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1">華東師範大學澳洲研究中心 —— 因應時代要求，走向時代前沿</h1>
張琳，博士，華東師範大學外語學院講師
陳弘，華東師範大學外語學院教授
華東師範大學澳洲研究中心是我國成立最早、成果最豐、最具有影響力的從事澳洲研究的學術機構之一。
2020年10月19日是中心成立35周年紀念日。在這個重要的日子到來之際，中心主任陳弘教授和副主任張琳博士就中心35年來的曆程和發展進行了回顧，并對中心的現狀與未來進行了展望。
張琳：陳老師，華東師範大學澳洲研究中心從成立到今天已經整整35年了。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澳洲研究在我國學術界幾乎完全不存在，我們是怎樣從無到有将中心建立起來的呢？
陳弘：是的，不僅在我校，而且在我國，澳洲研究确實經曆了一個從無到有，從邊緣地帶走向成長和成熟的曆程。
“文革”結束之後，國家教育部為提升我國高校教師的學術水準，在全國範圍遴選優秀的英語專業教師出國教育訓練學習。經過層層嚴格選拔，1979年，9位既具有優良思想品德又具備出色學術水準的年富力強的教師被選派往澳洲悉尼大學學習。我校的黃源深老師便是其中之一，師從澳洲文學研究權威學者利昂尼·克拉默教授。
在兩年的學習期間，黃老師深入研究精彩紛呈的澳洲文學，體察澳洲獨具特色的文化與風土人情。學成回國後，黃老師克服種種阻力，在華東師範大學開設“澳洲文學”課程，并且招收、培養我國第一位澳洲研究方向的碩士研究所學生。
1986年，澳洲前總理、中澳關系成功發展的奠基者高夫·惠特拉姆通路中國。在前一年，惠特拉姆就訪滬行程提出要求，希望在上海通路期間來華東師範大學參觀考察澳洲研究情況。這促成了我校澳洲研究中心于1985年正式挂牌成立。
惠特拉姆先生在通路我校期間，對黃老師所開展的澳洲文學教學與研究成果給予了高度評價。在他的親自支援下，澳方開始對中心長期捐贈大批圖書資料。
就是這樣，我校的澳洲研究中心在改革開放的大好形勢下應運而生，成為我國澳洲研究的先頭兵之一。黃源深教授可謂是筚路藍縷，以啟山林。
黃老師的學術成就在國際澳洲文學研究界得到了普遍的稱道。早在1986年，黃老師主編出版了中國第一部《澳洲文學作品選讀》；1997年，出版了我國第一部《澳洲文學史》。這兩部著作一經出版，在國内外産生很大影響，之後分别修訂再版。《中國人文社會科學圖書學術影響力報告》顯示，《澳洲文學史》位列“外國文學論文引用國内學術著作前十名”。利昂尼·克拉默教授對《澳洲文學作品選讀》高度評價，認為本書的編選顯示出黃源深老師“卓越的判斷能力和機智敏慧”。
對于澳洲文學，黃老師所做的并不僅僅局限于翻譯和介紹，他還提出一些新的觀點，如将帕特裡克·懷特同時期一批具有相似文學思想和風格的小說家進行分類，歸為“懷特派”作家等，得到世界文學界的認同。
在黃老師的指導和引領下，我國外國文學研究界湧現出一批涉獵廣、見解深、在國内外有較大影響的澳洲文學研究學者。
張琳：我們中心設在外語學院之下，澳洲文學必然是我們最重要的特色。但是，現在我們中心的研究範圍早就遠遠超出了文學、文化研究，已經成為一個多學科的中心。
陳弘：是的。黃源深教授從一開始便具有非凡的前瞻性和敏銳的戰略眼光。正式成立後的中心挂靠在當時的外語系。但黃老師的戰略思維遠遠超越了澳洲語言文學研究這一學術領域，很早就将中心定位為跨學科、多領域的國别研究中心。從一開始，中心研究人員除英語專業外，還延請了曆史系、經濟系、教育系、地理系等系所的專家、學者加盟。澳洲政府、合作高校和友人不定期地向我們提供贈書贈刊，我們也有意識地擴大這些資料的學科範圍。中心藏書的領域除了文學和文化，還大量涉及澳洲政治、外交、經濟、曆史、社會、教育等。
在20世紀80—90年代，高校出國交流機會十分有限，尤其是文科類的學科，出國機會更少。我們的澳研中心擁有較好的國際交流條件，能夠派送不同專業和學科的專家、學者赴澳洲從事進修和交流，為他們的研究創造條件，他們也借此建立起各自的學術人脈關系。
