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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中國紀檢監察報 作者：羅慕赫
《官箴碑》中“公生明，廉生威”六字，一般認為是明朝名臣年富所加的。
清嘉慶本《扶風縣志》卷九《名宦志》中有孫科的記載，其中完整引用了其《自警碑》碑文。
西安碑林雪景。《曹全碑》《官箴碑》的原碑都收藏在西安碑林。（本圖選自西安碑林博物館官網）
三秦大地，名碑荟萃。陝西曆史博物館正在展出的《秦風頌廉——陝西廉政文物展》中，曆代碑刻令人目不暇接。我們從中選擇了三塊碑記，一起領略背後的清廉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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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箴碑：為官之道 公廉而已
若要細數曆史上有名的廉政碑刻，這方《官箴碑》一定不能忘記，至今它還屢被提及。這塊碑的主體，是以下一段箴言：“吏不畏吾嚴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公則民不敢慢，廉則吏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為官之道無他，公正與廉潔而已。
中國古典文學批評名著《文心雕龍》是這樣定義“箴”這個文體的：“箴者，是以攻疾防患，喻針石也。”箴言的作用在于警醒世人，是以它必須予人一種刺痛感，恰如針灸，不經一番刺痛，則難收到全身通暢的效果。以論述為官之道為核心的官箴，在中國擁有悠久的曆史，遠可上溯至西周，至明清兩朝已蔚為大觀。這三十六字箴言，短小精悍而意蘊深遠，故流行不衰，直至今日。
這段箴言，難以明确指認其作者是誰。在文本定型的過程中，明朝的曹端與年富兩人貢獻較為明顯。
曹端是明朝初期的一位理學家，他曾在山西霍州擔任“學正”一職。明朝在府設教授、州設學正，“掌教誨所屬生員”，官階并不高。曹端對于學正這份工作盡心盡力，使霍州的百姓對他久久不能忘懷。史載，曹端執教霍州，“諸生服從其教，郡人皆化之，恥争訟”。後來，曹端丁憂回故鄉渑池守孝，霍州學子仍來問學。守孝期滿，曹端補蒲州學正，任滿後，蒲州、霍州兩地百姓争着請求曹端到本州來，由于霍州的請求先蒲州一步上達朝廷，朝廷遂從霍州之請。
永樂二十二年（1424年），曹端在霍州的學生高晟授西安府同知，他特意去蒲州拜訪了自己的老師，請教其為官之道。曹端回答道：“其公廉乎！古人雲，吏不畏吾嚴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公則民不敢慢，廉則民不敢欺。”這段記載來源于曹端年譜。“古人雲”這三個字提示我們這段官箴并非曹端的創造，但究系哪位古人所雲，卻難以追蹤了。曹端引用古人的這段官箴，與三十六字官箴相比，除了沒有最後六個字外，隻有一字之差。
“公生明，廉生威”這畫龍點睛的六個字，是年富加上去的。這位年富又是誰？年富與“粉骨碎身渾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間”的于謙同朝為官。年富性格剛正，是以得罪權勢，于謙常為之辯白。景泰元年（1450年），年富升任都察院左副都禦史。都察院是明朝的監察機構，設左右都禦史、左右副都禦史、左右佥都禦史，都禦史一職非同小可，“職專糾劾百司，辯明冤枉，提督各道”。年富奉旨到大同整理軍務，不承想遭到宵小誣告，稱他“專執蠹政”，其表現之一是年富到任之日，就與大同總兵官、定襄伯郭登“并坐佥押公文”，定襄伯系伯爵，年富如此全然未将郭登放在眼中。我們今天還能讀到于謙為年富辯白的奏議，于謙說既然“都禦史為風紀之官，與侯伯無相統屬，既系欽命提督，當居總兵之左，豈有不許并坐之理”。年富在大同雖遇重重障礙，但興利除弊、懲治貪官的功績不小，這也奠定了他在曆史上的清譽。
天順二年（1458年），年富巡撫山東，山東百姓早已熟悉年富的威名，豪猾是以收斂。年富在山東任内還做了一件事，在衙署一隅，年富立下了一方石碑，石碑上刻寫了上述三十六字箴言。在此後的歲月中，年富立下的石碑埋沒、發現與複制，由山東到陝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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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警碑：朔望起誓 克念為民
為官者當時時自警。官箴的用意便是自警，古人不僅閱讀官箴、編寫官箴書，而且将官箴刻在石碑上，更慎重者，還要舉行嚴肅的儀式誦讀官箴，在這樣的場合下，官箴即誓言。
寶雞市扶風縣博物館有一方明代的《朔望自警誓詞碑》，在本次展覽中可見此碑原件。誓詞簡潔明快，朗朗上口：“張官置吏，本以為民。守官之法，廉仁公勤。克念四善，毋負所生。貪财害人，災必逮身。”此處須簡單解釋何為“四善”。唐朝的典章制度每為後人稱道，唐朝考核官吏的标準為“四善二十七最”，“二十七最”就職司不同的官員各有要求，如“禮制儀式，動合經典，為禮官之最”，而“四善”是對所有官員的要求，即“德義有聞，清慎明著，公平可稱，恪勤匪懈”。唐朝的“四善”之說對後世影響頗深，可說是古代為官者的基本知識。
