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秋天，穆青（左）和任羊成手挽手在紅旗渠畔邊走邊唠家常。（河南分社退休幹部王頌 提供）
1958年6月，穆青從新華社上海分社調到總社任國内部主任。當時我正被借調在總社工作。這年冬季，我也從湖北分社調到總社當記者。從那以後，我就一直在穆青的上司下工作。
1965年冬，穆青、周原我們一行赴豫東老災區蘭考及其附近的杞縣、睢縣、甯陵、民權縣采訪、調查。三年經濟困難的陰影還在籠罩着這一大片災區。廣大農民群衆勒緊褲帶同災害進行殊死苦鬥，決然向貧窮宣戰的情景，極大地震撼了穆青的心靈；焦裕祿在大雪封門、飛鳥絕迹的日子，自己扛着糧食走進饑寒交迫的五保戶的柴門，以重病之軀上司着蘭考36萬群衆向風沙、内澇、鹽堿誓死抗争的形象，在穆青心裡樹起了一座無言的碑。他不能不聯想到的是，在嚴酷的抗日戰争年代與群衆生死相依的血肉聯系；在東北解放區零下十幾攝氏度的那個嚴冬，一個素不相識的老農把穆青一雙極度凍傷的腳揣在懷裡，用體溫拯救了他可能被鋸掉的雙腿。這一切，在穆青心裡終于凝結成四個大字：勿忘人民。
新華社是向全國全世界晝夜24小時不間斷發稿的。作為一社之長，穆青每天有辦不完的公務。但是，他每年都要擠出時間深入農村，走進農舍，到農民群衆中去，了解他們在想些什麼，需要什麼，渴望什麼，他們心情高興不高興，對政策對幹部滿意不滿意，擁護不擁護。他在普通群衆和基層幹部中結交了許多朋友，他把人民群衆看作自己的老師，看作自己體察國情民意、調查研究實際的參謀。
和他相交時間最長的，要算任羊成了。上個世紀50年代修建紅旗渠時，30多歲的任羊成整天腰裡系着一根粗麻繩，在太行山的懸崖峭壁之間淩空蕩來蕩去，用撬棍和鐵錘，清除山體爆破後殘留的龇牙咧嘴的危石。年長日久，他的腰圍被繩子勒出一塊塊血痕，每天晚上收工，腰間總是血肉模糊，脫不下上衣，疼得鑽心。當繞行于太行山腰的這條“天上運河”竣工，清淩淩的渠水流進千年幹涸的土地和家家戶戶山民的水缸時，任羊成腰裡結出了一圈黑紫黑紫的累累疤痕，活像纏在腰際的一條“血腰帶”。1966年初，穆青第一次到紅旗渠工地采訪時，未等任羊成講完自己的故事，穆青早已淚水盈眶。但那年不久之後，穆青被打成“走資派”，失去了自由，任羊成一夜之間也成了“黑勞模”，好端端的報道計劃在搖籃中被扼殺了。
然而，穆青一天也沒有釋懷任羊成的那條“血腰帶”和他淩空蕩來蕩去的身影。1991年初，穆青邀請任羊成到北京小住。老漢提着打更新檔的布袋，裝滿自家種的小米、綠豆，走進穆青的家。幾天後春節将至，老漢要回太行山，穆青特意買了一袋大米、一袋白面，送别任羊成，說：“帶回去吧，和修紅旗渠的老夥計們一起包頓餃子吃，表表我的心意。”兩年以後，穆青和任羊成又見過一次面。那是1993年深秋，一場漫天大雪，阻斷了穆青、周原我們三人原本要去林縣通路的山路。消息傳到林縣，政府派了一輛吉普車，沿着滑溜難行的雪路，把任羊成和當年修紅旗渠的其他幾位勞模，送到安陽我們的住處，與穆青會面叙舊。一小時的路程，竟艱難地爬行了三個鐘頭。老朋友們一見面，手牽着手，未及開口說話，一個個都已喜極而泣，淚流滿面了。
得知穆青去世的消息，任羊成泣不成聲，在家裡連哭帶喊：“這咋辦，這咋辦呀！再也見不上了，再也見不上了！”75歲的任老漢身體不好，沒有趕上最後見穆青一面。幾天後，他來北京，一跨進穆青的家門，立即顫顫巍巍跪在穆青遺像前連磕三個頭，放聲大哭———這是一個為建設太行山區獻出了青春年華的老山民，對他的共産黨員摯友最後一次赤心的禮拜！
穆青同植樹模範“老堅決”潘從正的友誼，是基于他倆對綠色生命循環不已的共同追求和那種“綴網勞蛛”般對事業锲而不舍的精神。穆青曾四次探訪“老堅決”苗圃裡的地窨子、他家的三間農舍和那個小小的農家院落。“老堅決”的堂屋裡端放着穆青送給他的照片，苗圃裡長着一棵穆青和老人合種的泡桐友誼樹。這位因為一輩子種樹累彎了腰的可敬的老人，曾佝偻着背，背上自家種的花生，千裡迢迢來北京看望穆青；曾花去整整三年時間精心培育出兩棵櫻桃樹苗，親自包紮上一坨“原裝土”，托人用扁擔細心挑着送到北京，并轉告穆青：“櫻桃好吃樹難栽，要趁季節種在向陽的地方，别忘了澆足底水。“老人彌留之際，親人圍在床邊，他用弱微的聲音不停地喊着”穆青，穆青——”老人去世後，穆青含淚為老人寫了一塊墓碑。如今，這墓碑就立在老人一生堅守不離的苗圃那棵泡桐樹下。
