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面郑智化的叛逆往事……
不久之前，60岁的郑智化在Facebook上发布一幅毛笔字，“当你是非判断都被意识形态蒙蔽，你不自觉地成了冷血贪婪阴谋者最大的帮凶”，并配文“没有自觉能力的呆丸人”，以此抨击台湾疫情下部分民众被蒙蔽的情况。这导致郑智化的Facebook账号被禁言24小时。之后，郑智化发帖“谁才是仇恨的始作俑者！”并就此关闭该账号。
翻看郑智化的Facebook发文，这不是他第一次针砭时弊。疫情初有苗头，台湾人哄抢卫生纸，郑智化称其为“安屎之乱”。为免费吃鲑鱼，台湾一批年轻人将名字改成带有“鲑鱼”的名字，他又说“辛丑年的鲑儿子，认祖鲑宗”。台湾注射日本疫苗后，发生多起老人猝死事件，郑智化发声“在大有为政府的带领之下，台湾迅速解决人口老龄化的问题”。
图片：网络
言辞犀利、不乏幽默，郑智化这个名字迅速在内地社交网络中火了起来。了解他的人淡淡一笑：还是那个没有学会克制和圆滑的化哥啊。年轻一代则真心诚意地在评论区提出疑问：郑智化是谁？
郑智化，中国台湾省人，身上常常被提起的标签是“演唱了《水手》《星星点灯》的歌手”“励志歌手”。但只要翻翻他的作品集就能轻易发现：所谓“励志歌手”，实在是对他作品价值的窄化。从1988年的《老幺的故事》算起，到2009年《中国的孩子》结束，20多年来，郑智化发行了十多张音乐专辑，创作内容除了常规的情情爱爱、追求梦想以外，还描述了大量认真生活的小人物、以及自己对一些社会现象的观察。
这与上世纪80年代末台湾歌坛的流行趋势之一是一致的。80年代，台湾社会发生巨大变革，歌坛也随之出现一批反思时代的人文歌手，对社会和民生充满关怀。罗大佑唱着“亚细亚的孤儿在风中哭泣”，描绘出一个独自在异乡荒野中行走的孩子；郑智化写出《老幺的故事》“黑色的煤渣，白色的雾”，道出挖矿人生长在矿区的宿命。
有意思的是，随手在网络中一搜，郑罗二人的比较在今天依然是一个热门话题。“拥郑派”与“拥罗派”各据山头、刀光剑影，但大体能达成一致的是：罗大佑的音乐创作更多是一种知识分子的注视，如哲人般站在一旁冷静思考；郑智化的创作更平民化，从个人的生命体验去思考人生和社会，是以小写大。
《老幺的故事》专辑封面，图片：网络
相比于其他接受过正规音乐系统训练的音乐人，亦或现如今凭借长相就能晋身歌坛的流量偶像，郑智化的爆红经历独属于那个时代。他不会任何乐器，也不懂什么乐理知识，作曲都是自己哼出来，由专业乐手进行记录，所以，他才会在采访中说“我自己就是个乐器”。论外表，小儿麻痹导致他一生都要依靠于拐杖。他曾在多个场合提起，从未觉得自己是明星，而是一个精神富裕的人。
在这个意义上，郑智化在90年代的走红，是平民式的胜利。“它有一种带土的味道在里面”，2005年，郑智化“郑氏影响”演唱会在北展剧场举行时，吉他手龙隆这样评价郑智化的作品。另一位吉他手、虹乐队前成员江建民则调侃，“中国有好多做什么酒吧、夜总会这些弹琴的，都是弹着他的歌在挣钱，实际上都应该付他学费。那种味道，我还真弹不出来，我这真不行……不是难，他内心那种东西，我没有。”
多年过去，郑智化的Facebook发言突然引发热烈讨论，抛开裹挟其中的民族主义情绪，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他曾带给一代、甚至两代人最真实的力量，影响了一代、两代比较敏感、纤细、有良知、或者带着点孤僻的年轻人。而这样的力量，已经离现如今的歌坛分外遥远，当周杰伦都沉迷于“胸肌给你靠”的口水词时，歌迷们能怀念的也只有昨日了。
