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節濫觞于春秋時期，是與春節、清明、中秋并列的四大傳統節日之一。其初隻是辟邪之節，至漢代獨尊儒術後，才加入了紀念屈原等人忠孝節烈品質的内容。端午節當天，人們除以吃粽子、賽龍舟等表達“思賢”之情外，還以喝雄黃酒、戴五色線（長命縷）、懸挂香囊、擺放艾草、張貼靈符等方式來傳承“辟邪”之上古風俗。
香囊
那麼古人為何要在端午節當天祛毒辟邪？邪毒又從何而來？這就要從“端午”的原始内涵說起。
端者，物之兩端、時之始末也，含起點、終點二義。
午者，十二地支（子、醜、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之第七支，本指草木最為枝繁葉茂之時，含至為壯盛之義。
端午者，“午”之“端”也，極壯盛之“端”。有兩層含義：一是說極壯盛之“終端（頂端）”，主要是說陽氣盛至極點；二是說極壯盛之“始端”，主要是說陰氣初發而即将壯盛。兩層含義一體兩端，如硬币之雙面。
霜降
一言陽之至盛。冬十月，霜降已始，草木枯黃，龍蛇蟄伏，萬物蕭然，六陽被剝蝕殆盡，時位全為六陰所據，陰達到至盛之時。月圓必虧、水滿則溢，至十一月冬至，一陽複生，經十二月二陽生、正月三陽生、二月四陽生、三月五陽生，至四月底五月初，六陽全複、六陰全失，百花盛極、百草密極、百木大成，陽氣達到極盛之“頂端”，可謂陽氣頂端之“午”也，故曰“端午”。“午”者盛也，以月言，在農曆五月，故又稱五月為“午月”；以日言，在一甲子六十日之午日（一甲子共五個午日，庚午日、壬午日、甲午日、丙午日、戊午日）；以時言，在每天正日當空之午時（中午11點至13點）。午月、午日、午時，都是最壯盛之時。又五者，九五之尊之五也，乃陽位之最高者。五月五日午時，乃一年中之至陽至剛之時，故以該日為節，又稱重五節。屈原殉國，介子推、伍子胥殉義，曹娥殉節，皆至陽至剛之人，又皆在該日，故後世又在該日兼及紀念以上諸賢。
曹娥之父五月五日駕舟于舜江迎接伍子胥之魂，失足墜江亡。曹娥哀痛不已，随之跳江殉父
二言陰之始發。至五月五日午時，陽氣達到最盛。陽極必衰，自五月五日午時之後，一陰漸始，百花盛極而凋，蛇蠍蟾蛛諸陰物相繼而出，惠風和暢漸轉向濕熱難耐，淫雨連綿、黴菌不斷，陰日進、陽日退，自五月一陰複生，經六月二陰生、七月三陰生、八月四陰生、九月五陰生，至冬十月，六陰全生，陰達最盛，可謂陰之“午”也。五月五日，實為“陰午”之發端，故曰“端午”。正因如此，古人才以五月為“兇月”，以五月五日為“惡日”，該日諸事不宜舉。孟嘗君田文即被偷生于該日，其母将臨盆，其父田嬰責其妾“勿舉（勿生）”，因“五月子者，長與戶齊，将不利其父母”（《史記·孟嘗君列傳》），以其乃陰複之日所生，來日将會“陰壯”而克及父母。
孟嘗君
三言陰陽交戰陽之受損。一陰既生，必圖其進。陰進，陽并非袖手觀之，而是全力阻擊，力圖遏陰于萌芽，“龍戰（陰）于野，其血玄黃”之時也。其時陰氣從南來，受陽之擋，不能遽進，留連南方，梅雨連綿，易緻澇；而陽氣退居北方，與陰不相容，燥熱少雨，易緻旱。陰陽不和，各生毒邪，瘟疫時有所起。然陰将終進，而陽終不能勝之，陽終受陰之害。陽之受損，實自此始，往後其損漸大。故端午，又有陽受害之發端之義。
五月五日，陰陽交戰，陽衆陰寡，衆陽力阻一陰而終不能勝陰，可知一陰強而重陽弱也，衆陽亦必有殺敵八百、自損三千之傷。衆陽值此神疲志弱、身受重創之時，如再不事前以他法加以驅毒辟邪，則受損更甚。如驅辟得法，或可遏陰邪于未萌、防損傷于未發，《禮記·月令》即雲：“是月（五月）也，日長至，陰陽争，死生分。君子齋戒，處必掩身，毋躁，止聲色，毋或進，薄滋味，毋緻和，節嗜欲，定心氣。百官刑事毋行，以定晏陰之所成。” 是以在五月五日，古人或以艾草編成草人（張天師之型）、草虎懸于門頭，或随身佩挂桃符、天師符、五毒靈符，或指蘸雄黃酒于孩童額頭寫一“王”字，或“以五彩絲系臂者，辟兵及鬼，令人不病瘟”（《太平預覽》），或“刻蒲劍為小人子或葫蘆形，帶之辟邪”（歲時廣記），都是為了祛毒辟邪。這些驅邪儀式，不過是時刻提醒人們要防患于未然而已，這也是端午節的原始面容。（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