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載于《三聯生活周刊》2020年第41期，原文标題《野孩子：河流才是人生的歌》，嚴禁私自轉載，侵權必究
河流，對于張佺來說，是一個重要的詞。回頭來看或許是一種巧合，也極有可能是潛意識作祟。張佺說，他在蘭州生活的那段時間，常常在黃河邊上，死死地盯住河流，看它流逝，流向遠方，漸漸産生一種岸上的事物也在移動的幻覺，感覺到河流在衆多的意象之中，是關于離開和漂泊的。“沒有任何一個人可以踏入同一條河流。”他說。
記者/卡生
攝影/張雷
野孩子樂隊。主唱 張佺（前中），吉他 馬雪松（右），貝斯 戴帥（左），打擊樂 武銳（後）
西北：黃河
在大理，張佺的家中，打開我和他聊天局面的，是關于河流的意象。《黃河謠》的雛形是張佺和小索在杭州西湖邊一起哼唱彈奏出來的；《小馬過河》是小索去世前獨立創作的曲子；一個叫河的酒吧在遠離黃河的北方成為民謠音樂的搖籃——一切都離不開河流，這就像人生衆多的巧合以及宿命般的存在。
此前的兩次采訪裡，張佺表現出的羞澀和不善言談，和我采訪前的預料相同，但似乎隻有“河流”的話題能讓他感到松弛，繼而卸下防備。他習慣性地泡了一壺普洱——戒酒多年，過去能喝一斤白酒，現在連啤酒都不怎麼喝。他的兩個孩子去上學還沒有回來，妻子在樓下做飯，接近飯點時，飄來飯菜的香味。
野孩子樂隊曾經消失過很長的時間，再次走入公衆的視野，是在今年《樂隊的夏天2》，一首清唱的《黃河謠》，在衆多樂隊裡顯得獨樹一幟。樂隊成員們背着手，閉上雙眼，幾個來自西北的漢子似夢呓似回憶地唱着蘭州的槐花香和好姑娘。在一個充滿了歡歌笑語的綜藝節目裡，野孩子的《黃河謠》結束之後的十秒裡，現場寂靜一片，過了很久，台上的周迅在抹淚，台下的觀衆反應過來開始鼓掌，電視機前的人們突然覺得野孩子唱着的蘭州，也很有可能是自己某個片刻的思鄉情。但對于樂隊來說，周遭的喧鬧、娛樂和他們并沒有直接的關聯。
事實上，錄制到改編賽的時候，野孩子沒有在節目組準備的“國風主題”歌曲裡選擇曲目，而是表演了一首他們認為稱得上是國風的《竹枝詞》，當然，他們很明白，打破規則，勢必要付出相應代價，最終他們用退賽結束了這檔綜藝節目。坐在我面前的張佺，西北國語的尾音裡流露出的是謙虛與溫和，鮮少能看到他對事物産生強烈的抵觸情緒，但對網絡上流行的所謂“國風”，他沒有絲毫的退讓，他認為那些是打着國風旗号的口水歌和網絡神曲，那樣的“國風”和他所了解的不一樣。網絡上支援和謾罵的聲音席卷而來，但隻要有喜歡《竹枝詞》的人，張佺就覺得自己并沒有做錯。
聊回河流，跳不開這首野孩子樂隊演出了不下百遍的《黃河謠》，聽這個名字，好像如某個遙遠時代的歌謠一樣古老。事實上，這首歌創作于1995年，那是張佺輾轉南方城市歌舞廳做樂隊貝斯手的第六年。27歲的張佺去到哪個城市，25歲的小索也會跟過去。小索那時也是貝斯手，雖然不在同一個歌舞廳樂隊工作，但兩人下了班常常聚在一起喝酒，練吉他。張佺回憶，那時候一個月可以掙一萬塊，如果日子就一直這麼過下去，其實挺美好的。
某一天，兩人在西湖邊上即興彈奏，張佺有了一段動機，小索續上了下一段，彈着彈着張佺有了唱起來的沖動，“咿呀咿呀”地補全了即興的片段。“那時候創作的作品，很多咿呀咿呀的詞，都是當時哼唱出來的。”他說。回家一整理才發現，這是一個完整的曲目，這就是《黃河謠》最早的雛形。
