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番禺路，曾有一家著名的圖書館，全稱“海光西方思想圖書館”。關于它的史料很少，我在查閱檔案時發現，海光圖書館存在前後，與複旦大學有千絲萬縷的聯系。一份上海解放初的案卷顯示，海光四位贊助人中有三位來自複旦，他們是張志讓（校務委員會主任委員）、潘振亞（法學院院長）和周谷城（教務長）先生；再追溯到海光的創辦，主持者林同濟先生及三位文史哲編譯（研究員）林同奇、張蔭桐和蔣孔陽先生，幾乎都與複旦有關……這一現象讓我頗感驚訝和好奇。
林同濟：不妨創辦一家圖書館
林同濟（1906年-1980年）是著名學者，從1942年起，先後在複旦政治系、外文系任教授。據20世紀50年代聽過他講課的陸谷孫先生回憶：“林同濟走上講台，‘金口’一開，立即赢得學生一片叫好；非他任教的小班還上書系上司，要‘争奪’林同濟。”（陸谷孫《秋風行戒悲落葉——憶師長》）
林同濟出生于福州一個望族，1934年從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畢業，獲政治學博士學位，同年回國。1937年八一三事變後，他到昆明雲南大學任教。1940年，他與陳铨、雷海宗、賀麟等在昆明創辦《戰國策》半月刊，成為著名的“戰國策派”核心人物，著名學者朱光潛、潘光旦、費孝通和沈從文等，都是《戰國策》的撰稿人。
林同濟
1942年夏，林同濟從昆明遷居重慶，到北碚複旦政治系任教。與此同時，他的家人也與複旦結緣：父親林鼎章在法律系講授民法，妹妹林同端在外文系任助教，弟弟林同奇在史地系就讀……父親請人在北碚建了一座二層樓房子，一家人都在北碚定居。有時，林同濟在複旦演講，兄弟姐妹們都會去旁聽。很多年以後，已任哈佛大學研究員的林同奇回憶起北碚生活，感慨萬千：“父親作出了一個非常聰明的決定。”（林同奇《林氏家風》）
正是在重慶期間，林同濟與著名銀行家陳光甫先生一見如故。陳光甫是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簡稱“上海銀行”）董事長兼總經理，酷愛讀書，與文化人多有來往。林同濟向他建議，不妨創辦一家圖書館，專門收藏西方文史哲書刊。陳光甫聽後，答應全力資助，不設資金限制。由此，“海光西方思想圖書館”應運而生（據說“海光”一詞，即源于上海銀行和陳光甫之名）。
陳光甫
1945年5月，林同濟應邀赴美學術交流，在奧克蘭米爾斯學院執教（後又任斯坦福大學客座教授）。1947年，他遊曆歐洲，遍訪各國著名學者、作家（如意大利克羅齊、法國薩特和英國拉斯基等人），為籌建圖書館、争取學術和資金贊助四處奔走。1948年初回國，繼續在複旦政治系任教。
1948年6月，“海光西方思想圖書館”在番禺路209弄16号正式開張，這裡原是上海銀行為陳光甫購買的洋房，房前有大花園，綠樹掩映，環境優雅。林同濟任海光常務董事，實際行使館長之職。他雄心勃勃，采購了一萬餘冊海内外圖書，其中不少是外國思想家、文學家的原版著作；同時廣邀名家前來舉行報告會、開展學術研究，胡适、巴金、周谷城、周予同、黃佐臨、傅雷、李健吾、王造時和熊十力等文化名人都在海光留下過足迹。據顧颉剛先生記述，他于1949年定居武康路後，慕名尋訪海光，林同濟不僅陪同“參觀全館”，還“囑予到海光圖書館讀書作文，此地甚靜谧，且由上海銀行供給飯食，可鎮日工作……”（《顧颉剛日記》，1949.10.13.）後來，顧颉剛的不少“古史辨”論文，就是在海光完成的。
1952年，因公私合營，海光被關閉，所藏圖書入藏上海市人民圖書館。改革開放後，林同濟積極呼籲籌辦一座莎士比亞圖書館。1980年8月14日，胡耀邦同志親切會見了林同濟。
