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語】關于明朝兵部尚書于謙的葬地及後裔問題，曆來存在争議，各地都有很多稱為其後的，近日再次閱讀了桐鄉電視台記者張其鋒先生刊于《桐鄉史志》的文章《采編電視紀錄片<尋找于謙>後的思考》，無論作者的觀點和結論是否正确，但惟有探求和讨論才能去僞存真，求同存疑，特轉載分享。
本平台對轉載文章不持任何觀點，正如作者文後所寫：“希望能夠抛磚引玉、有助于于謙研究。”，期待有更多研究人員和看法能夠和大家分享。本平台根據文章内容進行了配圖，文章全文如下：
電視紀錄片《尋找于謙》是我和同僚經過一年時間采訪制作完成的，并在桐鄉電視台文化生活頻道的人文類紀實節目播出。回顧這期節目的采訪過程，應該說是對于謙的一個認識過程。對于于謙，說真話以前我了解得很少。
二OO五年九月，有人介紹我認識了晏城于家埭的于新民先生，他自稱是于謙的後裔，而且還很肯定地說，于謙就出生在晏城于家埭。作為記者，當時聽說到這個說法，确實很感興趣。如果情況屬實，就意味着桐鄉又多了一位重量級曆史文化名人。可過後再想想，覺得可能性不大，因為桐鄉地方史上一直沒有提到過于謙。如此位高權重的一位曆史名人，如果真的與桐鄉有這麼一層親密關系，那麼曆史必然有記載。想到這裡，我對于謙的興趣又減少了下來。
直到二00六年正月，于新民先生邀請我們到于家埭看一看他們于氏後裔祭祖的場面，這一看，還真吓了一跳，成百上千的人都在祭拜于謙，就是說眼前的這麼多人都是于謙的後代。從這一刻開始，我也就決定要把這一謎團探個究竟。為了弄清于謙與桐鄉于家埭之間的關系問題，從二00六年七月開始我和同僚就拍攝紀錄了于新民尋找于謙與于家埭曆史物證的每一個環節。漸漸地，我對于謙的生平事迹有了越來越多的了解。随着于新民先生提供的于家埭是于謙後裔聚集地證據的增加，我對于謙的認識又變得模糊起來。曆史上不是記載于謙是錢塘人嗎，他的後代怎麼會遷居到桐鄉境内？杭州已經有了于謙墓了，晏城怎麼也會有一個于謙墓呢？于謙與桐鄉于家埭到底有着怎樣的關系呢？于謙又有着怎樣的一個身世背景呢？一系列的問題在我腦海裡産生。經過一段時間的查閱、研究，基本形成了以下一些看法和推測。
一、于謙為錢塘人，也就是現在的杭州人的說法應該不值得懷疑。因為在古代一個人的籍貫是以父親的出生地為依據的。史學界認為，于謙出生于杭州太平裡，而太平裡在明代不屬于錢塘縣而屬于杭州府仁和縣。而《明史》第五十八列傳記載：“于謙，錢塘人”。這說明于謙當時在填寫自己的籍貫時，不是以自己的出生地為依據的。于謙的曾祖父于九思是元末杭州路總管，于家由此遷居杭州城内，而當時的杭州泛稱為錢塘，于謙的父親于仁就是在錢塘出生的。是以錢塘應該是于謙父親的籍貫，于謙就是根據他父親的籍貫“錢塘”來填寫自己的籍貫的。就像陸費逵不是出生在桐鄉但他的父親是桐鄉人，是以陸費逵的籍貫總是填桐鄉一樣，于謙當然會自稱錢塘人。換句話說，即使于謙出生在大的錢塘範圍之外，他也應該是錢塘人。而杭州的于謙研究會專家認為于謙自稱錢塘人可能是因為他在錢塘縣考鄉試的緣故，這實在是有點牽強。至于桐鄉晏城于家埭在解放以前一直屬于海甯縣或海甯州的斜橋鄉,而海甯在明朝又屬于杭州府或廣義上的錢塘一說，應與于謙是哪裡人無關，更談不上于謙是因為晏城不出名而錢塘有名而自稱錢塘人了。也就是說，于謙無論出生在錢塘以外的任何地方，都不能改變他錢塘人的籍貫。
