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面鄭智化的叛逆往事……
不久之前，60歲的鄭智化在Facebook上釋出一幅毛筆字，“當你是非判斷都被意識形态蒙蔽，你不自覺地成了冷血貪婪陰謀者最大的幫兇”，并配文“沒有自覺能力的呆丸人”，以此抨擊台灣疫情下部分群眾被蒙蔽的情況。這導緻鄭智化的Facebook賬号被禁言24小時。之後，鄭智化發帖“誰才是仇恨的始作俑者！”并就此關閉該賬号。
翻看鄭智化的Facebook發文，這不是他第一次針砭時弊。疫情初有苗頭，台灣人哄搶衛生紙，鄭智化稱其為“安屎之亂”。為免費吃鲑魚，台灣一批年輕人将名字改成帶有“鲑魚”的名字，他又說“辛醜年的鲑兒子，認祖鲑宗”。台灣注射日本疫苗後，發生多起老人猝死事件，鄭智化發聲“在大有為政府的帶領之下，台灣迅速解決人口老齡化的問題”。
圖檔：網絡
言辭犀利、不乏幽默，鄭智化這個名字迅速在内地社交網絡中火了起來。了解他的人淡淡一笑：還是那個沒有學會克制和圓滑的化哥啊。年輕一代則真心誠意地在評論區提出疑問：鄭智化是誰？
鄭智化，中國台灣省人，身上常常被提起的标簽是“演唱了《水手》《星星點燈》的歌手”“勵志歌手”。但隻要翻翻他的作品集就能輕易發現：所謂“勵志歌手”，實在是對他作品價值的窄化。從1988年的《老幺的故事》算起，到2009年《中國的孩子》結束，20多年來，鄭智化發行了十多張音樂專輯，創作内容除了正常的情情愛愛、追求夢想以外，還描述了大量認真生活的小人物、以及自己對一些社會現象的觀察。
這與上世紀80年代末台灣歌壇的流行趨勢之一是一緻的。80年代，台灣社會發生巨大變革，歌壇也随之出現一批反思時代的人文歌手，對社會和民生充滿關懷。羅大佑唱着“亞細亞的孤兒在風中哭泣”，描繪出一個獨自在異鄉荒野中行走的孩子；鄭智化寫出《老幺的故事》“黑色的煤渣，白色的霧”，道出挖礦人生長在礦區的宿命。
有意思的是，随手在網絡中一搜，鄭羅二人的比較在今天依然是一個熱門話題。“擁鄭派”與“擁羅派”各據山頭、刀光劍影，但大體能達成一緻的是：羅大佑的音樂創作更多是一種知識分子的注視，如哲人般站在一旁冷靜思考；鄭智化的創作更平民化，從個人的生命體驗去思考人生和社會，是以小寫大。
《老幺的故事》專輯封面，圖檔：網絡
相比于其他接受過正規音樂系統訓練的音樂人，亦或現如今憑借長相就能晉身歌壇的流量偶像，鄭智化的爆紅經曆獨屬于那個時代。他不會任何樂器，也不懂什麼樂理知識，作曲都是自己哼出來，由專業樂手進行記錄，是以，他才會在采訪中說“我自己就是個樂器”。論外表，小兒麻痹導緻他一生都要依靠于拐杖。他曾在多個場合提起，從未覺得自己是明星，而是一個精神富裕的人。
在這個意義上，鄭智化在90年代的走紅，是平民式的勝利。“它有一種帶土的味道在裡面”，2005年，鄭智化“鄭氏影響”演唱會在北展劇場舉行時，吉他手龍隆這樣評價鄭智化的作品。另一位吉他手、虹樂隊前成員江建民則調侃，“中國有好多做什麼酒吧、夜總會這些彈琴的，都是彈着他的歌在掙錢，實際上都應該付他學費。那種味道，我還真彈不出來，我這真不行……不是難，他内心那種東西，我沒有。”
多年過去，鄭智化的Facebook發言突然引發熱烈讨論，抛開裹挾其中的民族主義情緒，很大程度上也是因為他曾帶給一代、甚至兩代人最真實的力量，影響了一代、兩代比較敏感、纖細、有良知、或者帶着點孤僻的年輕人。而這樣的力量，已經離現如今的歌壇分外遙遠，當周傑倫都沉迷于“胸肌給你靠”的口水詞時，歌迷們能懷念的也隻有昨日了。
<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13">鄭智化，政治化？</h1>
