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代中期出版長篇小說《長恨歌》之後，王安憶的作品，越來越多地被拿起來與張愛玲作品進行比較。《第一爐香》要拍電影，呼聲最高、甚至是不二的編劇人選，當然也是王安憶。
王安憶曾在《世俗的張愛玲》一文中，寫過自己對張愛玲其文的看法：
“張愛玲從不曾将自己放進小說中，扮演一個角色。因連她本身都是虛無的，不适合作世俗的小說的材料和對象。在她的小說裡扮演角色的，多是些俗世裡的人——市民。
最具俗世的特征的，怕就是上海了。香港也有一些，但比較誇張，更像是俗世的舞台，是戲劇化的俗世。《沉香屑第一爐香》與《沉香屑第二爐香》，這兩則故事就要奇異一些。而發生在上海的故事，則更具有俗世的情調。”
△電影《第一爐香》
在普通讀者這裡，一個作家的“其人”總是很難與“其文”撇清關系，尤其以張愛玲傳奇而坎坷的人生，簡直是太好的讨論素材。但不管是在自己的文字中，還是在接受采訪時，王安憶都不太願意直接去談論張愛玲的“其人”。她說了好幾次“我必須假設自己是不知道作者的生平的”“我不能把她自己的個人材料放到文本裡來讨論”，就像她在《世俗的張愛玲》開頭所寫的那樣——
“說到底，認識張愛玲，是為了認識她的小說，因為于我們來說，唯有小說，才是張愛玲的意義。是以，認識的結果就是，将張愛玲從小說中攫出來，然後再還給小說。”
<h5>新聞晨報：您大概是什麼時候開始接觸到張愛玲作品的呢？我記得1985年《收獲》雜志刊登了張愛玲的《傾城之戀》，阿城說自己讀了之後驚為天人。您對張愛玲的閱讀體驗，有沒有那麼強烈“驚豔”的感覺？</h5>
王安憶：我很早（讀到張愛玲），好像遠遠不到1985年，但具體哪天我記不清。我在家裡看到我媽媽的同僚，也是她的朋友，借給她的一本台灣皇冠出版的張愛玲小說集，我當時就看了這一本。當然會覺得好看，因為五四作家都是不怎麼關心日常生活的，日常生活是要受他們啟蒙的嘛，這塊東西不太會進入到閱讀的視野。尤其是我們這些人在五四之後又接續了左翼的傳統，對這一種生活，尤其是對上海市民階層生活的表現非常少。而且她表現得又很雅緻，那當然是覺得不錯。但我也不至于像阿城那樣覺得驚豔，我想這可能就是地域差異，阿城是北京人。
這一類寫上海的小說并不是完全沒看到過，以前也看到過，也有過。張愛玲是比較叙事性的，比如說當時那種鴛鴦蝴蝶派的小說，我覺得她從那邊是有點傳承的，當然她寫得比他們更加文雅，比那一路要文雅。
但是對于我們上海人來說，這還不算是一個特别奇特的存在。然後我又聽我的一個朋友，這個朋友比我們要年長一些，他說1960年代的時候，他們家裡面有一本書是扔來扔去的，這本書就叫《流言》，是張愛玲寫的嘛，他說他就覺得很好。是以在上海這個地方，張愛玲雖然沒有被宣傳，或者進入大衆閱讀領域，可她也并沒有被完全隔斷，她也有自己的一些（民間的）角落。
<h5>新聞晨報：到現在，張愛玲算是您個人特别喜歡的作家嗎？會特别關注她的出版或者研究動态嗎？</h5>
王安憶：我不是專門研究張愛玲的，我不能像陳子善那麼喜歡她。我對她的那種熱情，似乎也有點是被旁邊的人給烘托出來的，沒有太強的主動性。我在想，我真正對她關注或者說特别在意，還是因為我寫了《長恨歌》以後，王德威給我寫了一個序，又在台灣寫了一些評論。他有一篇序，原來的名字叫“張愛玲後第一人”，後來他覺得這名字不太好，很多張迷看到了要生氣，是以就改成了“張愛玲後又一人”。那時我才比較正面地去接觸她的作品，考慮她的作品的價值。
