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12月14日，宋庆龄压抑着厌恶的心情，从上海来到南京找蒋介石。如果有可能，相信她一辈子都想不和自己的这位光头妹夫对话。
这是她第二次为了营救邓演达而来。1931年8月17日，邓演达被蒋介石秘密逮捕，宋庆龄得知消息后，立刻心急如焚地去找蒋介石，要求释放邓演达。
蒋介石一股脑将事情推到军政部长何应钦身上，何应钦接过推脱的接力棒，说自己压根不知道邓演达被关押的具体地点。宋庆龄经过多方打探，总算在南京中央军人监狱中见了邓演达一面。
这次宋庆龄面见蒋介石，开门见山地告诉他，现在国难当头，大家都是自己人，有矛盾没什么，调解一下就好了，“你把邓叫来，我们三个人当面谈谈”。
不料，任凭宋庆龄磨破嘴皮，蒋介石硬是一言不发，在宋庆龄的一再追问下，蒋介石突然来了一句：“你已经见不到他了。”之后便迅速逃到楼上。
右二邓演达
原来，就在宋庆龄到来的半个月前，邓演达已经被蒋介石秘密处决。1931年11月29日深夜，几辆黑色轿车秘密地从紫金山旁的一所废弃茅屋开出来，向南京城东部疾驶。
车上坐着邓演达以及蒋介石的侍卫长王世和与负责押送的卫兵。行驶到麒麟门外沙子岗时，车突然停下来。事先被告知移居汤山的邓演达以为车抛锚了，便下车在朦胧的月色中活动筋骨。
突然，一颗子弹从背后射来，一代英杰邓演达应声倒地，时年36岁。
关于邓演达之死，还有另一种说法。在西格雷夫所著《宋氏家族》一书中，提及邓演达是被活活勒死的，整个行刑时间持续了30分钟后邓演达才痛苦地死去。
邓演达是著名的国民党左派领袖，14岁就参加了同盟会。1920年，25岁的邓演达担任粤军第一师参谋兼步兵独立营营长，从此紧随孙中山，孙中山也对他十分器重。
1923年，邓演达奉命打垮进犯广州的沈鸿英叛军，攻克了肇庆城，孙中山急调他率部拱卫大本营。清晨，卫队列队大元帅府门口，孙中山向邓演达走去，宋庆龄随即上前向他赠送礼品，是孙中山亲笔书写的对联，上面龙飞凤舞地写着14个大字：“养成乐死之志气，革去贪生之性根。”
对于孙中山来说，邓演达是他可以托付生死的肱骨之臣，邓演达没有辜负孙中山的期望，真正成为了孙中山一生的追随者。
1924年孙中山筹办黄埔军校时，29岁的邓演达成为七名筹委之一。他与蒋介石虽然都是辅佐孙中山的重要人物，但直到黄埔军校成立之时两人才真正有了交集。
当年，蒋介石任校长，邓演达先后任教练部副主任兼学生总队长和教育长。二人在工作上关系密切，但私下里感情很差。
邓演达人格高尚、是非分明、嫉恶如仇，私人生活也十分严谨简朴，虽出身行伍，但绝无恶习。一方面，他对学生要求极为严格，对违反军纪校规的行为绝不姑息；另一方面，他与学生同甘共苦、对学生循循善诱，深得学生尊重，被尊为革命军人的楷模。
在黄埔军校期间，邓演达有感于蒋介石在军校结党营私、排斥异己，重用“最为人所不齿”的王柏龄，决定前往德国留学深造。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邓演达曾发出《讨蒋通电》。没多久国民党内部搞“宁汉分裂”，蒋介石与汪精卫分别占据南京和武汉，邓演达目睹汪精卫集团步蒋介石后尘，愤然离开武汉，于1927年10月到达莫斯科。
在欧洲，邓演达经常与宋庆龄在一起共商革命大计，如邓演达自己所说“一切事商量甚多”。他对宋庆龄十分钦佩，在给友人的信中说：“她是中国革命的表征，我们应该尊重她。”宋庆龄也对邓演达非常欣赏，说他“分析世界大势和其相互间的关系是那样的清楚而一无疑点，解释中国国民革命的前途，又实实在在，处处引人叹服”。