二、于謙可能最後葬在于家埭。據明史記載，于謙在河南、山西為官時，也就是公元一四四二年到一四六〇年間，回家辦理父親喪事。當時于謙身居二品巡撫，雖然他為官清正廉潔，但根據古代的喪葬習俗，他在對于父親喪葬問題上應該不會像普通百姓那樣簡單。因為據史料記載，于謙父親于仁雖然生前不曾為官，但去世時兒子于謙已是朝廷高官，按照當時的制度，高官的父親如果生前不曾為官的，可以追封與他兒子相同級别的官銜。是以于謙的父親于仁當時被追封了嘉議大夫兵部右侍郎的官銜。這在北京《于公祠墓表》中可以查到。這樣一位追封有二品官爵的死者，他的墓葬必然會有相當的規格。而在于謙遇害至少三十七年後，他的長子于冕在七十歲左右寫的《先肅慜公行狀》中寫到于謙葬于祖茔，就是說于謙葬在祖父母和父母的墳地。那麼這個應該具有相當規格的于家祖茔到底在哪裡，如果在杭州三台山，杭州的于謙研究會成員在他們的研究文章中為什麼一直沒有提及此事。這大概就是因為杭州的史料上一直沒有提到于謙的祖墳，或者說于謙家族的祖墳根本不在杭州。而于冕是于謙的長子，雖然在于謙遇難後，于冕被充軍邊疆，但九年後，也就是明憲宗成化二年，于謙平反，于冕被赦放還家，當時于冕應是四十多歲，又是事件的當事人，他應該最清楚父親于謙及其祖父母的墓葬。但他的文章中沒有提到于謙葬在杭州，隻提到了歸葬祖茔。據史料記載，于謙被害後最初葬在北京，過了兩年歸葬杭州，當時于謙尚未平反，一個背着謀逆罪的死者，在當時是不可能得到光明正大地下葬，于謙的其他後人，如養子于康、女婿朱骥等出于對政治迫害的恐懼，極有可能在杭州為于謙建了一座衣冠冢，而将真正的于謙遺骸葬于于家祖茔地。後來于冕在寫《先肅慜公行狀》時，于謙已經被朝廷平反并被追谥為“肅慜公”，文章中稱于謙歸葬祖茔就已經沒有後顧之憂了。而在晏城于家埭，這裡老人們稱，以前這裡的确有兩座于家墳，一座是于謙父母墳，一座就是于謙墳，而且于謙父母墳墓建造規格要比于謙墳來得更考究、更有氣派，墳前不僅有墓碑，還有石牌樓和墓道等，這樣的墓葬與于謙父親于仁死後被追封為“嘉議大夫兵部右傳郎”的墓葬級别有符合之處。那麼照理說，于謙的官位是兵部尚書加少保，是正一品官員，如果他葬在于家埭，那麼他的墓葬級别應該比他父親的墓葬規格還要高，但是他當時是秘密葬在祖墳地的，而且歸葬時還沒有被平反，那麼他的這個墓葬自然就比不上其父母的墓葬豪華了。我們現在看到的杭州三台山于謙墓，是在于謙徹底平反并被明朝萬曆皇帝追谥為“忠肅公”後才修建成符合他生前官爵的墓園，這已經是于謙遇害一百三十多年後的事了。因為無論是明朝中後期還是清朝，朝廷都以三台山于謙墓為基點，借助于謙的形象來極力宣揚愛國精神和清廉品質，以教化後人。這樣後來的人們把杭州的于謙墓視為真正的于謙墓也就自然而然了。是以，杭州的于謙墓與桐鄉于家埭的于謙墓之間并不存在沖突,都是曆史的需要。而真正的于謙墓在桐鄉晏城于家埭，既在情理之中，也是與事實基本相符的。
三、桐鄉于家埭可能是于謙童年及其父母晚年的生活地，于謙後代的生息地。杭州作為于謙家族最初的聚集地，從理論上說到現在杭州還應該有大量的于氏後裔。如果說于謙後來外出為官，六十歲時因“謀逆罪”遇難，其子于冕受政治迫害充軍外地，那麼于謙還有一個弟弟于泰應該在杭州，因為在明朝王直寫的《故嘉議大夫兵部右侍郎于公（仁）墓表》中明确提到了于仁有二個兒子，一個于謙，一個于泰。如果于泰留在杭州，那麼杭州必然還有于泰的子孫。但是二00四年杭州市政府大張旗鼓地尋找于謙後代，杭州卻沒有一個姓于的人站出來說與于謙有關。倒是距杭州幾十公裡外的桐鄉晏城于家埭的于新民等人作為于謙的後代響應了杭州的尋訪活動。于冕在他的《先肅慜公行狀》中提到了于冕自己有六個女兒，但沒有兒子，是以過繼同宗子為嗣，取名于允忠。這說明了當時于家除了于謙一支外還有其他同宗分支。這個同宗分支極可能就是于謙弟弟于泰一支。如果于泰一家能将子孫過繼給于冕，那麼于泰家也一定還有其他子嗣，至今也應該還有後代存在，為什麼杭州沒有出現于謙同宗後裔，而桐鄉于家境卻有大批于氏後裔。有一種解釋就是于謙的父母在于謙三四歲的時候，就遷居于桐鄉晏城于家埭，而且于謙的弟弟于泰後來也居于于家埭。