林同奇：留下紅色印記
海光創辦時，分别有文史哲三位編譯。哲學編譯是時任複旦史地系助教的林同奇（1923年-2015年），他是林同濟最小的弟弟，兩人相差17歲。
林同奇于1941年在重慶中央大學化工系就讀，但受林同濟影響，偏愛文史哲。1943年，他轉學複旦史地系，并與林同濟同住北碚。據林同奇回憶：“我和同濟住在二樓。他和我之間就像導師和學生的關系。他讓我制定一個學習計劃，從西方曆史開始，然後續學西方哲學史。”1946年林同奇畢業後，原來打算到加州大學讀研究所學生，但正在美國的林同濟來信說，他将回滬創辦圖書館。于是，林同奇就選擇留在史地系任教，與哥哥一起籌辦海光。
關于林同奇留校任教，金沖及先生告訴我：“1947年我考進複旦時，史地系除了教授外，沒有講師，隻有兩位助教，一位是闵煜銘，還有一位就是林同奇。”1948年在史地系畢業留校的胡繩武先生則回憶：“本來中國通史應該由助教林同奇教，但他哥哥林同濟辦了一個海光圖書館，他就去圖書館做研究員了，中國通史就沒有人教了，他推薦了我……”
1959年，林同濟（左）、林同奇（右）與母親一起在北京
早在複旦讀書時，林同奇就傾向進步。史地系有一個進步團體，參加者有張蔭桐、郭海長、王效仁、冀汸、金本富和張永昌等人（其中不少人後來都加入了中共地下黨），林同奇是成員之一。耿庸先生記得，林同奇留校後不久，就曾委托他邀請進步詩人胡風到複旦演講。那時，馬恩經典著作是“禁書”，林同奇經常和朋友們在一起偷偷閱讀、分享。曾任黃炎培秘書的尚丁先生回憶：“我先和耿庸、林同奇一起讀，當時耿庸在宣懷經濟研究所當吳清友的研究所學生，林同奇是複旦大學的助教，他還從他哥哥林同濟兼任館長的海光圖書館借來了原版《資本論》。”（尚丁《讀書記趣》）
林同奇的公開身份是哲學編譯，實際上還是地下黨外圍組織“常春社”成員，并在閘北地下黨上司下開展活動。正因為如此，海光一度成為地下黨活動據點。地下黨員陳尚藩、李中法、陳秉恩、吳強和餘開祥等經常在海光收聽延安廣播、油印秘密刊物。1949年5月14日，國民黨軍警查抄海光，稱有人“通匪”，正在館内的林同濟、蔣孔陽等人被捕（因查無實據，一周後被釋放），林同奇因當時不在館内而得以幸免。
張蔭桐：一個“神秘人物”
海光史學編譯張蔭桐（1917年-1998年）也是複旦人。他于1943年12月畢業于史地系，當過學校教務部注冊主任。20世紀80年代初，張蔭桐為我們曆史系開設過“南亞史”“東南亞史”課程，深受學生歡迎，我至今記得他上課時抑揚頓挫的語調。
張蔭桐比林同奇高兩屆。在史地系讀書時，他就與林同奇、冀汸等進步同學關系密切，是史地系進步團體成員中的“大哥”。1945年抗戰勝利後，張蔭桐返滬，在上海民盟參加地下反蔣活動。他返滬後的公開職業不詳，但在1948年5月，他參與了籌備海光。
張蔭桐畢業照（複旦檔案館藏）
張蔭桐怎麼會到海光工作的？據冀汸回憶：“他家住在楊樹浦，房子是父親的遺産。自己一家住在樓上，樓下租給林同濟教授和他的美國夫人。”（冀汸《血色流年》）這裡，需要解釋的是，林同濟早在1942年就與美國夫人黛南·格雷離婚，1946年林家人随複旦複員返滬後，住在徐彙村（今複旦第二宿舍）7号。1948年，黛南以聯合國官員身份來華，林同濟與她在外租房同住——這間房子，很可能就是冀汸所說的張蔭桐家的“樓下”。據我分析，由于林同奇的關系，加上又是林同濟的房東，張蔭桐很快得以在海光亮相。
