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然山是東漢時期窦憲北征匈奴後登臨、刻石之處，是漢匈關系史上一座名山。公元89年，應南匈奴請求，東漢王朝派車騎将軍窦憲率軍遠征。北匈奴内外交困，力量衰微。經稽落山一戰，北匈奴潰敗，漢軍統帥窦憲登燕然山，刻石勒功。紀功銘文即《文選》所稱的《封燕然山銘》。此後三年，漢朝與南匈奴在漠北繼續追擊北匈奴，迫使其向西遷徙。漢朝雖然徹底解除了匈奴人的威脅，但未能對蒙古高原實施有效管轄。此後，蒙古高原先後又有鮮卑、柔然、突厥、薛延陀、回鹘、蒙古等民族相繼崛起，繼續演進着與中原王朝的互動關系。燕然山，僅以片段曆史記憶存留在文獻之中。
燕然山應是一座山脈的匈奴語古稱，它到底對應蒙古國今天哪座山？對此問題，曆代史籍并未留下清晰答案。清代官修全國性地理總志《嘉慶重修一統志》指杭愛山，“此當即古之燕然山”[1]。清末史地學者丁謙曾對漠北山川予以系統研究，也認為杭愛山即燕然山[2]。此後，這一說法成為普遍觀點。但杭愛山廣大綿延，支脈亦各有專名。燕然山是其全部嗎？還是僅指哪一支脈？也有人曾指肯特山才是燕然山，但支援者不多[3]。由于沒有考古材料和實地調查，燕然山位置研究一直停滞不前。日本學者佐藤長曾嘗試運用語音學解讀匈奴地名，指出“燕然山”的意義可能是“神山”，但關于位置依然遵從杭愛山一說。
2017年，蒙古國發現《封燕然山銘》漢文摩崖，證明窦憲刻石勒功之燕然山即德勒格爾杭愛山南麓摩崖所在山地[4]。德勒格爾杭愛山位于翁金河中遊，處于杭愛山東南、戈壁阿爾泰山東北與蒙古東部山地丘陵中間位置。此處符合窦憲行軍路線，也符合漠北與中原交通路線，卻與傳統認識有一定距離，同時與文獻記載也有出入。有學者撰文指出，“根據曆史記載和考古材料的分析，真正的燕然山應當位于色楞格河支流呼尼河流域一帶”[5]。此說綜合了呼尼河流域發現的匈奴墓地考古材料，也關注到了漢軍出塞的道裡記述。不過，将“三千餘裡”當作直線測算，似有不妥。筆者曾實地調查《封燕然山銘》摩崖，又曾沿翁金河北上，經山谷地帶翻越杭愛山東南麓至哈拉和林川；又沿塔米爾河西行，抵達色楞格河上遊支流哈努伊河谷，參訪正在發掘中的高勒茂都2号匈奴墓群考古工地，是以對蒙古國自然地理和考古動态具備初步了解，對燕然山位置與史籍記載的道裡有一些思考。特撰此文，以見教于方家。
一、史記記載的“燕然山”
匈奴是中國北方早期遊牧民族之一。戰國時期，匈奴即以獨特的遊牧方式屹立于蒙古高原，與燕、趙、秦三國比鄰，并展開持續交流與交融。匈奴人有适合遊牧習俗的政治制度、賦稅措施和文化信仰，已能利用地圖指導行軍作戰。建武二十二年（46），南匈奴欲附漢，“而比密遣漢人郭衡奉匈奴地圖”表達誠意[6]。既稱為“地圖”，似應标有山川河流名稱，惜未見流傳，内容無法探究。
漢朝在與匈奴交往時，軍兵出塞、使者往來，亦或匈奴人歸漢、正常商貿交往，均可帶回匈奴地域山川河流地理知識。借助于此類知識的積累，司馬遷史無前例地為其時代強鄰單獨作傳；相關知識繼續積累，班固和範晔才能繼承司馬遷的傳統。是以，從《史記》到《漢書》《後漢書》，匈奴傳記和相關部分留下了多處漠北山川河流、甚至城市的名稱，如單于庭、龍城、涿邪山、燕然山、郅居水、匈奴河等等。筆者粗略統計，“前三史”出現的漠北匈奴地名共計43處之多。《史記》稱匈奴“毋文書，以言語為限制”，即匈奴人有獨特的語言[7]。綜觀“前三史”所記匈奴地名，如燕然山、涿邪山、郅居水、阗顔山、姑衍山、蒲奴水等，取名詞意不似漢語，應是匈奴語言。
“燕然山”作為一山名，在史籍中出現次數并不多，首次是在《漢書·匈奴傳》。相比司馬遷，班固更了解近兩百年的匈奴史，而且曾兩次親赴漠北草原。是以，他所撰寫的《漢書》記錄了大量漠北匈奴地名，也第一次提到了“燕然山”：
貳師将軍将出塞，匈奴使右大都尉與衛律将五千騎要擊漢軍于夫羊句山狹。貳師遣屬國胡騎二千與戰，虜兵壞散，死傷者數百人。漢軍乘勝追北，至範夫人城，匈奴奔走，莫敢距敵。會貳師妻子坐巫蠱收，聞之憂懼。其掾胡亞夫亦避罪從軍，說貳師曰：“夫人室家皆在吏，若還不稱意，适與獄會，郅居以北可複得見乎？”貳師由是狐疑，欲深入要功，遂北至郅居水上。虜已去，貳師遣護軍将二萬騎度郅居之水。一日，逢左賢王左大将，将二萬騎與漢軍合戰一日，漢軍殺左大将，虜死傷甚衆。軍長史與決眭都尉煇渠侯謀曰：“将軍懷異心，欲危衆求功，恐必敗。”謀共執貳師。貳師聞之，斬長史，引兵還至速邪烏燕然山。單于知漢軍勞倦，自将五萬騎遮擊貳師，相殺傷甚衆。夜塹漢軍前，深數尺，從後急擊之，軍大亂敗，貳師降。單于素知其漢大将貴臣，以女妻之，尊寵在衛律上。[8]