<h5>新聞晨報：您1995年出版了《長恨歌》，從那之後起您的名字就經常被與張愛玲放在一起比較。我也看過您寫的有歇業愛玲的文字，但還是想請您說一下，從您的了解來看，為什麼會有這種比較？您自己怎麼看待這種比較？</h5>
王安憶：其實《長恨歌》是1994年就寫出來了，1995年出版的。台灣是最早注意到的，然後就給了我一個文學獎，獲得茅盾文學獎已經是到了2000年。好像内地忽然之間出來一個張愛玲熱了，其實之前，我在港台地區已經經常被跟張愛玲相提并論了。
我覺得她還是在過世之後，或者準确地說，在夏志清寫了《中國現代小說史》後，大家才會注意到這個作家。因為她不是寫了很多（作品），之前沒有引起特别強烈的注意力也是有道理的。尤其在台灣、香港，又有瓊瑤啊、亦舒啊，這樣一批女作家出現。
最早（把我和張愛玲）放在一起就是王德威，而且王德威那麼嚴肅地把我們放在一起，那就必須重視了。當我注意到這一點的時候，海外、港台已經有大批的張迷出來了。尤其我後來認識了朱家姐妹，那麼你就必須好好地看她，因為我想這種重視和迷戀不是一般性的，不是那麼通俗意義上的。在我認識到張愛玲在文學上的地位之前，我其實還是把她當作一般的通俗小說作家看的。但是她有一個好看，她叙事，五四以後的那些左翼作家不太重視叙事的，而且她叙說的又是上海小市民的故事，這種故事又離我們比較近，是以說你看她的東西會覺得很好看。
△王安憶 丨楊眉 攝影
之後我就是開始要認真對待了，我得想人家都把我們聯系在一起，（王德威）這是一個重要的前輩，而且是給我的光榮嘛，不管我知道不知道。當你去認真讀她的小說的時候，你會逐漸地認識她确實是有價值的。在五四的以啟蒙運動為主流的小說以外，她的存在是有她的特定意義的。我剛才說了，她寫的那些小民的生活，對像魯迅啊他們來講，完全是不重視的。她有一種對日常生活的書寫，這些書寫，在她同時代的哪個分類都嵌不進去。尤其她這個書寫又是關于上海市民的，不是關于鄉土的，在我們整個的中國社會各階級分析裡面，你很難把她嵌入最最主流的、革命的、正面的東西裡面去。
然後你再去看她的時候，你就會發現她有各種好處，這可能和我自己寫作也有關系。這時候會覺得，人家說我和她的相像是有道理的，像王德威這麼說是有道理的。第一個，我們都是寫實派的，尤其《長恨歌》更是寫實派，并且寫作的場域又都是上海，都是都市。其實作在好像都市的職場、白領劇已經變成一個主流，在這之前，我們如何寫都市生活是沒方向的，中國的寫作都是以鄉村為主題的。還有她的語言（也很好）。
<h5>新聞晨報：我在看您和張愛玲小說的時候，有種感覺，就是安憶老師相對來說是一個更溫和、寬厚的人，沒有把任何一個女主角逼到“死無葬身之地”地步上去，沒有那麼殘酷。這是跟作家的個人氣質有關，還是說時代的關系？</h5>
王安憶：要用王德威他們的話來說，就是覺得我還是左翼的，可能跟我們受的左翼文學的教育也罷、共和國的教育也罷有關。就是當我們從啟蒙出發，當我們把一個人喚醒以後，我們不會給他這樣（不堪）的下場的。這是一個原因。
還有一個原因可能和時代有關系。有句話，是張愛玲說的還是蘇青說的，我記不太清了，意思就是生在末世，生活、人生都是在走下坡路。他們的這種心情，跟我們是不一樣的。我們不去對各個曆史階段做評判，但我們這代人，生活在一個新潮開源的時代，人的氣象普遍是向上的。我們這些人就在這個時代裡面，應該講是比較明朗的。
尤其我們這些人所受的文學教養，全都是舊的時代在腐朽下去，新的時代在曙光裡面。你不管是看俄國的文學也罷，法國的也罷，英國的也罷，全都是這種氣象。