這方誓詞碑是誰立的，為什麼要立這方碑呢？誓詞後的一段文字，道出了這方碑更多的細節。原來，這方碑是明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農曆三月，扶風知縣孫科所立，刻工是縣民趙從周。關于這位扶風知縣，我們所知甚少，查清嘉慶年間所修《扶風縣志》，《名宦志》中有不足百字的關于孫科的介紹，他字汝德，貴州普安人，曾立誓詞碑，碑存縣城隍廟，此外從其他一些零星材料中，我們得知孫科曾修葺扶風城池，在立碑的這年修成了縣志，可惜今已亡佚。
四百年後，我們僅有這方誓詞碑來觸摸孫科的心靈。他說自己乃中人之資，立這塊碑“非敢以律人也”，但明白一個人要有所成就必須自警，他立碑是希望自己的内心能有所畏懼而不放縱，“夜氣不梏于旦晝”。“夜氣”是儒家提出的一個概念，反映了古人的一種時間意識，白天我們忙于生計，所思所想都難離功利，夜晚我們掙脫白天的種種俗務，而得以回歸我們的本心。夜氣最早是由孟子提出的，他主張人心本善，說一個人要是夜氣不存，便喪失了仁義之心，“則其違禽獸不遠矣”。孫科說“夜氣不梏于旦晝”，希望夜間生發的清明之氣，能持續到白天，讓清明之氣通貫全天，以清正的态度處理政務。
孫科起誓的時間是朔望兩天，即每月的初一、十五。許多禮儀性的活動都安排在這兩天舉行。學校祭祀孔子等先賢是在朔望兩日，鄉約聚會也是在朔望兩日。扶風地屬關中，這裡是中國古代鄉約的發源地。早在北宋，藍田呂氏即推廣以“德業相勸、過失相規、禮俗相交、患難相恤”為宗旨的鄉約，對後世影響深遠。
為官有官箴，治鄉有鄉約，理家有家規，中國人講究凡事都要遵守一定之規，惟其如此，才得清風長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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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全碑：孝廉之德 久久難忘
《曹全碑》是中國書法史上的一塊名碑。這塊石碑立于東漢中平二年（185年），曾埋沒地下千年，于明朝萬曆年間（1573年—1620年）重光于世。此碑一經出土，便引起書法界的轟動。
如果你也曾站在《曹全碑》的面前，便知“轟動”一詞絕非誇張。清代金石學家萬經說：“《曹全碑》秀美飛動，不束縛，不馳驟，洵神品也。”“不束縛，不馳驟”展現了一種恰到好處的中和之美。《曹全碑》是漢隸的經典之作，字形扁平，最可玩味的是，書家在寫長橫時，起筆如蠶頭，收筆若雁尾，典雅靈動。當我們的視線在《曹全碑》上來回掃動時，這一個個字仿佛化身成為穿着漢代深衣的舞者，在鋪就黑色石塊的一方庭院中随音樂翩翩起舞。由此，我們便不難了解為何書法也是一門視覺藝術。
營造出《曹全碑》這精妙的視覺景觀的藝術家，我們卻全然不知他們的名字。實際上，當我們隻是癡迷于《曹全碑》的書法時，甚至忘了叩問誰是曹全，為何要為他立碑。
循着碑文，我們知道曹全，字景完，東漢敦煌郡孝谷縣人，是一位受民愛戴的官員。曹全出生在一個世為孝廉的家族，孝廉是漢代選拔人才的一種科目，“孝，謂善事父母者；廉，謂清潔有廉隅者”。曹全的高祖父、曾祖父、祖父皆被推舉為孝廉，倘若曹全父親不是英年早逝，應當也會被推舉為孝廉。曹全自幼好學，侍奉叔祖母、繼母極孝，鄉間遂有“重親緻歡曹景完”的美傳。
建甯二年（169年），曹全被推舉為孝廉，官拜“西域戊部司馬”，這是東漢朝廷為管理西域而設定的一個官職，恰此時疏勒反叛，曹全領兵平亂，威震西域，碑文特别提到，當曹全要班師回朝時，“諸國禮遺，且二百萬”，這可是一筆數目不小的禮金，曹全是如何處置的呢？“悉以簿官”，将禮金悉數登入在官家的簿冊中，而不取一文入私囊。
從西域歸來後，曹全經曆了人生的一段失落，“潛隐家巷七年”，複于光和六年（183年）再次推舉為孝廉。第二年，黃巾軍起，關中的郃陽縣（今渭南合陽）亦有縣民作亂，“燔燒城寺，萬民騷擾，人寰不安”，曹全臨危受命，來到郃陽擔任一縣之令。平亂之後，曹全以十分細緻的工作，盡力恢複百姓的日常生活。他首先關注到的是縣中最弱勢的群體，“存慰高年，撫育鳏寡”，自己掏錢買米，贈送給家中缺糧的老弱盲聾。曹全的大女兒名叫桃婓，她也參與到了亂後安民的工作中，她熬制了一種藥膏，分送給在戰亂中受傷的人使用。因戰亂背井離鄉的人，聽聞曹全的惠政後，紛紛回家，“反（通返）者如雲”，勞動力增加了，田地便不至于抛荒，加上風調雨順的好年景，“歲獲豐年”。曹全最後考慮的是較大規模的工程建設，他主持修複此前被水災損壞的城池，并擴建官舍，而這一切都未給百姓帶來困擾，“費不出民，役不幹時”。
曹全在郃陽的這一系列惠政，令曾與之共事的吏員王敞、王畢等人感動不已，他們于中平二年（185年）“共刊石紀功”。
許多觀衆看過碑陽後，就轉去看其他名碑，是以忽略了《曹全碑》的碑陰。碑陰補充了這塊石碑的故事的一個情節：這塊石碑是由王敞、王畢等幾十人集資修建的，捐資者的籍貫、姓名、捐贈金額一一列舉，捐資多者十二百文，少者二百文，不論金額多少，衆人均屬自願。由此，足見曹全威望之高。
我們看到的是一塊石碑，而背後是百姓對清官廉吏的口碑。（羅慕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