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象學是科學還是迷信，對這個問題不能簡單地一概而論，應具體分析。這要從天人關系的問題講起。
以前有一種觀點，認為凡是講天人感應，即講天人之間有某種對應關系，就是神學或迷信，現在看來，問題并非如此簡單。天人之間有無一定的關系或聯系？若有，又是怎樣的關系？又應怎樣看待這種關系？所謂天人關系的問題，至少應包含以上的内容。
按照唯物主義的觀點看，天即是客觀世界，即自然界、宇宙空間及各種天體，人則是生存活動于這個外在世界中的一種進階生物。天與人的關系實質上是自然界或宇宙與人的關系。人既生存活動于這個自然界或宇宙之中（從大宇宙的角度看，人所生存的地球是宇宙的一個天體，人既生存于地球上，便是生存于宇宙之中。所謂自然界，也是廣義的自然界，即整個宇宙空間，地球上的生态環境這種意義上的自然界，隻是這個廣義自然界的一個部分而已），便不可避免地要與之發生某種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關系，并受這種關系的影響。是以，必須肯定天人關系是客觀存在的一種關系，由此決定人對天人關系的态度：承認其客觀性，努力認識其規律，并按其規律行動。
但對天人關系，宗教神學有不同的了解，他們認為天的代表為上帝之類的超自然的神，天人關系即神與人的關系。在他們看來，天不是純客觀的，而是有人格的，有意志的，其對于人及其生存活動，在冥冥之中予以控制制約。是以人應聽命于天和神，并努力通過天象來探求天神的意旨，判明人事的吉兇。
于是，同是講天人關系，而形成截然不同的兩種認識、了解和态度。其中，唯物主義的觀點應該說是符合實際的，唯心主義的看法則帶有主觀想象和宿命無為的性質。
而星象學對于天人關系的了解和應用，則正是與唯心主義的觀點合拍的。是以，不能簡單地因為講天人關系而斷定它是迷信的，而應指出它所講的天人關系的唯心主義性質，才能由此判定它是迷信的。
對比星象學的實際内容和現代科學關于天人關系的研究，也可看出星象學的天人觀與科學相去甚遠。
星象學的占星術，特别注重天譴說，即天因人間帝王的個人德行或政治狀況的惡劣而降下災害以示譴責懲罰，人間帝王見此災害則要修德或改良政治，于是便可使天取消災害懲罰，人間恢複太平。
星命術以為天上星宿和神煞的運作及位置會直接決定一個人的未來一生各方面的命運，且不說神煞出于虛構，并非真實存在的事物，就拿星宿對于個人命運的先天決定作用這一點來說，也充分反映出其潛意識中的天人關系的不合理性：星宿即便能對整個人類發生某種作用，也很難确認它對茫茫人海中的某個具體的人能直接産生作用，并對此人未來命運預先全部決定下來，因為這還要顧及到此人未來一生之中所要遭際的其他人和事，及這些人和事對此人命運的影響，這一切都是很難了解的。
今天的科學，随着人們對過去種種思想枷鎖的解脫，也開始關注起天人關系的問題來了。1989年，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出版了一部《天地生綜合研究》的書，其中收編了由中國地質學會、中國天文學會、中國空間科學學會等11個科學學術團體聯合發起的第二屆全國天地生（即天體、地球生命）學術大會的專題論文。這是了解我國科學界關于天人關系最新科學研究成果的寶貴資料。
根據此書可知，科學家關于天人關系的研究和認識隻達到如下程度：
做為字宙間的一個天體的地球，與其他天體處于某種關系之中，受這種天體間互相關系的影響，地球的地質、地震、生态環境、海洋、氣象自然災害等均會發生一定變化，如冰川期的到來與消失，及由此引起的地球生物的滅絕和演化等。由于地球本身的變化而造成對人類的影響，如流行病等。
同時重新探讨了中國古代的天人感應觀、有機論自然觀，從客觀的自然關系挖掘其中的合理點。
