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前中共台灣工委被破壞的經驗教訓

1949年7月，在解放戰争凱歌高奏時，毛澤東曾提出“我們必須準備攻台灣的條件，除陸軍外主要靠内應和空軍”。這時所說的“内應”便是島内地下黨組織，可惜的是幾個月後這一組織不幸遭受了重大破壞──

中國共産黨上司民主革命時期，台灣也有部分革命者建立和發展過共産黨組織，不過卻因島内的特殊情況屢遭破壞。在解放軍開始籌劃渡海攻台而急需内應時，1950年國中共台灣工委卻遭到近乎覆滅性的損失，組織基礎薄弱、指導思想急躁和上司成員的腐敗是其主要原因。

一、“老台共”失敗後，中共于1945年建立台灣工委

台灣于1895年被日本侵占後，島内人民仍同大陸保持着密切聯系，一些進步青年回大陸學習時接受了共産主義思想。如島内的女革命者謝雪紅在1925年便于上海參加五卅運動，同年加入中國共産黨，年底入莫斯科東方大學，同鄧小平、蔣經國為同期同學。1928年4月，以旅滬台灣革命青年為骨幹的台灣共産黨在上海租界一家照相館的二樓上成立，後被人俗稱“老台共”。台共書記為林木順，蔡前（後改名蔡乾）、謝雪紅等為中央委員會成員。

曾任中共台灣工委書記的蔡前（乾）被捕叛變後，導緻台灣地下黨組織遭受重大破壞。圖為已成為叛徒的蔡乾。

台共在中共中央幫助指導下建立，不過按照共産國際關于殖民地黨組織應歸宗主國黨組織上司的原則，當時的名稱是“日本共産黨台灣民族支部”，歸日共上司。台共建立後即返島發動群衆，于1929年在台灣中南部通過“農民組合”發起小規模暴動，日本警方随之展開第一次“台共大檢肅”，逮捕了許多骨幹。随着日共組織在本土被破壞，1931年日本警方在全島發動第二次“台共大檢肅”，抓捕了台共上司謝雪紅等人并判重刑，導緻組織瓦解，隻剩少數人隐蔽民間或潛回大陸。如蔡前回福建後進入中央蘇區，作為台灣代表參加了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後跟随紅軍長征到陝北，抗戰時還任過八路軍敵工部部長。

1945年8月日本投降，随後國民黨軍由美軍運送接收台灣，中共中央也決定在這塊回歸祖國的省份建立組織。當時在延安的蔡前是唯一有紅軍資曆的台灣幹部，雖然此前犯過生活作風錯誤，中共中央鑒于他熟悉島内情況并經過長征考驗，還是任命此人為台灣省工委書記。9月間蔡前由延安出發，12月到達江蘇淮安，同在華中局工作的台灣籍幹部張志忠等人會合，再分批到滬以返台。1946年4月，工委副書記張志忠先行到達台北，7月間蔡前（後改名蔡乾）抵達，并聯絡島上的謝雪紅等人秘密建立組織。由于台灣受日本半個世紀統治，大陸革命風潮對島内影響小，群衆對共産黨缺乏了解，工委一年内發展黨員不過百餘人。

國民政府剛上島接收時，台灣知識分子大多對重歸祖國感到興奮，随後又對國民黨“接收大員”的搜刮惡行極度失望，不少人對共産黨産生向往并要求入黨。不過其中一些人出于趕時髦，革命意志并不堅定，遇到風浪便出現逃避，李登輝便是其中的一個典型。 1946年9月，剛從日本回台灣大學農學院就讀的23歲的學生李登輝曾申請加入共産黨，很快得到準許。1947年2月末發生“二二八”起義時，李登輝參加了一些宣傳，随後因國民黨軍警特展開血腥鎮壓便躲避起來不參與活動。1948年夏天，畢業後已擔任台灣大學助教的李登輝找到中共台灣學工委要求退黨，并稱自己仍相信馬克思主義學說，卻不願過組織生活和受黨的紀律限制。當時組織上分析，李登輝是因害怕危險而退黨，經挽留無效後便予同意，不過此人還答應保守秘密。

據幾十年後退休的台灣特務頭子回憶，中共台灣工委遭破壞後國民黨當局也知道了李登輝這段曆史，曾将他拘留審查過七天，放出後很長一段時間還要定期彙報，外出又遭跟蹤。直至1970年代初，蔣經國強調“吹台青”（即提拔台籍新人）時提升了李登輝，才向其說明：“你的有關材料已經被燒了，以後沒有這回事了，好好做事吧。”蔣經國能有此表示并不奇怪，因他自己當年在蘇聯也加入過共産黨，後來喜歡重用共産黨的叛徒或脫黨分子。