<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13">郑智化，政治化？</h1>
被定义为“励志歌手”，源于郑智化在大陆的一夜成名。1992年，作为残疾人青年歌手代表，他受邀参加央视举办的“92圣火晚会”，彩排前，导播犹豫要不要换歌，觉得《水手》歌词略带煽动性。结果正式彩排时，听到他唱歌，台下学生突然安静下来，慢慢有人开始抽泣。于是，这首歌才保留了下来。后来在不止一个场合，郑智化提起这一天——1992年8月15日晚上9点15分，“在这一天之前，郑智化是nothing，这一天之后，郑智化是个圈”。
不过，就像很多歌手讨厌自己的成名曲一样，因为唱了太多遍《水手》和《星星点灯》，郑智化自己都有点厌恶了，“就是把我定位错误了，什么‘励志歌手’，这是一个误会。”
如今回看，郑智化的第一张专辑《老幺的故事》主题丰富，基本上都来自于他的亲身体验，这奠定了他用音乐讲故事、反叛直白、却又不高高在上的音乐风格。此后的作品，郑智化一以贯之地秉持着这种态度。
写单曲《老幺的故事》时，台湾省刚发生过两次大型矿难。在自传《堕落天使》里，郑智化描述当时的感受，“连续两次矿灾，让我直觉认定九份是个多灾多难、贫穷落后、为了生存必须和自然抗争的蛮夷之地”，他带着一种“自恃知识分子的良知”和“一股无知的热血和冲动”，决定为矿工们做些什么，在九份住了快一个礼拜。
郑智化自传《堕落天使》，图片：网络
在九份的真实体验让他辗转难眠——九份有着在台北永远体会不到的人情味和安全感，没人想着要搬走，阿婆的论调更是一种淡淡的宿命，“人都会死！挖土碳啊，不是死在坑里，就是死在眠床，有什么可怜？阮老（闽南语，我们老人家）啊，早就看破……”他决定放弃写文章的计划，“我只是认清了我和九份的关系，我没有资格，我只是一个局外人”，“如果我要写，我要写海山、煤山两次矿灾所引发值得我们深省的人性问题，而不是把这件事当作一次‘具有话题的社会事件’来处理”。
于是，我们听到了单曲《老幺的故事》：“纠缠的房屋，单纯的心，坑里的宝藏不再有，为何我们不搬走？沉淀的悸动，醉人的酒，阿爸的嘴角喃喃地说，这里才有老朋友”，“家乡的人被矿坑淹没，失去了生命；都市的人被欲望淹没，却失去了灵魂”。
在这首歌里，作词人以“我”的视角娓娓道来，写出一个骄纵倔强、欲摆脱父辈命运的老幺形象。神来之笔是高潮部分，“在物质文明的现场，我得到了一切却失去自己”，彼时，郑智化尚在广告公司工作，因此，这样的诉说已不仅仅是子一代矿工的视角，而更像是他自己的心灵体验，惶惶然迷失在都市欲望中。
同样收录在《老幺的故事》中的《达奇达奇嘟》，写的是先天性听觉障碍的儿童。歌词近乎呓语，重复简单，开场就用“达奇达奇嘟，达奇达奇嘟，达奇从来不说话，就是喜欢哭”渲染出一种悲伤温柔的氛围。
《私房歌》专辑封面，该专辑收录了郑智化的经典作品《水手》，图片：网络
此后，他写过《补习街》，写课堂教育和现实教育的矛盾，到最后忍不住发出一连串诘问，“谁能够挤进那道窄门，谁在门外痴痴地等，谁在操纵这场竞争的游戏，学历是不是教育最终的目的”。在《中产阶级》里，他几乎句句都以“我”开头，却句句看不出“我”的主体性——“我常常喝着可乐，我吃着汉堡……我扛着面子流浪在人群之中”，越是漫不经心，越令人无所适从，生动刻画出一群碌碌于世、放弃思考的人。到了1993年的《大国民》，郑智化的措辞更加激烈，直呼台湾“不再是个适合穷人住的岛”。
相比于写“社会议题”的粗略直白，郑智化写“人”的质地更加细腻。《堕落天使》写一个为了生活出卖身体的风尘女子，风一吹便看见“瘦啊瘦长的鸟仔脚，高高的高跟鞋，踩着颠簸的脚步”，画面跟情绪都出来了。《你的生日》写一个流浪者，“我以为他要祈求什么，他却总是摇摇头，他说今天是他的生日，却没人祝他生日快乐”，完全放弃了他擅长的情境渲染，却在前一句的铺垫下，生动呈现出向往精神世界的流浪人形象。