穆青結識吳吉昌，是從聽說周恩來總理囑托吳吉昌解決棉花落鈴的故事開始的。那是1966年1月，周總理在中南海拉着吳吉昌的手說：“老吳啊，你57，我67，咱們一起用20年時間，把毛主席交給的解決棉花落鈴任務完成！”吳吉昌是全國聞名的植棉模範，又是全國人大代表，到北京開會時常到穆青家裡做客。1980年底進京開會那次，老吳特意帶了兩棵用新技術侍弄出來的結出拳頭大累累棉桃，足有半人高的棉株，一棵送給鄧大姐，一棵送給了穆青。又過了兩年，吳吉昌拿出兩斤自己試驗田裡長出來的長絨優質籽棉，讓老伴彈得暄暄的，親自帶到北京來，送給穆青做棉絮褥子。他對穆青說：“絮個褥子鋪在身下，你暖和了，俺心裡也暖和了！”
1987年，吳吉昌不幸得了前列腺癌，動了個大手術。1990年端午節前，穆青帶着從北韓通路時帶回的一瓶人參酒和其他營養品，專程到山西聞喜縣涑陽村去看望吳吉昌。老吳聽說這事，激動得一夜沒有睡好覺。次日一大早就叫醒媳婦磨面、蒸馍，把煎餅攤得薄薄的，從自家園子裡拔出青菜洗得幹幹淨淨。
穆青到涑陽村一見老吳雙頰顯出浮腫，手腳也不像往常那樣利索了，一陣凄楚頓時湧上心頭。吃午飯時，老人一個勁兒地給穆青夾菜，還斟滿一杯山西汾酒雙手捧到從來不沾白酒的穆青面前。他老伴悄聲告訴穆青，老漢已經交代：“俺走時，啥也不帶，隻把老穆送給俺的兩本挂曆放在俺身邊。”飯後，他忽然拉住穆青說：“我要給你演一回俺山東老家的《擡花轎》。”這位身患重病、已經81歲高齡的老人，說着就把羊肚毛巾往頭上一紮，輕聲哼着小曲，左一腳右一腳地扭出了艱難的舞步。穆青看着看着，再也控制不住自己，兩行悲涼的淚水撲簌簌地流滿雙頰。——老人這是在用生命的最後一點氣力，最後一次表達對老友的濃濃深情，在向老友訣别！
穆青鐘愛鄭闆橋的一首畫竹詩：“衙齋卧聽蕭蕭竹，疑是民間疾苦聲。些小吾曹州縣吏，一枝一葉總關情。”他把詩句寫成條幅，分贈給了幾位朋友。
1993年冬，穆青、周原我們三人到河南采寫《潮湧中州》。我們從伏牛山深處的盧氏縣，驅車橫穿中原千裡，經豫西、豫南、豫中，到達豫東平原。有一天晚上，我們在周口又談起鄭闆橋的這首詩，當地一位幹部當場要求穆青給他寫一個條幅留念。當時我說：“我也很喜歡這首《濰縣署中畫竹》詩，也喜歡你寫的這首詩的條幅。”穆青說：“那你回北京後，就到我家去取一幅吧！”回北京後，他拿出五六幅來讓我挑選。我左看右比，最後選了我認為寫得特别遒勁有力的一幅。我對着字幅凝視良久，仿佛看到字裡行間就在跳動着鄭闆橋體恤民瘼的心。我問穆青，為什麼寫了這麼多重份？“我喜歡，這首詩和我的心思相通。”他加重語氣說：“你想想，封建時代一個縣太爺，還能關心民間疾苦，我們共産黨員，人民的記者，更應該時刻不脫離群衆，一字一句總關情呵！”
穆青為什麼始終懷着一顆對人民的赤子之心？為什麼能在群衆中交那麼多知心朋友？他胸腔裡燃燒着怎樣的一團火？他在新華社新聞研究所的一次談話，做出了铿锵有力的回答。他說：“我們是曆史唯物主義者。人民群衆是曆史的創造者，人民群衆和他們的偉大實踐應當成為我們報道的主體。我的新聞人物是指那些在平凡崗位上經年累月做出了不同凡響的成績，值得人們去學習和敬仰，堪稱模範的人物。”
1998年5月的一天，穆青在蘭考縣田間與一位老農在攀談。（河南分社退休幹部王頌 提供）
82年的生命旅程，他既有坎坷崎岖，更有陽關坦途；既有陰霾風雨，更有陽光彩虹。在頹敗的舊中國，他經曆了颠沛流離的童年。之後他參加八路軍，在革命戰争的硝煙中走過來，迎來新中國的黎明。在是非颠倒、荒誕不經的“文革”年代，他和群衆一同喊出“不能再折騰了”的強音抗争；在改革大潮奔湧的新時期，他歡呼雀躍，奔走在大河上下、長城内外鳴鑼擂鼓。他始終懷着對人民和對理想追求的無限赤誠，拿起手中的筆，讴歌過出沒于白洋澱蘆葦叢中的雁翎隊抗日戰士和為拯救民族危亡而不惜斷頭的烈士；鞭撻過篡黨奪權、禍國殃民的反革命醜類；頌揚過為人民共和國昌盛繁榮而鞠躬盡瘁的英雄模範和在改革大潮中搏擊風浪的弄潮兒……
回憶常常是一杯苦酒。回首穆青其人其事，追思和回味這如煙逝去的一切，我感到一縷縷惆怅，但也令我從中得到了無盡的力量。（作者系新華社原副社長；本文節選自《人民之子——穆青》，原載于《新聞業務》2003年第4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