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羅傑·伊伯特
譯者：易二三
校對：Issac
來源：rogerebert.com（1985年3月10日）
伍迪·艾倫的新作《開羅紫玫瑰》獲得了他電影生涯迄今為止的最好評價，周日，在影片上映後，艾倫把他的「國際象棋挑戰者」放到一邊，蜷縮在沙發角落。我們當時在曼哈頓電影中心的放映室，可以通過比克曼廣場酒店的大堂到達，這裡也可能是紐約唯一配有客房服務的剪輯室。
《開羅紫玫瑰》
「你會玩那個東西嗎？」我問。
「『國際象棋挑戰者』？當然了，我還赢了幾次呢。」
「你還挺會下國際象棋的？」
「不。我小時候有段時間很癡迷，還會看冠軍賽，但我的水準一般。」
「冠軍賽有什麼内幕嗎？」
艾倫的聲音變得神秘起來。「我聽國際象棋論壇的小道消息說，卡爾波夫原本就快崩潰了，卡斯帕羅夫勝利在望，但國際棋聯終止了比賽，讓卡爾波夫保住了頭銜。」
「你居然聽信這些小道消息？」
「我聽說的就是這樣。」
「好吧，」我說。「你的新片好評如潮，《紐約時報》将你譽為美國當今最偉大的導演，還有人稱你為美國唯一身體力行的作者導演，你對此怎麼看？」
伍迪·艾倫咳了兩聲。
「是因為光刺到你的眼睛了嗎？我可以把它關掉。」
「不，沒事。它對我沒什麼幹擾。」
他一直左傾着身體，然後他轉了一下，将重心移到右腿上。
「嗯，好評總是讓人開心的，但電影也必須在票房上達到收支平衡，」他回答道。
「即便如此，我也意識到這樣一個事實，人們更容易相信不好的評論，以便來攻擊你，而好評的幫助則沒有那麼明顯。人們傾向于相信消極的東西。如果影評人說這部電影很好，他們就會想，『我有空的話就去看看吧。』不管怎麼說，我的電影分為兩類：一類是我覺得自己拍得很好，實作了自己的初衷，是以即使它不成功，我也不會覺得太糟糕。另一類是人們喜歡這部電影，但我覺得自己拍砸了，那麼我還算走運，他們不知道我一開始想拍的是什麼樣的。」
「能舉一個屬于第一類電影的例子嗎？」
「我不知道自己有沒有拍過能歸入第一類的電影。」
「那第二類呢？」
「《開羅紫玫瑰》《曼哈頓》《安妮·霍爾》，一直到《香蕉》的幾乎所有作品都是第二類，可以說觀衆比我更喜歡它們。你似乎掉進了某種陷阱。你坐在那兒，想到電影最初的構想，那真是完美無缺。在你的腦海裡，一切都很完美，有規律且精确。然後一旦開機，就像馬歇爾·布瑞克曼說的，滿載着妥協的卡車每天早上都會停在你面前。我想不出哪部電影能讓我真正滿意。」
但《開羅紫玫瑰》似乎已經相當接近伍迪·艾倫的理想之作了。米亞·法羅在片中飾演來自小鎮的女服務員塞西莉亞，她還是一位狂熱的影迷。對她來說，當地電影院的夢幻生活比單調乏味的現實更重要。她一遍又一遍地看同一部電影，直到有一天，在一個令人驚喜的場景中，電影的男主角看向觀衆席并開始對她說話。
「老天，你一定超級喜歡這部電影！」他說。
「誰，我嗎？」她回答。
「我在觀衆席見過你很多次，」他說，然後走出銀幕，走向她。而這就是電影浪漫故事的開始；米亞和銀幕偶像（傑夫·丹尼爾斯飾）一起走出了電影院，電影中的其他角色（包括範·強生和米羅·奧西這樣的熟面孔）在沒有男主角的情況下被困在了銀幕之中。
影片以冷靜的喜劇邏輯探讨了這一事件的含義。例如，因為電影明星隻知道他在電影中的角色知道的東西，他知道如何駕駛一輛車，但不知道如何打火。他知道如何親吻一個女孩，但他對性的了解僅限于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電影主角所知道的——畢竟在重大時刻到來之前，畫面總是會淡出。與此同時，那些留在銀幕裡的人物變得越來越焦躁不安。在好萊塢，電影公司的反應十分慌張：如果他們所有的人物都開始離開銀幕，電影就沒得拍了。
在某種程度上，《開羅紫玫瑰》中發生的情況類似于路易斯·布努埃爾1962年的傑作《泯滅天使》中赴宴的客人所面臨的困境。在那部電影中，每個人都在晚宴後進入客廳，然後發現他們無法離開。沒有什麼能阻止他們——但他們就是不能走出房間。于是，他們鑿穿牆壁，找到水管取水，在床上過夜。幾天後，他們還困在那裡，漫無目的地聊天，就像艾倫的戲中戲裡的人物一樣。
