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啟後先生
6月2日晨起，驚聞應啟後先生逝世的消息，接着聽說應先生“不舉喪，不發訃告，家中不設靈堂”的“遺囑”。不容多想了，我急忙與馬巧新老師手機聯系，電話那邊的聲音哀婉猶疑，然而當聽清了我的名字後便說：“你來吧，地方你知道，上學時你就來過的。”聞音傷感，我和内人（曾經負責過學校離退休教師健康的醫生）急忙驅車前往學校北校門附近小區22棟303室。
向應老師遺像行禮緻哀。遺像顯得蒼老，然而那道白眉像不凋青松上的一抹霜雪，令人肅然起敬。怕馬老師傷心，我不敢向她了解應先生最後的情況，而探問她的身體狀況。沒想到她用低沉而慈祥的語調說：“你也60多歲了，要注意健康。”我一時語塞，心情絕非“感動”二字可以形容。握着她的手，手感很涼，随着她進入話題，漸漸溫暖了一些。
馬老師的叙述一如過去，有節奏、吐字清。這位抗日烈士的後代，當年的少尉軍人，後來我們的漢語老師，将我帶回到四十年前的學生時代。她說我上學時就來過她家，那情景我自然記得。我們七八級學生與老師的關系很密切融洽，老師召學生到家講論是常有的事。應先生家我來過，現已成為中國藝術研究院電影研究所所長的丁亞平同學來過，一定還有其他同學曾入室問學。
應啟後在研讨會上發言
那次我來應先生家大概是他喬遷之後吧，門口自制門牌上镌刻着“應宅”二字，頗有“知識大戶人家”的感覺。他是就我送出的一篇習作召我去談話的，但所談一直沒有涉及文章内容，隻講對“文學發生”的“一些體會”。聽着聽着，我知道他提倡研究文學問題當更深一層從“發生”角度去思考。最後我還是問道：“應老師，我的習作……能不能提提意見。”他說：“看了，不錯的。涉及一些專門之學，不好多說。就寫作而言，有一點注意，心中有情感，筆下要斂約。全文三個感歎号，至少可以省掉兩個。”寫作課朱子南老師曾多次說過，系裡老師文字功力強、寫作規範者，首推應老師。信乎如此，這或與他曾在南師大研究過幾年現代漢語有關。這次談話對我頗有影響，回視自己近四十年探讨古典文學，稍注重理論性，多觸及文學“元發生”問題，在一定程度上受益于應先生發蒙；而所發表的200多篇論文，都極少使用感歎号，甚至很少用感歎句，則有鮮明的“應式烙印”。講學理而斂約情感，心既知之便付諸實行。
應先生在江蘇師院中文系和後來蘇州大學文學院曆史上，是很有地位和影響的。他是浙江慈溪人，1933年出生，1950年從效實中學畢業後考入浙江大學，四年級時參加土改，階段性工作結束後配置設定到南師大中文系，幾年後奉調來江蘇師院建系，是最早的“四先生”之一。所謂“四先生”，即古典文學學科錢仲聯先生、外國文學兼古典文學學科劉開榮先生、語言學兼文藝理論學科應啟後先生、語言學學科翁壽元先生。1952年院系調整，整個江蘇師院中文系合并到南京師院去，1958年上面決定重建江蘇師院中文系，最先派他們攜剛畢業的三位學生來蘇州，這就是1958年江蘇師院中文系的整個班底了。那年應先生25歲，青春俊發，風華正茂。
年輕時的應啟後
應先生來到江蘇師院，很快被抽調參加《文學的基本原理》的撰寫班子。這是全國高校第一部文學理論學科的統編教材，主持和撰寫者都是滬蘇高校和研究所的專家，其中上海學者居多，除時任上海文學研究所副所長的葉以群外，有複旦大學王永生、袁震宇，華東師範大學黃世瑜，上海師院劉叔成、徐緝熙，上海文學研究所曾文淵六位，江蘇隻有南京大學葉子銘和江蘇師院應啟後兩位。書稿于1961年初成，後經幾次修訂，長期在高校廣泛使用。我們七七、七八級學生入學時，正式教材并不多，其中有江蘇師院學者參撰的更少。這部書的分量，形成了應先生在同學們心中的學者形象，大家期盼他走上講台，一睹其風采。
