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人芒克:畫畫是迫于生計
他說，智慧越多越好，人格還是越簡單越好
本刊記者 趙曉蘭
人物簡介：芒克，原名姜世偉，1950年生于沈陽，1956年全家遷往北京。1969年赴河北省白洋澱插隊，1978年與北島共同創辦文學刊物《今天》。“朦胧詩”代表人物，作品有《陽光中的向日葵》等。
“你們是文字報道吧？電視采訪我一律不接受。”芒克在電話那頭特意向記者強調。後來見了面，他解釋說，有一次某家電視台采訪了兩個多小時，結果成片出來也就一兩分鐘，都是關于顧城、海子的片斷，“弄個大燈給我照着，假模假式的，我又不是演員。”
炎炎夏日，偏偏停電了，芒克端着一碗粥，滿頭大汗地追着女兒喂食。看到《環球人物》記者來了，他趕忙放下小碗介紹：“這是我女兒，快3歲啦。這是我夫人。”夫人年輕秀美，女兒機靈可人，這個位于北京通州宋莊藝術區的工作室，也是他們生活起居的家。年逾花甲的詩人芒克，現在有了另外一個職業——畫畫。
“白洋澱詩群”的代表
芒克原名姜世偉，因為年輕時身材瘦高、非常靈活，素有“猴子”的外号，詩人北島就根據猴子“monkey”一詞的英文發音給他起了這個筆名。芒克是“少白頭”，16歲生出白頭發，22歲開始染發，到了40歲之後任其自然。如今他滿頭白發，加上一副好身材，成為許多攝影師心儀的拍攝對象。“我盡給人當模特了！”他笑着說。
芒克與詩歌的緣分，開啟于“文革”時代。當時距離北京很近的河北白洋澱曾誕生了一支詩歌勁旅，後來被稱為“白洋澱詩群”，芒克和他的同學多多（栗世征）、根子（嶽重）被稱為“白洋澱詩群”三劍客。
時間追溯到芒克15歲，讀初二那年，轟轟烈烈的“文革”拉開了序幕，學校停了課。因為父親挨整，芒克連紅衛兵都被禁止參加。父親在機關受了氣，回家就沖着孩子們發脾氣。是以當1969年冬天，芒克在北京三中的同學多多叫他一起去白洋澱插隊時，正發着39度高燒的芒克毫不猶豫地跟他走了。對他來說，換一種環境、遠離亂糟糟的家，當時是最好的選擇。
插隊生活極端無聊，知青中很多都是高幹子弟，家裡藏書多，就找出來互相傳閱。普希金、海涅、泰戈爾、聶魯達等人的詩作，美國“垮掉一代”的作品等深深影響了芒克。看完凱魯亞克的《在路上》，他曾效仿書中主人公，身無分文就趴火車出走，像一個亡命徒一樣體驗了一場身體和精神的冒險。
除了閱讀，芒克和同學多多、根子還互相較勁、互相鼓勵着寫詩。“當時白洋澱各個村子的知青們都在寫詩，因為寫詩是最簡單的事情，有一張紙、一支筆就可以了。”但寫詩也很危險，“是反動的，搞不好就得抓進去”。他們的詩作不可能獲得認可，也絕無公開發表的可能，隻能在私底下偷偷摸摸地傳閱。
就在這種環境中，芒克迎來了詩歌創作的一個高峰期。1973年，23歲的他寫下了許多富有代表性的詩句。“太陽升起來/天空血淋淋的/猶如一塊盾牌……”詩人、評論家唐曉渡毫不掩飾自己在讀到芒克這首《天空》時内心的觸動，他驚歎于在一個瘋狂的年代裡，芒克竟如此本能地忠實于自己的直覺、情感和想象，“它的冷峻、它的激憤、它深沉的慨歎和成熟的憂思，在當年簡直不可想象。”
芒克被稱為“自然之子”，他的詩歌大膽、本色，拒絕被外部社會扭曲。白洋澱的風光，流浪與放逐的經曆，給了芒克另一種機遇，讓他的内心得以為詩歌保留一塊淨土。1976年，插隊7年的芒克最後一個從白洋澱離開，“白洋澱詩群”也宣告解散。
與北島創辦《今天》
傳回北京後，芒克有了迄今為止唯一一份正式工作——在北京造紙一廠當勞工。雖說上司們對他還不錯，但他工作起來總有些心不在焉。他與幾個寫詩的老相識來往甚密，其中有一位就是1972年認識的北島。北島原名趙振開，當年白洋澱詩群的名聲傳開後，他曾跑到那裡，拿出自己的一些詩作給芒克等人看。互相切磋的過程中，兩人成為了朋友。
1978年，北島油印了自己的詩集《陌生的海灘》，并建議芒克也出一本。但芒克手裡自己的詩稿并不多，大部分都已經銷毀了。“當時我們就是書寫自己的感受，也沒有意識去批判什麼。完全沒當回事，更沒想到今後要以詩人為職業。”幸運的是，當年流行傳抄，北島幫着芒克從友人趙一凡和其他人那裡搜集到了一部分作品，最終芒克也油印了《心事》這本詩集。一來二去，芒克與北島之間加深了友誼，也增進了彼此間的信任。
1978年，芒克和北島嗅到了時代的變化，隐隐覺得應該幹些什麼。後來，他們組建了編委會，開始籌辦詩刊。因為稿件不夠，他們找來很多“文革”期間流散于民間的詩稿，使得那些“文革”十年間掩埋在地下的詩歌得以重見天日。他們還拓展了新的作者，像舒婷、顧城、江河。
