
大多數人的确能感覺到消費領域的價格上漲，卻往往對科技平台型企業的壟斷定性表示懷疑。似乎這些企業通過免費、低價、打折以及便利的物流給大家帶來的是競争下的福利，而非壟斷産生的惡果。
這樣的想法顯然隻看到了硬币的一面，在另外一面，除了個人隐私資料産生的利潤之外，是生産商的定價被壓低，而每個人作為消費者的另外一個身份，是為某家生産商服務的勞動者。即使回到硬币原來的這一面，企業價格加成的不斷上升，意味着我們享受的“低價”，仍然過高。
其次，盡管全球各國企業的市場壟斷權力在過去40年上升，但處在中位數以下的企業的定價能力卻幾乎沒有什麼增長，價格加成的上升主要來自于處于前1/4分位的大企業。尤其是那些處在前10%的“超級明星”，他們的價格加成從1980年的1.5上升到了2016年的2.5。
更加讓人意外的是，市場占有率也從低加成的企業逐漸轉移到了高加成的企業。在分析具體原因之前，我們已經看到，如果放松監管，任由市場決定企業競争實力，那麼隻有少數明星企業成為大赢家，大多數企業都在為生存而掙紮。那些信奉哈耶克思想的人，恐怕都沒有想到市場的力量是如此殘酷。良好設計的反壟斷措施限制的少數企業的權力，幫助大多數企業成長。
研究美國企業壟斷現象的Thomas Philippon發現，7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城頭變幻大王旗”現象明顯，也就是各行業排在頭部的企業被競争對手替換的可能性不斷增加，但此後至今，這種可能性不斷下降。相信壟斷利潤隻是“暫時”的熊彼特，應該并不希望看到企業的排名如此僵化。
第三，盡管大部分國家的加成變化符合全球整體趨勢，但中國卻是一個明顯的例外：企業平均加成從1980年的1.89開始，經曆了一個W的走勢，來到2016年的1.49（中國香港是另外一個例外），這自然與改革開放後民營企業崛起，市場競争強度不斷變化有關。中國企業顆粒度更高的資料值得深入挖掘。這也是筆者在《反壟斷，嚴監管與共同富裕大讨論下的冷思考：兼與張維迎教授商榷》一文所強調的。
更多的意外出現在企業價格加成變化之外。企業追求利潤和壟斷如果帶來“水漲船高”的結果，那自然是“喜大普奔”。然而事與願違，1980年開始，企業定價權和利潤率的上升，代價卻要由勞動和（生産性）資本來承擔。
下圖顯示，美國從1950年到1980年，普通勞動者的工資收入與企業勞動生産率保持高度一緻（這意味着勞動在市場競争下獲得了公平配置設定），但從1980年開始卻形成了明顯的K型分化：盡管勞動生産率依然保持了與GDP的同速增長，但普通勞動者的工資收入占GDP比重卻從穩定的65%不斷下降到2017年的59%。
換句話說，傳統經濟學用Cobb-Douglas生産函數來描述勞動收入占GDP的比重穩定在2/3，非常符合1980年之前的經驗資料，但1980年之後，理論與現實背離。
同樣背離的還有用于機器、廠房的（生産性）資本，在1980年之前，其占GDP比重穩定在32%，這與Cobb-Douglas函數中資本占比1/3高度接近，而利潤作為非生産資本，占GDP比重的理論值為0，實際值為3%。但到了2017年，（生産性）資本占比29%，利潤占比12%。
1980年後，企業壟斷與定價權上升後的代價就是利潤所有者，也就是企業的股東成為唯一的赢家，勞動與（生産性）資本都被甩在了後面。前面提到的數字來自美國，但IMF對全球74個國家的研究揭示上述結論在其他壟斷經濟強的國家普遍存在（IMF還發現壟斷經濟越強的國家，投資與創新都越弱）。
勞動收入的下降、貧富差距的擴大帶來的一系列社會動蕩已經廣為人知。過去，美國學者将之歸咎于中國加入WTO後，美國進口替代引起的“中國沖擊波”。筆者在《“中國沖擊波”傷害了美國嗎？》長文中指出這種觀點的缺陷，真正的麻煩制造者是壟斷經濟的崛起以及美國稅制的厚“資本”而薄“勞動”。
結語
時代已經改變，但可惜的是，今天的絕大部分經濟學課堂仍然在向學生們重複哈耶克和熊彼特經濟學（經濟學的數學模型化由熊彼特的學生薩缪爾森完成）：企業的利潤等于零，勞動和資本獲得的配置設定是公平的，因為與他們各自的生産率相等。
筆者常常感歎，經濟學教科書與社會的脫節，會讓課堂表現優秀的學生難以适應今天的社會。
此文深受Eeckhout的新書《利潤悖論：繁榮的企業如何威脅未來的工作》與Philippon的著作《大逆轉：美國是如何放棄自由市場的》的啟發。筆者建議哈耶克與熊彼特的粉絲們，與其推崇那些停留在舊時代的诠釋者，不如直接向新一代學界翹楚學習。
筆者接下來将解釋企業的壟斷權力來自何方，為什麼高加成的企業也會獲得更大的市場佔有率；為何從1980年開始，學界與政界一改反托拉斯運動中對企業壟斷行為嚴厲打擊的主張，任由壟斷經濟崛起；以及如何設計好的嚴監管措施，讓經濟在效率與公平之間取得一個較好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