也是這一年，一個叫野孩子的民謠樂隊誕生了，張佺和小索兩人的班底持續了兩年，直到他們第一次在北京大西俱樂部的演出，才加入了貝斯、鼓手和口風琴。某一次在朋友家裡，大家起哄讓他們唱唱自己的新歌，張佺發現，那一次沒有樂器伴奏的清唱是一種看似原始但最美妙的吟唱，這種質樸的表達奠定了這首歌的基礎，從此後，這首曲目的演唱再也沒有加入過樂器，直到今天。
有理想的年輕人那時候熱衷于談論夢想，收入不菲讓他們創作的心有些蠢蠢欲動，兩個年輕人一合計，要專心從事夢想事業。1995年，張佺和小索都辭掉了收入可觀的工作，他們決定回到蘭州，回去做什麼尚不可知，但多年之後回望，那是一段看似停滞卻重要的階段。這一年，張佺和小索背上吉他真正走了一趟黃河，為期一個多月。“我和小索還有另一個做音樂的朋友，我們三個人先搭車到離黃河最近的地方開始行走，走累了，休息的時候就在黃河邊上彈彈琴。我們就想看看我們寫過的黃河在它的下遊是個什麼樣。”
張佺在大理家中
循着黃河，張佺和小索穿過了很多村莊，一會兒在山西，一會兒在陝西，越到下遊黃河水變得越發湍急，“我們歌曲裡的黃河是平緩的，你感覺你可以親近它，而這裡的黃河是更渾厚、自然的存在形态”。一路上，他們聽到了許多黃河邊的花兒，讓張佺印象最深刻的，是來自田間地頭一個六七旬的老太太的歌聲，“她一張嘴，發出了少女般的聲音，那種聲音很奇妙。90年代也沒有帶錄音裝置，但也好，那個聲音一直存在于我的記憶裡”。
這個時期，張佺的創作狀态奇好，在這個時期創作的和西北有關的曲目裡，張佺提到了一首歌——《來到了西固城》，那是一首對他個人很重要卻被聽衆忽略了的曲目。相比《黃河謠》的共情，更像是他對自己過去某個人生階段的最真切的回憶。
西固城是小索的出生地，離蘭州不遠，兩個年輕人雖然居住在蘭州，但常常在休息的時候往西固城跑。“從蘭州到西固城有一種招手停中巴，你一招手就停下來，歌裡最後有一大段蘭州話完全還原了當時賣票員喊出來的話，‘西站西固的走了，來師傅後頭大座坐哈，上車一塊喽，穿裙子的那個前頭過來坐哈’……”張佺和我聊起了那個四處是烏煙、看不清太陽的工業城市，路過孫溝橋時會聞到廠房刺鼻的味道，進了小索家的廠區後會聽到收啤酒瓶、書、報紙的吆喝聲，在廠區打撲克的不是老頭，而是一群百無聊賴混日子的年輕人。這個城市宵夜店裡賣烤肉和面食，夜深了，到處都是喝醉了酒的人。張佺穿越了25年的回憶，再次帶我進入了西固城。“中國西部經濟大開發，全國各地來了很多年輕人支援西部，西固城就像一個移民城市，在文化上比較特别，這裡說着天南海北的話，穿着打扮比蘭州還時髦，有的人在這裡娶妻生子安穩下來，就像小索的父母。很多人退休之後可能還要回到原來的故鄉，這裡不是讓所有人都有歸屬感的地方。”這是張佺記憶最深刻的一段時光，在醉酒中肆意彈唱，寫着年輕人的迷茫與憂傷，這是他漂泊在外多年後的短暫回歸。一個年輕人唱着：“我眼望着北方，彈琴把老歌唱，我坐在老地方，我擡頭看天上，我走過了村莊，我獨自在路上。”是的，1996年，張佺和小索，決定了北上。
張佺剛給兒子青稞買了新吉他，打算在出門巡演前給孩子們換上新的琴弦
北京：牆上有河的酒吧
