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12月14日，宋慶齡壓抑着厭惡的心情，從上海來到南京找蔣介石。如果有可能，相信她一輩子都想不和自己的這位光頭妹夫對話。
這是她第二次為了營救鄧演達而來。1931年8月17日，鄧演達被蔣介石秘密逮捕，宋慶齡得知消息後，立刻心急如焚地去找蔣介石，要求釋放鄧演達。
蔣介石一股腦将事情推到軍政部長何應欽身上，何應欽接過推脫的接力棒，說自己壓根不知道鄧演達被關押的具體地點。宋慶齡經過多方打探，總算在南京中央軍人監獄中見了鄧演達一面。
這次宋慶齡面見蔣介石，開門見山地告訴他，現在國難當頭，大家都是自己人，有沖突沒什麼，調解一下就好了，“你把鄧叫來，我們三個人當面談談”。
不料，任憑宋慶齡磨破嘴皮，蔣介石硬是一言不發，在宋慶齡的一再追問下，蔣介石突然來了一句：“你已經見不到他了。”之後便迅速逃到樓上。
右二鄧演達
原來，就在宋慶齡到來的半個月前，鄧演達已經被蔣介石秘密處決。1931年11月29日深夜，幾輛黑色轎車秘密地從紫金山旁的一所廢棄茅屋開出來，向南京城東部疾駛。
車上坐着鄧演達以及蔣介石的侍衛長王世和與負責押送的衛兵。行駛到麒麟門外沙子崗時，車突然停下來。事先被告知移居湯山的鄧演達以為車抛錨了，便下車在朦胧的月色中活動筋骨。
突然，一顆子彈從背後射來，一代英傑鄧演達應聲倒地，時年36歲。
關于鄧演達之死，還有另一種說法。在西格雷夫所著《宋氏家族》一書中，提及鄧演達是被活活勒死的，整個行刑時間持續了30分鐘後鄧演達才痛苦地死去。
鄧演達是著名的國民黨左派領袖，14歲就參加了同盟會。1920年，25歲的鄧演達擔任粵軍第一師參謀兼步兵獨立營營長，從此緊随孫中山，孫中山也對他十分器重。
1923年，鄧演達奉命打垮進犯廣州的沈鴻英叛軍，攻克了肇慶城，孫中山急調他率部拱衛大學營。清晨，衛隊列隊大元帥府門口，孫中山向鄧演達走去，宋慶齡随即上前向他贈送禮品，是孫中山親筆書寫的對聯，上面龍飛鳳舞地寫着14個大字：“養成樂死之志氣，革去貪生之性根。”
對于孫中山來說，鄧演達是他可以托付生死的肱骨之臣，鄧演達沒有辜負孫中山的期望，真正成為了孫中山一生的追随者。
1924年孫中山籌辦黃埔軍校時，29歲的鄧演達成為七名籌委之一。他與蔣介石雖然都是輔佐孫中山的重要人物，但直到黃埔軍校成立之時兩人才真正有了交集。
當年，蔣介石任校長，鄧演達先後任教練部副主任兼學生總隊長和教育長。二人在工作上關系密切，但私下裡感情很差。
鄧演達人格高尚、是非分明、嫉惡如仇，私人生活也十分嚴謹簡樸，雖出身行伍，但絕無惡習。一方面，他對學生要求極為嚴格，對違反軍紀校規的行為絕不姑息；另一方面，他與學生同甘共苦、對學生循循善誘，深得學生尊重，被尊為革命軍人的楷模。
在黃埔軍校期間，鄧演達有感于蔣介石在軍校結黨營私、排斥異己，重用“最為人所不齒”的王柏齡，決定前往德國留學深造。
在第一次國共合作破裂後，鄧演達曾發出《讨蔣通電》。沒多久國民黨内部搞“甯漢分裂”，蔣介石與汪精衛分别占據南京和武漢，鄧演達目睹汪精衛集團步蔣介石後塵，憤然離開武漢，于1927年10月到達莫斯科。
在歐洲，鄧演達經常與宋慶齡在一起共商革命大計，如鄧演達自己所說“一切事商量甚多”。他對宋慶齡十分欽佩，在給友人的信中說：“她是中國革命的表征，我們應該尊重她。”宋慶齡也對鄧演達非常欣賞，說他“分析世界大勢和其互相間的關系是那樣的清楚而一無疑點，解釋中國國民革命的前途，又實實在在，處處引人歎服”。