這是發生在漢武帝征和三年（前90）的一次漢匈戰争。據載，貳師将軍李廣利孤軍深入，至漠北郅居水與匈奴激戰，後引兵還至燕然山，兵敗投敵。此處出現的“郅居水”“燕然山”遠在漠北匈奴腹地，是研究匈奴地名的重要地理坐标。郅居水在北，燕然山在南，後世以水比色楞格河，以山比杭愛山，位置關系無疑義，但屬推測。需注意的是，此處出現的“燕然山”完整表述是“速邪烏燕然山”，其意義為何？與燕然山是否為同一山？這兩個問題暫時還未知。
“燕然山”第二次出現史籍，即是東漢時期窦憲北征。永元元年（89），窦憲率領漢匈及西戎氐羌聯軍四萬餘人，經雞鹿塞、滿夷谷、稒陽塞兵分三路，橫越大漠後，于稽落山遭遇北匈奴主力。激戰過後，北匈奴潰敗，漢軍獲勝。窦憲“登燕然山，刻石勒功，紀漢威德”：
（窦）憲懼誅，自求擊匈奴以贖死。會南單于請兵北伐，乃拜憲車騎将軍，金印紫绶，官屬依司空，以執金吾耿秉為副，發北軍五校、黎陽、雍營、緣邊十二郡騎士，及羌胡兵出塞。明年，憲與秉各将四千騎及南匈奴左谷蠡王師子萬騎出朔方雞鹿塞，南單于屯屠河，将萬餘騎出滿夷谷，度遼将軍鄧鴻及緣邊義從羌胡八千騎，與左賢王安國萬騎出稒陽塞，皆會涿邪山。憲分遣副校尉閻盤、司馬耿夔、耿譚将左谷蠡王師子、右呼衍王須訾等，精騎萬餘，與北單于戰于稽落山，大破之，虜衆崩潰，單于遁走，追擊諸部，遂臨私渠比鞮海。斬名王以下萬三千級，獲生口馬、牛、羊、橐駝百餘萬頭。于是溫犢須、日逐、溫吾、夫渠王柳鞮等八十一部率衆降者，前後二十餘萬人。憲、秉遂登燕然山，去塞三千餘裡，刻石勒功，紀漢威德，令班固作銘曰……[9]
此處的涿邪山、稽落山、燕然山、私渠比鞮海，均在大漠之北。今中蒙兩國間戈壁地區，古稱大漠，亦稱瀚海，是漠南漠北天然界限。匈奴人最早征服戈壁，自由穿行其間。在與匈奴争鋒過程中，漢軍提高了騎馬技術，亦具備了橫穿大漠的能力，史籍稱為“絕幕”。元狩四年（前119），衛青、霍去病率軍從定襄、代郡北發，首次絕幕襲擊匈奴。此後，漢軍不僅多次成功絕幕，又從居延海開辟絕幕新路線。依史料而言，漢軍對涿邪山似更為熟悉，每分道出兵，多會合于此。窦憲北征獲勝，曾經“登燕然山，去塞三千餘裡，刻石勒功”，說明燕然山比涿邪山更為遙遠，故更有象征之義。
窦憲“刻石勒功”銘文即後世流傳的《封燕然山銘》，其中對漢軍行軍路線作了簡要交代：
遂陵高阙，下雞鹿，經碛鹵，絕大漠，斬溫禺以釁鼓，血屍逐以染锷。然後四校橫徂，星流彗埽，條平萬裡，野無遺寇。于是域滅區落，反斾而還，考傳驗圖，窮覽其山川。逾涿邪，進安侯，乘燕然，污冒頓之逗略，焚老上之龍庭。[10]
後來，班固又作《車騎将軍北征頌》，再次回顧漢軍路線：
遂踰涿邪，跨祈連，籍庭蹈就，疆獦崝嵮。辚幽山、兇河，臨安侯，轶焉居與虞衍，顧衛霍之遺迹，睋伊秩之所藐……[11]
此處并未出現燕然山，但頌文仍有“封燕然以隆高，廣鞬以弘曠，銘靈陶以勒崇，欽皇袛以祐贶”之語。
“燕然山”在南北朝時期三次現于史籍。《魏書》載，神二年（429）太武帝拓跋焘親征漠北柔然：
五月，次于沙漠南，舍辎重輕襲之，至栗水，大檀衆西奔。弟匹黎先典東落，将赴大檀，遇翰軍，翰縱騎擊之，殺其大人數百。大檀聞之震怖，将其族黨，焚燒廬舍，絕迹西走，莫知所至。于是國落四散，竄伏山谷，畜産布野，無人收視。世祖緣栗水西行，過漢将窦憲故壘。六月，車駕次于兔園水，去平城三千七百裡。分軍搜讨，東至瀚海，西接張掖水，北渡燕然山，東西五千餘裡，南北三千裡。[12]《魏書》記載資訊量頗大，有燕然山、栗水、菟園水、張掖水、瀚海、窦憲故壘等地名，有“去平城三千七百裡”“東西五千餘裡，南北三千裡”道裡、空間記述。這些地名如能确定一、二處位置，則對匈奴地理研究将起到坐标之助。
《南齊書》《梁書》也記載了燕然山。《南齊書》載：
升明二年（478），太祖（蕭道成）輔政，遣骁騎将軍王洪軌使芮芮，克期共伐魏虜。建元元年（479）八月，芮芮主發三十萬騎南侵，去平城七百裡，魏虜拒守不敢戰，芮芮主于燕然山下縱獵而歸。[13]南朝劉宋聯合柔然攻擊北魏的這次戰争，《梁書》也有記載：
宋升明中（478），遣王洪軌使焉，引之共伐魏。齊建元元年（479），洪軌始至其國，國王率三十萬騎，出燕然山東南三千餘裡，魏人閉關不敢戰。[14]
“芮芮”即柔然，又作“蠕蠕”“茹茹”，這是繼匈奴和鮮卑之後又一個占據漠北高原的遊牧民族。以《南齊書》《梁書》記載、證之《魏書》可知，柔然此次出兵并未引發大規模戰争，“蠕蠕率騎十餘萬南寇，至塞而還”[15]。是以，《魏書·茹茹傳》甚至沒有提及此次戰事。北魏多次打擊柔然，迫使其遷居到燕然山以北地區，孝文帝時雙方基本保持着和平關系。在劉宋使者王洪軌慫恿下，柔然人翻越燕然山再次南下。但世事突變，蕭道成篡奪了劉宋皇權，未再遣使柔然，更未大規模出兵北伐。是以，柔然人無功而返。南北朝三史的記錄也被記入《北史》，多仍舊載，未見有價值之資訊。