<h5>新聞晨報：這些年來，不管是文學評論家還是普通讀者，對張愛玲其人其文的評價非常多，延伸得也非常廣，特别流行的比如“華麗與蒼涼”這種。您怎麼看這些評價？</h5>
王安憶：我是覺得好像已經很過度的解釋和挖掘了，真的是很過度的解釋和挖掘。我是視為一個社會現象。張愛玲成了一個華人地區都可以去談的一個話題。我在想，這可能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都可以去談這個話題。對于港澳來說，他們對她的背景，對她生活的年代，都是熟悉、了解的，我們可以共同談的。對我們這邊來講，她也是一個中性的（人物），我覺得這可能正好是大家都能談的事情。
是以說，你想她一個人每五年要被人家談一次，我在想她是睡也睡不安生。談太多了，我覺得談太多。（張愛玲誕辰百年）有媒體要來采訪，我實在是沒有話說，我都覺得該說的都已經說得透透的了，完完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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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晨報：您曾經寫過一篇文章《世俗的張愛玲》。您說過一點，就是張愛玲是不把自己放進小說當中去的。比如她小說中的女主角的選擇，跟現實生活中她自己的人生選擇是截然不同的。您怎麼了解這種強烈的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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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憶：我做這些東西時，我都必須假設自己是不知道作者的生平的，這個假設是必須的，我不能把她自己的個人材料放到文本裡來讨論。我就覺得張愛玲筆下的都市男女都是很精于計算的，你看她筆下沒有一個愛情是沒有利益的，都是需要計算的。
但她偶爾也會露出一點點浪漫的情調，最明顯的就是《傾城之戀》裡面範柳原給白流蘇打電話，和她談詩經，我覺得這太不像範柳原了，倒是很像張愛玲。範柳原這樣的一種人，他是不會談詩經的，他要談中國文化的話，他談唐詩也可能，宋詞也可能，但不會是詩經，因為詩經太質樸了。這種時候我倒覺得有一點像張愛玲自己出來了，但這隻是我的猜測。
（如何看待她本人與她筆下女主角的選擇截然不同？）她本人的選擇，我不能夠去評判她，我得假設我不像陳子善那麼了解她。僅從她的小說裡來看，我不曉得原因在什麼地方。你看她的那些小說，尤其是《傾城之戀》。其實《傾城之戀》就是一場博弈，男的就是不想結婚，但是要和你搞一搞。女的就是說我不能讓你先搞，我要先和你結婚，我得達到結婚的目的。但我不和你搞的話，你會跑掉；我要給你搞的話，你會看輕我。是以對于白流蘇來講，這場博弈是很艱苦的，想不到就是老天成全了她。是以這部小說我也喜歡，從小說角度講她寫得很好，可是這個價值觀和我是不一樣的，有點距離。
△電影《第一爐香》手繪劇照
（您是比較正的那種嗎？）我可能還是受西方啟蒙運動以後的文學影響，我還是會更加傾向于進階一點的情感。
<h5>新聞晨報：張愛玲筆下的女主角好像很容易被風趣或者說俏皮的男人給打動，當然他們外在條件也不會差，現在我們會稱這種男人叫“撩妹高手”。您怎麼看待張愛玲對這種“俏皮勁兒”的着迷？她在不同的小說中多次用過“俏皮”這個詞。</h5>
