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位哲人說得好，交一個好朋友，可以影響你的人生。
劉伯承1892年生于四川東北部的開縣，那裡是個大山區。吳玉章1878年生于四川中部的榮縣，是個丘陵地區。他們年齡相差14歲，出生地相距上千裡，是救民救國的理想使他們走到了一起。
劉伯承的少年、青年時代，正是清朝的末期，他身受清朝政府的反動統治，目睹帝國主義列強對我國的侵略和蹂躏，對祖國前途憂心如焚，想找一條救國救民的道路。辛亥革命爆發，劉伯承毅然參加反對清政府的學生軍，後就讀于重慶将校學堂。從接觸革命開始，吳玉章的名字就和劉伯承的事業聯系在一起了。在劉伯承的眼中，吳玉章是中國革命運動的先覺者之一，早年參加戊戌變法運動，變法失敗後，留學日本，投入到孫中山先生上司的資産階級革命運動。他抱着‘仗劍縱橫摧虜騎”的決心，參加了1911年的廣州起義。起義失敗後，吳玉章毫不氣餒，又傳回四川，組織省内革命黨人，發動和上司榮縣、内江的獨立運動，投入到推翻清朝反動統治的辛亥革命運動。
辛亥革命勝利後，袁世凱竊取了勝利的果實，為了挽救中國，挽救革命，在竊國大盜衰世凱向國民黨人大舉進攻、中國天空籠罩着烏雲的時候，吳玉章又積極投入了孫中山先生發動的“二次革命’。他在上海，建議孫先生令粵、贛、皖，湘四省都督聯合一通電，以先發制人，後又前往南京，策動江蘇都督程德全獨立，接着，又組織力量，籌備器材，企圖炸毀停泊在吳淞口威脅革命中心上海的‘肇和号’軍艦。
對吳玉章和四川革命黨人的活動，劉伯承是密切關注并積極參加的。是時，老同盟會員、四川讨袁軍總司令熊克武在川組織軍隊，就地讨伐依附北洋軍閥袁世凱的隊伍。吳玉章時常往來于川、滬之間，他既是熊克武的老友，也是熊克武軍隊的進階參謀。劉伯承當時雖是下級軍官，卻奮身投入反袁戰争，在四川隆昌、合川及滬州等地作戰。他英勇善戰，屢立戰功，在火線上被摧升為連長，初現了他的軍事才能。當時，袁軍勢力很大且武器精良。而讨衰軍方面，力量較弱，意見也不統一，讨袁戰争終告失敗。由于吳玉章、劉伯承積極策劃和參加反袁鬥争，影響很大，被袁世凱和袁氏四川都督胡文瀾恨之入骨，都遭到嚴令通緝。
在這種情況下，吳玉章不得不于1913年底流亡法國。劉伯承在作戰中腳部負傷，也不得不潛回開縣老家，躲藏在山中養傷。他們都在總結革命鬥争的經驗教訓，繼續尋找新的革命道路。
1914年年初，吳玉章抵達巴黎，進了法科大學，攻讀政治經濟學。他曾專程去倫敦，要求英國社會黨議員在國會反對借款給衰世凱，獲得成功。同時，他與蔡元培等和法國人歐樂教授等組織華法教育會，以聯系中西文化和對華工進行教育，還辦留法儉學會，為中國革命培養幹部，以待革命時機到來，回國參加鬥争。
隐匿在四川山區的劉伯承，不時得到吳玉章和革命黨人的活動消息，他再也呆不住了。1914年冬，他潛赴上海，繼續從事革命鬥争，在《出益州》的詩中，劉伯承寫道：方微服孤行出益州，今春病起強登樓。海潮東去連天湧，江水西來帶血流。壯士未埋荒草骨，書生猶剩少年頭。手執青鋒為共和。獨戰饑寒又一秋。”
到上海後，劉伯承參加了孫中山先生所組建的“中華革命黨”，并初步樹立了反帝反封建的思想。他參加群組織了上海各界反對月二十一條”亡國條約的運動，繼而受命回四川發動‘川東起義”，組織川東護國軍。他在川東發動了多次起義，建立了四川護國軍第四支隊，負責軍事指揮。他組織了多次戰鬥，配合蔡愕所部，打擊依附袁世凱的四川軍隊。可是劉伯承同志卻為此失掉了右眼。川東護國軍由于劉伯承身負重傷，軍心渙散，在袁軍瘋狂反撲下，終于瓦解。在袁軍重賞捉拿的危難情況下，劉伯承潛赴重慶就醫。