隋唐以後，漠北草原先後為突厥、薛延陀、回鹘、契丹、女真、蒙古等民族占據。山川河流依舊，然名稱多有更改。如突厥時期的于都斤山、藍翁河，回鹘時期的烏德鞬山、嗢昆河，蒙元時期的杭海嶺、汪吉河等等。燕然山，随着民族變遷逐漸被高原人遺忘，但它的名字仍不時出現在漢文史籍之中。唐朝曾設羁縻府州管理漠北各部，州府命名多比附漢代匈奴地名，如燕然州、浚稽州、蹛林州、金微都督府、瀚海都督府。燕然州與燕然山是否存在一定聯系，無從知曉。燕然州設于何處，目前也沒有明确答案。這個問題有待于蒙古國考古學的繼續發展，如已發現的仆固乙突墓志基本可以确定金微州地望[16]。
唐代對漠北的管理，使唐人對來往漠北路線和裡數有了較為詳細的掌握。如《新唐書》載，“天寶中，玄宗問諸蕃國遠近，鴻胪卿王忠嗣以《西域圖》對，才十數國。其後貞元宰相賈耽考方輿道裡之數最詳，從邊州入四夷，通譯于鴻胪者，莫不畢紀。[17]”其中所提七條要道，即有“四曰中受降城入回鹘道”，并詳細記錄此道行宿地點、道裡遠近。宋初成書的《太平寰宇記》引《冀州圖》雲：“引入塞三道，自周、秦、漢、魏以來，前後出師北伐唯有三道……”并引《入塞圖》，詳述從晉陽北行至瀚海行程，其中一路為：
……又一道從平城西北行五百裡至雲中，又西北五十裡至五原，又西北行二百五十裡至沃野鎮，又西北行二百五十裡至高阙，又西北行二百五十裡至郎君戍，又直北三千裡至燕然山，又北行千裡至瀚海，自晉陽至瀚海有此路。[18]
宋朝統治疆域并未到達漠北，《太平寰宇記》的記述應是唐人認識的積累。依此記述，從高阙塞至燕然山，行程已達三千二百五十裡，與漢軍出塞“三千餘裡”保持近似裡數。對此，嚴耕望曾做專門研究并制作路線圖[19]。嚴圖顯示，從河套出塞直向翁金河，越山進入鄂爾渾河谷回鹘牙帳（今蒙古國後杭愛省哈喇巴拉嘎斯古城），即是唐代“參天可汗道”。此道近似直線，與蒙元時期木鄰站道近似。漢代的路線，渡漠之後需往涿邪山再行軍北上，要比唐代及以後的曲折些。
唐代以後、清代以前，曾記錄過漠北地域的史籍還有《遼史》《金史》《元史》，以及《長春真人西遊記》《雙溪醉飲集》《嶺北紀行》等紀行、文集，然均未提及燕然山。宋人有指燕山為燕然山、并仿刻摩崖之記載，實不足取[20]。相比之下，《大明一統志》《讀史方輿紀要》還真實些，隻是依然含糊，無助于燕然山位置問題的解答。
二、注疏學與近世曆史地理學視野下的“燕然山”
燕然山位于何處？先看古代注疏學的探究。注疏學逐字注解字義、音讀，每多涉及曆史地名，其中即有燕然山一名。最早記錄“燕然山”一名的《漢書》《後漢書》，在唐代形成一次注疏熱潮。其中，顔師古注《漢書》、李賢注《後漢書》影響甚大。
顔師古如何解“燕然山”？其謂：“速邪烏，地名也，燕然山在其中。燕音一千反。”[21]顔師古為一代名儒，學識淵博，僅将燕然山了解為一座山名，又将“速邪烏燕然山”一詞作了簡單拆分。通觀其注，對漠北地理竟無一研究，僅注解個别山川河流為地名，音讀如何。如“阗顔山”注曰“窴音徒千反”；“浮苴井”注曰“苴音子餘反”；“浚稽山”“稽落山”注曰“浚音俊。稽音雞。”[22]李賢注《後漢書》“重訓诂”，然對“燕然山”在内的漠北地理亦無一語解讀。元人胡三省音注《資治通鑒》，述及李廣利兵敗速邪烏燕然山，注曰“據《匈奴傳》，燕然山在匈奴中速邪烏地”[23]；述及窦憲登臨燕然山，注曰“唐太宗有以多濫葛部地置燕然州。又按《北史》，燕然山在菟園水北。”[24]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也記載了燕然山，論點亦不出胡三省之說[25]。
囿于地理知識，傳統注疏每每提及燕然山，對其位置卻無從着墨。直到西方新式地理學知識的傳入和近世曆史地理學興起，相關研究才有轉機。衆所周知，西方地理學知識和技術在明代晚期傳入中國，新式地理測繪、地圖編制漸為世人關注。清朝混一南北，版圖遼闊，中原士人對漠北山川河流始有直接了解。康乾之際，清朝兩次測繪、編制地圖，形成《皇輿全覽圖》《内府輿圖》兩部地理圖籍，均有漠北圖幅。康熙皇帝還啟動《大清一統志》纂修工作，至道光二十二年（1842），共編成3部《大清一統志》，即康熙《大清一統志》、乾隆《欽定大清一統志》和嘉慶《重修大清一統志》。其中，乾隆、嘉慶兩朝均有漠北蒙古曆史沿革、山川地望記載。清朝對全國的地理測繪和地圖編制，以及有滿蒙漢等族官員學者參與編修的全國性地理總志，充分反映了該時期的地理學視野，為後世了解和研究漠北地理提供了依據。