還提出了天地人是一個巨系統，即一個超級自然社會綜合體。其中，關于天體與地球、天體與人類、地球與人類的研究，已進入具體性研究，但尚未達到完整的規律性認識。
關于古代的天人感應、有機論自然觀的研究，尚處于初步的重新評價階段，更未達到全面徹底剖析整理的階段。
關于天地人巨系統的研究，則僅是一些推論或猜想的研究，尚有待前兩方面的研究的進展。
根據對目前科學界對天人關系的這種研究，可以知道：
天對人的關系和影響，隻能通過地球這個中介環境而對整個人類或是某一區域内的人群得以形成。在天地人這個巨系統中，所謂的人，是指人類，而不是指具體的個人。
按科學的觀點，天（包括地）對人的影響，若隻對某一個人起作用而不涉及他人，誠屬無稽之談。天（或星宿）并無這種聚焦式的定點功能，除非它是有意志的神。
從天地生綜合系統的觀點看，所謂的生，是指包括人類在内的地球生物，更不可能隻是某個個人。
根據科學對于天人關系的這種研究和了解，再來對照星象學的天人關系觀，便可明了它是不符合科學認識的，是一種唯心的思想。
以下再從星象學固有的缺陷及其内在沖突角度，分析它本身不具備揭示天人關系的功能，以證明它的非科學性。
科學的準則之一是準确，即要求人的認識盡量符合客觀事物的本來情況。而星象學在準确性上是十分欠缺的。
所謂的準确不僅包括預測與結果的符合程度，更主要的是在預測之前對星象的觀測、認識和推算的準确性，即人們對星象的真實情況的認識的準确性。
我們知道，在現代天文學産生之前，中國古代對星象的觀測全憑目力，這就導緻對星象認識與星象實況的誤差。
比如關于星辰的顔色和形狀，目力所見與望遠鏡所見，是大為不同的。由于目力的有限，人們所看到的星辰的顔色和形狀，均與星辰的實際狀況有較大差别。
加上星象學為要符合五行學說，硬把星色一律分為白黑青赤黃五色，就更難免夾雜了人為的因素。
關于星辰形狀，也以拟人化的手法命名為角芒喜怒等，也離星象實況甚遠。
此外，由于隻憑目測，關于星象的認識隻停留在星辰視位置（即眼睛所看到的星辰在天幕上的位置）的水準上，而未認識到星辰的真位置（即星辰在宇宙中的真實位置），這種視位置便于真位置發生極大誤差。
以五大行星中的外行星（火星、木星、土星）的真位置與視位置的對比為例，便可說明這個問題。如下圖所示。
圖中明顯表示出行星真位置及真實運動軌道與視位置及視力所見運動軌道的差别。
行星運動本無逆行和停留現象，而在視覺中便有了逆行（從3到5）和停留（3和5）的現象。而且由于地球公轉的位置移動，也造成行星視位置與真位置的差别。
在星象學中根本不去追究視位置與真位置的誤差，便直接以視位置為真位置，而用來預測人事，這樣是不符合科學的，因而也是不能真正揭示天人關系的。
由于不追究真運動與視運動的誤差，加上計算方法的粗疏，故星象學對星辰運作速度及度數的推算，也存在很大誤差。
仍以外行星的運動為例。在真實的行星運作軌道上，從1到8各段的距離和速度基本是勻速的和等距的，而在視運動的軌道上，從1到8各段的速度和距離便不勻速也不等距，這便與真運動的資料有了誤差。
不僅視運動中的位置與真運動的位置有誤差，而且就連視運動中的速度與位置本身，在觀測與推算中也有誤差。
比如有人核對了星命家使用的《七政四餘萬年書》、《七政台曆》等書，發現其中記載的行星視位置便有1至5度的誤差（參見（科技史文集（十）》第58頁，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
以上情況說明，星象學對星象的觀測和認識在準确性上是大打了折扣的，因而其對人事的預測是很難說是科學的，其對天人關系的認識也就從根本上失去了保證。
星象學另一個固有的缺陷是，其所依據的理論和原則等，是未經理論論證和實踐驗證的。比如占星術以日為陽，對應人間帝王，以月為陰，對應人間大臣或後妃，以五星為五行之精，用來說明地上的人和事的制約變化關系等等，便是一種先驗的比附。