他的教學至今令人欽慕不已，畢業生每為美談。我們的文藝理論課，應先生好像隻教了“導論”部分，而《馬列文論》這門課是他完整講授的。這門課在1976年以前（對工農兵學員教學）因《古代文論》課不開設，就由錢仲聯先生主講，我們入學後錢師重新開始古代文學和古代文論的研究和教學，《馬列文論》就由應先生講了。他的語言藝術和教學方法堪稱絕佳，看似抽象的内容，皆化為具體；可能枯燥的部分，都使其生動。聽他的課，是一種語言藝術的享受。每次上課的“入話”，往往精心設計而不着痕迹。也許就是從“來時路上所遇”進入主題，那種“代入感”具有鮮活的現場性，而表達理性、語言幽默、幹淨利落，頗有些神奇。那時他講文藝創作的“力的四邊形合成原理”，是很有學術含量的；當時學界關于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剛開始讨論，其中“勞動異化”問題已經進入了應先生的視野，并在教學中加以闡述，推開了知識和學術的一扇明窗。這門課後來被評為江蘇省優秀教學成果一等獎，教育部（時稱“國家教育委員會”）全國普通高等學校國家級優秀教學成果二等獎，應先生因教學成果優異而獲曾憲梓教育基金會教師獎，可謂實至名歸。
我和應先生的交往關系比較特殊。既是他的學生，也是他做中文系負責人時的教師，同時還是“小友”。所謂“小友”是一段因緣：中文系年輕教師喜歡打乒乓球，有個不是協會的“協會”；中老年教師中有些特别喜愛看足球比賽，經常聚而論道，于是有“足球評論會”之說。應先生自幼有文藝天分，中年後興趣漸漸轉向體育觀摩。由于他的足球評論總是很到位、精彩，預測賽事結果較為準确，是每次評論的“主講人”，大家就封他為“會長”。我是同好者，世界杯級别的比賽會每場守夜觀看，對他們評論頗有興趣，偶爾去聽講，稍發議論應先生覺得“不離譜”，便讓我加入，故成“小友”。後來我主事過文學院的工作，他已經退休，前去請益，順便問起他是否還堅持看足球比賽，應先生會心一笑：“小友還記得”。
應啟後書桌上的台曆定格在5月26日他離開的那天
應先生平生與人為善而從不願給人添麻煩。記得1997年他孩子熙辰有件事希望我幫助一下，想讓他先打個招呼，他說：“不要給小羅增加麻煩。”後來我知道了便與熙辰約見，一談便知所托既不違反原則，也不算什麼麻煩，很快順利解決。此次看到他的《遺囑》中關照了幾個“不”，且“骨灰或撒于江湖，或樹葬”，真感慨萬端。來不煩人，去不累地，利他為先，無欲自潔，真仁者而臻于聖矣。
我向熙辰問起，應先生有沒有留下遺作？如果需要整理出版，自當盡力。熙辰拿出來應先生多年的備課筆記，另有長期以來所記日記，說“爸爸囑咐，這些要儲存好”。經熙辰允許，我拜讀了日記最後幾天的内容。5月18日好友朱子南教授仙逝，他簡要記及，心中哀痛可感，其後越記越簡略。他每天記了日記，會習慣性地将台曆翻過一頁，至5月26日，這一頁太沉重，終于沒有力量揭開。6月2日，應先生駕鶴西去，永遠離開了我們，他的論著和這些備課筆記，以及幾十年的日記，就是留下的學術遺産和精神遺産了。
在他每日端坐的書桌前的玻璃台闆下，壓着“學圃老人”戊午年（1978）贈予他的法書《自題六十畫像》詩帖（詩後題字：啟後老弟正之），其尾聯雲：“欣然留得青山在，老圃黃花映夕陽。”這幅作品他珍藏了四十多年，日日經眼，其中應有他的情懷在。我想，或許在《文學的基本原理》中有他的學術青春，厚重的備課筆記，則是他之于我們，之于曆屆學生，之于文藝學界的一片深茂廣大的青山。而幾十年的日記中，有他日升中天的氣象，也有夕陽晚照的景觀，這些都是可貴的财富，值得我們珍惜和研究。
2021年6月3日石湖之畔栽竹軒疾書，4日修改。
作者：羅時進
編輯：周怡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