1930年5月鄧演達秘密回國，立即聯絡鄭太樸、章伯鈞等愛國人士，在上海成立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解放後改名農工民主黨），并聯絡各方面的反蔣力量，準備以武力推翻蔣介石的統治。蔣介石對鄧演達又恨又怕，派親信王柏齡到上海，同上海警備司令部合作，懸賞30萬元緝捕鄧演達。
1931年8月，臨時行動委員會則在上海秘密舉辦幹部訓練班，學員有10多人，位址在愚園路愚園坊20号。8月17日是幹部訓練班結業的日子，下午3點左右，鄧演達正在給學員講話的時候，大批租界的巡捕沖進來要進行搜查。
危急時刻，鄧演達挺身而出，大聲地告訴來人：“我是鄧演達，這些都是我的朋友，我的事，不牽涉到他們。要抓就抓我一個人！”
鄧演達被關押後，有兩次逃脫的機會，但他全都放棄了。就在關押當晚，偵察隊有一個班長久聞鄧演達的大名，便用廣東話悄悄地對鄧演達說，從偵察隊到法租界距離很近，他可以偷偷拿到牢房鑰匙幫助鄧演達逃走。
但鄧演達用廣東話謝絕了此人的好意。這位光明磊落的漢子心裡清楚，自己才是蔣介石的目标，萬一僥幸逃脫，那麼一起被捕的衆人肯定都會被蔣介石必殺掉洩憤，是以，他絕不逃走。
8月21日，鄧演達在大隊人馬的監押下被解往南京。在上車之前，當時的押解隊隊長是黃埔學院出身，他悄悄地對鄧演達說：“鄧主任，這次押解你到南京，一定兇多吉少，我在半路上想辦法讓你跑掉。”
鄧演達反問對方：“那你交不了差怎麼辦？”押解隊長說：“大不了扔掉烏紗帽吧。”鄧演達回答：“謝謝你，不過我分析蔣介石要殺我是沒有法律依據的，如果我一逃走，那就變成了逃犯，可以格殺勿論，那才死得不明不白的，是以我不想跑。”
鄧演達被害前，蔣介石曾多次誘降鄧演達，要他放棄自己的政治主張，都被鄧演達拒絕。後來，戴季陶向蔣介石進言說：“今天可怕的敵人，不是汪精衛、陳濟棠，真正能動搖政府根基，分散黃埔力量的，隻有鄧演達一人。“至此，蔣介石最後下了殺鄧演達的決心。
鄧先生被害前，便已經推斷出告密的人是陳敬齋，并告訴了前來探視自己的人。因為陳敬齋進到愚園坊後，聽鄧演達談話不過半刻鐘就說自己肚子痛，請假先走了。他走後不到40分鐘，巡捕房的人就來了。
陳敬齋是江西人，學生時期便品質惡劣，生活腐化，綽号為“ 窯公子”。家産被敗光後他走投無路，選擇投機革命，加入了鄧演達等人籌建的中華革命黨，并被安排在市幹部會地下機關擔任整理和分發文工作。
由于他組織紀律松懈，組織從大局考慮，決定把他調到福建工作。陳敬齋認為組織對他不信任，早已心生不滿，這時國民黨特務趁機而入，用重金收買他來刺探鄧演達的行蹤。
原本鄧演達在幹部訓練班結業典禮上的講話是高度保密的，任何外人不準進入，室内的人也不準借故離開。但陳敬齋到場後便發現鄧演達已到會場，便借故離開，迅速向警備司令部告密，最終導緻了鄧演達的被害。
陳敬齋本以為自己完成了告密工作後可以得到一大筆錢，還提出要去美國留學的要求。殊不知，既然已經抓到了鄧演達，他這個叛徒也就沒有什麼價值了。最後，他得到了1萬元的封口費，就這麼點錢，還不是一次性付清的，今天給500 ，明天給1000，還被人克扣了2000。
受到了一番羞辱後，陳敬齋灰溜溜地逃回老家江西景德鎮，龜縮了很久後才逐漸抛頭露面，與人合夥開了一個瓷窯，重操家傳舊業。
他以為鄧演達犧牲，所建立的組織也遭到嚴重破壞，自己已經被人遺忘，後半生可以平安無事，殊不知，鄧演達的戰友們一直記着這筆血債，宋慶齡就是其中一位。