1930年5月邓演达秘密回国，立即联络郑太朴、章伯钧等爱国人士，在上海成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解放后改名农工民主党），并联络各方面的反蒋力量，准备以武力推翻蒋介石的统治。蒋介石对邓演达又恨又怕，派亲信王柏龄到上海，同上海警备司令部合作，悬赏30万元缉捕邓演达。
1931年8月，临时行动委员会则在上海秘密举办干部训练班，学员有10多人，地址在愚园路愚园坊20号。8月17日是干部训练班结业的日子，下午3点左右，邓演达正在给学员讲话的时候，大批租界的巡捕冲进来要进行搜查。
危急时刻，邓演达挺身而出，大声地告诉来人：“我是邓演达，这些都是我的朋友，我的事，不牵涉到他们。要抓就抓我一个人！”
邓演达被关押后，有两次逃脱的机会，但他全都放弃了。就在关押当晚，侦察队有一个班长久闻邓演达的大名，便用广东话悄悄地对邓演达说，从侦察队到法租界距离很近，他可以偷偷拿到牢房钥匙帮助邓演达逃走。
但邓演达用广东话谢绝了此人的好意。这位光明磊落的汉子心里清楚，自己才是蒋介石的目标，万一侥幸逃脱，那么一起被捕的众人肯定都会被蒋介石必杀掉泄愤，所以，他绝不逃走。
8月21日，邓演达在大队人马的监押下被解往南京。在上车之前，当时的押解队队长是黄埔学院出身，他悄悄地对邓演达说：“邓主任，这次押解你到南京，一定凶多吉少，我在半路上想办法让你跑掉。”
邓演达反问对方：“那你交不了差怎么办？”押解队长说：“大不了扔掉乌纱帽吧。”邓演达回答：“谢谢你，不过我分析蒋介石要杀我是没有法律依据的，如果我一逃走，那就变成了逃犯，可以格杀勿论，那才死得不明不白的，所以我不想跑。”
邓演达被害前，蒋介石曾多次诱降邓演达，要他放弃自己的政治主张，都被邓演达拒绝。后来，戴季陶向蒋介石进言说：“今天可怕的敌人，不是汪精卫、陈济棠，真正能动摇政府根基，分散黄埔力量的，只有邓演达一人。“至此，蒋介石最后下了杀邓演达的决心。
邓先生被害前，便已经推断出告密的人是陈敬斋，并告诉了前来探视自己的人。因为陈敬斋进到愚园坊后，听邓演达谈话不过半刻钟就说自己肚子痛，请假先走了。他走后不到40分钟，巡捕房的人就来了。
陈敬斋是江西人，学生时期便品质恶劣，生活腐化，绰号为“ 窑公子”。家产被败光后他走投无路，选择投机革命，加入了邓演达等人筹建的中华革命党，并被安排在市干部会地下机关担任整理和分发文工作。
由于他组织纪律松懈，组织从大局考虑，决定把他调到福建工作。陈敬斋认为组织对他不信任，早已心生不满，这时国民党特务趁机而入，用重金收买他来刺探邓演达的行踪。
原本邓演达在干部训练班结业典礼上的讲话是高度保密的，任何外人不准进入，室内的人也不准借故离开。但陈敬斋到场后便发现邓演达已到会场，便借故离开，迅速向警备司令部告密，最终导致了邓演达的被害。
陈敬斋本以为自己完成了告密工作后可以得到一大笔钱，还提出要去美国留学的要求。殊不知，既然已经抓到了邓演达，他这个叛徒也就没有什么价值了。最后，他得到了1万元的封口费，就这么点钱，还不是一次性付清的，今天给500 ，明天给1000，还被人克扣了2000。
受到了一番羞辱后，陈敬斋灰溜溜地逃回老家江西景德镇，龟缩了很久后才逐渐抛头露面，与人合伙开了一个瓷窑，重操家传旧业。
他以为邓演达牺牲，所创建的组织也遭到严重破坏，自己已经被人遗忘，后半生可以平安无事，殊不知，邓演达的战友们一直记着这笔血债，宋庆龄就是其中一位。