從20世紀90年代起，中心開始出版“澳洲研究”系列叢書，包括《當代澳洲社會》《澳洲曆史》《澳洲經濟》《澳洲教育》《中澳關系史》《澳洲華僑華人史》等，還有被收入周谷城先生主編的“世界文化叢書”的《從孤立走向世界：澳洲文化簡論》等。如此廣闊的學術視野和多元的格局，在當時我國從事國别研究的機構中是不多見的。
這樣産生的結果，就是我們中心很早就有能力面向國家戰略需求，對澳洲的諸方面，尤其是中澳關系方面開展研究，以各種形式推出研究成果，發揮重要的咨政作用。
我們始終認為，國别和區域研究并不是囿于象牙塔中的個體的學術行為，而應當經世緻用，服務于國家和社會。
張琳：但是當時中心的主要研究人員仍然來自英語系，學術背景主要是英語語言文學，那麼我們是怎樣進行突破，實質性地拓展我們的學術領域，并能夠有高品質的學術産出的呢？
陳弘：早在20世紀90年代，在黃老師的戰略布局的基礎上，我們就已經開始着眼切實對研究領域進行拓展和突破。進入21世紀以來，國際形勢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随着中國經濟騰飛，中澳交流合作日趨緊密，澳洲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也有重要的發展。我們意識到，必須緊緊扣住時代脈搏，站在時代前沿，運用我們的智慧，敏銳地觀察和判斷中澳關系以及相關的一系列問題，做好服務于國家戰略的工作。
事實上，英語專業的學術背景和對澳洲文學、文化的深入了解給我們開展國别研究創造了得天獨厚的條件。中心的研究人員和碩、博研究所學生們大都語言功底紮實，閱讀速度快，聽力和了解能力強，能夠及時、快速地掌握相關資訊，并做出較準确的分析和判斷。同時，由于我們對澳洲的社會、文化、民情有深入的認識，無論是教師還是學生，幾乎每個人都有在澳洲進行長期或短期學習、研究的經曆，對一些較為複雜的問題，我們所做出的判斷往往視野較廣、認識較深、觀點獨到。
換言之，對于澳洲以及相關的問題，我們能夠發現它與衆不同的地方，而不是将其簡單地視為和加拿大、紐西蘭相似的前英國殖民地國家。以此為出發點，我們就能對一些看似難以了解的問題有明确、精準的分析，進而得出較有見地的結論。
近二十年來，我和中心副主任侯敏躍教授緊密合作，大膽創新，引導我們指導的碩、博研究所學生們拓展專業學習領域，深入研讀相關知識和理論，對澳洲的諸方面，尤其是中澳關系、澳美關系、澳亞關系等進行有針對性的研究，發現問題，尋找方法，提出解決方案。侯敏躍教授長期研究中澳關系，尤其是兩國經貿關系，對于澳洲政治問題的研究也有很深的造詣。同時，中心成員還有我校國際關系與地區發展研究院的知名澳洲問題學者汪詩明教授，為我們對澳洲政治、社會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支援。
張琳：陳老師，我覺得您就是一個十分突出的例子。您本人是研究澳洲文學出身，在澳洲文學的研究和翻譯上有着精湛的造詣，在國内外享有很高的聲譽。那麼是什麼促使您成功轉型，專注研究澳洲政治、外交和經濟，尤其是中澳關系的呢？您在這個方面有哪些有效方法可以給我們分享呢？
陳弘：我從1987年開始師從黃源深教授，學習和研究澳洲文學。但是正如我剛才所說的，黃老師從來就不是一個學術領域單一、狹隘的學者。開始澳洲研究以後，我在黃老師的細緻指導下，和他合作撰寫《當代澳洲社會》《從孤立走向世界：澳洲文化簡論》等專著，在此過程中廣泛研讀了澳洲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各方面的資料，并且通過對相關理論的學習，對澳洲的多個方面形成了自己的看法和觀點。
我的碩士和博士論文都是關于澳洲小說家、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帕特裡克·懷特的文學作品和思想的。之後，除了發表澳洲文學方面的論文外，我還編寫了澳洲文學批評的專著，翻譯了不少文學作品。