“燕然山”一名，在《嘉慶重修一統志》中有明确記述。該書是首次對漠北山川河流作大範圍、整體性表述的漢文典籍，第544卷詳細記錄了喀爾喀蒙古四部八十六旗“東西袤延五千裡，南北距三千裡”範圍内的山川河流及古迹，涉及漢代漠北地名如狼居胥山、阗顔山、浚稽山、涿邪山、燕然山等15處[26]。綜觀該卷，對漠北山川河源、走向、長度均有記錄，對河流的主幹關系判斷也與今天一緻。如述阿勒坦山，“即古金山，在特斯河西北，綿亘二千餘裡。高入霄漢，盛夏積雪不消，為西北諸山之祖。”[27]述杭愛山，“在鄂爾坤河之北，直甘肅甯夏北二千裡許，翁金河西北五百餘裡。其山最為高大，山脈自西北阿勒坦山來，東趨，踰鄂爾坤、土拉諸水為大興安、肯特諸山。又自山西枯庫嶺北折，環繞色楞格河上流諸水發源之處，抵俄羅斯國界千餘裡。鄂爾坤、塔米爾諸河皆發源于此。”[28]述鄂爾坤河，“此河大于土拉，小于色楞格”[29]。述翁金河，“源出鄂爾坤河源相近之東南山中，東南流，曆平地凡七百餘裡，止于瑚爾哈鄂倫泊。泊亦不大，距河套西北可八百裡。”[30]以上表明，《嘉慶重修一統志》具有極高的可信度。
相比正文記錄的豐富程度，該書按語、考證極為簡單。如“燕然山”後按語：
窦憲勒銘燕然，自古稱為極遠。然《前漢書》匈奴傳，貳師北度郅居之水，殺左大将，引兵還至速邪烏燕然山。雖敗而降，其深入較窦憲更遠也。郅居水，疑即《魏書》之菟園水。[31]
按語述及燕然山意在說明貳師将軍遠抵郅居水“其深入較窦憲更深遠也”，并未指出其地望；指杭愛山即燕然山，是在同卷“杭愛山”後：“按，此當即古之燕然山。”[32]仔細推究這條簡單的按語，其實僅隻是推測性的判定，并無文獻佐證。但這個記載對後世産生了重要影響，是杭愛山即燕然山一說的最早出處。
此後，從《蒙古遊牧記》《朔方備乘》，到《後漢書疏證》《漢書匈奴傳地理志考證》，近世曆史地理學日益關注漠北地名研究。其中，以浙江人丁謙最負盛名，他的《漢書匈奴傳地理考證》是自“前三史”成書以來對漠北匈奴地名進行全面、系統研究的第一部學術著作。
丁謙此書對燕然山位置作何解讀？他認為，“速邪烏，亦涿邪山轉音，與燕然山南北并峙沙漠中，故連稱之曰速邪烏燕然山。前人謂即杭愛山南麓，近是。”[33]查丁謙一生行迹，并未親赴漠北，則其又如何考訂燕然山？依其自述，治曆史地理學有八法：“一曰揆地望，二曰度情形，三曰審方向，四曰察遠近，五曰核時日，六曰考道途，七曰辨同異，八曰阙疑似。”[34]所謂“八法”，無一述及考古或田野調查。
《漢書匈奴傳地理考證》取得了一定成就，不僅被國内曆史地理學、民族史學者所引用，日本學者内田吟風等人譯注《騎馬民族史（正史北狄傳）》也多處沿用其說。20世紀50年代以來，由譚其骧上司的曆史地理學團隊開始編制一部全新的《中國曆史地圖集》。現行的《中國曆史地圖集》與丁謙舊說多有不同，但燕然山、龍城等幾個地名保持了一緻。可見，經《嘉慶重修一統志》判定、丁謙闡發的杭愛山即燕然山一說普遍流傳。經上述探析，筆者認為，此說大體不錯，但畢竟沒有文獻佐證。至為要者，杭愛山脈綿延數百公裡，南北分支既多，亦各有專名。窦憲登臨，或不止一山；但刻石勒功，必隻一處。燕然山，到底位于杭愛山脈什麼位置呢？
三、中蒙聯合調查發現的“燕然山”
2017年，中國内蒙古大學與蒙古國成吉思汗大學組成聯合調查隊，前往中戈壁省德勒格爾杭愛蘇木境内作考古調查。聯合調查隊現場确認，新發現漢文摩崖即《封燕然山銘》，正是窦憲刻石勒功遺迹。摩崖的發現為本文探究燕然山位置提供了關鍵依據。
摩崖地理坐标：東經104°33ʹ17.7ʹʹ，北緯45°10ʹ40.4ʹʹ，海拔1488米。摩崖位于德勒格爾杭愛山南麓，山呈東西走向，長約70公裡，最高點海拔1972米。調查得知，德勒格爾杭愛山之名形成于上世紀三十年代，舊稱“Inil Hairhan”。筆者後來查閱《皇輿全覽圖》《嘉慶重修一統志》，确認此說不謬。《皇輿全覽圖》木刻版“色楞厄河圖（Selengga）”46°與西11°交彙處标有“衣尼兒山”一名，審其方位正位于杭愛山以南、甕金河東北，當是“Inil Hairhan”一詞的音寫（見圖1）；該圖銅刻版的相應位置，用滿語作了标注，拉丁文轉寫正是“inil alin”（見圖2）。此山的漢語寫法，在《嘉慶重修一統志》“烏裡雅蘇台全圖”、“庫倫圖”中亦有繼承，隻是寫作“伊呢爾山”[35]。“inil”隻是滿文音寫而并非滿語，至于它究系匈奴、鮮卑語，還是突厥、契丹語？其意義為何？與燕然山在國文學上能否取得一緻對音？尚待進一步研究。
摩崖位于德勒格爾杭愛山南麓，直北距杭愛山脈約200公裡。杭愛山與德勒格爾杭愛山，二者是否為主山與餘脈關系？蒙古國地理地形分為西部高山和中、東部山地丘陵以及南部戈壁三個地區，德勒格爾杭愛山恰好位于三種地形區中間位置。筆者以為，德勒格爾杭愛山與西向翁金河的位置關系似乎能提供一些有益認識。翁金河源于杭愛山南麓，自北向南，經德勒格爾杭愛山西邊後繼續南流，最後進入戈壁地區。以山、河位置關系判斷，德勒格爾杭愛山應當屬杭愛山餘脈。
