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新冠病毒席卷全球，颠覆了國家治理、經濟運作和社會交往的方式，革新了人們的固有認知。在這場空前危機中，人類社會的裂痕從未像今天這樣一覽無餘，社會分化、公平缺失、合作乏力、全球治理與上司失靈等問題尤為明顯，甚至有人以“新冠紀元”作為新的紀年方式來凸顯新冠疫情的決定性影響。 在未知與恐懼中，人們不禁會問：疫情過後，人類社會的未來将會是什麼模樣？世界又該何去何從？鑒于此，世界經濟論壇創始人克勞斯•施瓦布攜手“每月晴雨表”管理合夥人蒂埃裡•馬勒雷适時地帶來了《後疫情時代：大重構》一書，旨在為國家、社會、企業與個人在後疫情時代的發展道路指引方向。本文摘自全書第三章《社會的重構》（有删節），聚焦于西方國家經濟管理機制的大轉向。
【文/ 克勞斯·施瓦布、蒂埃裡·馬勒雷】
從曆史角度來看，大流行病往往最能檢驗社會核心系統。
2020年暴發的新冠疫情也不例外。新冠疫情對社會的颠覆性影響将持續多年，甚至影響數代人。其中，最為直接、最切實可見的影響在于，許多政府飽受批評，社會公衆對一些政策制定者和政治人物怒不可遏，認為他們未能做好應對新冠疫情的充分準備。
正如亨利·基辛格指出的，“國家能團結和繁榮，是因為人們相信政府各部門能預見災難，阻止災難的影響，并讓國家恢複穩定。這次的新冠疫情結束時，許多國家的政府機構在公衆眼中就會變成失敗者”。
對于富裕國家來說尤為如此，因為這些國家擁有專業的醫療衛生體系和強大的科研與創新實力，但和其他國家相比，這些國家的管理部門卻表現得如此糟糕，社會公衆自然會發出質疑。由于未能為絕大多數的公民帶來經濟紅利和社會福利，這些國家最核心的社會架構和社會經濟體系或許就會成為公衆心目中真正的“罪魁禍首”。
我們尚無法準确描述社會的重構在不同國家會有怎樣的表現形式，但部分全球性架構已初現端倪。首先，後疫情時代将迎來大規模的财富再配置設定，實作财富在富人與窮人以及資本與勞動力之間的轉移。其次，新冠疫情可能敲響了新自由主義的喪鐘。
所謂的新自由主義包含一整套思想和政策，大體上倡導競争，忽視團結；強調創造性破壞，反對政府幹預；推崇經濟增長，抑制社會福利。多年來，新自由主義學說一直在衰落，越來越多的評論家、商業領袖和政策制定者批評它是“市場拜物教”，但給這種理論以緻命一擊的是新冠疫情。過去幾年中，美國和英國最熱衷于推行新自由主義政策，而在這次疫情中，這兩個國家的死亡人數屬最多之列，這絕非巧合。
《後疫情時代：大重構》
作者：【德】克勞斯·施瓦布（Klaus Schwab）【法】蒂埃裡·馬勒雷（Thierry Malleret）
不平等
人們經常将新冠疫情比作“強大的均衡器”，這實在是一種嚴重的誤導。事實恰恰相反。無論何時，疫情所到之處，都會加劇本已存在的社會不平等。是以，無論是從醫學、經濟學、社會學還是從心理學角度來看，新冠疫情絕非一種“平衡力量”，而是會實實在在地“加劇收入、财富和機會的失衡”。
在世界範圍内，有大量人口在經濟和社會層面處于弱勢地位，并且到了非常嚴重的程度，這一現象在缺乏社會保障、社會保障不力或者家庭和社會聯系較弱的國家尤為嚴重，而新冠疫情讓這一切暴露無遺。
當然，這種情況在疫情暴發之前就存在，但根據我們對其他全球性問題的觀察，疫情放大了這些問題，迫使我們去認識和承認社會不平等的嚴重性。在此之前，社會不平等的問題已被太多人冷落了太久。