但是與此同時，我本人對中澳關系和其他相關問題長期密切關注。1991年，我得到澳洲前總理高夫·惠特拉姆的親自支援，應邀通路澳洲。1994年，在澳洲前總理鮑勃·霍克訪華期間，我擔任他的翻譯，在和他的接觸中對澳洲政治和外交産生了強烈興趣。在研究澳洲文學的同時，我一直通過各種途徑關注澳洲政治、外交、經貿等問題的動态。每次赴澳通路，我都會購買、影印相關資料進行研究，同一些澳洲朋友，包括澳洲前外交部長、議員、駐華大使、駐滬總領事和智庫學者進行交流探讨。此外，我還得到了我國著名國際關系理論學者倪世雄教授的指點。
從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暴發起，中澳關系發生了重大的發展和變化。而作為我國最重要的澳洲研究中心之一，我們顯然應當承擔起自己的重要使命，服務于國家對外戰略，為增進中澳兩國和人民之間的互相了解和信任，推進雙方積極、建設性的合作往來做出自己的貢獻。
我們所做的工作得到國家有關部門的高度認可和重視，也得到國内外學界的積極評價。我們在中外主流媒體頻繁撰文和發聲，包括中國中央電視台英語頻道、鳳凰衛視新聞台和資訊台、中國國際廣播電台、新華社、中新社、《環球時報》《中國日報》、東方衛視、深圳衛視、《文彙報》《解放日報》《新民晚報》、澳洲廣播公司電視台和電台、《澳洲人》報、《悉尼先鋒晨報》、墨爾本《時代報》《南華早報》、俄羅斯衛星通訊社、路透社、法新社、英國《金融時報》、印度WION國際電視台等。
張琳：您剛才提起中心的對外交流，這是我們能夠拓展研究領域，深入進行研究的重要管道。在這方面是怎樣開拓的呢？
陳弘：中心成立後，得到了澳洲方面的大力支援。澳洲駐滬總領事館對黃源深教授的教學和科研工作十分重視，為我們教學和研究提供了大力的支援和幫助。
早在我就讀碩士研究所學生的時候，我們中心的藏書較為有限，學校圖書館、上海圖書館館藏的澳洲圖書更少。有鑒于此，澳洲領事館對我們開放他們的圖書室，我們憑領事館出具的邀請信進入其圖書室借閱書刊和影像資料。每隔幾周，領事館會把澳洲的出版一段時間的報紙雜志贈送給我們。這在當時可以說是十分寶貴的研究資料。
澳洲外交外貿部所屬的澳中理事會是澳洲政府設立的機構，旨在推進兩國的互相了解。澳中理事會對我中心提供了長期支援。早在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澳中理事會就向中心派送澳洲研究學者，常駐中心，為我們提供澳洲方面的課程教學，并且支援和指導我們的學術研究工作。我們還通過申請澳中理事會項目資助，出版和翻譯相關圖書，派送師生赴澳洲進行研究、學習。
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我校和澳洲樂卓博大學（舊譯拉籌伯大學）開始開展合作交流。30多年來，中心先後同樂卓博大學的英語系和亞洲研究系進行了十分密切的合作。20世紀90年代末，中心和樂卓博大學合作開展的“華人對澳洲聯邦程序的貢獻”項目獲得澳洲政府30萬澳元的科研項目資助，中心多名學者和博士研究所學生通過這個項目前往澳洲從事學術研究。
進入21世紀之後，中心和澳洲高校的合作更為緊密。中心幾乎每位碩、博研究所學生均有機會赴澳洲進行研究學習，合作高校則從過去的一所（樂卓博大學）擴充到了墨爾本大學、莫納什大學、昆士蘭大學、悉尼科技大學、麥考瑞大學等多所，經費來源也有所擴充，更加多元化。
近二十年來，中心還同美國、日本、歐洲、南韓等國家和地區的澳洲研究機構和學會進行合作，尤其是華東師大在美國的合作高校聖奧拉夫學院。聖奧拉夫學院是美國著名的文理學院，我本人曾經在該校從事過兩個學期的研究工作。2010年我在該校訪學期間，與該校負責人和學者開展了積極磋商， 聖奧拉夫學院同意從2011年起每年接受中心兩名研究所學生從事澳美比較研究，為中心的研究所學生提供免費住宿、生活費、美國國内調研旅費等支援。和該校的合作對推動中心對澳美關系的研究起了很大的促進作用。
