曠别五年，被冠以“鬼才編劇”之名的查理·考夫曼帶着新作品《我想結束這一切》重新回到了大衆視野。
這部新作依然延續考夫曼極具個人主義色彩的魔幻現實風格。如果說《信條》是一部用高概念和實體表象包裝的“燒腦”電影，《我想結束這一切》就是采用了與它截然相反的路徑，用一種剖析個人内裡，直面追問個人存在意義的方法，耗盡了每個觀衆的心力。
<h1 class="pgc-h-center-line" data-track="4">電影中的魔幻現實主義</h1>
傳統的好萊塢電影偏愛一種十分外在化的古典現實主義表現方法，運用自然主義的場面排程、連續性剪輯和拟人化的攝影共同創造一個連貫的時空環境，試圖為觀衆提供了一個無所不在的客觀視角。
而查理考夫曼打破了這樣一種編劇桎梏，他用主觀、魔幻或是元小說的叙事方式取代了客觀現實：在《成為約翰·馬爾科維奇》中，一個通往某人大腦的秘道成為了影片的激勵事件，并導緻故事的完全失控；在《暖暖内含光》裡，故事情節在主人公的記憶空間展開，打破了虛幻和現實的平衡，我們仿佛在窺視人物的内心世界；在《改編劇本》中，考夫曼甚至直接将自己作為一個角色揉進了電影叙事當中。
《我想結束這一切》中，不管是女主角的名字與身份不斷變化，還是暴雪的午夜依然營業的冰淇淋店中的曼妙女郎，以及不斷變換容貌與人格的父母，都充滿了魔幻現實主義色彩。
觀看這部電影時，我們仿佛在迷霧中摸索，試圖在虛幻飄渺的意識流叙事中尋找一切蛛絲馬迹将劇情用一種合理的方式拼湊出來。通過将神奇而荒誕的幻想和新聞報道般的寫實原則相結合，考夫曼的作品遊離在現實與非現實、意識與潛意識的邊界之間。
<h1 class="pgc-h-center-line" data-track="4">個人意識的投射</h1>
同前作一樣，《我想結束這一切》中的每個角色都是考夫曼個人意識的“代言人”。角色經曆過的磨難也是考夫經曆過的磨難，電影的情感也是考夫曼個人存在的一部分。
寒風肆虐的深夜，和男友在積雪中行進的女主不停地自言自語：“我想結束這一切。”
在半個多小時逼仄的車内戲中，主角們談論着實體、電影、哲學與心理學，女主的身份也在不停地發生轉變。
回到傑克兒時生活的莊園，電影以一種碎片化的方式呈現出罹患老年癡呆的父親和神經兮兮的母親一生中不同時間節點的變化，我們在十幾分鐘内見證了這個農屋中三十年的曆史，不斷變換的人稱視點讓我們陷入了時間和人格的迷宮。
直到在傑克載着女主回到他的母校，我們見到垂垂老矣的清道夫，我們才知道這一切都是他在積雪中瀕臨凍死前殘留的意識。
所有角色都反映着考夫曼對“存在”的思考。考夫曼說：“我認為藝術應該提供一個機會來認識到我們共同的人性弱點，是以與其假裝我是專家，我不過是在告訴你，我什麼都不知道。”
利用這麼一種視角性的反現實主義，考夫曼把自我認知毫無保留地暴露在觀衆眼前，而通過将自己置于未知的軸心，就給探索困難提供了自由，因為他越是深入角色，便是越深入了解了自己。是以在其他編劇竭盡全力掌握劇情走向時，考夫曼享受着角色失控的獨特體驗。
<h1 class="pgc-h-center-line" data-track="4">人類的共同焦慮</h1>
考夫曼将自己的焦慮投入到劇本創作中，他筆下的人物是形而上的自我反身，我們能從他的鏡頭中中感受到獨特的疏離感和焦慮感。
肥胖衰老的清道夫通曉電影、實體與文學，在死前他一生中的美好事物在他腦海中如走馬燈浮現，甚至依舊幻想着站在諾貝爾獎的領獎台上歌唱起舞，但等待他的卻是孑然一身凍死在學校門口的悲慘結局，志向遠大的他最終落得和他母親口中“被蛆蠶食而盡的豬”同一個下場。
對身份、生命意義探讨是考夫曼電影序列中的恒定母題。無法控制的孤獨感本身，被根植在我們的存在中。考夫曼接受了這個想法，并将人無法逃離焦慮的樣子展示了出來。事實上，考夫曼筆下的每個角色都是被困在個人世界中而不被了解的，作者的創作和掙紮以一種毫不掩飾的方式存在于他的作品，每個人的焦慮都在其中暴露無遺。
考夫曼的電影不追求為觀衆提供最終的、客觀的解釋。他想做的，就是把深深根植于我們作為獨立個體都會感受到的孤獨與焦慮進行“曝光”。描述一種情緒是十分困難的，它可以是最簡單的也可以是最錯綜複雜的，是以考夫曼訴諸抽象的隐喻和象征來傳達情緒。正因如此，我們很難用語言複述考夫曼作品中的叙事，卻很容易被電影的情緒感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