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黎力（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
在過去一個多世紀中，伴随着中國的時代變遷和社會興替，外國經濟思想史學科在我國承擔的角色和發揮的功能經曆了重大演變。外國經濟思想史學科的百年流變，展現了與理論經濟學其他學科之間親疏關系的演進，是響應我國時代需求和契合學科發展的産物。
外國經濟思想史的萌芽
鴉片戰争以後，在西方傳教士的“推動”和中國留學生的“拉動”之下，中國開啟了近代經濟學“西學東漸”的曆程。作為“舶來品”的外國經濟思想史構成了外國經濟思想和西方經濟學傳入我國的重要途徑群組成部分。
與各類經濟學原理相關著作并行傳入的，是大量經濟學說史譯著。當時國外主要的經濟學說史教材被悉數譯介引入，同一本教材還有多個譯本通行。國人自編自撰的經濟學說史著作也十分可觀，其中梁啟超出版的《生計學學說沿革小史》（1902），通常被視作國内第一部系統介紹經濟學說史的著作。這些著作大量湧現的背後，反映的是經濟學說史教學和研究在國内如火如荼地開展。在清末清政府頒布的經濟學教育規定中，經濟思想史課程被明确列為經濟學課程。民國時期延續了這種做法。1939年，經濟思想史在教育部的建議之下成為大學的必修課，其内容作為“經濟理論”予以考查。與教學繁榮相伴的是研究的興盛。
在教學和研究的共同推動下，外國經濟思想史學科在我國初步建立了起來，其中趙迺抟、王亞南和袁賢能等作出了重要貢獻。他們都在高校長期講授經濟學說史相關課程，出版過經濟學說史著作，在經濟思想史領域深有研究，融通中西史學，對經濟思想史整個學科（即經濟思想編史學）作出了重大貢獻和創新。
在20世紀上半葉，經濟思想史在西方也步入了“黃金時代”，其被作為經濟學核心課程予以講授，系統學習經濟思想史構成了經濟學研究的重要内容。外國經濟思想史在這一時期得以發揮西方經濟學說傳入中國載體和橋梁的建設性角色，實作從萌芽到學科的初步建立。這既是近代經濟學“西學東漸”環境下經濟思想史思想和學說源流發展的需求，也反映出當時中國知識分子在積極探索富強之道時，試圖比較不同學說，以開闊眼界、尋求借鑒。在全國各地紛紛創立現代型大學之後，國内經濟系在引進國外經濟學原理和其他經濟學分支學科的同時，也大力引進經濟思想史。
服務于政治經濟學學科建設
新中國成立後，為适應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經濟學學科發展也呈現新的變化。外國經濟思想史學科随之作為一種理論鬥争和建設的武器，承擔服務于政治經濟學學科建設，緻力于“資産階級庸俗經濟學”批判的雙重功能。
新中國成立後不久，在蘇聯專家的指導下，我國開始推進政治經濟學學科建設，建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知識體系。這一體系主要由政治經濟學和經濟學說史構成。經濟學說史的對象就是政治經濟學這門科學的産生和發展的曆史，旨在拓寬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知識基礎和曆史視野，揭露現代資産階級庸俗經濟學理論，以期增進對政治經濟學科學性的了解。為了服務于這一學科定位，當時不少高校除了設立政治經濟學教研室外，還一并設立了經濟學說史教研室。
在這種學科調整和導向下，各高等院校用社會主義經濟學課程體系全面取代了民國時期的西方經濟學課程體系。當時，中國大學通常隻講授政治經濟學，西方經濟學課程被取消，相關西方經濟理論僅在經濟學說史課程中出于批判的目的而被講授。從20世紀50年代中期起，高校相繼開設了兩門課程，一門是“外國經濟學說史”，另一門為“當代資産階級經濟學說（介紹與批判）”。這兩門經濟學說史課程配合“政治經濟學”和“《資本論》研究”這兩門課的教學，在幫助學生深入了解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和正确對待資産階級經濟學方面作出了重要貢獻。
