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龍》是中國南朝文學理論家劉勰創作的一部理論系統、結構嚴密、論述細緻的文學理論專著，成書于公元501～502年（南朝齊和帝中興元、二年）間。它是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史上第一部有嚴密體系的、“體大而慮周”（章學誠《文史通義·詩話篇》）的文學理論專著。全書共10卷，50篇（原分上、下部，各25篇），以孔子美學思想為基礎，兼采道家，認為道是文學的本源，聖人是文人學習的楷模，“經書”是文章的典範。把作家創作個性的形成歸結為“才”、“氣”、“學”、“習”四個方面。#國學#
<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2">附會：</h1>
何謂附會？謂總文理，統首尾，定與奪，合涯際，彌綸一篇，使雜而不越者也。若築室之須基構，裁衣之待縫緝矣。夫才童學文，宜正體制∶必以情志為神明，事義為骨髓，辭采為肌膚，宮商為聲氣；然後品藻玄黃，攡振金玉，獻可替否，以裁厥中：斯綴思之恒數也。凡大體文章，類多枝派，整派者依源，理枝者循幹。是以附辭會義，務總綱領，驅萬塗于同歸，貞百慮于一緻，使衆理雖繁，而無倒置之乖，群言雖多，而無棼絲之亂。扶陽而出條，順陰而藏迹，首尾周密，表裡一體，此附會之術也。夫畫者謹發而易貌，射者儀毫而失牆，銳精細巧，必疏體統。故宜诎寸以信尺，枉尺以直尋，棄偏善之巧，學具美之績：此命篇之經略也。夫文變無方，意見浮雜，約則義孤，博則辭叛，率故多尤，需為事賊。且才分不同，思緒各異，或制首以通尾，或尺接以寸附。然通制者蓋寡，接附者甚衆。若統緒失宗，此味必亂；義脈不流，則偏枯文體。夫能懸識湊理，然後節文自會，如膠之粘木，石之合玉矣。是以驷牡異力，而六辔如琴，馭文之法，有似于此。去留随心，修短在手，齊其步驟，總辔而已。故善附者異旨如肝膽，拙會者同音如胡越。改章難于造篇，易字艱于代句，此已然之驗也。昔張湯拟奏而再卻，虞松草表而屢譴，并事理之不明，而詞旨之失調也。及倪寬更草，鐘會易字，而漢武歎奇，晉景稱善者，乃理得而事明，心敏而辭當也。以此而觀，則知附會巧拙，相去遠哉！若夫絕筆斷章，必乘舟之振楫；會詞切理，如引辔以揮鞭。克終底績，寄深寫遠。若首唱榮華，而媵句憔悴，則遺勢郁湮，馀風不暢。此《周易》所謂“臀無膚，其行次且”也。惟首尾相援，則附會之體，固亦無以加于此矣。贊曰∶篇統間關，情數稠疊。原始要終，疏條布葉。道味相附，懸緒自接。如樂之和，心聲克協。
【譯】什麼叫做“附會？”就是指綜合全篇的條理，使文章首尾連貫，決定寫進什麼和不寫什麼，把各部分都融合起來，組織成一個整體，做到内容雖複雜，但層次還是很清楚。這就好比建築房屋必須注意基礎和結構，做衣服也少不了縫紉的工作一樣。有才華的青年學習寫作，應該端正文章的體制。必須以作者的思想感情為主體，好比人的神經中樞；其次是展現其思想感情的素材，好比人體的骨骼；再次是辭藻和文采，好比人的肌肉皮膚；最後是文章的聲調音節，好比人的聲音。明确了這幾點，然後像畫家調配色彩，樂師安排音節一樣，适合的就選用，不适合的就删去，以求做到正好得當：這就是構思寫作的普遍法則了。一般說來，文章像樹木有許多枝葉，江河有許多支流似的；整理支流的必須依照江河的主流，整理枝葉的必須遵循樹木的主幹。是以，在寫作上整理作品的文辭和内容，也應該提綱挈領，把許多不同的途徑都會合成一條道路，把各種不同的思緒都統一起來；使内容雖豐富而不至次序颠倒，文辭雖繁多而不至紛如亂絲。文章中有些應該突出，像樹木在陽光下枝條招展；有些應該略去，像樹木在陰暗處枝葉收斂。總之，要使全篇自首至尾都完整周密，内容和形式緊緊結合成一個整體：這就是所謂“附會”的方法了。但是假如畫師畫像隻注意毫發，便反會使容貌失真；假如射手隻看準一小點，便會注意不到大片的牆壁。