被定義為“勵志歌手”，源于鄭智化在大陸的一夜成名。1992年，作為殘障人士青年歌手代表，他受邀參加央視舉辦的“92聖火晚會”，彩排前，導播猶豫要不要換歌，覺得《水手》歌詞略帶煽動性。結果正式彩排時，聽到他唱歌，台下學生突然安靜下來，慢慢有人開始抽泣。于是，這首歌才保留了下來。後來在不止一個場合，鄭智化提起這一天——1992年8月15日晚上9點15分，“在這一天之前，鄭智化是nothing，這一天之後，鄭智化是個圈”。
不過，就像很多歌手讨厭自己的成名曲一樣，因為唱了太多遍《水手》和《星星點燈》，鄭智化自己都有點厭惡了，“就是把我定位錯誤了，什麼‘勵志歌手’，這是一個誤會。”
如今回看，鄭智化的第一張專輯《老幺的故事》主題豐富，基本上都來自于他的親身體驗，這奠定了他用音樂講故事、反叛直白、卻又不高高在上的音樂風格。此後的作品，鄭智化一以貫之地秉持着這種态度。
寫單曲《老幺的故事》時，台灣省剛發生過兩次大型礦難。在自傳《堕落天使》裡，鄭智化描述當時的感受，“連續兩次礦災，讓我直覺認定九份是個多災多難、貧窮落後、為了生存必須和自然抗争的蠻夷之地”，他帶着一種“自恃知識分子的良知”和“一股無知的熱血和沖動”，決定為礦工們做些什麼，在九份住了快一個禮拜。
鄭智化自傳《堕落天使》，圖檔：網絡
在九份的真實體驗讓他輾轉難眠——九份有着在台北永遠體會不到的人情味和安全感，沒人想着要搬走，阿婆的論調更是一種淡淡的宿命，“人都會死！挖土碳啊，不是死在坑裡，就是死在眠床，有什麼可憐？阮老（閩南語，我們老人家）啊，早就看破……”他決定放棄寫文章的計劃，“我隻是認清了我和九份的關系，我沒有資格，我隻是一個局外人”，“如果我要寫，我要寫海山、煤山兩次礦災所引發值得我們深省的人性問題，而不是把這件事當作一次‘具有話題的社會事件’來處理”。
于是，我們聽到了單曲《老幺的故事》：“糾纏的房屋，單純的心，坑裡的寶藏不再有，為何我們不搬走？沉澱的悸動，醉人的酒，阿爸的嘴角喃喃地說，這裡才有老朋友”，“家鄉的人被礦坑淹沒，失去了生命；都市的人被欲望淹沒，卻失去了靈魂”。
在這首歌裡，作詞人以“我”的視角娓娓道來，寫出一個驕縱倔強、欲擺脫父輩命運的老幺形象。神來之筆是高潮部分，“在物質文明的現場，我得到了一切卻失去自己”，彼時，鄭智化尚在廣告公司工作，是以，這樣的訴說已不僅僅是子一代礦工的視角，而更像是他自己的心靈體驗，惶惶然迷失在都市欲望中。
同樣收錄在《老幺的故事》中的《達奇達奇嘟》，寫的是先天性聽覺障礙的兒童。歌詞近乎呓語，重複簡單，開場就用“達奇達奇嘟，達奇達奇嘟，達奇從來不說話，就是喜歡哭”渲染出一種悲傷溫柔的氛圍。
《私房歌》專輯封面，該專輯收錄了鄭智化的經典作品《水手》，圖檔：網絡
此後，他寫過《補習街》，寫課堂教育和現實教育的沖突，到最後忍不住發出一連串诘問，“誰能夠擠進那道窄門，誰在門外癡癡地等，誰在操縱這場競争的遊戲，學曆是不是教育最終的目的”。在《中産階級》裡，他幾乎句句都以“我”開頭，卻句句看不出“我”的主體性——“我常常喝着可樂，我吃着漢堡……我扛着面子流浪在人群之中”，越是漫不經心，越令人無所适從，生動刻畫出一群碌碌于世、放棄思考的人。到了1993年的《大國民》，鄭智化的措辭更加激烈，直呼台灣“不再是個适合窮人住的島”。
相比于寫“社會議題”的粗略直白，鄭智化寫“人”的質地更加細膩。《堕落天使》寫一個為了生活出賣身體的風塵女子，風一吹便看見“瘦啊瘦長的鳥仔腳，高高的高跟鞋，踩着颠簸的腳步”，畫面跟情緒都出來了。《你的生日》寫一個流浪者，“我以為他要祈求什麼，他卻總是搖搖頭，他說今天是他的生日，卻沒人祝他生日快樂”，完全放棄了他擅長的情境渲染，卻在前一句的鋪墊下，生動呈現出向往精神世界的流浪人形象。