劉伯承同志傷勢痊愈後，熊克武請他擔任四川護國軍五師九旅參謀一長，為打擊四川舊軍閥立了許多戰功。袁世凱死後，段祺瑞掌權，仍然實行反動的軍閥統治。四川也與其它地方一樣，開始了反對北洋軍閥的鬥争，形成了軍閥混戰的局面。
此間，吳玉章在袁世凱死後回國，先在北京辦留法勤工儉學預備學校，後又參加孫中山先生發動的護法運動。作為四川省的代表，參加了廣州軍政府的工作。由于他堅決反對甲系軍閥排擠和背叛孫先生，被撤銷了代表的職務。後來，他參加和上司了四川人民反對北洋軍阿的‘自治運動’。由于他拒絕軍閥劉湘和楊森的利誘，遭到通緝。他隻得離渝赴蓉，擔任了戍都高等師範校一長。
四川雖然地處西南，但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卻比較早。在中國共産黨建立以後，中共黨員王右木奉黨的訓示到四川成都開展革命運動。在吳任校長期間，王擔任成都高等師範學校，在青年學生中積極宣傳馬克思主義，并在1921年11月建立了“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四川支部(簡稱S.Y)。1924年上半年四川黨組織建立了“成都獨立一組”。不久，王右木奉命到廣東工作。恽代英應吳玉章的邀請在成都高等師範任教員，在宣傳馬克思主義、發展黨團組織方面進行了大量的工作。他在成都期間撰寫的《列甯與中國革命》、《評國民黨政綱》、《青年勞工運動的注意事項》、《何謂國民革命》、《造黨》、《中國革命與世界革命》、《農村運動》等重要文章，内容大多是立足四川、面向全國的，在當時産生了較大的影響。随着組織的擴大，黨在工農學商各界的影響也日趨增大，特别是在省城的知識界。
當時，由于黨處于秘密時期，成都的一些先進分子之間，如吳玉章等未直接和黨的組織發生聯系。但他們在黨的影響下，根據革命形勢的要求，成立了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革命團體。1924年1月12日，吳玉章、楊闡公等在成都高等師範秘密建立了一個叫“中國Y·C團”的組織，有二十多人參加。吳玉章在《回憶錄》中稱為“中國青年共産黨”。這個組織先簡稱為“C·Y”，四月改稱“Y·C團”。四月中旬，吳玉章發表了題為《馬克思派社會主義的勢力》演講稿，較為全面地闡明了該組織的思想理論基礎和政治主張。他們還在成都外國語專門學校編輯出版了《赤心評論》作為機關報。該刊第一期是“追悼列甯号”，刊登有《列甯年譜》和一些悼念列甯的文章，還刊出了《中國Y·C團的綱領》等重要文獻。此間，劉伯承因戰傷在成都治療、休養，吳玉章不僅關心劉伯承的傷勢，更注意向劉伯承介紹馬克思、列甯的思想，特别是介紹劉伯承認識了四川黨的早期上司人楊闡公，對劉伯承日後的道路有重要的影響。
1924年春，劉伯承由成都轉赴犍為五通橋養病。是年5月間，由于反動軍閥楊森加緊鎮壓革命活動，吳玉章被反動當局通緝，在成都站不住腳，便躲到榮縣家鄉避難。夏末秋初，吳玉章思念伯承，由家鄉榮縣前往健為五通橋看望。
兩位好友相見，自然十分親熱。劉伯承更像見到久别的親人，滔滔不絕地訴說幾個月來的清靜寂寞和滿腹知心話：“玉章兄，你在四川可是放了一響重炮呀！”劉伯承指的是吳玉章在4月16日成都《國民公報》上登載的演說稿，題詞叫《馬克思派社會主義的勢力》。文章詳細介紹了社會主義思想傳入中國的過程，以及各種社會主義流派的影響，同時分析了目前革命的形勢，号召群眾起來為中國的新生而鬥争。這篇文章，當時在四川産生了很大的震動，劉伯承更是反複閱讀，仔細鑽研，許多段落都能琅琅上口。說着，便聲調激越地背誦起來：“現在有一最偉大最新穎的潮流，普遍于全世界，人類對之，或驚、或喜、或疑、或懼，莫不存一種奇異的感想，真所謂二十世紀的大怪物，這就是轟動世界的‘社會主義’！”