自清代以來，杭愛山即燕然山一說幾成定論。截至目前，有異議者僅三位，即黃文弼、駒井義明和内田吟風。黃文弼以民國九年歐陽纓主編《曆代疆域戰争合圖》為據，指“是燕然山為古爾班察汗山”[36]；駒井義明考證“阗顔山”時，指“燕然山，肯特山”[37]。相比而言，内田吟風的說法稍顯謹慎。他對“速邪烏燕然山”的注解為：“此燕然山并非後來窦憲時去塞三千餘裡之燕然山，蓋此處記作‘速邪烏之燕然山’。張興唐《史記漢書匈奴地名今釋》（台灣國防研究院，1962年）曰：‘今察哈爾宣化縣東三十裡，亦有燕然山，似貳師引兵還至速邪烏燕然山，或為宣化縣東之燕然山也，待考’。”[38]内田氏盡管沒有指出燕然山究竟位于何處，但他的研究将燕然山與速邪烏燕然山區分開來，認為前者是東漢窦憲、班固等人登高之山，後者是西漢李陵兵敗被俘的地方。這個認識顯然比《資治通鑒》嚴謹些，後者将“速邪烏燕然山”直接縮為“燕然山”。丁謙也區分過這兩處山，指“速邪烏”為“涿邪山轉音，與燕然山南北并峙沙漠中”，這樣的說法顯然難以令人信服。
《封燕然山銘》摩崖的發現，證明德勒格爾杭愛山南麓山地即是燕然山。反觀《南齊書》記載，正可兩相印證。前引該書透露三點重要資訊：
一，柔然軍已抵達北魏都城平城以北七百裡之地；
二，柔然軍曾縱獵于燕然山；
三，柔然軍在縱獵燕然山後北歸。
柔然政治中心也在杭愛山北鄂爾渾河谷一帶，縱獵燕然山後北歸，說明燕然山在杭愛山以南。德勒格爾杭愛山到平城距離雖不止七百裡，但此山位于大漠北緣，不失為柔然軍進退之所。中蒙聯合調查發現，德勒格爾杭愛山南有大型狩獵場遺迹，蒙方調查隊員認為是蒙元時期遺留。柔然人是否縱獵于此，不得而知，但《南齊書》這段記載透露的資訊與新發現的摩崖位置頗相符合，此點應需注意。
然而，将德勒格爾杭愛山南麓山地判定為燕然山，與史籍記載幾處數字及空間描述出入較大。據《後漢書》，窦憲出塞“三千餘裡”；《魏書》載，鮮卑征柔然至菟園水，“去平城三千七百裡”，然後北渡燕然山。《梁書》則以柔然為主，指其“出燕然山東南三千餘裡，魏人閉關不敢戰”。漢軍自雞鹿塞、高阙塞出軍，兩地均位于今巴彥爾淖爾市陰山南側。一般認為，漢代“裡”的長度要小一些，自陰山南側至杭愛山，三千裡恐嫌不足；故前引學者之文将燕然山的位置指向了色楞格河支流呼尼河流域一帶。
筆者以為，将“三千餘裡”作直線測算，恐有不妥。以漢軍出塞三千裡至燕然山，或以柔然軍出燕然山東南三千餘裡抵達北魏邊境估算，則燕然山将更在杭愛山之北遙遠之地，如此則與漠北曆代民族建牙于鄂爾渾河谷地帶的常識不符。漢軍出塞行進，既定目标是涿邪山（今蒙古國本查幹湖西南戈壁阿爾泰山）。絕幕而來，并不能取直線前行，隻能依戈壁阿爾泰山地帶山川地勢前進。道裡曲折，則出塞距離自然比圖上距離為遠。
筆者注意到《漢書》記載，從朔方出塞至涿邪山東浚稽山的距離已達“二千餘裡”[39]。如從浚稽山北上，道裡自然比“二千餘裡”遙遠——而窦憲出塞，前段路線與此頗符。是以，漢軍出塞“三千餘裡”的記錄應予以充分注意，既不能輕易否定，也不能視而不見。
要了解“三千餘裡”路程，必須考察窦憲出塞行軍路線。《後漢書》述及，漢軍從高阙塞、雞鹿塞出發，絕幕之後，會合涿邪山；經稽落山激戰，追擊北匈奴直至私渠比鞮海，然後登臨燕然山，刻石勒功。這是一個粗線條描述。《封燕然山銘》依然是粗線條描述，“逾涿邪，進安侯，乘燕然，污冒頓之逗略，焚老上之龍庭。”相比之下，《車騎将軍北征頌》記錄的路線稍顯細緻：“遂踰涿邪，跨祈連，籍庭蹈就，疆獦崝嵮，辚幽山、兇河，臨安侯、轶焉居與虞衍，顧衛霍之遺迹，睋伊秩之所藐……”
以上三處關于窦憲行軍路線記載，均提到涿邪山、安侯河。涿邪山為今蒙古國本查幹湖西南戈壁阿爾泰山，安侯河為今杭愛山北鄂爾渾河。從戈壁阿爾泰山至安侯河，需穿越杭愛山。《車騎将軍北征頌》載，漢軍先“踰涿邪”，繼“跨祈連”。祁連山亦為匈奴名山，又稱天山，地望有今甘肅祁連山、新疆天山和蒙古國杭愛山三種說法[40]。漢軍抵達涿邪山後是向北行進，是以“跨祈連”應是翻越杭愛山。《後漢書》載，永元二年（90），漢軍再次出塞，“至涿邪山，乃留辎重，分為二部，各引輕兵兩道襲之。左部過西海至河雲北，右部從匈奴河水西繞天山，南度金微山，二軍俱會，夜圍北單于。”[41]這則史料反映，漢軍一年後又一次越過杭愛山。
頌文述及，漢軍穿越杭愛山後的路線為“辚幽山、趨兇河”，然後“臨安侯”。“安侯”為“鄂爾渾”音寫，以“幽山”“兇河”對“安侯”，似二者亦為音寫。“幽山”“兇河”指什麼地方，目前并無人探究，隻有白靜生注《班蘭台集》，指“幽山”為陰山，應有不妥[42]。
