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艾希曼：平庸之惡還是屠猶劊子手

作者：胡不歸

“薇拉，你必須這樣想：假如戰争期間的許多炸彈中，有一顆把我帶走了，那将會如何呢？命運給了我們那麼多額外的歲月，我們必須為此感謝它。”

如果不看這封訣别信的背景，那它一定是感人至深的。但如果這封信出自一個大屠殺劊子手之手，且他在逃亡的十四年間因謹慎而與妻子家人七年未見，恐怕多多少少就沾了些惺惺作态的痕迹。

這封訣别信的作者是阿道夫·艾希曼，二戰時期的納粹官員，猶太人大屠殺中執行“最終方案”的主要負責者，令猶太人瑟瑟發抖的“阿道夫”之一（另一個則是阿道夫·希特勒）。1962年5月31日，他在以色列被處以絞刑前夕，給妻子薇拉·艾希曼寫了這封訣别信。新近出版的《耶路撒冷之前的艾希曼：平庸面具下的大屠殺劊子手》一書，聚焦了這位二戰時期令猶太人聞風喪膽的黨衛隊一級突擊大隊長。這本書出自德國哲學家貝蒂娜·施湯内特之手，她常年研究國家社會主義哲學和阿道夫·艾希曼，并針對18世紀反猶太主義的曆史進行撰述。

提起阿道夫·艾希曼，還有另外一本不能忽略的著作——《耶路撒冷的艾希曼》。後者創作于1963年，即艾希曼死後的第二年，由德國猶太哲學家漢娜·阿倫特根據耶路撒冷審判而作。這本書中，阿倫特提出“平庸之惡”的概念，認為艾希曼僅僅是服務指令的公務員，第三帝國運轉的一個小小齒輪，他“從未意識到自己做了些什麼”。

幾十年後的今天，貝蒂娜則在《耶路撒冷之前的艾希曼》中，提出了一個截然不同的觀點。她将艾希曼形容成一個不思悔改的謀殺犯，一個老練世故的操控者，在僞裝中得意洋洋地生活，并熱切地規劃着戰後極右派勢力的未來。

毋庸置疑，這兩本書在研究艾希曼現象中，都具有極為重要的作用。但此二人相差甚大的觀點，使人疑惑——艾希曼到底做了什麼，他何以給世人留下如此兩種形象，戰後的極右派納粹勢力又經曆了什麼。

上世紀六十年代時，關于艾希曼的資料十分有限，薩森訪談會在當時所披露出的文字資料與錄音皆十分有限，再加上艾希曼在庭審過程中颠倒黑白的狡猾言論，導緻阿倫特輕信了艾希曼放低的姿态，皆認為後者是一個極為普通的正常人。今日，盡管這種觀點正在逐漸被抛棄，但阿倫特的著作帶有哲學式的政治反思，仍然具有重要的啟迪作用。

随着幾十年下來的研究成果、文獻彙編和各種參考資料的可供查閱，以及最重要的薩森訪談會遺留下來的資料，人們逐漸認識到艾希曼的真實形象，貝蒂娜的觀點也正在得到普遍認可，即艾希曼并非一個可有可無的小齒輪，他本身就是一個充滿自我意識的惡的劊子手。

在《耶路撒冷之前的艾希曼》中，可以看到貝蒂娜查閱了大量史料與第一手資料，就像一個偵探般在各類資料中抽絲剝繭地尋找蛛絲馬迹，“剝洋蔥”式地最終呈現在讀者面前一個二戰之後、耶路撒冷之前的艾希曼。是以我們看到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前，艾希曼的名字就已經成為了一個象征。他極為善于塑造自己的形象，使自己的名字與猶太人大屠殺緊密地聯系在一起，“艾希曼絕不可能獨力殺害600萬猶太人……每當讨論到滅絕猶太人的行為，艾希曼就是最重要的名字之一”。這種張揚，使得這名地位并不那麼高的一級突擊大隊長，在戰後成為猶太人竭力追捕的對象。

二戰後，艾希曼被美國俘獲，逃脫後在德國北部草原生活了幾年，後逃亡到阿根廷。值得一提的是，二戰後的阿根廷成了許多極右派納粹分子的根據地，并受到時任阿根廷總統庇隆的庇護。在那裡，并不隻有一個獨立的“艾希曼逃亡事件”，更可以從中窺見戰後久久未熄滅的極右派納粹情緒。正是因為那些迫切希望納粹卷土重來，深切崇拜希特勒的人，才促使艾希曼在阿根廷驚人地展開“第二事業”。如今，那些曾經在壓抑中狂歡的納粹分子，雖然已經逐漸在絕望中消失，但依然提醒我們警惕那些狂熱的極端分子。

給貝蒂娜帶來重要啟發意義的資料是來自“薩森訪談會”中的73卷錄音帶和1300多頁筆記。在阿根廷時，艾希曼與昔日黨衛戰地記者團的成員威廉·撒森等人展開了為時幾年的一場訪談會，便是所謂的“薩森訪談會”。在訪談會上，艾希曼曾喋喋不休地表達他的反猶思想，并不經意地透露出關于大屠殺的驚人真相。他一面僞裝起自己昔日的黨衛隊形象，一面在薩森訪談會上高調稱自己為艾希曼，并為自己知道大量關于猶太人大屠殺的内幕而自豪。即使在離柏林一萬多公裡外的布宜諾斯艾利斯，他也不曾停下那些關于國家社會主義和滅絕猶太人幻想，甚至1956年曾給時任德國總理阿登納寫了一封公開信，發表反猶言論。後來這些資料都成了耶路撒冷審判中，艾希曼無法辯駁的鐵證。而這些，更是證明了艾希曼根本不可能是一個什麼都不知道的“小齒輪”。

1960年5月11日，艾希曼在阿根廷被以色列情報部門逮捕。他的被逮捕，不僅是由于以色列、德國等情報部門在他逃亡的十四年中做了大量工作，也是由于他高調的行為和言論，使“每個人都知道他在哪裡”。

從史料意義上看，這本書梳理了大量第一手資料，展現了一個盡量全面的艾希曼——狡猾多疑、罪大惡極的屠猶劊子手，驕傲張揚的國家社會主義者，同時也是一個慈祥的父親、顧家的丈夫、生活樸素的勞工，一個虛假的陷阱中的“偶像”。

貝蒂娜在卷帙浩繁的文獻資料中梳理中如此細緻的内容，必然是功德一件，但從大量資料中尋找輔佐觀點的論據，也不免容易陷入觀點先行的誤區。以及如此詳實的内容，結合了作者的觀點與大量的史料，也使這本書顯得略有些冗長與瑣碎。

但是，無論對于當時二戰後的世界，還是對如今的我們來說，艾希曼以及艾希曼現象都值得被警惕，這也是貝蒂娜創作這本書的意義。對于阿倫特來說，艾希曼或許意味着面對黑暗的沉默、面對暴政的平庸。但對貝蒂娜來說，艾希曼則意味着那些不思悔改的根本之惡，那些善于蠱惑人心的極端思想。

正如德國聯邦情報局的資料中所寫的那樣，“請仔細收集關于艾希曼的一切，我們仍然需要它”。它對于今日之我們的意義，在于認清那段善與惡紛飛的曆史，警惕所有可能卷土重來的極端思潮。（胡不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