宋慶齡經調查後得知鄧演達被陳敬齋出賣後，一改平日的溫文爾雅，決定派人除掉他。臨時行動委員會派了幾批人前往江西景德鎮除奸，但由于各種原因，最終都沒能成功。
即便如此，戰友們絲毫沒有放棄尋找陳敬齋的努力。解放後，農工黨江西省委在讨論工作時，把尋找陳敬齋的問題再度列入議程。
大家分析，陳敬齋在景德鎮經營瓷器行業，生意很一般，手頭沒什麼現金，加之拖家帶口，估計沒實力也沒想法外逃。況且，事情已經過去近20年，他存在着一種别人不可能自己過往的僥幸心理。是以，目前階段是關注他的一舉一動，但千萬不能打草驚蛇。
經過多方打探，大家得知江西省民盟常委向法宜與陳敬齋熟識，便請他出面去會會這位“老朋友”。
不明就裡的陳敬齋見到向法宜很高興，喝點小酒說了不少在外人看來不着邊際的話，可向法宜是有備而來，心裡頓時明白了七八分。回到南昌後，向法宜向組織彙報說： “ 陳敬齋的情況我知道了，這個人跑不了。”
1949年11月，農工黨第五次全國幹部會議上正式提出“ 将叛徒陳敬齋歸案法辦”的提案。在周恩來的幹預和直接幫助下，1950年3月7日，農工黨中央派出曾和陳敬齋相識的陳其勳，與向法宜趕到景德鎮商讨逮捕陳敬齋的部署。
奇怪的是，陳其勳、向法宜趕到浮梁時，當地公安處已經提前偵察半個多月，卻沒有發現陳敬齋的下落。查閱戶口冊後才恍然大悟，狡猾的陳敬齋改名為陳福林，在浮梁縣青峰嶺重操舊業，開了家陶瓷廠。
3月8日上午，向法宜帶着浮梁警察局的兩名便衣人員來到陳敬齋住處，一名便衣單獨進去見到陳敬齋，提出想跟他做點生意。陳敬齋很高興，跟随便衣出門“談生意”。
二人邊走邊談，一直走到景德鎮警察局門口。這時，另一名跟在後面的從業人員走上前來，對陳敬齋說： “ 進去吧！”此刻，陳敬齋才明白過來發生了什麼，隻驚惶地嘟囔着： “ 我沒有什麼話說。”
3月24日，陳敬齋被解到南昌，由江西省公安廳與省農工民主黨共同審理此案。但這是一個很複雜的曆史遺案，加上認識上一時難以統一，是以審訊工作進展緩慢，引起農工民主黨上司人的焦慮，将此案直接呈報給了周恩來。
周恩來看到有關鄧演達一案的呈文，立即做出批示： “謀害鄧演達之案犯陳敬齋，如已轉解南昌，請告該地将其案情迅速弄清速報，以便處理。”
中共江西省委收到總理的批示很重視，決定由省公安廳長王卓超親自審理此案。但在審理中遇到了麻煩。陳敬齋知道難逃法網，雖承認出賣鄧演達，但為了減輕罪責，一口咬定是農工民主黨以前的上司成員指使他幹的，并且并編造了情節，故意把案情搞亂，企圖蒙混過關。
為了盡快讓他認罪，周恩來訓示将陳敬齋押到北京，由公安部直接審理。
公安部通過内調外查，找到與鄧演達同時被捕的西南軍政委員會委員羅任一送來的證明材料，最終破解了全部疑點。在鐵證面前，陳敬齋不得不承認出賣鄧演達的全部事實。
1950年10月，陳敬齋出賣鄧演達一案結案，在作案20年後，這個無恥的叛徒最終被判處死刑，受到了應有的處罰。
鄧演達是國民黨内傑出的革命家、政治家，共産黨對他充滿無限的懷念和崇敬。早在1944年3月，周恩來在延安中央黨校的報告中就曾多次提到鄧演達。
後來，在周恩來的關懷下，由政府撥款，将鄧演達的遺骸由沙子崗遷葬于紫金山南麓靈谷公園東側，與廖仲恺墓以中山陵為中心，東西對稱。碑的正面刻有何香凝親筆題字：鄧演達烈士之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