「有些評論說《開羅紫玫瑰》是關于電影的，」艾倫說。「我不同意這種說法。對我來說，這部電影是關于真實和幻想的。塞西莉亞也可能對收音機、書籍或流行雜志有幻想。選用電影隻是為了視覺上的友善。這部電影講的是，幻想的生活非常美麗且誘人，但你最終必須在現實和幻想之間做出選擇。如果你選擇了現實，就要接受傷害。但這就是你的人性。正如電影中範·強生所說的，選擇是人類最重要的一種屬性。」
「這很有意思，」我說。「你把某些東西歸功于範·強生，而不是他扮演的角色。這有點像遊離于幻想和現實之間的塞西莉亞，将演員和他扮演的角色搞混了。」
「我說的範·強生嗎？」艾倫說。「這就是我要表達的意思！這讓你看到了戲劇和電影之間的差别。在戲劇裡，一個演員在扮演一個角色，這是顯然是一種表演。
而在電影中，則是一種完全不同的現象。電影真的是在創造神話。約翰·韋恩，亨弗萊·鮑嘉，範·強生——我們去看他們一次又一次地按照相似的神話生活。你去看約翰·韋恩的第48部電影的時候，他就在那裡，做着他在另外47部電影裡所做的基本相同的事情。」
「我注意到一件奇怪的事情，」我說。「當我采訪在我成長過程中早就是明星的電影明星時——例如羅伯特·米徹姆，我會由衷地感到敬畏，因為對我來說，他們永遠都是明星。但當我采訪那些在我成長過程中成為明星的演員時，他們仍然是普通人。」
伍迪用力地點了點頭。
「我也有同感。如果我遇到羅伯特·德尼羅或梅麗爾·斯特裡普，我會被他們的才華震撼，但我不會感到敬畏。但是當我還是個喜歡看電影的孩子的時候，範·強生已經是一個電影明星了。當他來到片場開始工作時，他就成了我個人曆史的一部分，我太害羞了，幾乎無法跟他對話。我的意思是，我離範·強生隻有三英尺遠！當我還是個孩子的時候，他讓我可以擺脫單調乏味的生活，他曾經坐在一架飛機的駕駛艙裡，或是和埃絲特·威廉姆斯一起去往阿根廷——她也非常讨人喜歡。是以，讓演員完全認同他所扮演的角色，正是《開羅紫玫瑰》探讨的主題之一。」
是以伍迪·艾倫就是這樣，剛被稱為他這個時代最重要的導演之一，卻害怕與範·強生交談。我問他如何看待自己作為一個導演，會拿自己和誰比較。
「我想到的是英格瑪·伯格曼那樣的導演，」艾倫說。
「我當然不是在比較我們的作品，上帝在上，我的意思是，伯格曼是一個會在一年内拍兩到三部電影的人。有些很棒，有些不是。他不停地工作。這就是我想做的。我想擺脫那種每部電影都是一個「大事件」的感覺。我隻是想拍一部電影，做一個實驗，如果成功了，很好，如果不行，那就開始下一部。」
「電影行業現在有一種現象，一個項目變成了一種生活方式。制片人和編劇們會面，從紐約飛到洛杉矶，設立辦公室，建立現金流，接受采訪，拍一部電影要花三年的時間。我不是那樣工作的。我有一間昏暗的小辦公室。所有的錢都在銀幕上。我付的薪資也相對較低。我的目的就是不斷地炮制出一系列作品。」
「這讓你成為了美國最為多産的導演之一。」
「是的。你知道，我認為他們在制作《星球大戰》的時候就打開了潘多拉之盒。突然之間，人們知道了可以效仿聰明的導演打造的某些規則，然後他們就可以賺到數百萬美元。一些影評人和全國性雜志也随之加入了這股潮流，造就了巨大的趨勢，每個人都在談論同一部電影，到處推銷它。」
他似乎在說，這一切與他想在自己昏暗的小辦公室裡不斷炮制的電影正好相反。
「你知道真正讓我困擾的是什麼嗎？」他說。「今天的《紐約時報》周日版上有一篇關于錄影帶革命的文章。人們會租電影帶回家看，而不是去電影院看。這是一件悲哀的事。我會一直懷念紅色的長毛絨地毯，盛裝打扮，等不及要看一部新電影。還記得那種感覺嗎？戶外天氣90華氏度，你走在令人眩目的陽光之下，然後花了20美分買票坐在涼爽的電影院，路易斯·海沃德就在銀幕之上，而你擡頭仰望着這些神，似乎從從一個世界走到了另一個世界。」
「嗯，」我回答道。「我記得。」而我心裡在想，哪個會是更大的奇迹呢？是電影角色可以走出銀幕，還是我們能走進電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