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卷起全島反對國民黨統治的民變，中共台灣省工委因事先缺乏準備，隻有謝雪紅和張志忠等人組織部分群衆參加鬥争。随後國民黨當局實行白色恐怖，使工委的秘密活動更增加了困難，不過群眾對國民黨不滿情緒的滋長也為地下黨發展提供了有利條件。

二、急躁冒進和負責人叛變招緻大破壞

進入1948年底，國民黨統治在大陸面臨崩潰，其黨政軍機構和特務機關陸續遷台，對島内的控制得到加強。此時中共台灣工委隻看到逃台的國民黨軍人心惶惶，以及衆多群衆認為解放在即，便采取了一系列急躁冒進的行動。 1949年5月上海解放，蔣介石逃入台灣，此時中共台灣工委向中央報告稱地下黨員發展到1300人，同情黨并參加地下活動的群衆還有2000人，這在島内700多萬人口中力量仍很薄弱。此時工委卻開始在山區建立武裝據點，在台北市内印刷《光明報》散發，并大力發展黨員。工委還在《攻台建議書》表示：“需要考慮季節風勢的話，則攻台日期，應以明年四月最為适當。”根據這一估計，工委隻以幾個月的短期打算來準備策應解放軍登陸。

1949年7月，撤到台灣的以毛人鳳為首的保密局在高校内發現《光明報》，順藤摸瓜破壞了印刷場所，并掌握了上層上司者“老鄭”（即蔡乾）的線索。10月間，保密局通過剛混入中共高雄工委組織的一名老牌特務，掌握了其“上線”李汾，這個缺乏覺悟的工運負責人被捕後供出中共台灣工委副書記陳澤民，特務讓他去接頭時實施了抓捕。陳澤民被捕後經嚴刑拷打雖不肯說出“老鄭”身份，卻暴露了他的住址，特務趕到此住所已空無一人。12月末，特務們通過被捕者供詞和武裝據點對外聯系暴露的線索，在街上抓捕了負責軍事工作的中共台灣工委副書記張志忠。

1950年1月29日，在“老鄭”住所長期蹲守的特務抓到回家的一位40來歲的男子。此人隻報了假名字和假身份，卻要求提供美食。特務頭子谷正文後來回憶說，他一眼便看出此人有追求享受的弱點，便讓人天天給他買餃子。一星期後此人說“想着牛排的味道都快想瘋了”，并指定要到台北最高檔的波麗露餐廳買，吃完後又說為表示感謝，可帶他們找共産黨一個據點。立功心切的3個小特務便讓他帶路，結果走進一個黑暗廠房時此人突然跑掉。

“老鄭”逃走後，谷正文發現他正是台灣中共地下黨最高負責人蔡乾，在他住所搜到的筆記上還發現“吳次長”三個字。因參謀次長中吳姓者隻有吳石一人，谷正文等便認定吳石中将在向中共提供情報，經上峰同意将這個重要“卧底”抓捕，幾個月後由蔣介石下令殺害。在筆記中用真姓實職記錄重要聯絡人，這是地下工作不允許出現的大錯誤，蔡乾工作之大意疏忽由此可見。兩個月後，谷正文又掌握了蔡乾在“老台共”時的一些關系，通過追查拷問，得知他已躲往嘉義農村，便派看押過此人的特務去查找。為了避免顯眼，特務們換上農民服裝，到當地後便在鄉間路上遠遠看到一個穿西裝的人。見此反常目标，特務追上去一看正是“老鄭”。經查問，原來是他在鄉下躲藏兩月清苦難耐，想到鎮上西餐館解饞，就顧不得着裝上的大忌。蔡乾第二次被捕後馬上叛變，願交待所有地下組織，隻提出一個條件，即讓已同他姘居兩年的妻妹來監獄同住。谷正文聽後大笑，馬上把這個16歲的小姑娘送來。 蔡乾叛變導緻台灣工委下屬組織全部被破壞，據國民黨當局統計共抓捕1800餘人，不肯屈服者都遭處決。中共台灣工委會宣傳部長洪幼樵即将搭乘渡輪回大陸，因蔡乾供出其行程而在基隆碼頭被逮捕。工委在山區的一些武裝訓練營地也被特務掌握了線索。1950年3月間，“竹子坑武裝基地”遭到破壞。最後一個“鹿窟武裝基地”隐蔽堅持到1952年，在保密局特務會同軍警的進攻下也被摧毀。這段辛酸曆史在1990年代的台灣解密後，将幸存者和特務頭子的回憶錄結合起來看，便能清楚顯現出當年地下組織遭破壞的詳細過程。