稿件收集好之後，為了保密，他們在一間農民房裡，偷偷摸摸地刻蠟紙、油印，連續十來天，終于把創刊号印好。芒克給刊物起名《今天》，他們興奮于“曆史終于給了我們機會，使我們這代人能夠把埋藏在心中十年之久的歌放聲唱出來”。
當時就讀于吉林大學的批評家徐敬亞曾描述過1979年拿到《今天》創刊号時的心情：“詩還可以這樣寫？我當時完全被驚呆了。正如聽了鄧麗君的錄音帶後感歎，歌，還可以這樣唱？！”《今天》對當時年輕人的影響可見一斑。
從1978年12月23日創刊，到1980年底，《今天》一共出了9期，積累了一批穩定的訂戶。但好景不長，它終究還是接到了勒令停刊的宣判。盡管芒克等人曾為《今天》的合法化做出努力，但在那個年代裡，他們終究沒有成功。
《今天》停刊，芒克因為“不務正業”，被原機關開除，當起了看大門的臨時工。理想幻滅，1981年，他自印詩集《舊夢》，1983年，他又出版了詩集《陽光中的向日葵》。80年代是他境遇最差的時候，卻也是他與詩歌的又一個蜜月期。他不清楚自己為何而寫，也不清楚那些詩歌的意義和價值：“我寫詩，純為興趣。”
他也曾試圖複現一個像《今天》那樣的文學團體。1987年，芒克和楊煉、唐曉渡一起辦了“幸存者詩歌俱樂部”，“當時在北京但凡有些影響的詩人，基本都是這個俱樂部的成員，包括海子。”1991年又與唐曉渡創辦民間詩刊《現代漢詩》，但在種種困難之下，終究不了了之。
1990年，北島在海外複刊《今天》，希望能夠延續老《今天》的一些精神宗旨，把新《今天》辦成一個跨地域的漢國文學先鋒雜志，“反抗語言的暴力、審美的平庸和生活的猥瑣”。芒克對此表現地随性和坦然：“當年玩了命地辦刊物，争取寫作的自由。但任何東西，它消失的時候也就結束了，再出現時，就已經是另外一回事了。”
他的畫像吼出來的陝北民歌
當中國進入到商業社會的高速發展期，詩歌創作的熱潮已無法複制。芒克在90年代基本沒有寫詩，也沒有固定工作，每年去國外參加一些詩歌活動，靠着些微薄的出場費，勉強維持生計。
新千年後，他成立了家庭，與前妻蝸居在北京一個十幾平方米的鬥室之内，還是租來的房子，連扇窗戶都沒有。妻子有了身孕之後，他身上的擔子更重了。老友艾丹建議他試着賣油畫賺錢，還給他送來畫架、顔料、畫筆全套工具。他沒有接受過專業訓練，第一次畫畫，全憑着感覺畫了一夜。第二天妻子醒來，說了一句“還真行”。他的心裡有了底氣，3個月内畫了12幅畫。他在朋友幫助下辦起了展覽，還用賣畫的錢交了買房的首付款。
這一畫就是十來年。芒克與前妻離婚，與現在的妻子又有了一個女兒。畫畫成了他穩定的謀生方式：“我剛出這本詩集，出版社也就給3萬塊錢吧，我說錢不要了，全換成書送朋友。而我一幅畫也能賣3萬，一輩子寫本詩集，也就值幾天畫的一幅畫。”
芒克說，自己畫畫之前不會設定創作的内容，無論是構圖、色彩，全憑性情所緻。有人将他的畫和詩關聯起來解讀，但芒克說，這是兩回事。寫詩需要有一個人孤獨的時間，安靜地深思熟慮。但畫畫即便身邊亂哄哄的，也照樣可以很愉快地進行：“繪畫是一種視覺藝術，展現出固定瞬間的畫面與場景，詩歌卻包含着極為豐富的内涵及延伸空間，詩比畫更豐富。”
“芒克的畫，或一片樹林，或一盆鮮花，形象單純，至于什麼樹，什麼花，都不重要，要的是顔色很鮮亮很隆重，筆觸濃烈幹澀，像吼出來的陝北民歌。”藝術家栗憲庭這樣評價。記者問他是否受到西方印象派畫家的影響，他謙虛地答：“确實很喜歡，但隻能高山仰止。”
芒克認為自己隻不過是個賣畫的，也不願意正經八百地将自己看作一個詩人。在寫作上，他從不勉強自己，該開始時開始，該結束時結束。朋友唐曉渡曾評價：“他從未主動向報刊投過稿，也沒有向任何出版社提出過出版申請，更沒有請别人寫過評論。寫詩隻不過是一件喜歡做的事，和他生活中的其他愛好沒什麼兩樣。”
時代變了，但對于芒克來說，他仍然保持着童心和平常心，過着最喜歡的“詩意生活”，寫詩、畫畫，邀三兩好友喝喝老酒。在他看來，智慧越多越好，而人格還是越簡單越好。他心裡始終有一盞不滅的僅屬于自己的燈。
《陽光中的向日葵》
你看到了嗎
你看到陽光中的那棵向日葵了嗎
你看它，它沒有低下頭
而是把頭轉向身後
它把頭轉了過去
就好像是為了一口咬斷
那套在它脖子上的
那牽在太陽手中的繩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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