曾經一度，因為歌曲總是批判現實、批判政治，鄭智化的名字被台灣媒體調侃為“政治化”，甚至傳出他因《大國民》而坐牢七年的謠言。很多次采訪，鄭智化不得不耐心解釋，當初寫歌是因為一個真實的故事，而不是寫的時候就想着要批判。“我非常愛台灣，是以為什麼後期，我一直都在唱閩南語歌，我一直覺得我最喜歡的土地還是這個地方，還是在台灣。雖然很多人從我的歌詞裡面，看到我一直在批判這塊地方，可是就是因為愛，你才會批判”，鄭智化說。
<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27">叛逆之氣</h1>
在1996年的一段視訊中，主持人魚夫問鄭智化，是不是因為小兒麻痹，導緻他對社會強烈的疏離感？鄭智化沒有直接否認，而是說“我如果說不，你一定不相信”，“因為這是一個眼睜睜看到的事實。很多人會認為，一個殘障者，第一個一定很自卑，第二個比較自閉，第三個如果成功了，一定是經過一段風風雨雨，你是怎麼在逆境中求生存，都是這個刻闆印象”。
圖檔：鄭智化接受采訪視訊截圖
但其實，小兒麻痹帶給他更多的是一種異于常人的觀察力。兩歲時，高燒引發小兒麻痹；七歲前，鄭智化幾乎都是靠爬行移動身體，“爬行的姿勢是趴着，雙腿走路是站着，天生注定我看東西的角度和其他人不一樣”。由于腳不良于行，小時候，當其他小孩在院裡跑着鬧着時，他都在視窗靜靜地看着他們。
至于反叛的氣質，在鄭智化的描述中，似乎是與生俱來的。在自傳《堕落天使》裡，他寫“智化”二字的由來，是佛語，也是和尚的法号，“可以降服我天生的叛逆之氣”，“（我）跟最小的姐姐之間還有一個哥哥，我出生前他夭折了，算命的說是我克死他的”。
等到了上學，鄭智化形容自己是一個“問題學生”。國小四年級學會的三件事是“打架”、“做生意”、“談戀愛”；高中轉學後的同學都是中上階級家庭的孩子，單純幼稚，他遂決定轉回原來龍蛇雜處的學校；和國文老師的觀點針鋒相對，導緻自己被導師狠狠掌掴；當很多人因為同學的爸爸殺過人，對其敬而遠之時，鄭智化卻喜歡和他在一起，評價這個朋友“為人真實、不做作”。
也是在這一時期，鄭智化喜歡上卡夫卡。他稱卡夫卡是自己“一生的偶像”，“雖然他總是絕望、且赤裸裸地探讨人性，很多人都說他的思想很灰色。但是灰色有錯嗎？我相信最深層的知識是一種苦痛！”看到卡夫卡，鄭智化感覺看到了同類，“都太聰明了”，是以有着共同的苦痛，是以洞悉到善與惡之間無解的盲點。
再後來的經曆，很多報道都描述過。他進入台北工專土木工程專業，第一份工作是在工程公司做一個助理工程師，穿着統一的淺藍襯衫、深藍褲子，熱情很快被消磨殆盡。看到廣告公司招聘Copywriter，意外闖入廣告行業，随後有了廣告歌曲“開心女孩”在大街小巷的傳播。
不過，饒是碰到自己很有熱情的工作，鄭智化仍不忘吐槽，“廣告公司的人講話和一般人完全不一樣，他們會把一件看起來很簡單的事複雜化，然後用不同的角度讨論、分析……更可怕的是他們滿口的專業詞，像什麼‘strategy’、‘Selling Point’、‘Target Consumer’……”這樣一番心理活動，即使今日來看，亦是可愛。和他後來的歌一樣，再頹喪憂傷的氛圍，底色卻總歸是樂觀親切的。
很大程度上，這正是他的真實心态。面對采訪，他總說自己目前為止的人生“一帆風順”，做廣告推出廣告曲，竟被唱片公司的人注意到。一去試音，發現“哦！愛死那支麥克風”。
但最終下定決心由廣告人轉為歌手，還是和他骨子裡的反叛氣質相關。28歲的某一天，他聽到街邊玩耍的小孩正在背他創作的茶品廣告詞“波爸波媽波哥波姐波爾茶”，鄭智化怔在原地，“我到底是在做廣告，還是在做教育？一罐普通的糖水，因為我們翻雲覆雨、用點手法，就可以讓它賣得很好。我們到底是在做正确的事情，還是在賣空氣？”