教材建設方面也緊緊圍繞這一學科定位。在20世紀50年代，我國高等院校普遍采用的教科書是蘇聯盧森貝所著的《政治經濟學史》。而到了20世紀60年代，在中宣部和教育部的組織下，出版了兩部經濟學說史相關自編教材。一本是由魯友章、李宗正主編的《經濟學說史》（1965），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第一本由中國學者編寫的經濟學說史教材；另一本（套）是由羅志如、巫寶三和高鴻業組織編寫的《當代資産階級經濟學說》，一般被視作新中國第一套西方經濟學統編教材。此外，為了服務于古典政治經濟學研究和早期庸俗經濟學批判，當時還出版了一些由季陶達、王亞南等專家編輯的相關選輯。
可見，在這段時期，外國經濟思想史學科在主觀上配合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教學和研究的同時，在客觀上卻有助于西方經濟學的引入、存續和傳承，盡管是在十分有限的範圍内作為批判的對象重評而忽述。
外國經濟思想史研究亟待加強
在思想解放和改革開放實踐迫切需要的時代背景之下，中國重新開機了系統引進和學習西方經濟學的曆程。在此過程初期，外國經濟思想史學科繼續扮演着西方經濟學學習橋梁的角色，并同國外類似，作為獨立的分支學科建立和發展了起來。然而，自20世紀80年代末以來，随着西方經濟學作為獨立學科的進一步發展和壯大，外國經濟思想史學科這一使命宣告完成，逐漸被邊緣化而走向衰落。
1979年，“（中華）外國經濟學說研究會”的成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視為我國外國經濟思想史學科正式建立的标志。該研究會由陳岱孫、李宗正、吳易風和朱紹文等17位主要從事經濟學說史教學和研究的學者共同發起，是一個全國性的外國經濟思想史學會。該研究會通過舉辦大型“國外經濟學講座”（1979—1981），翻譯、編輯和出版《現代國外經濟學論文選》（1979—1997），定期舉辦學會年會以及主編論文集等形式，大力推動了經濟思想史學術共同體的形成和發展，以及西方經濟學的普及和傳播。
外國經濟思想史學科定位的變化也展現在學科課程設定上。雖然西方經濟學依然是作為與外國經濟學說史相關的二級學科，構成經濟學說史的“當代延伸”課程予以講授，但以陶大镛主編的《外國經濟思想史新編》（1990）為代表的經濟學說史教材，則試圖将傳統的經濟學說史與當代西方經濟學内容編到一起，着眼于以述為主、突出創見和洋為中用。
然而，随着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特别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确立後，西方經濟學學科的獨立和進一步發展，外國經濟思想史逐漸與其分道揚镳。西方經濟學開始成為經濟學專業的核心課程，分為微觀和宏觀兩個次元，初、中、高三個等級講授，直接采用西方學者編寫的教材，西方經濟學正式成為理論經濟學的二級學科，并在高校設立碩士和博士點。這個轉變意味着西方經濟學已無須再通過外國經濟思想史學科這個載體來引入和發展。如同在國外一樣，經濟思想史不再被認為是經濟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并進一步被貼上“異端經濟學”的标簽而逐漸被邊緣化。外國經濟思想史學科在我國開始淪為引入和評介西方異端經濟學的角色，更多與經濟史一起作為“兩史”學科一同建設。
綜上可見，在過去一個多世紀，外國經濟思想史從清末、民國時期作為西方各類經濟思想傳入的載體、提供富強之道的借鑒，到新中國成立以來作為理論批判和鬥争的武器以及政治經濟學學科建設的工具，改革開放後成為西方經濟學學科建設的“橋頭堡”，再到20世紀90年代末以來淪為西方異端經濟學的“傳送帶”而逐漸被邊緣化，與經濟史學科抱團取暖。新時代如何繼續發揮該學科在中國經濟學體系建構和建設當中的功能，是急需重視和深入研究的重大課題。
（本文系中國人民大學科學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大學研業務費專項資金資助）項目“我國外國經濟思想史的學科史和學術史研究”（20XNA042）階段性成果）
來源： 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