是以，應該舍去一寸來注重一尺，放棄一尺來舒展八尺；也就是說，應該犧牲文章中枝節性的小巧，而争取全面美好的功績：這才是創作的主要方法。作品的變化沒有一定，作家的心意和見解也比較複雜；如果說得太簡單，内容就容易單薄；如果講得太繁多，文辭便沒有條理；寫得潦草，毛病便多；但過分遲疑，也反而有害。且各人的才華不同，思路也不一樣；有的能從起頭連貫到尾，有的則是枝枝節節地拼湊；可惜能夠首尾貫通的作者很少，而逐句拼湊的作者卻較多。如果文章沒有重心，詞句的意味必将雜亂；如果内容的脈絡不通暢，整篇作品就闆滞而不靈活。必須洞悉寫作的道理，才能做到音節和文采自然會合，就像膠可粘合木材，豆可配合脾髒一樣。是以，四匹馬用力不同，但在一個會駕車的人手裡，六條缰繩可以像琴弦的諧和；不同的車輪向前進行，而車輻都同屬于車毂。駕馭寫作的方法，也與此相似。或取或舍，決定于作者的内心；或多或少，都掌握在作者的手裡。隻要控制住總的缰繩，步調便可一緻了。是以一個善于安排文辭的人，就能把不相幹的事物聯系得像肝和膽一般密切；但是一個不善于安排内容的人，卻會把本來相聯系的事物寫得像胡和越那麼互不相幹。有時修改一段文章比寫全篇還艱難，換一個字比改寫一句還麻煩，這是已有經驗證明的了。如西漢時張湯寫了奏章，卻一再被退回；三國時虞松寫了章表，卻幾次受到斥責：那是因為講的道理和事情都不夠明确，文辭和意旨也不協調。後來倪寬替張湯作了改寫，鐘會代虞松改了幾個字，于是漢武帝劉徹對張湯所改的特别贊歎，晉景王司馬師對鐘會的改動也很滿意：那是因為道理說得恰當，事情寫得清楚，文思敏銳而文句妥善。由此看來，就知道是否善于“附會”，在寫作上相差那麼遙遠！至于推敲文句，好比乘船時劃槳；用文辭配合内容，就像拉着缰繩來揮動鞭子。必須通篇都安排得成功，才能表達得深而且遠。如果開端寫得很好，而後面卻差得太遠，那麼作品收尾的文勢便将窒塞，作品的感染力也得不到充分的發揮。這就如《周易·夬卦》中說的：“臀部沒有皮肉，走路就不快。”隻有全篇首尾呼應，關于文辭和内容的安排，才可說是達到了最高的境界。總結：章的全面安排是不容易的，内容的種類也十分繁雜。作者必須從頭到尾，把一枝一葉都布置得很恰當；隻要内容能布置妥帖，思緒自然可連貫起來。就像樂曲必須和諧一樣，作者内心的話也都要配合得協調。
<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19">總術：</h1>
今之常言，有“文”有“筆”，以為無韻者“筆”也，有韻者“文”也。夫文以足言，理兼《詩》、《書》，别目兩名，自近代耳。顔延年以為∶“筆之為體，言之文也；經典則言而非筆，傳記則筆而非言。”請奪彼矛，還攻其楯矣。何者？《易》之《文言》，豈非言文？若筆為言文，不得雲經典非筆矣。将以立論，未見其論立也。予以為∶發口為言，屬翰曰筆，常道曰經，述經曰傳。經傳之體，出言入筆，筆為言使，可強可弱。《六經》以典奧為不刊，非以言筆為優劣也。昔陸氏《文賦》，号為曲盡，然泛論纖悉，而實體未改。故知九變之貫匪窮，知言之選難備矣。凡精慮造文，各競新麗，多欲練辭，莫肯研術。落落之玉，或亂乎石；碌碌之石，時似乎玉。精者要約，匮者亦鮮；博者亦疏，蕪者亦繁；辯者昭晰，淺者亦露；奧者複隐，詭者亦曲。或義華而聲悴，或理拙而文澤。知夫調鐘未易，張琴實難。伶人告和，不必盡窕瓠之中；動角揮羽，何必窮初終之韻；魏文比篇章于音樂，蓋有征矣。夫不截盤根，無以驗利器；不剖文奧，無以辨通才。才之能通，必資曉術，自非圓鑒區域，大判條例，豈能控引情源，制勝文苑哉！是以執術馭篇，似善弈之窮數；棄術任心，如博塞之邀遇。故博塞之文，借巧傥來，雖前驅有功，而後援難繼。少既無以相接，多亦不知所删，乃多少之并惑，何妍蚩之能制乎！若夫善弈之文，則術有恒數，按部整伍，以待情會，因時順機，動不失正。數逢其極，機入其巧，則義味騰躍而生，辭氣叢雜而至。視之則錦繪，聽之則絲簧，味之則甘腴，佩之則芬芳，斷章之功，于斯盛矣。夫骥足雖駿，纆牽忌長，以萬分一累，且廢千裡。況文體多術，共相彌綸，一物攜貳，莫不解體。是以列在一篇，備總情變，譬三十之輻，共成一毂，雖未足觀，亦鄙夫之見也。贊曰∶文場筆苑，有術有門。務先大體，鑒必窮源。乘一總萬，舉要治繁。思無定契，理有恒存。