宋庆龄经调查后得知邓演达被陈敬斋出卖后，一改平日的温文尔雅，决定派人除掉他。临时行动委员会派了几批人前往江西景德镇除奸，但由于各种原因，最终都没能成功。
即便如此，战友们丝毫没有放弃寻找陈敬斋的努力。解放后，农工党江西省委在讨论工作时，把寻找陈敬斋的问题再度列入议程。
大家分析，陈敬斋在景德镇经营瓷器行业，生意很一般，手头没什么现金，加之拖家带口，估计没实力也没想法外逃。况且，事情已经过去近20年，他存在着一种别人不可能自己过往的侥幸心理。因此，目前阶段是关注他的一举一动，但千万不能打草惊蛇。
经过多方打探，大家得知江西省民盟常委向法宜与陈敬斋熟识，便请他出面去会会这位“老朋友”。
不明就里的陈敬斋见到向法宜很高兴，喝点小酒说了不少在外人看来不着边际的话，可向法宜是有备而来，心里顿时明白了七八分。回到南昌后，向法宜向组织汇报说： “ 陈敬斋的情况我知道了，这个人跑不了。”
1949年11月，农工党第五次全国干部会议上正式提出“ 将叛徒陈敬斋归案法办”的提案。在周恩来的干预和直接帮助下，1950年3月7日，农工党中央派出曾和陈敬斋相识的陈其勋，与向法宜赶到景德镇商讨逮捕陈敬斋的部署。
奇怪的是，陈其勋、向法宜赶到浮梁时，当地公安处已经提前侦察半个多月，却没有发现陈敬斋的下落。查阅户口册后才恍然大悟，狡猾的陈敬斋改名为陈福林，在浮梁县青峰岭重操旧业，开了家陶瓷厂。
3月8日上午，向法宜带着浮梁公安局的两名便衣人员来到陈敬斋住处，一名便衣单独进去见到陈敬斋，提出想跟他做点生意。陈敬斋很高兴，跟随便衣出门“谈生意”。
二人边走边谈，一直走到景德镇公安局门口。这时，另一名跟在后面的工作人员走上前来，对陈敬斋说： “ 进去吧！”此刻，陈敬斋才明白过来发生了什么，只惊惶地嘟囔着： “ 我没有什么话说。”
3月24日，陈敬斋被解到南昌，由江西省公安厅与省农工民主党共同审理此案。但这是一个很复杂的历史遗案，加上认识上一时难以统一，所以审讯工作进展缓慢，引起农工民主党领导人的焦虑，将此案直接呈报给了周恩来。
周恩来看到有关邓演达一案的呈文，立即做出批示： “谋害邓演达之案犯陈敬斋，如已转解南昌，请告该地将其案情迅速弄清速报，以便处理。”
中共江西省委收到总理的批示很重视，决定由省公安厅长王卓超亲自审理此案。但在审理中遇到了麻烦。陈敬斋知道难逃法网，虽承认出卖邓演达，但为了减轻罪责，一口咬定是农工民主党以前的领导成员指使他干的，并且并编造了情节，故意把案情搞乱，企图蒙混过关。
为了尽快让他认罪，周恩来指示将陈敬斋押到北京，由公安部直接审理。
公安部通过内调外查，找到与邓演达同时被捕的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罗任一送来的证明材料，最终破解了全部疑点。在铁证面前，陈敬斋不得不承认出卖邓演达的全部事实。
1950年10月，陈敬斋出卖邓演达一案结案，在作案20年后，这个无耻的叛徒最终被判处死刑，受到了应有的处罚。
邓演达是国民党内杰出的革命家、政治家，共产党对他充满无限的怀念和崇敬。早在1944年3月，周恩来在延安中央党校的报告中就曾多次提到邓演达。
后来，在周恩来的关怀下，由政府拨款，将邓演达的遗骸由沙子岗迁葬于紫金山南麓灵谷公园东侧，与廖仲恺墓以中山陵为中心，东西对称。碑的正面刻有何香凝亲笔题字：邓演达烈士之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