劉伯承情不自禁地一口氣念了下去：最吸引人的是這幾句：‘據現在的時勢看來，尤其是馬克思派的社會主義為最流行。因為經過蘇俄的試驗，人人已知道他有實作的可能性。……中國政府壞到這多田地，如果我們仍抱着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辦法，終究是無效。……我們便不得不主張根本改造。改造的方法隻有用鮮明的旗幟，嚴厲的手段，才一能醫此麻木不仁，氣已垂絕之症。真是一針見血啊！’
吳玉章見劉伯承研究相當深入，内心很是欽佩，又謙虛地說道：“我這篇東西淺薄得很喲，隻不過是一種呐喊而已。守常、獨秀和潤之先生，才是理論上的健者哩。隻是現在的革命形勢正在高漲，如箭在弦，不得不發呀！”
接着，吳玉章又談起成都的情形：“四川空氣已很緊張。楊森剛進省城的時候，還裝模作樣以沾新黨的光為榮，還說同意我們搞五一集會遊行。可後來又變卦，造謠說我要組織工農、學生推翻楊森，奪取政權。第二天全城戒嚴，連預定開會的少城公園也被重兵把守。但勞工階級不畏強暴，不顧反動軍隊的武裝威脅，堅持召開了紀念大會。”
劉伯承聽後極為興奮：“四川如此偏僻，群眾還覺醒這樣快，想必全國各地早已鬧成大勢，風起雲湧了。”
“聽說中國共産黨在上海、北京、廣州等地積極活動，影響非常之大，各地的工農、學生，一切進步人士都站在C·P的旗幟下。我準備出川一走，看看外間的情形，打聽打聽國共兩黨合作的事情。要救國，就要看看全中國，不能隻盯着四川。”
劉伯承聽到這裡，再也坐不住了，他站起來激動地說：“玉章兄，我決意跟你出川，到大江南北開開眼界。”
吳玉章擔心地問道：“這一下出去，有好幾千裡路，要爬山涉水，你那五勞七傷的身體，能頂得住嗎？”
劉伯承拍拍腿杆，信心很足地說：“幾個月恢複得差不多了，百把斤的擔子也敢試一試。”當時，劉伯承雖在鍵為養傷，卻依然是熊克武部隊的人，由隊伍上支付津貼。劉價承鑒于對軍閥混戰的厭惡，多次明确表示退出。但熊克武因川中戰事較緊，多次懇請劉伯承出山。劉伯承決計走新的道路，便以養病為由拒絕再出任軍職。此間，熊克武與楊森戰敗，已率餘部退到貴州銅仁、泥潭一帶休整，準備經湖南向廣東方向移動。
吳、劉二人在談話中，自然提到熊克武的前途問題。對伯承感慨地說：“錦帆先生兵敗之後，有點山窮水盡啦。此人過去做了些轟轟烈烈的事業，也稱得上川中一雄。但他的小算盤太多，私念太重。記得他當督軍的時候，有一次要我.替他看手相，問能否‘掌江山、踏社稷。’當時，我隻以為他有迷信，便置之一笑說，‘熊督軍，你喝醉酒了吧，如今是二十世紀的科學時代’。想不到幾年以後，他又一次舊話重提，要我輔佐他稱雄四川，獨霸一方，并許我以師長的職位，被鄙人不客氣地臭罵了一頓。他才曉得我‘劉瞎子’并不瞎！”
劉伯承回首這些往事，顯得有些激動，直率地對吳玉章說：“從此以後，我算是看到了熊先生的病根子。如今好在有中山先生提攜，部隊奉命向廣東靠攏，錦帆有可能‘柳睛花明又一村’，但前途艱險，難以預料。不過，我已下定決心，不再作‘馮婦’之事。前些日子，他又派熊曉岩先生來催促，原來旅部的廖仲和秘書又專程來接，我們可順便去開導一下錦帆先生，或許會對中山先生的事業有所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