挨過了幾年住在中國歌舞團附近的地下室生活，張佺寫出了《生活在地下》。漂泊在北京的第五年，野孩子樂隊的演出還是不多不少，談不上可以維系生活，但日子向好，他們終于可以搬離地下，擡頭看到北方的星空。2000年的野孩子樂隊除張佺和小索外，人員大換血，張玮玮加入樂隊拉手風琴，陳志鵬打手鼓，李正凱彈貝斯。這一年的夏天，樂隊在北京藏酷酒吧錄制了他們的第一張現場演出CD《In the loft》。
2001年，三裡屯南街有一個畫廊在轉讓，租金不貴，大家一合計不如盤下來開一個酒吧，東挪西湊了一筆錢，這個後來被人們稱為“傳奇的民謠陣地”的酒吧就這樣誕生了。
“當初給酒吧取名字的時候，我記得張玮玮、郭龍、陳志鵬、小索都在，大家商量來商量去，似乎都對河流有特殊的感情，它是流動的，是有包容性和生命力的東西，是以最後叫它‘河’酒吧。”那時候的酒吧也沒什麼講究，找了一個畫畫的朋友在不到20平方米的舞台前畫了一條河。都沒有開酒吧的經驗，是以每個人都是服務員，忙不過來的時候，一些做音樂的朋友輪流幫忙。固定下來的演出節目單中，周三的晚上是小河、萬曉利的演出，周五晚上是野孩子樂隊，周六給一個搖滾樂隊，其他時間比較靈活。那些年裡幾乎所有的民謠音樂人都在河酒吧登台演出過，周雲蓬、左小祖咒、舌頭樂隊、張淺潛都是這裡的常客。周雲蓬在采訪中曾經說過，那些年，做地下樂隊沒有上過河酒吧舞台的，都不好意思見人。張佺跟我說：“一開始，音樂人來演出我們也付不起演出費，就每個人分發三張酒票可以兌換啤酒，正式演出完後沒人走，這時候就會有朋友輪流上台即興演出。”常常到了後半夜，酒吧越發熱鬧，小索好客，有時候喝多了就“開倉放糧”，第二天一盤點，酒少了幾箱，進賬卻是寥寥無幾。
到2002年，河酒吧名氣越來越大，這裡不僅是音樂人習慣性的聚集場地，後來很多慕名而來的觀衆也把河酒吧擠得水洩不通。除了音樂人，裡面還有編劇、作家、藝術家、留學生……張佺說，酒吧那時候一瓶啤酒賣15塊，很多年輕人買不起，就坐在門口的超市先買5塊錢的啤酒墊墊肚子再進門，他們對此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連帶着酒吧門口的小賣部生意也變得特别好。酒吧裡是一群年輕人玩音樂，門外也有一群年輕人在彈唱，那時候謝天笑就常常在河酒吧的門口玩音樂。
河酒吧時期，除了中國的音樂人，還有很多來中國的外國音樂人也會上台切磋表演。有一段時間，來了一個愛爾蘭的小提琴手，演奏的是愛爾蘭傳統的小舞曲，“世界上各個國家的古老民謠都是相通的，喝完酒聽這樣的小舞曲乍一聽挺高興，再聽就會想哭”。有一天小索跟張佺說自己寫了一首曲，張佺一聽有愛爾蘭小舞曲那味兒，靈光一閃說，這歌叫《小馬過河》吧。張佺腦子裡有一幅圖景，一匹小馬正準備過河，它在試探、回旋、跳躍。當我問張佺：“在《樂隊的夏天2》第二首安可的歌曲演奏《小馬過河》，是否是對小索的懷念？”他停頓了半晌，“也許吧，是一種無意識，也或許是一種巧合”。