疫情帶來的第一個影響是，它揭示了令人震驚的社會差距以及社會不同階層面臨的風險，進而放大了社會不平等帶來的宏觀挑戰。疫情封禁期間，世界上許多地方出現了一種籠統但發人深省的論調。它描述了這樣一個二進制世界：上層社會和中産階級人士能夠進行遠端辦公，并自行對孩子進行居家教育（包括中國小教育，且住所越偏遠就被認為越安全）；勞工階級卻不能待在家裡，也不能監督子女學業，而是要辛苦奮戰在第一線，通過直接或間接的方式拯救生命和經濟——為醫院提供保潔服務，進行人工結賬，運輸必要物資，保障我們的安全，等等。
在美國這樣高度發達的服務經濟中，約有1/3的工作可以在家完成，或者可以遠端完成，各行各業之間的收入存在較大差異。超過75%的美國金融和保險從業者可以遠端辦公，而在食品行業，隻有不到3%的從業者能夠遠端辦公，而且收入水準要低得多。在疫情強勢蔓延的時刻（2020年4月中旬），絕大多數的新增病例和死亡人數更加凸顯了以下事實：新冠病毒絕不像許多人在疫情初期所說的那樣是一種“調平器”或“平衡器”。相反，病毒很快對人類展開了緻命攻擊，而且毫無公平可言。
在美國，在新冠疫情中喪生最多的是非裔美國人、低收入群體以及無家可歸者等弱勢群體。在密歇根州，黑人人口占比不到15%，但在死于新冠病毒并發症的人中，黑人人口的占比高達40%左右。
新冠疫情給黑人群體帶來的巨大影響正反映了背後的社會不公問題。和許多其他國家一樣，美國的非裔公民更加貧困，失業或就業不足的風險更高，住房和生活條件往往達不到标準水準，更容易受到肥胖、心髒病或糖尿病等健康問題的困擾。對他們而言，新冠病毒自然就更加緻命。
新冠疫情以及随後的封禁狀态帶來的第二個影響是，它暴露了人類所從事的工作的本質和内在價值與其經濟報酬之間的深度脫節。換言之，社會最需要的人才獲得的經濟報酬卻最低。
一個令人警醒的事實是，護士、清潔工、物流駕駛員、食品廠勞工、護理人員和倉儲勞工等冒着生命危險去參加抗疫、照顧病患和維持經濟運轉，但是他們的收入最低。實際上，他們為經濟發展和社會福利做出了巨大貢獻，但他們的價值遠未得到認可。
這是一個全球性現象，但在盎格魯—撒克遜國家尤為嚴重。在這些國家，貧困往往和失業問題相伴而生。上述群體不僅工作報酬最低，而且失業風險最高。比如，在英國，大多數（近60%）的護理人員簽署的是“零工時合同”，這就意味着他們的工時無法得到保證，是以收入也就難以得到保障。同樣，食品廠的勞工通常都是臨時工，享受不到正常雇員的權益，也沒有任何社會保障。物流駕駛員則大多數情況下被歸類為自由職業者，他們都是按照送貨的次數獲得報酬，沒有病假津貼，也沒有帶薪休假。
英國導演肯·洛奇在其最新的電影作品《對不起，我們錯過了你》中描繪了這一令人心酸的社會現實。該影片闡述了這些勞工非同尋常的生活境遇：隻要一場不幸降臨，他們就會在身體層面、心理層面以及經濟層面徹底陷入崩潰，壓力和焦慮充斥着他們生活的方方面面。
電影《對不起，我們錯過了你》截圖
“大”政府的回歸
米思偉和阿德裡安·伍爾德裡奇撰文指出：“新冠疫情讓政府再次變得重要，不僅僅是再次強大，而且是再次變得至關重要（那些不可一世的企業已經放下身段，祈求政府的幫助）。真正能夠發揮巨大作用的是，你的國家能否提供良好的醫療服務，是否擁有強大的政府機構和有效的财政體系。政府能否做到善治，直接決定人的生死。”
