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淑英
我的老家坐落在渭源縣城以南山清水秀的老君山下。三面被一片平闊的綠野包圍，四周楊柳成蔭，門前溪水蜿蜒奔流，離城僅有一裡之遙。飛架在渭河上的灞陵橋是進城的必經之地，沿岸有許多掩映在翠林農舍中的油房、水磨。
幼年時期，記得歲末農事全部結束之際，家裡總要榨幾缸胡麻油。當“小人兒”們久盼不已的最大盛事春節到來的時候，便能吃到炸油餅，但僅僅是解解饞而已。那時候，籽種一成不變，小麥産量低得驚人，加上氣候土壤等緣故，家家戶戶都以雜糧為主，吃白面是一件很奢侈的事。難忘當年那種用豆子與玉麥混合而成的“和和面”蒸出來的帶些酸味的坨坨馍，雖然天天吃，卻還是覺得很香。那完全是由于年少好動食欲強。人往往在沒有任何選擇餘地的時候，因了肚子的不依，會對一廂風味也情有獨鐘。
七八歲的人，除了對隻有年節才能吃到的炸油餅垂涎三尺，還有那蝴蝶狀的油果更是連做夢都想着它。那是由三種顔色組成的。紅的是蜜面，黃的是油面，綠的是菠菜水調的面，把它們分别擀開以後切成條摞在一起，經過刀功的藝術處理，從油鍋裡撈出來，一個個如展翅欲飛的蝴蝶，色彩亮麗，令人炫目。與油餅油果相比，那一年一度的夏收之後，品嘗從大鍋裡烙出來的新麥發面油餅子就遜色多了。雖然它看起來不是很漂亮，卻仍然點亮着孩子們的眼睛，是他們口中的稀物。至于燙面油餅子，在兒時的記憶裡似乎是一片空白。究竟是什麼原因，我至今也說不準确。也許是費油，也許是不便儲存，在人口衆多的大家庭裡隻有用來臨時招待遠道而來的至親好友。
的确，燙面油餅子必須是趁熱吃的。剛出鍋的它松軟而酥脆，一筷子下去，吱吱作響，金光四射，是讓人十分享受的一道風味小吃。
說句讓人見笑的話，一直以來，我還真沒有品嘗過用麥稈和大鐵鍋烹制出來的正宗燙面油餅子（麥草燒鐵鍋上火又快又均勻）。記得還是上世紀九十年代在老家的熱炕上，弟媳婦用燒麥草的大鐵鍋，給我燙來一盤油餅子。當時吃得很香，至今難忘她的一片熱忱，但總感沒有言傳中的酥脆松軟。即便這樣，它還是成了我飲食中的最愛。随着年歲的增高，胃口越來越差，食量越來越小，但隻要有燙面油餅子，就會吃得又香又多。
第二次品嘗正宗的燙面油餅子，已是進入新世紀的第四個年頭。那是在姐姐家裡，外甥媳婦知道我的“口瘾”而特意做的。她把燙好的面弄成長條，再切成幾截，然後烙一個擀一個。在擀開的面上撒上苦豆末（一種香料），均勻地滴上油，把它卷成棒，而後豎起來壓成一坨，再擀成又圓又薄的面張，放在熱鍋裡，邊烙邊撒油，隻翻一兩分鐘，一張金光燦燦、滿屋飄香的油餅子就烙成了。
第三次吃老鍋竈燒麥草烙出的油餅子是近幾年的事。外甥女兒花了三千多元在臨洮安裝了助聽器，需要一兩個月過來保養一次。她每次來臨，都要給我帶上很多燙面油餅子。為了松軟爽口，她加了不少的油，使老人們贊不絕口的“爛皮襖”成了“碎羅衣”。碎是碎，口味卻不減當年外甥媳婦的“傑作”，我頓可以吃掉一大張（估計）的量。
其實，燙面油餅子的高低，關鍵不在技術含量，着油的尺度才是其要害。三個不同時期的燙面油餅子，分别“出生”于不同階段的社會經濟大背景之下，身上便自然留下了改革開放從“摸着石頭過河”到積累經驗快速發展的印記。雁過留聲，人過留痕。天下幾乎沒有不留蹤迹的東西。無論從20世紀40年代的一年才能吃上一次的油餅油果，到60年後的今天，隻要有麥草和大鐵鍋，無論誰人都可以随時吃到的正宗的燙面油餅子，以及花樣翻新的各種各樣的油馍馍，無不記錄着時代的巨大變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