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個人内心對于“存在”這個詞的定義都被撬動了一點點。
《天涯淪落女》
在所有關于流浪的電影中，阿涅斯·瓦爾達的《天涯淪落女》是最令我震撼的一部。女主莫娜是一個年輕女孩，她的流浪既不是浪漫的出逃，也不是關乎理想和信仰的長征，而是有着某種存在主義色彩，是對生活徹底的叛逆。
瓦爾達采用了客觀/旁觀的角度，從一開始就展現了一具在田溝中凍僵的女屍，告知了我們流浪者的結局，然後才從這裡開始，回溯莫娜流浪過程中遇到的形形色色的人，經由他們的講述，讓觀衆得到一張破碎的，充滿問号的拼圖。
<h1>第一個問号：莫娜從哪裡來？</h1>
我們無從知道莫娜從哪裡來，導演刻意抹去了這一資訊，她以另一種方式給了莫娜一個新生命的開始，也象征着她與舊生命的決裂：她赤身裸體從海中走來。仿佛現代維納斯的誕生，莫娜一頭亞麻色長卷發，滿不在乎地在冰冷的海水中沐浴，然後穿上夾克，牛仔褲，背上巨大的旅行袋，繼續流浪。
旅途中她遇到很多人，但沒有人知道她從哪裡來，我們隻知道她并不是孤兒，她有家人，親戚（從她與其他人的對話中），但她不願多談。我們可以猜想她來自一個平凡的家庭，或許她的父母和我們的父母沒什麼差別，我們甚至知道她受過不錯的教育——職業學校，會英文，她曾經有過一份平凡的工作——秘書，打字員，至于她為什麼會放棄這一切而選擇在寒冷的冬季獨自流浪，則是觀衆無從得知的第二個問号。
<h1>第二個問号：莫娜為什麼流浪？</h1>
途中莫娜遇上了一個牧羊人家庭，他們收留了她，她發現牧羊人其實是哲學博士，他選擇做一個牧羊人是為了接近大地——這與其說是一種心靈的呼喚，不如說是出于哲學的理性選擇。牧羊人試圖幫助莫娜自力更生，給她一片土地，種植洋芋。但是莫娜卻不願意屈從他的安排，最後牧羊人氣憤地指責她，她回嘴：“我厭惡當秘書，我炒了那些老闆，更不會在路上再找一個來！”這似乎回答了第二個問題，但是我們不會知道具體的原因，是一次工作上的不愉快，還是一場失戀，還是一次生活的打擊……
莫娜流浪的原因隻能籠統地概括為：出于對工作的厭惡，對家庭的厭煩，對社會所提供的生存選擇的反叛。但是她的反叛無疑和牧羊人是不同的，牧羊人反叛的是工業社會的生活方式，但莫娜反對的是一切社會化的生活方式。正如牧羊人所說：“你不是拒絕傳統，而是退出社會，你不存在。”
第一次，“存在”這個此如此刺耳地被提出。在存在主義發源地的法國，瓦爾達尖銳地指出人們對“存在”的看法是“在社會中存在”，“在社會關系中存在”，一旦脫離了社會，你就什麼都不是，你就等于“不存在”，瓦爾達正是讓莫娜踏上了一條“不存在”的道路，她揭示了“存在”這個詞的荒誕性。
<h1>莫娜的存在方式</h1>
但是莫娜以自己的方式“存在”着，在她遇到的人心中扮演了各種不同的角色。
在她讨水的女人的孩子眼中，她是“自由”的化身；
在豪宅女管家的眼中，她是“愛情”的象征；
在牧羊人眼中，他自甘堕落，無可救藥；
在女大學教授眼中，她迷人而疏離，自成一體……
那些經過她生命的人，沒能改變她流浪的初衷，卻因她而勾起了某些遙遠的夢想，正如我們對“流浪”這個詞本身的幻想與虛構。
但是緊接着第三個問号使我們更加迷惑：
<h1>莫娜到底是一個怎樣的人？</h1>
如果她隻是一個年輕不懂事的女孩，那就毫無意義了，問題就在于我們無法對莫娜的性格做一個總結，我們無法一口咬定：她就是如何如何……