張佺回憶起這個人生階段時，心情很複雜。河酒吧像年輕人的諾亞方舟，通宵達旦的歡唱和聚會讓時間飛逝。“那時候确實很快樂，天南海北的年輕人相聚，現實生活被抛在腦後，隻剩下很精神化的一面。有時候想靜下來做一些創作，但力不從心，創作幾乎是停滞的。”張佺隐約感受到了慌張，身體和意志不斷地在透支，到了晚上想不去河酒吧，但心裡又感覺癢癢，最後一去又到了天明。2002年，張佺第一次到雲南參加麗江雪山音樂節，那一屆音樂節堪稱“中國版伍德斯托克”，有崔健、窦唯、舌頭，“那一次來雲南，似乎為後來的生活埋下了一顆種子”。
2003年的“非典”來得突然，内因外因之下，河酒吧關停，張佺想離開北京，遠赴雲南。
誰知道，這次離開，竟然真的成為一種預示。2004年小索查出來癌症，張佺從雲南回到北京，在醫院裡一直陪伴着他，直到他離世。小索離開時，張佺沒有參加他的葬禮，他背起冬不拉，在那個秋天快要結束、冬天即将來臨的時候徹底離開了生活了8年的北京。野孩子樂隊就此解散。
雲南：河邊的蘋果樹
在大理見到野孩子樂隊是在他們巡演歸來的空隙。停留5天之後，他們又要開始新一輪巡演。現在的野孩子樂隊和2011年重組時相比，又有了一些變化，張佺的老朋友張玮玮在去年離開了樂隊，郭龍參加完《樂隊的夏天2》之後要請一個很長的假去參演舞台劇，手鼓王國旭要照顧新生的孩子暫時沒回大理，是以這次隻見到了張佺、吉他手馬雪松和打擊樂手武銳，以及剛在野孩子參加過四次演出的貝斯手戴帥。
馬雪松（老馬）作為樂隊的“流程大管家”，向我展示了他們接下來的行程，巡演長達一個半月，足迹遍布大江南北。他笑稱，在冬天來臨之前走一波，之後就可以回到大理過冬了。
如果說，以2004年作為野孩子的轉折點，中間有很長的一段時間張佺度過了非常痛苦的階段。對于熟悉他的朋友來說，這個時期的張佺是神秘的，他像一個吟遊詩人會出現在任何一個城市。演出海報上不再出現“野孩子”，而是音樂人張佺。這個時期，他創作了很多适合一個人演出的曲目，站在台上表情肅穆，一把冬不拉和一個口琴，是他吟唱過程中的夥伴。老馬說起在2007年的北京，他看過張佺一個人的演出，“那會兒佺哥還是平頭，當他念白那一段，‘有人坐在河邊總是說，回來吧，回來，可是北風抽打在身體和心上，遠行吧，遠行！’我被震住了，一下子聽懂了他的孤獨”。這一首《遠行》的念白是張佺在那個階段的寫照，生活中無法排遣的情緒隻能在舞台上念出來。
我問張佺：“現在的野孩子還會再演當時一個人時期的音樂嗎？”
他說：“不會，那些歌太個人，像是要藏在心裡的東西。”
“是什麼讓你結束了一個吟遊詩人的流浪？”
張佺說出了一個故事。在河酒吧時期，張佺寫過一首歌叫《蘋果樹》，歌詞是這樣的：“昨夜我夢見了蘋果樹，還是在那長長的河邊，孩子們睡着了，老人們醒來了，月亮們出來了，姑娘麼喝醉了，蘋果樹我夢中的蘋果樹，隻有你知道我在異鄉的街頭，用歌聲把過去的事情回想。”2007年，張佺來到麗江，認識了他現在的妻子，那時候她在麗江束河附近有一個小店，租住的房屋前有一棵蘋果樹，而在村口就有一條河，一切場景的發生都和《蘋果樹》所預示的一模一樣。又是一年雪山音樂節，朋友們都來了，周雲蓬、萬曉利、張玮玮、馬條聚在張佺的院子裡，他們和他開玩笑，說這就是傳說中的蘋果樹啊。
張佺停止了遠行和流浪，在雲南紮下根來，女兒黃豆和兒子青稞出生之後，一家人從麗江搬到了大理。遠行的人成為父親，從痛失好友的河流中上了岸。