王安憶：張愛玲筆下的男生會調情是肯定的了，但那時候的調情不像今天，總體來說還是含蓄的，不像今天說黃段子。但是其實張愛玲筆下，她對這些男人是不大喜歡的。比如說她寫老了的調情的男人，說他們有錢的時候在外面生孩子，沒錢的時候在家裡生孩子，還是很尖刻的。是以說會調情不是她看重的第一品質，不是第一選擇的品質。
張愛玲好像是一個不太相信愛情的人，但是我覺得她筆下有一些男生，我個人覺得是有點動人的。比如說《留情》裡的米先生，還比如《金鎖記》裡的童世舫，這些人全都是在五四的精神下面去開放了一下，然後碰了壁，覺得啟蒙以後的日子也不怎麼樣，然後又回過頭來想找一個傳統的中國女性。我覺得童世舫和米先生全都是在上一段特别開放的愛情裡面受挫，然後回來想找一個保守的婚姻，但是在保守的婚姻裡面其實也不快樂，就是比較低沉。
<h5>新聞晨報：很多描寫上海故事的小說都被影視化了，包括您自己的作品。您認為“上海”這個舞台在不同文本中的魅力是什麼？</h5>
王安憶：上海已經被嚴重地符号化了。魅力，每個地方都有魅力，相對來講上海其實不太具備魅力，因為它是個商業城市，它的所有的我們現在賦予它的所謂的魅力，其實都是被我們包裝過的，都是被我們包裝出來的。
（比如懷舊的情緒？）其實上海很奇怪，它有什麼好懷舊的，它那麼短的曆史。但是這對我來講無可選擇的，我又沒别的地方，我隻有上海。
<h5>新聞晨報：您創作過很多不同時期的上海故事，今後的創作興趣可能在哪裡？</h5>
王安憶：小說的興趣是很難确定的，反正還得再寫。其實我一直是這條路子上的，我不是個有想象力的人，我不像莫言那麼有想象力，我還是很老實的。它必須和我的生活經驗有一定的關系，然後我掌握的材料要比較詳實，我才能夠生發我的想象力。我的想象力是需要有基礎的，要有一些比較紮實的核心。
<h5>新聞晨報：您會關注年輕讀者對您作品的讨論嗎？</h5>
王安憶：我好像從一開始就不太重視别人的說法，因為我覺得誰都沒有像我這麼對自己嚴格的，沒有人超過我對我自己的苛刻的程度。但是我感到非常安慰，或者說是很光榮的，我就覺得到今天為止我的讀者沒有減少，還是不斷增加。那麼看來年輕人沒有抛棄我，我還受到年輕人的喜歡的，因為讀書人主要是年輕人，主要是年輕人在讀書。
<h5>新聞晨報：您一直在複旦教書，和學生們的交流，會給您的創作帶來什麼影響嗎？</h5>
王安憶：其實我很希望能從年輕人身上吸取一點東西，可以讓我看到一些社會現象。去年我開了門新課，因為疫情我也不能到外面去了，隻能在上海，就主動要求開了一門新課，開現實主義寫作。他們交上來的作業我感到很意外，很好，因為你寫的是要實實在在發生的事情，是以你往往會選擇他者的生活。
我覺得小孩子現在也不能說他們沒有想象力，（但）想象力是需要周圍的生活來培育的。就是我們社會裡面那種暗示太強烈了。其實我們現在的聲音是非常單調的，你從他們的寫作裡面就能看出來。他們聽到的東西，他們聽到的、得到的所有的資訊，你别看那麼豐富，時時刻刻在看手機，可是其實非常單調，很單調。
我這次給他們開新課布置的作業，規定很嚴格，我說不可以寫你近處的生活，你必須寫你出生那一年的事情。我說你們到當地去找，我說不要到人民日報去找，就到你們當地的報紙上去找，因為他們是全國各地的人，這個限制反而使他們題材多了，反而讓他們知道寫什麼了。這都是我在教學裡面看到的一種社會現象。
→ 專訪王安憶①丨“張愛玲筆下的喬琪喬，就是一個肌肉男”
→ 專訪王安憶②丨“無論許鞍華來找我做什麼，我都是會一口答應的”
來源：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