她長得頗為漂亮，卻一身灰撲撲的行裝，滿不在乎渾身髒兮兮，甚至發臭；她窮得沒有錢的時候會去打零工，會去酒吧，讓人給她買一塊三明治，但同時她又将僅有的零錢扔進了點歌機——她喜歡音樂和大麻，如果這是“性格”的一部分，那麼它能給我們僅有的資訊便是，她年輕，向往自由，滿不在乎——這還用說嗎？
她也會去捐血，不是為了吃免費午餐，似乎隻是出于無事可做的消遣；她也會和流浪漢談一場看似歲月靜好的戀愛，卻在吃光對方的大麻和面包之後毫不猶豫地離開——她似乎缺乏人性，那種普遍的，溫暖的人性，但她會和孤獨的老人聊天，說得對方哈哈大笑；她會愛撫小狗，卻不想幫人遛狗賺錢；她自己選擇流浪，卻不了解牧羊人的選擇。一方面她缺乏自憐，從不認為自己狀況有多糟，另一方面她又似乎很脆弱，被人在野地裡強奸之後，她在葡萄園遇到一個願意收留她的男人，她立刻信任他，似乎隻有這一次，她是真的想留下來（也是在這裡她透露了“莫娜”并不是她的本名）。
我們越是想去歸納，就越是發現莫娜身上的重重沖突，她有時候很麻木，有時候充滿幽默感，有時候很天真，有時候又很世故，但是當我們想用她的沖突去指責她時，我們卻失去了立場。
我們并不知道真實的莫娜是什麼樣的，因為我們從沒有嘗試過她那樣的生活。我們無法去責難一個勇于脫離社會的人，因為我們并不确定我們自己的生活方式是天經地義，無可指摘的。在莫娜和牧羊人那一段充滿機鋒的對話裡，莫娜曾經發出振聾發聩的罵聲：“去你媽的哲學，你過得像我一樣堕落，隻不過你工作得多些而已！”是的，“工作”使我們高貴嗎？還是種地和牧羊比在大城市的工作更高貴呢？這種想法是否仍然是“社會”加之于我們的觀念呢？
隻是，生長于城市中的莫娜的流浪并不是變成野獸，她仍然在社會中，在人群中穿梭，她無可避免地接觸到人，到頭來，她真的逃離了她想要逃離的對象嗎？并沒有，她的旅途早已注定了失敗。牧羊人曾經警告過她：你選擇徹底的自由，得到的卻是徹底的孤獨。如果你繼續走下去，你遲早會把自己毀了。
莫娜終于窘困交加，幾乎堕落到和社會渣滓為伍，在結局處，她先是經曆了一場火災，燒掉了她僅有的财産，衣衫褴褛的她慌忙逃走，卻來到一個古怪的小鎮，鎮上正在過一種可怕的節日：一些喬裝成樹木的人拿着泥塊和葡萄酒四處尋找無辜“受害者”，将他們抓到的對象扔進裝滿葡萄酒的推車，鎮上居民關上門窗，躲避起來，不明是以的莫娜成了衆矢之的，她發自内心恐懼地尖叫，被真實的遊戲所迫害，最後精疲力竭地倒在了田溝之中。
據說這一幕是神來之筆，當時的情景是意外的真實節日場景，而演員也是真實地發生恐懼，戰栗着尖叫，被無情的鏡頭記錄下來——這正是瓦爾達的特點，她善于在電影叙事之中保留一些紀實的成分，虛虛實實之間，讓整個故事充滿偶然性和懸疑。
莫娜的死成為一個非常“存在主義”的死亡，它始于荒誕，始于偶然，它仿佛“遊戲”，卻又十分真實，它的殘酷是因為它沒有任何道理，她本可以不這麼死去，在她青春美好的年紀，但她死亡的合理性又很充分，除此之外，我們想不出更好的結局。
無論我們如何去看這一部電影，如何了解莫娜這個人物，有一點是肯定的：每一個在莫娜身上投射過情感的人，無論是喜歡、羨慕還是厭惡、反感，每一個人内心對于“存在”這個詞的定義都被撬動了一點點。
如果一部電影能做到這一點，我想用“偉大”來形容并不為過，更何況，瓦爾達一向是我最喜歡的女導演，最後說一句，這是一部1985年的電影，它獲得了當年威尼斯電影節最佳影片金獅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