10年前的大理，音樂人紛紛來居住，據說當年周雲蓬走在大理古城的人民路上，恍惚間覺得回到了故鄉，就此停止了流浪。張佺的老朋友們也都搬到大理生活，張玮玮來了，郭龍也來了，他們兩人和張佺一起重組了野孩子樂隊，張佺放下了他一個人的冬不拉，有了老夥計們一起和他站在舞台上。2013年馬雪松加入樂隊，讓野孩子恢複了早前的雙吉他聲部。
2014年武銳進入野孩子樂隊的故事成了一個段子。當時還開在人民路上的九月酒吧是大理音樂人的聚集點，張佺說，那時候除了身邊的音樂人會一起即興演奏外，還會有很多外國音樂人在一起玩。那段時光讓他仿佛回到了河酒吧年代。重組之後的野孩子在九月酒吧排練，剛從法國回來的武銳尋着音樂聲就來了，武銳決定加入野孩子，就此在大理紮下根來。其實在河酒吧年代，武銳曾是布衣樂隊的鼓手，後來是他開着車送了小索最後一程。張佺告訴我，他最喜愛大理的天氣，高原的陽光可以曬透很多内心潮濕的東西，曬得人暖暖的，有時候就覺得這個地方和西北也很像，天高地遠，白雲飄飄。
大理是怎麼變得“不好玩”的呢？張佺回憶，大概2015年後，大理的商業化越來越嚴重，政府還頒布了新的政策，沒有工作證的老外不能上台演出，一下子有趣的人變少了很多。原來走在人民路上，能看到很多擺地攤的嬉皮士，他們一邊賣點小東西，一邊敲非洲鼓，後來這條街也禁止出攤了。現在的人民路，已經淪為賣各類小商品的紀念品商店和網紅打卡餐廳的地盤，你可以說這裡是北京的南鑼鼓巷，也可以說它是某個江南小鎮，反正賣的東西都差不多。老馬的感受也很強烈，後來的九月酒吧在沒有正式演出的時候，很少有人再玩即興，倒是多了喝酒劃拳的人。
大理雖然偏安一隅，但和所有大城市一樣在發生着迅猛的變化。古城裡的房子越來越貴，企業家的連鎖演唱酒吧燈紅酒綠。張佺和朋友們被迫搬離了古城。張佺對大理有感情，這是他的第二故鄉，也是孩子們的家，他過去所有的創作幾乎都是對西北記憶的追溯，但《不要拿走它》是張佺在大理的創作，寫的是他眼見着大理的變化，擔心這一切美好即将逝去。
除了樂隊的排練室還在古城附近的大理床單廠藝術區裡，他們各自的生活實際上和古城已經做了切割。張佺和老馬住的小區離蒼山近，武銳住在一個沒有外人居住的村子裡，如果沒有排練，他們都隻會待在家裡，可謂“宅在大理”。武銳在家自制了一個錄音棚，樂隊如果有歌曲要錄制，在這裡就可以完成。我問他們：“大理給你們的創作和音樂帶來了什麼？”他們都提到，這裡太安逸了，安逸得可以毀掉一個人。我突然明白了他們和這個地方保持一定距離的原因，實際上是在保持某種繼續向前的創造力。
武銳提到了他們排練的方式，幾個西北漢子保持着警醒和自律，下午2點開始，4點休息20分鐘，休息之前一定是排練一曲《黃河謠》，休息之後再排練幾首，準點“下班”。在樂隊開始巡演之前的一天，我參觀了他們的排練，和武銳描述的完全吻合。張佺說：“也許樂隊未來會有很多的曲子創作出來，但也許隻是器樂，大理給我的幸福感無法讓我像原來一樣去書寫苦難，也無須編造苦難。”事實上，張佺不希望人們一提到野孩子就和“土地”一類的标簽聯系在一起。他說：“音樂是流動的，就像一條河流。當你注視着眼前的河流，你以為它還是那條河，但實際上那已經不是上一秒你所看到的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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