張蔭桐雖是史學編譯，但按蔣孔陽的說法，主要負責館務“瑣事”，“張先生在此管這些事的時候，不翻譯，不必一定弄研究部的工作”。（蔣孔陽緻濮之珍信，1948.6.18.）張蔭桐在海光時間不長，一年不到，他就請假離開了。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蔣孔陽寫信告訴新婚妻子濮之珍：“張先生回家去了”“Mr張最近不在，館裡的店務暫時由我代理”（蔣孔陽緻濮之珍信，1949.4.30；5.3.）。是以，5月14日國民黨軍警查抄海光時，張蔭桐也不在館内。
張蔭桐去了哪裡？這是一個謎。為此，我曾請教過金沖及先生，他告訴我，張蔭桐是一位“神秘人物”，“50年代初，我在複旦任教務部副主任，也有一個時期，忽然發現張蔭桐先生不見了，他去了哪裡，一直讓人捉摸不透……”關于張蔭桐的生平和行蹤，我已有另文探究，在此不再展開——但他作為海光創辦時的複旦人之一，卻是有案可稽的。
蔣孔陽：從海光走向美學
海光文學編譯蔣孔陽（1923年-1999年），是在離開海光後才成為複旦人的（1951年11月到複旦任教），但早在20世紀40年代初，他就與複旦結下了不解之緣。
蔣孔陽與林同奇同齡。1941年，考取重慶中央政治學校經濟系。這是一所為國民黨培養幹部的學校（蔣介石兼任校長），學校條件不錯，但政治空氣壓抑。幾年前，我曾拜訪過餘開祥教授，他也曾在中央政治學校就讀，因不滿國民黨“黨化教育”，被校方開除（記得拜訪那天，餘先生談到自己當年被“除名”時，依然憤慨不已）。餘開祥離開後，考進北碚複旦。作為餘開祥的同學兼好友，蔣孔陽常去北碚玩，覺得複旦民主氣氛濃厚，一度也想轉學複旦，後因種種原因未果。
青年時期的蔣孔陽
通過餘開祥，蔣孔陽認識了複旦學生林同奇，進而見到了他哥哥林同濟。和林同奇一樣，蔣孔陽對自己的專業也不感興趣，酷夫妻文科學。他寫的文史哲文章，受到了林同濟的賞識。後來林同濟創辦海光時，即想到了蔣孔陽，邀他擔任文學編譯，蔣孔陽毅然辭去銀行高薪職位，前來就職。一到海光，他就寫信告訴女友濮之珍：“林先生對我們很好……此地另外兩位研究員，一位姓張的，一位是林先生的弟弟，他們都是好人……我得從頭跟他們學起。他們沒有什麼耽擱，書都比我念得多，語言的能力比我強，是以，我隻有更加地努力！”（蔣孔陽緻濮之珍信，1948.5.26.）
在海光，蔣孔陽一邊随林同奇參加“常春社”活動，一邊在林同濟指導下自學英語，據濮之珍回憶，“林先生讓他用英文翻譯、寫文章，然後再替他改”。上海解放後，作為林同濟的得力助手，蔣孔陽一度還代理過海光館長，并創辦《海光書訊》雜志，翻譯了《巴爾紮克評傳》。沉浸在豐富藏書的海洋，他的學術素養和外語能力大為提高。為此，蔣孔陽對林同濟充滿感激。他在晚年深情地說，當年林先生對他說的話就像“刀刻”“閃電”一樣，他一直銘記在心：“林先生這個人，從氣質上講，就是美學型的。他胸襟開闊，知識豐富，具有極高的鑒賞力。”（蔣孔陽《我與美學》）
1948年12月，蔣孔陽與濮之珍在上海結婚
在海光，名教授的治學方法，也在耳濡目染中對蔣孔陽産生了影響。顧颉剛前來閱讀、寫作時，蔣孔陽見他記筆記記得那樣詳細，那樣勤奮和認真，從此也開始認真記起了筆記。有一次，周谷城來海光，跟蔣孔陽提及《世界通史》時，語重心長地說，研究中國曆史，“不僅要古今貫通，還要中西貫通”，他深受啟發。可以說，後來蔣孔陽成為著名的美學理論家，海光的熏陶，功不可沒。
海光圖書館存在時間很短（1948年-1952年），卻跨越了上海解放前後，曆經時代更替、風雲變幻。在上海文化史的燦爛星空，海光隻是一顆流星，璀璨地劃過，稍縱即逝。然而，在奪目的一瞬間，人們看到了一所著名學府、一群迎接光明的學人。
欄目主編：黃玮 文字編輯：許雲倩 題圖來源：本文照片由作者提供
來源：作者：讀史老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