曾经一度，因为歌曲总是批判现实、批判政治，郑智化的名字被台湾媒体调侃为“政治化”，甚至传出他因《大国民》而坐牢七年的谣言。很多次采访，郑智化不得不耐心解释，当初写歌是因为一个真实的故事，而不是写的时候就想着要批判。“我非常爱台湾，所以为什么后期，我一直都在唱闽南语歌，我一直觉得我最喜欢的土地还是这个地方，还是在台湾。虽然很多人从我的歌词里面，看到我一直在批判这块地方，可是就是因为爱，你才会批判”，郑智化说。
<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27">叛逆之气</h1>
在1996年的一段视频中，主持人鱼夫问郑智化，是不是因为小儿麻痹，导致他对社会强烈的疏离感？郑智化没有直接否认，而是说“我如果说不，你一定不相信”，“因为这是一个眼睁睁看到的事实。很多人会认为，一个残障者，第一个一定很自卑，第二个比较自闭，第三个如果成功了，一定是经过一段风风雨雨，你是怎么在逆境中求生存，都是这个刻板印象”。
图片：郑智化接受采访视频截图
但其实，小儿麻痹带给他更多的是一种异于常人的观察力。两岁时，高烧引发小儿麻痹；七岁前，郑智化几乎都是靠爬行移动身体，“爬行的姿势是趴着，双腿走路是站着，天生注定我看东西的角度和其他人不一样”。由于脚不良于行，小时候，当其他小孩在院里跑着闹着时，他都在窗口静静地看着他们。
至于反叛的气质，在郑智化的描述中，似乎是与生俱来的。在自传《堕落天使》里，他写“智化”二字的由来，是佛语，也是和尚的法号，“可以降服我天生的叛逆之气”，“（我）跟最小的姐姐之间还有一个哥哥，我出生前他夭折了，算命的说是我克死他的”。
等到了上学，郑智化形容自己是一个“问题学生”。小学四年级学会的三件事是“打架”、“做生意”、“谈恋爱”；高中转学后的同学都是中上阶级家庭的孩子，单纯幼稚，他遂决定转回原来龙蛇杂处的学校；和国文老师的观点针锋相对，导致自己被导师狠狠掌掴；当很多人因为同学的爸爸杀过人，对其敬而远之时，郑智化却喜欢和他在一起，评价这个朋友“为人真实、不做作”。
也是在这一时期，郑智化喜欢上卡夫卡。他称卡夫卡是自己“一生的偶像”，“虽然他总是绝望、且赤裸裸地探讨人性，很多人都说他的思想很灰色。但是灰色有错吗？我相信最深层的知识是一种苦痛！”看到卡夫卡，郑智化感觉看到了同类，“都太聪明了”，所以有着共同的苦痛，所以洞悉到善与恶之间无解的盲点。
再后来的经历，很多报道都描述过。他进入台北工专土木工程专业，第一份工作是在工程公司做一个助理工程师，穿着统一的浅蓝衬衫、深蓝裤子，热情很快被消磨殆尽。看到广告公司招聘Copywriter，意外闯入广告行业，随后有了广告歌曲“开心女孩”在大街小巷的传播。
不过，饶是碰到自己很有热情的工作，郑智化仍不忘吐槽，“广告公司的人讲话和一般人完全不一样，他们会把一件看起来很简单的事复杂化，然后用不同的角度讨论、分析……更可怕的是他们满口的专业词，像什么‘strategy’、‘Selling Point’、‘Target Consumer’……”这样一番心理活动，即使今日来看，亦是可爱。和他后来的歌一样，再颓丧忧伤的氛围，底色却总归是乐观亲切的。
很大程度上，这正是他的真实心态。面对采访，他总说自己目前为止的人生“一帆风顺”，做广告推出广告曲，竟被唱片公司的人注意到。一去试音，发现“哦！爱死那支麦克风”。
但最终下定决心由广告人转为歌手，还是和他骨子里的反叛气质相关。28岁的某一天，他听到街边玩耍的小孩正在背他创作的茶品广告词“波爸波妈波哥波姐波尔茶”，郑智化怔在原地，“我到底是在做广告，还是在做教育？一罐普通的糖水，因为我们翻云覆雨、用点手法，就可以让它卖得很好。我们到底是在做正确的事情，还是在卖空气？”