過去500年，我們從歐洲和美國獲得的最大教訓之一是：嚴重的危機會強化國家的力量。事實始終如此，新冠疫情也不例外。曆史學家指出，自18世紀起，财政實力日益強大的資本主義國家總是有發動戰争的需求，尤其要在遙遠的國家發動需要擴充海上力量的戰争。比如，1756—1763 年爆發的“七年戰争”據稱是第一次真正意義上的全球性戰争，當時歐洲的所有大國都參加了這場戰争。
自此，每當遇到重大危機，國家力量總能得到進一步強化，而征稅往往是首先可以動用的手段：“征稅是主權歸屬中固有的、不可缺少的特征，也是每一個獨立政府的權力。”以往的一些案例表明，這次疫情過後，稅率會提高。和以往一樣，提高稅率背後的社會邏輯和政治理由都是源于“國家處于戰争狀态”（隻是這次面對的是一個無形的敵人）這樣的論調。
法國的所得稅最高稅率在1914年是0，到了一戰結束一年後，這一稅率提高到50%。1917年，加拿大首次實行所得稅，作為一種臨時性措施為戰争籌集資金。到二戰期間，加拿大大幅提高了稅率，在企業之外，向所有所得稅納稅人統一征收20%的附加稅，并引入了很高的邊際稅率（69%）。戰争結束後，加拿大的稅率降了下來，但仍然遠遠高于戰争之前的水準。
同樣在二戰期間，美國的所得稅從“階級稅”轉變成了“大衆稅”，納稅人數量從1940年的700萬增加到了1945年的4200萬。在美國曆史上，累進稅最高的年份是1944年和1945年，針對超出20萬美元（相當于2009年的240萬美元）部分的收入征收94%的稅率。處于征收範圍的納稅人譴責這樣的高稅率簡直就是“沒收财産”的行為，但此後20年，這一稅率一直維持在80%以上的水準。二戰結束後，許多其他國家也采取了類似甚至經常是極端的稅務措施。在二戰期間，英國的所得稅最高稅率甚至達到了令人瞠目的99.25%！
有時候，國家對稅收的主權權力會轉化成多個領域切實的社會收益，比如有助于打造社會福利體系。但是，這些向完全“新生事物”的大規模轉型，基本都是為了應對來勢洶洶的外部沖擊或者潛在沖擊帶來的威脅。比如，二戰導緻大多數歐洲國家設立了終身制的國家福利體系。冷戰也一樣，資本主義國家的政府非常擔心内部爆發共産主義起義，于是先發制人，制定了國家主導的發展模式。在這一模式下，國家官僚機構管理着從交通到能源的大部分經濟部門，并且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20世紀70年代。
目前的形勢則根本不同。在西方世界，國家的作用在過去幾十年持續大幅下降。但是這次注定要有所改變，因為我們很難單純依靠市場化解決方案來應對新冠疫情這般規模的外來沖擊。
幾乎是一夜之間，新冠病毒讓人們重新認識了私營領域和公共領域之間複雜而微妙的平衡關系，并且讓天平傾向了後者。它展示了社會保障的效率，也表明将醫療和教育這樣更加重大的責任推卸給個人和市場不符合社會的最大利益。
有種觀點認為，政府可以提供更好的公共産品，而缺乏監管的失控的經濟發展會極大地破壞社會福利。幾年前，這還是一個不太為人所接受的想法，但是如今陡然發生了令人驚訝的轉變，成為一種普遍的社會觀點。在衡量政府和市場關系的表盤上，指針已經明顯地指向了政府一方。
自瑪格麗特·撒切爾捕捉到了時代氣息、宣稱“沒有社會這種東西”以來，政府第一次占了上風。後疫情時代的一切都促使我們反思政府的角色。根據經濟學家瑪麗安娜·馬祖卡托的建議，政府不應隻是簡單地修複失靈的市場機制，而應當“積極塑造和打造市場環境，促進經濟的包容性和可持續增長。政府還應當保證牽涉政府資金的商業合作關系是為了造福公衆利益，而不是為了追逐利潤”。