筆者以為，“兇”與“匈”通，《封燕然山銘》摩崖将“剿匈虐”即寫成“剿兇虐”。則“兇河”可通“匈河”。兇河史籍不載，但匈河卻有載。《史記》載，漢武帝元鼎六年（前111），“漢又遣故從骠侯趙破奴萬餘騎出令居數千裡，至匈河水而還，亦不見匈奴一人。”[43]《漢書》再次記載了此事，隻是将“匈河”寫成了“匈奴河”[44]。如此，“兇河”與“匈奴河”當是同一河流，或以“匈奴”之名命名。匈河水或匈奴河的指向，又有塔米爾河、拜達拉格河、翁金河三種說法。丁謙最早指匈奴河“即塔米爾河，以匈奴王庭在此水濱，故名。”[45]内田吟風認同丁謙之說，但《中國曆史地圖集》予以否定，認為杭愛山南麓的拜達拉格河才是匈奴河。[46]此外，駒井義明與佐藤長認為當為翁金河。據《漢書》載，元鼎六年（前111），公孫賀出九原“二千餘裡，至浮沮井”；趙破奴“出令居數千裡，至匈奴河水”[47]。“令居”在今甘肅黑水流域，趙破奴從此直北“數千裡”抵達匈奴河，恐非杭愛山南麓的拜達拉格河或翁金河。
2019年，中蒙聯合調查隊再赴燕然山，并輾轉前往後杭愛省高勒茂都匈奴2号墓地考察。該墓地處于色楞格河上遊一條名為“Khanui”的河流東側，今漢譯為哈努伊河或哈尼河，清代地圖示稱“哈綏河”“哈瑞河”。其東為高勒茂都1号墓地，亦有一條名為“Khuni”的河，今漢譯為呼尼河，北流後彙入哈努伊河。考古學者馬健已經注意到這兩條河的語音，将哈努伊河判定為匈河水[48]。對此，筆者表示贊同。此外，以筆者親見，從德勒格爾杭愛山至杭愛山南麓的廣闊區域，地表僅現荒漠草原景觀，草地荒涼，少見樹木生長，僅在翁金河谷有屈指可數的幾棵榆樹、楊樹；但杭愛山北麓則處處可見森林草原景觀，特别是從後杭愛山省車車爾勒格市至哈努伊河谷，山間松林密布，綠樹成蔭，頗符“幽山”之稱。不過，據正在當地聯合發掘的中國植物考古學者藍萬裡研究，哈努伊河谷地帶目前的森林景觀，是近200年來從西伯利亞地區吹來的樹種自然生長的結果。2000年前此地植被如何，景觀如何，暫不得而知。但此地深處漠北腹地，又為匈奴貴族墓地，人煙稀少，環境清幽，大緻當不為錯。是以筆者以為，“兇河”即匈奴河，應指色楞格河支流哈努伊河；“幽山”應指哈努伊河一帶的杭愛山北麓餘脈。
如果以上論述不錯，則還需解決一個疑問，漢軍為何遠行至哈努伊河谷？為何又向東行抵安侯河？筆者以為，答案已隐含在《後漢書》與《封燕然山銘》之中。據《後漢書》，南單于屯屠何前一年（88）向漢朝奏報，北單于“遯逃遠去，依安侯河西”[49]。安侯河的一條較大支流即今塔米爾河，流向為自西向東。依南單于情報，北單于沿塔米爾河谷西去，則漢軍此次出兵最終目标應即安侯河西。安侯河西通向何處？筆者曾沿塔米爾河谷西行，于後杭愛省車車爾勒格市翻越杭愛山北麓餘脈即進入哈努伊河流域。哈努伊河自西南向東北流，共長421千米，然後彙入色楞格河[50]。北單于西遷至此，不僅因川野平闊、水草豐美的牧場，筆者推測還應有更重要的原因。
蒙古國考古發現，哈努伊河流域高勒茂都現存兩處超大型匈奴貴族墓葬群遺址，即高勒茂都1号、2号匈奴墓葬群[51]。2016年時，考古學者采集到的資料是，1号墓地“初步統計，該墓地共有400餘座墓葬”，2号墓地“共分布有400餘座墓葬，包括98座大型貴族墓、250座陪葬墓和85座獨立的圓圈墓。”[52]哈努伊河流域的兩座大型匈奴墓地及M189号墓的考古資訊，與摩崖“污冒頓之逗略，焚老上之龍庭”一句透露資訊頗為符合。“逗略”為匈奴語墳墓之意，“龍庭”又稱龍城、單于庭[53]。目前雖然還不能證明高勒茂都1号或2号墓地為匈奴冒頓單于墳冢，但正在發掘的高勒茂都2号墓地M189号墓确實發現了東漢時期的發掘痕迹。據發掘報道，“目前可以确認該墓葬的年代相當于我國的西漢時期，早于以往在俄羅斯和蒙古境内發掘的大部分匈奴貴族墓葬。墓主在匈奴社會中應當具有較高的地位。墓葬在東漢時期遭到一次嚴重盜擾，墓主遺骨及随葬品遭到嚴重破壞。”[54]與此同時，鄂爾渾河谷和日門塔拉三連城的考古發掘，将其指向匈奴龍城位置[55]。
蒙古國考古發掘顯示，杭愛山北鄂爾渾河谷至色楞格河上遊哈努伊河谷一帶，應是北匈奴政治腹地。而據文獻記載，此後的柔然、突厥、回鹘和蒙古民族均将這一地區當作活動中心。北單于“依安侯河西”遊牧，即從龍城往西至其部族墳冢所在附近。是以，漢軍翻越杭愛山至哈努伊河，目的是搜尋北單于；再經此東進鄂爾渾河谷，随機毀壞其龍城。漢軍的軍事追擊徹底擊潰了北匈奴心理防線，引發其随後整體西遷。
是以，窦憲行軍路線應當如下：漢軍從雞鹿塞、滿夷谷、稒陽塞分三道并出，于涿邪山即今戈壁阿爾泰山會合，在附近稽落山作戰後沿拜達拉格河北行，翻越杭愛山，遠行至哈努伊河谷；然後東趨鄂爾渾河谷，至龍城南返，抵達德勒格爾杭愛山。德勒格爾杭愛山臨近戈壁，窦憲于此休整，“封神丘”、命“漢山”，“刻石勒功”，南歸漢塞。
經以上分析知，燕然山位置與史籍記載構成的空間和道裡沖突，源于今人對《後漢書》“憲、秉遂登燕然山，去塞三千餘裡，刻石勒功，紀漢威德”這段史料的誤解。按照慣性思維，今人将窦憲登臨的燕然山與刻石勒功之地徑直置于塞外三千餘裡之處。孰不知，窦憲登臨燕然山、刻石勒功是在南返至德勒格爾杭愛山時。摩崖已透露班固作銘是在“反斾而還”之時，作銘前又曾“考傳驗圖，窮覽其山川”；出塞“三千餘裡”的距離，亦當為此時計算而得。結合前述窦憲行軍路線，将出塞“三千餘裡”當作一條彎線而非直線算，則前述沖突即迎刃而解。