因為史料中記載于謙父親于仁為人正直，隐德不仕，也就是隐居不為官的。像他們這樣世代為官的人家，于仁是一個特例。他是不想做官還是做不了官呢？很明顯他是根本不想做官。我們可以推想一下于謙的祖父于文是明洪武年間的吏部主事正六品的中央官員，後來退休還家，而他退休還家的時代背景是什麼，正是明朝“靖難之役”，當時，北京的燕王朱棣向南京朝廷發動“靖難之役”奪取了皇位，并遷都北京，而于文是南京朝廷的官員，自然受到新成立的北京政權的排擠，這也讓他看透了政治鬥争的殘酷性，是以棄官還家後的于文對兒子于仁是否做官的影響一定很大，而為人正直的于仁選擇“隐德不仕”也就在情理之中了。那麼于仁既然隐居，那就自然不願意再生活在政治氣氛較濃的杭州,那他會隐居到哪裡呢，晏城一帶倒是很符合隐居的條件，首先晏城于家埭這個地方是一個離杭州不遠也不近的地方,遷居友善；再一個于家棣這個地方是杭州、海甯、崇德三地交界的之地,也可以說是一個三不管的地方，政治氣息不濃；第三，于家埭這個地方在那個時候可能風水不錯。有了這三個條件，于仁隐居于家埭就有了可能。如果說于仁确實隐居在于家埭，那麼于謙後來為什麼會在杭州讀書呢，這大概有兩個原因，一是朱棣登上皇位變成永樂皇帝後，全國又恢複了太平，而且政治逐漸清明。第二永樂初年，當時于謙已經六七歲了，他聰明好學，志向遠大，作為父親的于仁肯定不忍心埋沒兒子。而杭州又留有于家祖屋，送于謙赴杭州讀書也就順理成章了。當時于謙隻有七歲左右，是以于謙真正的成長是在杭州，他也是從杭州進北京考取進士的。但他的父母、弟弟及兒子于冕卻一直生活在于家埭。是以，于謙遇害後歸葬于家埭的祖茔就成為可能了，于家棣現在有這麼多的于氏後裔也就合情合理了。
四、河北省井陉縣于家村應與于謙無關。在河北省井陉縣也有一個叫于家村的小村落，而且那裡還儲存有較為完整的明代建築，那裡的人自稱自己是于謙的後代。據說于家村的祖先是于謙的長孫于有道，那麼于有道又是誰的兒子呢？于冕作為于謙的兒子在曆史上已經得到充分證明。而且作為兒子,于冕也應該清楚自己的兄弟姐妹情況。于冕在《先肅慜公行狀》中記載，于謙隻有一個兒子，就是于冕。但于冕還有一個義兄名康。這個叫康的人大概就是于謙的義子了。史料中沒有講清這個叫康的人是不是也姓于，而于冕自述沒有兒子,那麼河北省井陉縣于家村的祖先于有道就不可能是于冕的兒子了。賴家度、李光璧兩先生撰寫的《于謙與北京》一中曾提到這樣一個細節，就是于謙被害後,有一太監救了于謙的少子并逃到了河南考城縣民間隐居。而河北省井陉縣于家村的村民都說自己的祖先當年是從河南遷居河北的。那麼這個所謂的于謙少子又是誰呢？難道作為于謙長子的于冕不知道自己還有個親弟弟，這個不太可能。因為史料記載，于謙在元配夫人董氏死後一直沒有再娶，也沒有納妾。而董氏正是于冕的生母，于冕怎麼可能不清楚自己的同胞兄弟呢。那麼他們所說的這個逃往河南民間的于謙少子是不是于謙的義子康呢？不可能。因為于冕在他的文章中提到了當年還是“康扶歸葬祖茔”。這說明當時康不存在逃難的問題。而現在河北省井陉縣于家村的《于氏家譜》隻能追溯到于有道，既沒于冕的相關記載，也沒有康的相關記載。是以，井陉縣的于家村應該與于謙無關。如果一定要說這個于家村與于謙有關，那麼也隻能說是于謙四世祖以前的聚集地為河南考城縣，那裡也必然有姓于的，如果河北井陉縣于家村的祖先真的是從河南考城遷居于此的，那也可能隻是于謙四世祖輩在河南考城的族人後代而已。
以上針對于謙這一曆史人物與桐鄉于家埭之間關系謎團中的一些疑問，通過查閱相關資料後得出的一些不成熟的看法和推測而已，希望能夠抛磚引玉、有助于于謙研究。
（圖文整理自網絡，感謝本文作者張其鋒，如有錯漏敬請諒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