<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39">多个郑智化</h1>
很难想象，现实生活中如何能做一个像郑智化那样洒脱的人，身处潮头，却在潮涨时退下。1999年，在完成第十二张专辑后，他宣布退出歌坛，因为人生中还有很多可以做的事情，延续童年的爱好画画，做一个面向全世界的大型社群。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大概是写歌这件事对他来说不再有挑战性，也意味着不再有乐趣。他每次写一首新歌，不过“又是另外一首歌而已”。
二十年来，郑智化办过两次演唱会，一次是2005年 ，一次是2009年的告别演出。鲜有人知的是，2005年，他曾签约内地的斗室唱片公司，2007年推出专辑《飞鸟》，2009年发布单曲《中国的孩子》。对于《中国的孩子》，他说，“很久以前，我就想写一首类似比《龙的传人》更琅琅上口的歌，《龙的传人》已经写得很好，但那写的是一个比较过去的中国，现在的中国需要一个更符合现代精神的东西。”
郑智化参加《不凡的改变》，图片：官方剧照
二十年间，郑智化偶尔上上综艺。2019年《不凡的改变》第三期，节目组邀请他担任嘉宾评委，选手方磊改编演唱了他的《别哭，我最爱的人》，郑智化听完摘下眼镜，默默擦泪。《别哭，我最爱的人》本是他写给已分开的爱人阿媛的一首小诗《昙花》，“今夜我如昙花绽放，在最美的一刹那凋落，你的泪也挽不回的枯萎”，节目现场，他说这是自己的遗言，言语间近乎哀求，“我真的很不愿意面对这些，你们不要再问了”。
二十年，时过境迁，回头再看，1999年退出歌坛或许不失为一个明智的选择。在90年代文化产品相对贫瘠的时月，一盒磁带就足以让文艺青年们如痴如醉，唱着“ 口袋里没钱，名堂不是很多”走遍大街小巷，哪怕那磁带是盗版的，“上面贴着别人的照片，写着郑智化”。但接着，《老鼠爱大米》《两只蝴蝶》这类网络神曲就如病毒般火了，借助彩铃业务渗透到中国大地的角角落落。
知乎上有一个提问，“为什么郑智化被遗忘得这么彻底”，网友“王东来”的回复获得122人赞同：很多长红多年的流行歌手，他们的歌曲绝多数还是男情女爱，“不仅适合恋爱中的男女通过歌曲感受爱情的美好或辛酸，也有利于男生们在KTV或者与女孩约会的地方一展歌喉，博取女生欢心。而郑智化的绝大多数歌曲都少有这样的要素，很难想象一个男生跑到KTV去给心爱的女生唱《三十三块》这种歌曲。”
郑智化画展，图片：郑智化微博
对于这样的结果，郑智化大抵是不在意的。他多次提到女儿出生后自己的改变，越来越包容，以前洁癖到衣服上破了个洞，就不想再穿，“以前很多东西都有原则，什么事情一定要那样，现在是一个事情在一个底线之外，我都可以包容”。闲暇时间，他重拾画笔、做漆器、练书法，2019年还在北京开个人画展《溺爱》，36幅油画色彩浓烈，皆为卡通形象。
1992年，郑智化曾出过一本写真集《郑智化私房话》，书里，他真诚剖析自我的多个侧面，或许可以概括他的一次次选择——
“身体内部有很多个郑智化……
画画的郑智化常常取笑唱歌的郑智化低俗不堪；
唱歌的郑智化常常反驳画画的郑智化自命清高。
忧郁的郑智化遇到台北的下雨天，就有轻生的念头；
而勇敢的郑智化却永远一副的无所谓。
有一个郑智化想成家了；
另一个郑智化就会轻蔑地说：
何必为了一棵树；失去整片森林。
有一个郑智化更不要脸！他一直想拍裸照……”
封面图片：郑智化微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