【譯】如今人們常說，文章有“文”和“筆”兩種；他們認為不講究音節的是“筆”，講究音節的是“文”。文本來是補充和修飾語言的，按理說可以包含《詩經》、《尚書》兩方面的作品；至于分成“文”“筆”兩種，是從晉代開始的。顔延之以為：“筆”這種體裁，是有文采的“言”；儒家經書是“言”而不是“筆”，而傳注乃是“筆”不是“言”。其實顔延年的說法有些自相沖突，即請借用他的矛，來還攻他的盾。為什麼這樣說呢？《周易》中的《文言》，難道不是很有文采的“言”嗎？假如“筆”是有文采的“言”，那就不能說有文采的經書不是“筆”了。顔延年想建立新的論點，可是我看他的論點還不能建立起來。我認為：口頭說的叫做“言”，書面寫的叫做“筆”；說明永久性道理的叫做“經”，解釋經書的叫做“傳”。經書和傳記的體裁，就顯然不應屬于“言”而應屬于“筆”了；用筆寫來代替口說，文采可多可少。儒家經典以其内容深刻而不可磨滅，并不是以顔延年所謂無文采的“言”和有文采的“筆”來定其高下的。從前陸機的《文賦》，據說談得很詳細；但是裡邊多講瑣碎的問題，卻沒有抓住要點。可見事物的變化是無窮的，而真正懂得寫作的人卻較少。凡是一切精心思慮創作文章的，都努力争取新奇華麗，更多地要求言辭簡練，而不去鑽研寫作的方法。譬如在成堆的玉中，不免有些和石塊相類；在稀有的石頭中，偶然也有像玉的。同樣，講究精練的人創作起來文章比較簡潔；可是文思貧乏的人，篇幅也多短小。學識淵博的人内容寫得完備詳盡，常常下筆千言；但是文風雜亂的人，也寫得非常冗長。善于雄辯的人寫得明白清晰；不過學識淺薄的人，辭句也極顯露。思想深刻的人，寫出來有時難懂；可是故作怪僻的人，也能寫得迂回曲折。有的文章意義豐富，而聲調音節顯得較差；有的文章事理拙劣，而文句卻很潤澤。正如音樂一樣，敲鐘彈琴都不容易。一個樂師要演奏得音調和諧，不必大小樂器都會掌握；要能運用樂器，發揮作用，何須兼通一切曲調？曹丕把寫作比作音樂，是有根據的，因為都要求掌握法則。如果不能截斷彎曲的樹根，那就無法考驗刀鋸是否鋒利；同樣，如果不能分析深刻的寫作道理，也就不能看出作者是否有妙才。要使文才妙用無礙，就必須依靠通曉寫作方法。若非全面考察各種體裁，普遍明确各種法則，怎能掌握思想情感的來龍去脈，在文壇上獲得成功呢？是以通過掌握技巧來駕馭文章寫作，就像善于下棋的人精通棋術；抛開技巧憑感覺下棋，就像賭博偶然碰運氣。是以像賭博那樣寫作，憑借不可靠的巧合得來，雖然文章前面這樣做有功效，可是後面部分卻難以繼續。内容寫少了不知如何填充，寫多了也不知如何删減，這樣不管内容寫得多還是少都會迷惑，怎麼才能把握寫作好壞呢？至于像善于下棋般寫作，那技巧常有一定法則，按部就班等待情思被醞釀成熟，因其時宜，順其時機，使文章寫作總不會脫離正軌。如果技巧運用得好，時機又掌握得巧妙，那麼文章義理韻味便騰躍湧現出來，文采氣勢便蜂擁到來。這樣的文章看起來文采好像織錦彩繪，聽上去節律好像合奏絲簧，品評起來味道好像甘美佳肴，佩玩起來氣味好像芬芳蘭桂：寫作所能達到的效果，到這樣算是很好了。千裡馬雖快，但缰繩卻不能太長；缰繩過長不過是萬分之一的小缺點罷了，尚且也妨礙到馬的千裡之行。更何況文章各種體裁的寫作方法是多種多樣的，各方面都要密切配合；如果其中一點達不到協調，整篇文章都要受影響。是以集中在本篇，全面考慮文學創作的種種不同情況，要像三十條車輻一樣，必須配合在一個車毂裡。這裡談得雖很膚淺，也算我的一得之愚吧。總結：在創作領域裡，方法是多種多樣的。必須首先注意總體，徹底認清基本寫作原理；這樣就能根據基本原理來掌握各種技巧，抓住要點來駕馭一切。文思雖沒有一定的規則，寫作的基本原理卻是有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