張琳：您能談談我們的另外兩個中心紐西蘭研究中心和亞太研究中心嗎？這兩個中心是怎樣成立的？和澳洲研究中心的關系是什麼？
陳弘：紐西蘭和澳洲同處南太平洋地區，擁有相同的曆史、文化傳統，相同的政治和社會體制，兩國在許多方面有共性，但也有許多不同之處。我們研究澳洲，不可避免地會涉及紐西蘭的方方面面。
2002年1月，當時我參加澳洲駐滬總領事館舉行的澳洲國慶招待會，遇到了時任紐西蘭駐滬總領事、現任紐西蘭駐華大使傅恩萊女士。在我們的共同策劃下，是年5月我校成立了紐西蘭研究中心，時任紐西蘭教育部長、現任紐西蘭國家議會議長特萊佛·馬拉德親臨我校為中心揭牌。這是我國成立的為數不多的專門以紐西蘭研究為研究方向的研究機構。中心成員來自我校外語學院、國際關系與地區發展研究院、人文學院等院系，目前我們和紐西蘭奧克蘭大學、惠靈頓維多利亞大學等高校開展合作交流。中心已有相當規模的紐西蘭文化、政治、曆史、社會等方面的藏書。目前，中心開展紐西蘭研究方向的碩士研究所學生的培養。中心編寫的我國第一部《紐西蘭研究》教材于2020年出版，編寫的第一部《紐西蘭藍皮書》也将于2021年出版。中心研究人員積極撰寫咨政報告，頻繁在中外媒體撰文發聲，就中新關系和紐西蘭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問題發表見解。
我們一直認為，對澳洲和紐西蘭的研究應該置于一個更具有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相關性的整體語境中進行。澳洲和紐西蘭不是孤立的研究對象，應當将相關研究與地區、世界，尤其是與中國的關系相結合。
澳洲和紐西蘭是亞太地區的重要國家，澳洲是亞太經合組織（APEC）、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系協定（CPTPP）、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系協定（RCEP）等區域性經貿合作組織的發起國。是以，我們以點帶面，從對澳洲、紐西蘭的國别研究入手，進而帶動區域研究，這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的。
2003年，我們向學校申請，成立華東師範大學亞太研究中心。當時其實還沒有國别和區域研究的概念，但是我們就是覺得這麼做是邁出了重要的一步。中心成立後，我們的視野更加開闊了，學術研究的範圍大大拓展。
張琳：這樣看來，我們的學術道路确實越來越寬廣了。根據國務院學位委員會 2017 年頒布的《學位授權稽核申請基本條件》，外國語言文學一級學科下設的學科方向得到了擴充，調整為外國文學、外國語言學及應用語言學、比較文學與跨文化研究、翻譯學和國别與區域研究五大學科方向。這樣，我們的國别和區域研究就正式納入了外語學科的教學與研究領域。
陳弘：對，我們處在一個前所未有的發展時代，面臨着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如何應對世界局勢的變化，因應時代對我們的要求，這是我們需要思考并且必須盡快進行戰略性變革的。
30多年前，當黃源深老師和其他8位學者從澳洲回到各自的高校開始進行澳洲研究和教學的時候，他們面對的幾乎是一片空白。但就是在這樣一張白紙上，他們繪畫出了又新又美的圖畫。在短短30年内，我國的澳洲研究中心從一開始的七八個，到今天的近四十個，澳洲研究已經成為許多高校和研究機關的重要研究和教學領域。
今天，華東師範大學澳洲研究中心既是一個教學機關和研究機構，更是國内最重要的澳洲研究智庫。時代賦予我們重要的使命，我們必須回應時代的呼喚，為增進中澳兩國的互相了解、互相信任和友誼做出應有的貢獻。
張琳：謝謝陳老師接受我的訪談。作為華東師範大學澳洲研究中心的“後浪”，我們将不辜負黃源深老師和其他前輩們對我們的期望，繼續努力将我們的國别與區域研究向前推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