<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39">多個鄭智化</h1>
很難想象，現實生活中如何能做一個像鄭智化那樣灑脫的人，身處潮頭，卻在潮漲時退下。1999年，在完成第十二張專輯後，他宣布退出歌壇，因為人生中還有很多可以做的事情，延續童年的愛好畫畫，做一個面向全世界的大型社群。另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大概是寫歌這件事對他來說不再有挑戰性，也意味着不再有樂趣。他每次寫一首新歌，不過“又是另外一首歌而已”。
二十年來，鄭智化辦過兩次演唱會，一次是2005年 ，一次是2009年的告别演出。鮮有人知的是，2005年，他曾簽約内地的鬥室唱片公司，2007年推出專輯《飛鳥》，2009年釋出單曲《中國的孩子》。對于《中國的孩子》，他說，“很久以前，我就想寫一首類似比《龍的傳人》更琅琅上口的歌，《龍的傳人》已經寫得很好，但那寫的是一個比較過去的中國，現在的中國需要一個更符合現代精神的東西。”
鄭智化參加《不凡的改變》，圖檔：官方劇照
二十年間，鄭智化偶爾上上綜藝。2019年《不凡的改變》第三期，節目組邀請他擔任嘉賓評委，選手方磊改編演唱了他的《别哭，我最愛的人》，鄭智化聽完摘下眼鏡，默默擦淚。《别哭，我最愛的人》本是他寫給已分開的夫妻阿媛的一首小詩《昙花》，“今夜我如昙花綻放，在最美的一刹那凋落，你的淚也挽不回的枯萎”，節目現場，他說這是自己的遺言，言語間近乎哀求，“我真的很不願意面對這些，你們不要再問了”。
二十年，時過境遷，回頭再看，1999年退出歌壇或許不失為一個明智的選擇。在90年代文化産品相對貧瘠的時月，一盒錄音帶就足以讓文藝青年們如癡如醉，唱着“ 口袋裡沒錢，名堂不是很多”走遍大街小巷，哪怕那錄音帶是盜版的，“上面貼着别人的照片，寫着鄭智化”。但接着，《老鼠愛大米》《兩隻蝴蝶》這類網絡神曲就如病毒般火了，借助彩鈴業務滲透到中國大地的角角落落。
知乎上有一個提問，“為什麼鄭智化被遺忘得這麼徹底”，網友“王東來”的回複獲得122人贊同：很多長紅多年的流行歌手，他們的歌曲絕多數還是男情女愛，“不僅适合戀愛中的男女通過歌曲感受愛情的美好或辛酸，也有利于男生們在KTV或者與女孩約會的地方一展歌喉，博取女生歡心。而鄭智化的絕大多數歌曲都少有這樣的要素，很難想象一個男生跑到KTV去給心愛的女生唱《三十三塊》這種歌曲。”
鄭智化畫展，圖檔：鄭智化微網誌
對于這樣的結果，鄭智化大抵是不在意的。他多次提到女兒出生後自己的改變，越來越包容，以前潔癖到衣服上破了個洞，就不想再穿，“以前很多東西都有原則，什麼事情一定要那樣，現在是一個事情在一個底線之外，我都可以包容”。閑暇時間，他重拾畫筆、做漆器、練書法，2019年還在北京開個人畫展《溺愛》，36幅油畫色彩濃烈，皆為卡通形象。
1992年，鄭智化曾出過一本寫真集《鄭智化私房話》，書裡，他真誠剖析自我的多個側面，或許可以概括他的一次次選擇——
“身體内部有很多個鄭智化……
畫畫的鄭智化常常取笑唱歌的鄭智化低俗不堪；
唱歌的鄭智化常常反駁畫畫的鄭智化自命清高。
憂郁的鄭智化遇到台北的下雨天，就有輕生的念頭；
而勇敢的鄭智化卻永遠一副的無所謂。
有一個鄭智化想成家了；
另一個鄭智化就會輕蔑地說：
何必為了一棵樹；失去整片森林。
有一個鄭智化更不要臉！他一直想拍裸照……”
封面圖檔：鄭智化微網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