美國稅率變遷：1954年來，富人稅率出現極大幅度的下降，而最低稅率卻沒有太大變化，甚至一度上升
未來方向
政府将如何發揮其日益擴大的作用呢？“大”政府的一項重要條件已經具備，那就是政府以迅雷之勢大大加強了對經濟的控制。公共部門對經濟運作的幹預速度非常之快，力度也是前所未有的。
2020年4月，當新冠疫情開始席卷世界之時，各國政府就宣布了數萬億美元的經濟刺激計劃，相當于同時實行八九個“馬歇爾計劃”，來支援貧困人口的基本需求，竭盡全力維持工作機會，幫助企業在疫情中生存下來。各國央行決定削減利率，并緻力于提供足夠的流動性；與此同時，政府部門開始提高社會福利，直接發放現金，支付工資，暫停貸款和按揭貸款還款，還采取了許多其他對策。
隻有政府才有權力、能力和影響力來做出如此大規模的決策。如果沒有政府的介入，經濟災難和社會崩潰可能已經來臨。
展望未來，各國政府很有可能（盡管機率不同）得出如下結論：改革部分遊戲規則和永久性強化政府的作用，最符合整個社會的利益。20世紀30年代，正是通過強化政府的職責，美國才逐漸解決了大規模失業問題和經濟不安全問題。面對目前的形勢，在可預見的未來，類似的行動方針可能會再度成為現實。我們在本書其他部分會談到強化政府職能的形式（比如下一節要談到的新型社會契約），但我們可以在此簡要概述一些最顯著的要點。
制定和改善醫療和失業保險制度。在市場化程度最高的盎格魯—撒克遜國家，也要加強社會保障體系；必須實施改善失業福利、延長病假等各種社會保障措施來緩解沖擊帶來的影響，并在後續使之常态化。在許多國家，重新讓工會參與進來将能加速這一程序。如此一來，股東價值将成為一個次要的考量因素，讓位于利益相關者理念。
多年來大行其道的世界金融化趨勢很可能得到扭轉。尤其是在英國和美國等受此趨勢影響最深的國家，政府将被迫重新思考這種“迷戀于金融”的情結的諸多特點。它們可以酌情采取一系列廣泛措施，比如取締股份回購制度和禁止銀行鼓勵借貸消費。
要加強對私營企業的公共監督，尤其要（但不限于）監督那些從公共資金中獲益的企業。一些國家選擇對這些企業實行國有化，有些國家則選擇參股企業或為其提供貸款。
總體來說，針對許多問題的監管都會加強，比如勞工安全或者部分商品隻能從國内采購等問題。關于社會和環境問題，政府也會向企業追責，要求它們參與解決問題。此外，政府會鼓勵開展公私部門合作，推動企業更多地參與減緩全球風險。
姑且不論細節如何，政府的作用會不斷強化，并是以對企業的經營方式産生重大影響。世界各國、各行業的企業管理者都必須适應不同程度的政府幹預。健康醫療和氣候變化解決方案等全球公共産品的研發會積極推進。稅率會增加，尤其是針對特權階層的稅率，因為政府需要增強抗風險能力，并希望加大投入力度。對此，約瑟夫·斯蒂格利茨提出下列主張 :
首要任務是……為公共部門提供更多的資金，尤其要為複雜社會中專門防控各類風險的公共部門提供資金支援，同時還要資助推進科學研究和優質教育，為未來繁榮奠定基礎。在這些領域，我們可以快速創造富有價值的工作機會，
包括研究崗位、教師崗位以及相關機構的營運管理崗位等。即使我們能夠戰勝這場危機，我們也要意識到肯定有其他危機潛伏在周圍不遠處。我們無法預測下一場危機是什麼樣子，但它肯定不同于上一場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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