綜上，窦憲北征匈奴，确曾越過杭愛山，遠抵哈努伊河谷，東經鄂爾渾河谷南返。窦憲行軍經“安侯河”後登臨之“燕然山”、刻石勒功之“燕然山”，即今德勒格爾杭愛山南麓镌刻摩崖之山地。
漢匈關系是古代農牧文明交融交流開啟階段。自1924年諾顔烏拉匈奴墓發現至今，蒙古國境内發現的匈奴貴族墓葬已經有8處。這些墓葬的形制、葬儀、出土物品，為研究農牧兩種文明早期的交融交流的深度與廣度提供了極好的視角。反觀“前三史”匈奴傳記的篇幅與内容，反映的正是秦漢時期兩種文明交融交流成果的累積。據史籍反映，漠北與長安雖然遙遠，但漢朝敢于絕幕出擊，在于其對漠北地理已經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如漢元帝時期，郎中侯應論及匈奴，提及“幕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匈奴來寇，少所蔽隐，從塞以南，徑深山谷，往來差難。”[56]侯應對幕北的描述，雖然簡單卻與今日蒙古國杭愛山以南至戈壁地區地形、地貌及地表景觀特征極為符合。這是竟甯元年（前33）漢朝人對漠北地理的認知。此後昭君出塞，漢匈保持了近60年的和平，漢朝對匈奴的認知應更為豐富。如始建國二年（10），王莽準備十道并出征讨匈奴，将軍嚴尤以五難谏之。其三提到，“胡地沙鹵，多乏水草。”其四，“胡地秋冬甚寒，春夏甚風”[57]。嚴尤對漠北的認知，又增加了植被和氣象特征，這些特點依然是對杭愛山以南地區的描述。至于東漢建武二十四年（48）後，南匈奴附漢，并提供了“匈奴地圖”。如此，漢朝對匈奴地理知識的掌握程度顯著提高。這些記載對認識窦憲登臨、刻石的燕然山為何位于杭愛山以南具有一定的幫助作用。
此外，自武帝以來，漢軍多次絕幕擊匈奴，多有出塞裡數記錄。如元鼎六年（前111），公孫賀出九原“二千餘裡，至浮沮井”；趙破奴“出令居數千裡，至匈奴河水”。“令居”在今甘肅黑水流域，趙破奴從此直北“數千裡”，這是漢軍第一次到達杭愛山北的匈奴河。《後漢書》載，永平十六年（73），窦固北征，其中“騎都尉來苗、護烏桓校尉文穆将太原、雁門、代郡、上谷、漁陽、右北平、定襄郡兵及烏桓、鮮卑萬一千騎出平城塞。”“來苗、文穆至匈奴河水上，虜皆奔走，無所獲。”是以，永元元年（89），漢軍再次遠征至匈奴河，已經是第三次造訪，對行軍路線和地形已有一定了解。
2017年，《封燕然山銘》摩崖的發現，證明窦憲“刻石勒功”的燕然山，就是德勒格爾杭愛山南麓摩崖所在山地。這就将清人推測的“杭愛山即燕然山”的籠統說法具體到一個明确的位置，并為漠北匈奴地理研究提供了一個準确坐标。今人以為摩崖距離漢塞較近，不符合漢軍出塞“三千餘裡”道裡記述，其實是以慣性思維對《後漢書》“憲、秉遂登燕然山，去塞三千餘裡，刻石勒功，紀漢威德”這則史料的誤讀。“三千餘裡”，當以窦憲出塞至涿邪山、北越杭愛山抵哈努伊河谷、東向鄂爾渾河谷經龍城南返至德勒格爾杭愛山南麓這條彎線計算。至于橫亘蒙古國中部700公裡長的杭愛山在漢匈時期的稱呼，當依《史記》《車騎将軍北征頌》的記載，稱為“祁連山”，又稱“天山”。
注釋：
[1]《嘉慶重修一統志》卷544,(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
[2]丁謙:《漢書匈奴傳地理考證》,王德毅主編:《叢書內建三編》第79冊,(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7年。
[3][日]駒井義明:《關于前漢史中的匈奴地名》，原載錢稻孫編:《學舌》第2卷第1期,1931年2月15日;本文據五明子:《<周一良全集>佚文—周節譯駒井義明撰<前漢匈奴地名略考>》。
[4]齊木德道爾吉、高建國:《蒙古國<封燕然山銘>摩崖調查記》，《文史知識》2017年第12期，第17-25頁;《有關<封燕然山銘>的三個問題》，《西北民族研究》2019年第1期。
[5]陳懇:《燕然山銘的發現與燕然山的位置》
[6]《後漢書》卷89《南匈奴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
[7]《史記》卷110《匈奴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63年。
[8]《漢書》卷94上《匈奴傳上》,(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
[9]《後漢書》卷23《窦憲傳》。
[10]齊木德道爾吉、高建國:《有關<封燕然山銘>的三個問題》。