曾任“國防部參謀次長”的吳石，是我黨成功打入國民黨内部的級别最高的情報人員，1950年被捕就義于台北。

三、違背秘密工作原則和上司者腐化是緻禍之源

中共台灣工委遭受大破壞，有對解放軍渡海時間估計過于樂觀和島上回旋餘地小等客觀因素，主觀指導失當及上司者個人品質又是主要原因。當對台灣工委書記蔡乾和副書記陳澤民、張志忠等人的審問結束後，特務頭子毛人鳳、谷正文想了解這些人如何總結教訓，便将他們關進同一間牢房裡并監聽其談話。

據谷正文回憶，張志忠天天組織同牢房人“批鬥”蔡乾，指着鼻子罵他“誘奸十四歲的小姨子，侵吞一萬元美金工作經費，天天上波麗露西餐廳吃早點，竟然還敢到處張揚他是共産黨在台灣的上司人”。由叛徒變為特務的谷正文曾在八路軍一一五師受過羅榮桓上司，很熟悉共産黨内情況。他在1990年代發表的回憶錄中對此案的總結是──“我認為，共産黨在台灣的地下工作之是以失敗，除了組織成員過于樂觀，以緻形迹過于暴露之外，其上司人蔡乾的浮奢個性更是一個嚴重的緻命傷！”“能有幾分周恩來或者羅榮桓的才氣，那麼國共在島内這頁隐蔽戰線鬥争史，恐怕要改寫。”

曆史事實證明，蔡乾從艱苦的延安返台後，因當地有日本經營的基礎而在經濟水準上遠高于大陸，便迷戀于奢華生活，熱衷于聯絡上層工商人士。他原為上海女工的妻子去世後，便同僅14歲的妻妹同居，錢不夠花便挪用組織經費。進入1949年後，蔡乾竟向島内一些富人炫耀自己的身份以索要贊助，并聲稱若給錢則解放後必予關照，似這般張揚遲早會被敵特發現。他的被捕雖出于偶然，然而曆史的偶然性恰恰寓于必然性之中。 除了負責人的個人品質，中共台灣工委對形勢估計錯誤造成指導方針上的偏差也是招緻大破壞的原因。毛澤東在抗戰期間曾提出過黨的地下工作的十六字方針，即“隐蔽精幹、長期埋伏、積蓄力量、等待時機”。周恩來在總結中共南方工作委員會在1942年遭破壞的教訓時也強調，地下黨不能同時兼搞武裝鬥争，因為二者的指導方針是沖突的。衆多實踐都證明，搞武裝鬥争需要廣泛發動群衆，勢必不可能隐蔽組織和上司者，而當時台灣工委違背地下工作的長期隐蔽的方針急于建立武裝訓練基地，在勞工學生中不經嚴格審查大力發展黨員，恰恰為敵特滲入并找到上司者的線索提供了機會。

在大陸全部解放後的1950年，中共情報部門的上司者李克農根據周恩來的訓示，用了幾個月的時間總結黨的隐蔽鬥争經驗，得出黨的絕對上司和以政治基礎為主的兩點原則。事實證明，即使是在嚴格保密的地下工作中，黨組織也必須對每個成員加強上司監督，并以政治信念凝聚成員而努力防止信仰缺失。中共台灣工委遭破壞的過程，恰恰也證明這兩條原則不可違反。像蔡乾這樣一個經曆過組建台共和長征的幹部竟堕落到如此程度，曾令許多人震驚，若仔細分析也可看出人的思想會随着環境變化而變化，過去有過奮鬥光榮并不能確定後來始終如一，尤其是面對腐蝕誘惑而脫離監督制約時更容易出現蛻變。蔡乾主持台灣工委時正是利用孤懸海外上級難以監督，日益走向腐化，人生追求發生扭曲後其政治立場也就不可能堅定。

當時台灣工委一些基層勞工黨員被捕即叛變，據當時特務審訊後的報告也稱他們根本不了解共産黨的理念，隻是看到形勢會巨變而急忙來投機。在缺乏政治信仰的狀态下，這些人自然不可能保持堅貞，此類教訓也說明加強理想信念的教育是何等地重要！一個甲子的時光流逝，台灣海峽兩岸局勢已發生了巨變，當年島内白色恐怖下的幸存者在1990年代以後已能公開憑吊犧牲者，一些就義烈士的遺骨還經有關部門安排遷葬到大陸。今天的人們紀念那些犧牲的前輩時，不僅能進一步激發為實作祖國完全統一而奮鬥的意志，同時通過回顧中共台灣工委遭破壞的過程，還可以從中總結一些帶有曆史規律性的教訓，對如今的幹部和黨員也會引發一些有益的啟示。(來源：北京日報 作者：徐焰)

叛徒蔡孝乾：出賣1800人，潛台黨組織全軍覆沒，攻台程序被迫推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