星命術中，關于十一曜對人的命運的制約關系，諸多神煞的設定及其對人的命運的管轄作用，以及星與神互相之間的制約關系等，就是全未經過論證的先驗條件。星象學就是先将這些先驗的理論原則及方法做為前提條件，展開其預測過程的。這些前提條件中，由于未經嚴密而系統的論證，故顯得十分繁雜淩亂，乃至互相沖突，無法協調統一。這就決定了星象學不可避免的内在沖突和星象家運用此術時的随意性。
星象學中自相沖突之處是非常多的。以占星術為例，随手翻開占星術之書即可找出不少自相沖突之處。
比如，五星占中熒惑與填星相犯這一種星象異變，各家占星書的解釋便很不相同，巫鹹說熒惑犯填星，則兵大起，司馬彪《天文志》則說對大人不利，《春秋緯》則說将有大早，《荊州占》則說将軍要做亂。如此紛纭，正好為占星家利用來巧飾他的預測，同一種星象異變他可以這樣解釋，也可以那樣解釋，無論對什麼事都可說到一點，隻要有一點說對，就算他靈驗了。
正是這種釋義的多樣性，給星象家的随意運用提供了莫大友善。我們看《漢書·五行志》，對同一次日食，董仲舒、劉歆、劉向便常常各執一說，說法各異，且都有所依據。這就是占星術自相沖突的一個好例。
星命術中的自相沖突就更多。以鄭希誠所推的那個三品命為例，該人火星在巳宮，按《樞要歌》說：
火居雙女（雙女宮即巳官）曰天刑，與水同行最不甯，若變刑囚千裡外，不然一世苦伶仃。
是說火屬巳宮為苦命。而此人巳宮為福德宮，按《琅玕經》說，“熒惑來臨福德官，夜生廟旺福豐隆。”則又主有福，豈非沖突？
又如此人木星在未宮，土星在戌宮，《樞要歌》的推斷是：“木入秦州（未宮為秦的分野）号玉班，一生享福更平安，壽高福厚多榮費，決入朝中作顯官。”“土居戌位号天關，一世優遊得自閑。隻恐水星相會遇，終身不免受艱難。”這亦是沖突。木在未既然壽高福厚官大，土在戌遇水星則終身艱難（此人正好水土同在戌宮）。可《聿斯經》卻說：
土星若與水星同，舉世孤高膽志雄，
秉節揮戈文武備，福臨百六慶無窮。
土與水會則主福了，且是文武雙全，則不僅與《樞要歌》所謂土水相會終身艱難沖突，且又與木入未宮作顯官沖突（鄭斷此人為三品官，不言是武官，更無秉節揮戈之能）。其他沖突之處尚多，不一一細舉。
由此可知，星命術由于其星神的雜多淩亂，造成沖突之處甚多，星命家為人推命則随意地選取一部分說與人聽，且多講吉慶福貴之話，那些不利艱難之語（如此人火居雙女、土水會成的忌格）就根本不提。這樣沖突和随意，哪裡談得上科學？如何能揭示天人之間的真實關系？
此外，占星術既講星象變化決定和預示人事的變化，表現出濃厚的宿命論色彩，又講人間君王将相可以通過修德改政等補救措施，來避免上天的懲罰和災禍，甚至能轉禍為福，這又是鼓吹人力的作為可以改變天的意志。這裡便存在着宿命論與人事可為精神的沖突。這已不是方法上的沖突，而是基本理論中的沖突。
至于星命術中的星象與神煞，也是一對沖突：星象是客觀存在的，神煞則是虛構的，星象是通過觀測和推算加以确定的，神煞則大多是根據幹支确定的，而幹支卻是人為虛構的東西。于是星命術中這種實在星象與虛構神煞之間的協調，便成了其理論和方法上的重大難題，可星命術竟然對此根本不加闡述解釋，以一種宗教的虔誠全盤接受下來，使其沖突永遠存在。
以上所論，說明了星象學在天人關系上的唯心主義實質，指出了其中違犯科學和自相沖突之處。由此可以肯定星象學不是一門科學。盡管它有追究天人關系的因素在内，但由于其對天人關系的認識的錯誤，及其理論和方法中的缺陷和沖突，便使它不能成為一門科學。雖然名義上還稱之為學，但這已不是科學意義上的學問或學科，而是作為一門曆史流傳下來的方術之學。
再加上星象學對其前提條件的盲信而不加論證，及它對群眾所起的誤導作用，我們可以說它是一門迷信的方術。當然，也不可忘記，星象學中的占星術，作為中國古代天文學的主體，其持續而認真的觀測記錄，仍為現代天文學留下了一份寶貴的資料，因而具有一定的科學價值。如果說星象學有什麼科學成分在内的話，也僅是這一點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