[11]張溥輯,自靜生注:《<班蘭台集>校注》,(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
[12]《魏書》卷103《蠕蠕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
[13]《南齊書》卷59《丙丙虜傳》,(北京)中華書局,1972年。
[14]《梁書》卷54《丙丙傳》,(北京)中華書局,1973年。
[15]《魏書》卷7《高祖紀》。
[16]馮恩學:《蒙古國出上金微州都督仆固墓志考研》,《文物》2014年第5期。
[17]《新唐書》卷43下《地理志七下》,(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
[18]《太平寰宇記》卷49,(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
[19]嚴耕望:《唐代交通圖考》,(台北)文彙印刷廠有限公司,1985年。
[20]辛德勇:《發現燕然山銘》,(北京)中華書局,2018年。
[21]《漢書》卷94上《匈奴傳上》。
[22]《漢書》卷94上《匈奴傳上》。
[23]《資治通鑒》卷22,49,(北京)中華書局,1956年。
[24]《資治通鑒》卷49。
[25]《讀史為一輿紀要》卷45,(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
[26]《嘉慶重修一統志》卷544。
[27]《嘉慶重修一統志》卷544。
[28]《嘉慶重修一統志》卷544。
[29]《嘉慶重修一統志》卷544。
[30]《嘉慶重修一統志》卷544。
[31]《嘉慶重修一統志》卷544。
[32]《嘉慶重修一統志》卷544。
[33]丁謙:《蓬萊軒曆史外國傳凡例》,《叢書內建三編》第79冊。
[34]丁謙:《漢書匈奴傳地理考證》,《叢書內建三編》第79冊。
[35]《嘉慶重修一統志》卷523,533。
[36]黃文弼:《前漢匈奴單于建庭考》,林斡:《匈奴史論文選集(1919-1979)》,(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
[37][日]駒井義明:《關于前漢史中的匈奴地名》。
[38][日]内田吟風等著,餘大鈞譯:《北為一民族史與蒙古史譯文集》,(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
[39]《漢書》卷94上《匈奴傳上》。
[40]關于祁連山的地望考證有諸多論文,詳見王興鋒:《百年來匈奴族曆史地理研究綜述》,《唐都學刊》2016年第5期。杭愛山亦稱祁連山,詳見譚其嚷:《中國曆史地圖集》第二冊，(北京)中國地圖出版社，1982年。
[41]《後漢書》卷89《南匈奴列傳》。
[42]張溥輯,自靜生注:《<班蘭台集>校注》。
[43]《史記》卷11以匈奴列傳》。
[44]《漢書》卷94上《匈奴傳上》。
[45]丁謙:《漢書匈奴傳地理考證》,《從書內建三編》第79冊。
[46]譚其嚷:《中國曆史地圖集》第2冊。
[47]《漢書》卷94上《匈奴傳上》。
[48]馬健:《匈奴葬儀的考古學探索—兼論歐亞草原東部文化交流》,(蘭州)蘭州大學出版社,2011年。
[49]《後漢書》卷89《南匈奴列傳》,第2952頁。
[50]楊青山、高莎麗、李秀敏:《蒙古國地理》,(長春)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1994年。
[51]策·圖爾巴圖、薩仁畢力格:《蒙古國境内匈奴墓葬研究概況及近年新發現》,《草原文物》2011年第1期;潘玲、薩仁畢力格:《匈奴大型墓葬概述》,《草原文物》2015年第2期。
[52]策·圖爾巴圖、薩仁畢力格:《蒙古國境内匈奴墓葬研究概況及近年新發現》。
[53]《通典》卷194《邊防十》,(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
[54]鄭兌:《2019年度中蒙聯合考古簡報(一)》,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官網,2019年10月31日。
[55]阿斯鋼、勿日汗:《中蒙聯合考古隊發現疑似匈奴統治中心遺址》,新華網,2018年9月10日。
[56]《漢書》卷94下《匈奴傳下》。
[57]《漢書》卷94下《匈奴傳下》。
[58]《後漢書》卷23《窦固傳》。
文章來源：《中國曆史地理論叢》第36卷第2輯2021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